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享有“美国公众的良心”之誉,也常被医学界称为“熟悉的陌生人”。桑塔格获此声名很大程度上缘自她的批评文集《疾病的隐喻》,一部在人文医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品。桑塔格对于疾病的思考绝不仅仅体现于《疾病的隐喻》,她在多部虚构作品和批评文集中都展现出了独特的疾病意识。概括地说,桑塔格在虚构创作中常常以疾病的隐喻内涵形成对社会的象征;而在批评散文中,她又立足疾病的生理性与普遍性特征发出抵制对疾病进行隐喻化阐释的吁求。这看似相互抵牾的疾病意识隐匿在桑塔格的写作中,使得原本就晦涩艰深的桑塔格作品更显迷蒙,然而,这也正是桑塔格和她作品的魅力所在。本论文以桑塔格写作中的疾病意识为研究目标,追溯其复杂多维的意识成因,探讨作家展现在不同文类文本实践中迥异的意识内容与表达方式,及其产生的价值启迪与文化影响,并指出,这看似“矛盾”的疾病意识实则具有隐匿的内在统一性。本论文共分五个部分。绪论部分通过介绍桑塔格其人其作和国内外研究现状指出,作家在写作中展现出的疾病意识独特深邃,却是桑塔格研究中的一处空白。本论文即聚焦桑塔格以疾病为焦点的“介入意识”。第一章以桑塔格传记、日记和笔记为史实依据,致力于厘清桑塔格获得“疾病意识”的主要经由。本章以桑塔格的文学偶像爱伦·坡和托马斯·曼对她的文学影响为切入点,管窥其疾病意识的自我体认;通过分析桑塔格在阅读中与卡夫卡和本雅明缔结的隐秘的交互关系指出,卡夫卡和本雅明的写作对桑塔格疾病意识的形成具有构成性影响;最后借助冯·盖普、维克多·特纳的“阈限”概念讨论桑塔格于“阈限”体验中获致的疾病意识。本章认为,桑塔格在文学熏染与个人经历中习得的疾病意识是复杂多维、互有悖逆,却也合情合理的;她独特的疾病意识具体展现在其虚构创作对疾病的“附魅”演绎和散文写作对疾病的“祛魅”担当上。第二章聚焦桑塔格的虚构文本,依据医学人类学中关于“文化解释模型”的疾病观,探讨桑塔格在虚构创作中附魅于疾病和病者的生存隐喻和社会象征。本章将桑塔格小说与剧本中病态人物的疾病模式分为“躯体残损”、“情志疾病”和“精神疾病”三类,并辅以医学人类学中的“躯体化”概念、伦理批评与黑格尔的“情志说”,以及弗洛伊德的“暗恐”、“替身”概念,对应讨论了剧本《床上的爱丽斯》和短篇小说《宝贝》中的残损身体,长篇小说《火山情人》和电影脚本《卡尔兄弟》中人物的情志疾病,以及长篇小说《死亡匣子》和短篇小说《假人》中精神分裂、心理异化的病者形象。本章认为,桑塔格着意在虚构创作中将疾病附着生存隐喻、伦理标志与时代编码,使疾病作为意识载体参与到文学作品的建构中,既展现了疾病在文学创作中所蕴含的丰富的艺术内涵,又传达了作家对生命状态与生存处境的思考与忧虑。桑塔格虚构创作中的疾病意识是作家于文学的自限性中孵育出的一种艺术化的生命意识。第三章以桑塔格的批评散文为研究对象,借助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祛魅”概念,讨论桑塔格在批评散文中展现出的肩负“祛魅使命”的疾病意识。研究指出,桑塔格在代表性批评散文中从主张恢复“坎普”感受力到反对疾病隐喻再到推行“静默”计划,言说了其疾病意识的两个方面。其一,桑塔格为病者祛除疾病污名,引领社会民众理性看待疾病,将疾病还原到其客观的病理现象中去;其二,桑塔格辨证地阐释了过度的技术理性对人类造成了新一轮奴役,使人类感受力日趋匮乏并常常忽视科技的局限性,进而指出,意识专制、语言霸权、技术控制的社会才是真正“病了的”社会。本章认为,桑塔格在批评散文中展现出了为“病态”的社会和“病态”的人心“祛魅”的超越性的祛魅担当,即通过祛除来自统治阶级语言霸权的威胁和蒙蔽,启蒙、恢复、强化人的完整感受力,从而为这个时代实施一种精神拯救计划。桑塔格散文写作中的疾病意识是作家面向现实、于文化开放性中发展出的参世、救世的生命意识。论文在结论部分指出,桑塔格写作中的疾病意识成因复杂、内涵丰富,具有强烈的辨证统一性。作家在虚构作品中附魅疾病的艺术化创作,暗合了她以散文写作祛魅疾病的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它们一同展现了桑塔格追索有活力的生命意义、重建有思考力的感受体验的思想内核与生命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