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跨境数据流动也愈加频繁,由此带来的经济效益与负面效应逐渐突出。数据同其他资源一样成为各国争夺的对象,数据的跨境流动也为个人数据权利、网络安全甚至国家安全带来风险。传统的跨境数据流动规则难以解决上述问题,2018年5月25日,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应运而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不仅适用范围广、处罚力度强、数据主体权利完善,而且其包括多种详细的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具有很强的实操性。研究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跨境数据流动规则,一方面我国可以选择性借鉴欧盟做法,完善中国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另一方面在我国涉欧企业进行数据跨境流动时给予规则指引,降低企业合规成本,规避法律风险。另外,由于数据跨境流动的国际性,国内法的规制有限,通过国际合作方式进行法律规制有其必要性。《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为了保护数据主体权利,原则上禁止数据跨境流动,只能通过充分性保护规则与适当保障措施进行数据流动,但出于数字贸易的考虑,欧盟也引入了例外规则。另一方面,规则目标的实现需要救济措施的保障,《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规定数据主体可通过申诉、诉讼、公益诉讼等的方式维权。不过,看似完善的规则可能过于加重企业负担,形成新的贸易壁垒,限制了数字经济的发展。完善的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应当具有明确的规制目标、具体的数据流动方式、独立的监管机构、完善的权利救济措施以及国际合作机制,我国也应当依照此种体系进行我国跨境数据流动规则构建,但也要避免过重的义务限制本国国际贸易的发展。另外,充分性保护规则并不适用于我国企业进行涉欧跨境数据流动,适当保障措施中的约束性企业规则、标准合同条款、行为准则与认证方式更加适用于我国企业;考虑数据本土化也可以成为我国规避《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的方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