【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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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随着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语境的转型,现代汉诗的写作也进入全新而醒目的变革期。独立的“个人”写者姿态取代“集体”代言人的身份,这一抒情姿态的转身成为1990年代诗学转向最重要的内在动因。以北岛、多多、张枣、宋琳为首的一批诗人从本土启程远走异国,进入他们人生与写作共同的新时期。地理空间上的“景观”转换改变了文学书写的内部“景观”,诗人的笔触由关注“外在”的现实社会收缩回“内在”的心灵世界,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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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随着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语境的转型,现代汉诗的写作也进入全新而醒目的变革期。独立的“个人”写者姿态取代“集体”代言人的身份,这一抒情姿态的转身成为1990年代诗学转向最重要的内在动因。以北岛、多多、张枣、宋琳为首的一批诗人从本土启程远走异国,进入他们人生与写作共同的新时期。地理空间上的“景观”转换改变了文学书写的内部“景观”,诗人的笔触由关注“外在”的现实社会收缩回“内在”的心灵世界,转向一种个体意义上的沉潜写作。他们由早年的“呐喊者”与“代言人”转变为孤独的“独语者”,并在对存在的深入体验中呈现出“沉默”与“失语”之症候。形式层面上诗人们则转向诗歌语言本体层面的探索与实验,重新寻回现代汉语诗歌业已丧失的“诗性语言”。以北岛、多多、张枣、宋琳为首的流散诗人群在转型中让精神“归乡”,以边缘之声同中心构成了某种亲密而动人的“和鸣”。本篇论文试图通过重返1990年代现代汉诗创作的历史语境与发生现场,从域外诗作这一边缘的风景入手,探究异域空间与诗者漂泊体验、边缘与中心共鸣的特点与转向,由此去探寻现代汉诗的未来向度与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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