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面对工业化进程中暴露出的一些弊端,社会各界开始关注企业社会责任。我国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起步较晚,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学术界才涉足该领域,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唤起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和理论探讨等内容,实证研究较少,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和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方面也做得不尽人意。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参与的世界经济事务越来越多,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同时,伴随着我国提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国内外社会各界逐渐提高了对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及重视,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呼声越来越高,企业主体在内外部多种因素影响下也增强了社会责任意识,更加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在这种现实条件下,我国学术界展开了对社会责任的广泛研究。学者们对社会责任研究的视角很多,本文选取的研究角度是采用规范和实证相结合的方法,以上交所的68家公司为代表,分析我国企业最近三年履行社会责任的整体状况及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从而为政府、非政府组织及企业提出政策性建议。本文第一部分在介绍了研究背景基础上,对企业社会责任、社会责任会计及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等概念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研究基础上结合我国具体状况进行了界定。文章将企业社会责任界定为公司在创造利润、对股东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公司的社会责任要求公司必须超越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强调再生产过程中对人的价值的关注,强调对消费者、员工、环境、社会的贡献。本文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研究就是在此定义基础上进行的。在明确了相关概念后,文章第二部分首先选取了与社会责任密切相关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为理论基础,然后对有关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国内外文献从披露内容、披露形式、影响因素及与财务绩效的关系等角度进行详细的总结回顾,梳理出了学术界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研究趋势和目前研究热点。在对国外和我国相关研究的比较分析中得出,近几年,我国对社会责任的研究不断增加,但较西方而言,实证研究较少,且实证研究模式多数是借鉴国外,创新点不多,对我国特殊国情和制度背景分析不足,同时,国内大多数研究不够系统,研究思路较为零乱和松散,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我国学者针对我国特殊国情的社会责任研究任重而道远。随即在第三部分中本文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相关准则和标准从国际、国内两个角度归纳总结,详细介绍了社会责任标准和全球契约计划两个国际标准,对于国内的准则、标准,主要从政府组织、行业协会、证券交易所及企业本身等多层面进行了总结,从而对本文研究的制度背景有了清楚认识。本文第四部分的实证研究,是在前三部分研究的基础上,立足我国上市公司现状和制度背景,分析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现实情况,实证检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财务绩效的关系,挖掘出企业披露社会责任的动因,从而为各级组织及企业提出有益建议。该部分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研究,是构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并对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二是研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财务绩效的相关性。本文运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样本,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全部A股公司的2006、2007和2008年数据中符合研究目的的676家公司为统计总体,随机抽取总体中的10%上市公司,共计68家公司,204个研究样本。在构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时,首先从样本公司年报中的董事会报告、公司治理报告、社会责任情况专节、重大事项以及报表附注等部分及专门的社会责任报告中手工摘取公司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按照内容分析法将社会责任信息内容分为五大类：员工、中小股东和债权人、消费者和供应商、环境保护、社区和公益事业,然后对这五大类社会责任信息分别进行二级分类,每大类各划分为三个二级小类,共分成十五个二级项目,最后对不同小类按“数量化信息”赋值2,“非数量化信息”赋值1,“无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赋值0的标准进行打分并汇总,各大类满分为6分,各大类得分的加总就是一个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得分,既是构建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CSRI)。在构建好的CSRI基础上,本文分别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总体水平、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各大类得分及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分行业三个角度全面进行描述性统计,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在逐年提高,尤其是08年,CSRI较前两年显著增长,但由于08年政府和上交所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不同企业性质而不同的信息披露政策和08年中国经历较多大型公共危机的情况下,各公司披露情况参差不齐,差距在拉大：各上市公司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格式、内容及承载主体方面差异很大,很多公司只重视与公司利益直接相关的股东、债权人、消费者、员工等的关系,忽视履行环境保护、公益事业等；所处行业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要求较多的公司披露情况较好,我国企业整体社会责任意识不够强,相关披露缺乏主动性。在实证研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财务绩效的相关性时,本文选择了净资产收益率(ROE)作为被解释变量来反映企业的财务绩效,以构建出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CSRI)为解释变量,引入企业规模、企业性质、资产负债率、会计盈余、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作为控制变量。为了更全面地分析问题和使实证结论更具有说服力,本文采用了分年度的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分别回归,弥补了大多数研究单纯使用截面数据的局限性,得出的结论从当期和长期两个角度分析,对政策的长期执行具有一定指导性。文章对分年度的截面数据分别回归的结果显示从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当期来看,CSRI与短期财务绩效的关系不稳定,可能是正相关,也可能是负相关。随后文章在对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前,先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在得出变量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后,使用Hausman检验法来决定面板模型,建立了随机效应变截距模型,回归的结果显示,加入时间因素即从长期来看,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会引起财务绩效的正变化,只不过正向效应不明显,反映出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正向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长期性。文章最后一部分是在以上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向政府机构、证券交易所及企业提出了改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政策建议。针对写作过程中搜集社会责任信息中遇到的困难,本文建议政府及证券交易所等机构须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格式、内容及承载主体进行统一规定,使各公司按照一定标准编制报告,以便于外部使用者摄取社会责任信息。针对本文研究中证明的上交所很多公司基于成本等因素问题,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不主动、不全面,披露范围过于狭窄,多数公司忽视对环境保护、社区和公益事业类的披露的现象,建议各上市公司要加强社会责任感,全面认识社会责任的内涵和意义,树立长远意识,提高履行社会责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为履行社会责任从长远看,可以带来财务绩效的正变化,实证研究结果证实了这一点。既然实证研究表明履行社会责任从长远来看,有利于企业财务绩效的改善,而目前很多企业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故仅靠上市公司的自觉性来完善社会责任报告是不够的,监管部门须要作出强制性要求,才能提高我国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水平,因此本文肯定上交所08年底作出的三类公司必须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尝试,同时支持该所提出的“用两到三年时间,推动所有沪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目标要求,但本文建议监管部门在作出强制要求之前,要充分考虑因此给企业加重的负担,对不同规模、不同行业的公司采取不同的强制措施,使企业在履行好社会责任的同时自身价值达到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