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如果还希望有大体正常的一个市场秩序，或者说，希望有一个大体正常的社会秩序，就不能不依靠道德伦理体系进行基础性社会治理。在此基础上，法律等制度的治理，才可能是有效的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日在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指出，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这已经不是温总理第一次谈论道德问题。今年初，在与网民交流互动中，温家宝曾经向开发商“喊话”：你们身上也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而道德的血液一词，温家宝在2008年就曾经谈过，他说，一个企业家身上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
　　接二连三地谈论道德问题，这显示了温家宝总理深邃的忧患意识和政治家意识。奇怪的是，温家宝这三次道德谈论，每一次都招来一些人隐晦或者公开的嘲讽。嘲讽者常常提出的理由是，法律、政策、制度如此扭曲，道德管什么用？作为总理，你应当致力于改进制度，而不应当空谈道德。
　　这样的说法当然有一定道理。毫无疑问，制度至关重要。更具体地说，法律至关重要，政策至关重要，处理公共事务的程序至关重要。一个社会，如果制度扭曲，人的行为当然就会扭曲。中国社会目前各个领域存在的诸多严重问题，包括温家宝所谈到的食品安全问题，确实直接缘于制度之扭曲，比如，监管的系统性失灵。
　　尽管如此，上面的看法也存在极大问题。从根本上说，这个说法的背后乃是一种道德无用论。人们不相信，道德可以解决问题。人们最多相信，道德只是解决私生活问题的手段，公共问题与道德无关，而仅关乎法律。支持这种道德无用论的哲学观念，则是现代人根深蒂固、因而通常意识不到的虚无主义。也即人们相信，其实，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道德这回事。
　　或许不得不说，这样的看法，恐怕正是中国目前的市场秩序混乱的根源。因为，道德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与那些嘲讽温家宝的人的看法相反，优良的社会秩序之塑造和维系，道德才是至关重要的，比法律、制度更为重要。
　　任何一个社会都是需要治理的，而社会治理依赖规则及其执行机制。一般意义上的个人道德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伦理，就是一整套规则体系。通过教育等社会化过程，这些规则会内化为人们的文化本能，人们于不知不觉中遵守这些规则。这套道德伦理体系让人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在无数具体的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情境中，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假定人们可以普遍地按照道德伦理规范行事，人们之间自然也就可以形成秩序。对于未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们，社会舆论等机制可以对他予以软性强制。更进一步，则可以通过法律等手段予以强制。
　　也就是说，相对于法律等制度，道德伦理构成了社会的基础性治理手段。如果社会治理结构是一座冰山，法律、政策等规则、制度，只是露出海面的那部分，道德伦理则是海平面下的那部分。不要说一个社会没有道德伦理机制，即便道德伦理机制不那么有效，社会治理也就必然严重失灵。
　　这就是当下中国的情形。当下中国的法律、政策等制度固然存在严重问题。但是，假定社会的伦理道德体系基本健全，那么，上层的政策、法律缺陷可能带来的后果，其实可以被控制在有限范围内。但是，用温家宝总理的话说，中国的道德伦理体系也出现了严重问题，也就不存在这样一个缓冲区了。结果，即便是还算良好的制度，在现实中也完全走样。
　　就以食品安全为例。监管失灵当然是安全事故频发的主要原因。但是，过去几千年间，政府也并没有设立专门的食品安全监管机制，但似乎并没有出现今天这些花样翻新的违规违法现象。很简单，我们的先人还有基本的道德伦理意识，知道民以食为天，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心太黑，是要遭到老天爷、遭到神灵的报应的。而当代，很多食品从业人员似乎丧失了这样的道德伦理意识，因此，为了金钱，他们可以无所顾忌。在这种情况下，即便监管体系十分完整，也无济于事。因为，任何政府监管，都不可能看住每一个生产者。
　　但是，道德伦理体系恰恰可以做到随时随地看住每个人，约束人们不会肆无忌惮。因此，中国人如果还希望有大体正常的一个市场秩序，或者说，希望有一个大体正常的社会秩序，就不能不依靠道德伦理体系进行基础性社会治理。在此基础上，法律等制度的治理，才可能是有效的。
　　温家宝总理看到了这一点，他实际上在呼吁企业家群体、呼吁整个社会，启动一场道德伦理重建运动。从逻辑上说，这一运动乃是制度变革的前提，至少，它与制度变革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与制度变革不同的地方在于，道德伦理重建是每个人都可以随时随地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