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回顾建国后北京市城市基层治理模式和社区工作者构成及行动特征变迁，探讨国家治理目的和手段，与城市基层工作人员的动员方式和准入条件之间的动态关系。文章以北京市X区H、S、Z三个社区为主要资料来源，通过对其建国后社区工作的历史发展和人员构成与工作方式的变迁的回顾和梳理，发现在六十余年的社区工作发展历程中，社区工作者的动员模式和结构特征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单位制主导时期，社区游离于单位制边缘，国家通过资源的控制，利用全能型的单位对城市社会进行全面的控制。在这种高度的社会控制性管理模式下，社区的工作内容也体现出政治性。伴随单位制作用逐渐减弱和全能型政府的减负，国家治理手段的抽象化和技术化，更多的社会功能向社区下沉，事务性的工作内容使得城市社区居委会产生行政化特征。　　国家治理模式和改革的进程促使城市基层工作者人员结构和动员方式等诸多方面发生变化。在动员方式上，从积极分子选拔到专业性招聘，体制化和制度化的动员模式逐渐取代了非正式的劝说等方式。在人员构成上，社区工作人员结构从同质性向异质性转变，从“弱者的治理”向“精英治理”的趋势发展。“外部人”进入社区工作，年轻化、专业化和职业化成为了社区工作者队伍的一个发展趋势。体制化的动员模式，将社区工作人员规训入国家的体制之内。科层化的人员结构和管理模式又进一步促进了基层工作的行政化，而新的权力的渗入正是通过这种行政任务的下达和完成来实现的，并且通过“议政分设”有了更合法的途径。通过这种行政化和权力的渗透，社区自治性的组织地位被弱化和边缘化。通过社区工作人员和组织的改革，国家权力获得了更加合法的下伸途径，在城市基层社区形成了国家基层治理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