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的文化哲学是时代的产物。冯友兰抱着“旧邦新命”的坚定信念，从别共殊的思维方式出发，以“文化类型说”和“抽象继承法”为基本解释框架，对文化的会通与传承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并提出了中国现代化的道路：转变文化转型，在工业、知识、技术方面开新；在道德方面继往，对于传统文化需要必要的继承。这种思考无疑具有超迈前人、启迪来者之功。本文认为，冯友兰通过人生哲学所阐发的文化主体论是其文化哲学的核心。从早期《人生哲学》中的“中道人生论”到《新原人》中的人生境界论，冯友兰倡扬一种既有别()西方个人主义，又有别于传统儒家的道德人格——圣人。圣人具有的境界就是天地境界。由于天地境界是一种哲学的境界，只有具有很高哲学素养的人才有可能达到，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因此，他对文化主体的价值定位不可能成为普遍的人生信仰，自然也无法成为中华民族的安身立命之处，在重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也难以起到实质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