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德国古典哲学开始,自我意识作为主体真正确立并在黑格尔那里发展到极致。黑格尔将自我意识作为他整个哲学体系的一个起点,广阔延伸。作为黑格尔学派分裂过程中产生的青年黑格尔派,受黑格尔自我意识的影响,使以布鲁诺·鲍威尔(以下称为鲍威尔)为代表的自我意识哲学成为整个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的核心,进行一切批判活动。鲍威尔作为马克思的恩师和朋友,他的自我意识哲学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初期曾产生过重大影响,但随着马克思对现实生活的关注,马克思意识到鲍威尔思想存在重理论批判、轻现实政治斗争的不足之处,决定与之论战。在马克思与鲍威尔公开论战前,马克思对鲍威尔的评价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由肯定到间接指责,再到决裂。决裂后,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称为《手稿》)、《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称为《形态》)中展开对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的批判。“犹太人问题”是一个导火索,马克思展开了与鲍威尔的首次论战。马克思从世俗角度与德国实际出发,批判了鲍威尔解决犹太人问题依靠消除宗教对立的策略。在《手稿》中,马克思以一个“实证的批判者”的姿态批判鲍威尔为了他的批判的“纯粹性”,对黑格尔哲学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马克思还借助对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前提即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来达到对这一自我意识哲学本身的批判。而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批判了鲍威尔思辨性的唯心主义哲学和英雄史观。最终,在《形态》中,马克思以“现实的人”为前提批判鲍威尔抽象的人,并且在历史观的基本问题上,划清了与鲍威尔的界限。鲍威尔对历史过程的解释实际上是在自我意识的范围内打转,马克思认为这是一种无根性批判。因此,马克思对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的批判具有重要意义。首先,马克思实现了哲学思想的转向,科学的唯物史观最终得以形成;其次,贯穿于马克思哲学发展始终的人学思想得以发展;最后,通过对青年黑格尔派成员的批判,完成了对早期哲学信仰的彻底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