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效行政协议的司法认定是我国行政协议制度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基于行政协议行政性的本质属性,从公法角度对行政协议无效予以认定尤为重要。本文主要研究重大且明显违法在无效行政协议中的司法认定。重大且明显违法理论源于公定力理论、公民抵抗权理论、行政法治理论,在这三种理论的基础上,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纷纷确立了行政行为无效理论。重大且明显违法理论可适用于行政协议是因为行政协议的本质属性、公定力理论也应当适用于行政协议。行政协议司法实践中,重大且明显违法的认定方式可分为区分具体情形的认定方式与概括的认定方式。在司法实践中,“重大且明显违法”的认定主要有三点问题:违法性的边界不清、没有依据的情形认识模糊以及行政协议无效与行政协议可撤销的混淆。基于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本文主要通过明确重大且明显违法标准、重大且明显违法具体情形等方面予以完善。本文从违法性、重大性、明显性三方面论述重大且明显违法标准。其中违法性是基础,重大性和明显性是对违法程度的表述。违法性应当综合考虑违反法律规范的层级。同时,对于上述“法”的范围应当限定为强制性规定。重大性应考虑行政协议违反法规范符合行政协议构成要件的重要性标准,以及行政协议签订后造成损害后果的严重程度。明显性是以一般理性人的认识作为判断标准。重大且明显违法的具体情形包括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没有依据、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实施以及其他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其他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包括行政协议相对人不具有缔约资格、缔约程序违法。在行政协议的合法性判断中,法院应当先适用重大且明显违法标准,并且需立足于整体解决,对符合无效要件的行政协议进行主动审查。本文最后提出重大且明显违法使用的补充:具体价值衡量。具体价值衡量的适用的前提是判决无效将会给行政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带来严重损害。具体价值衡量的运用应当以例外为原则。具体价值衡量运用的逻辑起点和终点都是维护社会利益、行政协议对方当事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