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翻译家阿瑟·韦利于1934年首次出版了侧重表达中国哲学思想的《道德经》英译本，备受好评，数次重印。目前，围绕其英译本的研究大多仍旧拘泥于译文文本研究，却极少对其不同副文本的产生缘由给予关注。
　　本文选取兼顾经典性与通俗性的韦利《道德经》英译本，以热拉尔·热奈特的副文本为切入点，选取时间跨度较大的四个版本，借助封面、前言、引言、插图、附录、各类注释等内副文本因素，和亚马逊读者评论、出版商广告以及译者翻译思想评价等外副文本因素，从皮埃尔·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的三种具体形式(身体化文化资本、客观化文化资本和制度化文化资本)分析韦利在这个翻译事件中的翻译行为的复杂性。
　　通过拥有不同副文本的韦利《道德经》英译本的个案研究，副文本可看作是翻译事件中，受携带不同文化资本的参与者所处主动态势或被动态势影响的结果。一方面，1934首版本所代表的国外版本，是韦利的身体化文化资本在和原作的客观化文化资本、赞助商和出版商所携带的制度化文化资本竞争较量中处于主导地位的结果，因此译者在决定副文本的最终去留上有极大的话语权，对其副文本产生了积极影响；而另一方面，以《大中华文库》系列为依托的1999国内版本，是韦利的身体化文化资本在和国家权利机关与出版商所携带的制度化文化资本竞争较量中处于被动地位的结果，因此对其副文本产生了消极影响，最终其副文本主要遵循国家权利机关弘扬中国特色文化的意愿。鉴于此，虽然韦利《道德经》英译本顺利再版时伴随不同副文本，但是与其说这是译者与其他翻译行为者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妥协的结果，不如从根本上说是受所有翻译行为者所携带的文化资本动态较量的影响。
　　社会场域内的中国经典文学翻译活动的复杂性，可以从文化资本对翻译副文本施与的隐蔽性主动影响或被动影响中窥见一斑。不仅填补了文化资本对翻译副文本的影响研究的空白，打开了从社会翻译学视角拓展副文本侧重工具性研究的新思路；而且打破了参与翻译过程的所有翻译行为者的隐身惯例，为以后的文化资本研究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