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越来越深入的融合到全球一体化发展的浪潮之中。在积极与世界各国进行文明友好交流的同时,这个古老的大国也如所有正在进行现代化转型的国家一样,面临着一个法治文化领域的“顾炎武”式难题:“作为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应当如何建立自己的宪制秩序?”事实上,无论是传统文化中民本法治模式认同的难题,还是因强势文化冲击下的理性主义危机,都加剧了我国本土法治建设中主体性缺位的困境,进而演变为一场以文化认同为表征的法治危机。为顺利度过这一危机,本文首先对传统道德文化之于中国现代法治的失灵,以及“理性主义”的外来性冲击进行了初步阐释;其次,对传统道德文化之于现代法治的失序,以及这两种文明背后的法理价值博弈进行了进一步说明,并以回归文明秩序的旨趣对二者相冲突的原因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证;紧接着,通过对传统道德文化与现代法治的反思,对此种文化认同危机的本质进行了剖析,提出经由季卫东教授的“新程序主义理论”(因该项理论既能保留道德文化中可取的实质精神以应对现代“理性主义”危机下的功利缺陷,又能切实保障法律的合理性和稳定性以应对形势复杂的现代社会问题)来识别、确立中国现代法治发展中亟需突破的理论障碍和应当具备的道德品格,从而构建一种新的权威性文化认同,开辟中国现代法治发展的新路径;最后,文章简要展望了这一路径实践下的未来,即逐步实现传统法治文化创新性转换的同时,奋力推进我国法治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成功构建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法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