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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每个做戏剧的人都会有个梦想——梦想有一个小剧场,围绕着这个剧场有几个核心创作者,有二三十个好演员,有三五千个好观众,剧场里每天都有好戏上演,常常有各种艺术讲座、展览和工作坊,有咖啡和茶,可以读书、写作、跟朋友聊天……这个梦想要搁在14亿人口这样一个庞大的数字面前,简直渺小得不值一提。
于北京和上海的文艺青年和时尚白领们而言,小剧场已经是一个被高度普及化的名词,基本消费性质约等于看电影、K歌、泡吧或参观某个撞进视野的当代艺术展。我依稀记得七年前在上海,朋友们安排周末晚上的消遣时,去当时仅有的两家小剧场看戏便是同后几个选项一起被轮流挑选的。直到后来转战北京才发现小剧场别有样貌,小剧场是一个远高于其它选项的精神高地。
看过好戏的当夜,甜蜜得如同恋爱中的人刚获得肯定的答案,在夜色中行走在云端,脑海里不断闪回黑匣子里的画面。钱钟书说:“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更像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的电兔子。几分钟或者几天的快乐赚我们活了一世,忍受着许多痛苦。”正是这些为数不多的“好戏之夜”,支撑了我们对于戏剧的爱与留恋,以至于想到那些戏,都能清楚地忆起那晚天空的云色,和什么人一起看的戏,戏后去了哪里吃饭,席间激动地聊了些什么感想。水流云在,余音袅袅。
这几年,不论是大剧场还是小剧场,戏越来越多,特别是在小剧场热潮的带动之下,北京、上海常年有戏在演的小剧场数量飙升至两位数,但我和周围人自己进剧场的次数却没有同比例增加。现在看戏的风险太大,除了要有沙里淘金的智慧,还要在进剧场前先做足功课,如果无准备无调查地去看戏,多半得有“九死一生”的勇气和心理承受能力才行。口碑不好或感觉上不会太好的戏,千万别去遭罪,免得沦落至黄纪苏所说的“名义上是看戏,实际上是看表”。
如果现在有人问我在北京去哪个小剧场看哪个戏,翻遍票务网站,最后大概也只好建议他去蜂巢剧场看看《恋爱的犀牛》。虽然今日的孟京辉已离先锋太远,但《犀牛》这种老戏总还不至于让人看完之后从此不接我电话。大部分的戏光看剧名就能知晓是哪路货色,比方《哪个木乃是我姨》《全村就我光着腚》《一个陌生女人的来劲儿》等等。
曾在2005年中秋前夕关门并引得京城文青同声一哭的北兵马司剧场现在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内部排练和学生演出场所,常年铁门紧锁。而这里曾经是中国最活跃的戏剧中心,《绝对信号》《千禧夜,我们说相声》、《狂恋武士》、《切·格瓦拉》等等,那些好戏如同一个时代的谢幕而远去。林兆华在微博上忆起2004年在北兵马司剧场里《樱桃园》的第一版,整个舞台从空中搭起来,直接联通到二楼的观众席,演员上天入地,在那个小而紧致的空间里,完全像是在演一个梦。“有些戏,那感觉再也找不回来了。”
如果要给小剧场下一个物理意义之外的定义,可以引用的一句话是顾雷当年在《沃依采克》说明书上写下的一句话——那是“一种久违的精神生活与集体生活”。在文化创意产业大旗飘扬的今天,小剧场俨然已成为文化产业中的一员猛将,当然这种现象也仅限于北京、上海两地,在中国其它城市,真正意义上长期生存的小剧场或小剧场戏剧根本还不存在。只是即使是在京沪两地,“被产业化”后的小剧场也已经无力供给“精神生活”这种奢侈品,而转型为提供一般文化消费品乃至一般娱乐活动。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戏剧在从西方引进并本土化近六十年之后,迎来了第一次大的集体变革,从1982年《绝对信号》在北京人艺首都剧场一楼破破烂烂的排练厅里发出第一声“集结号”起,戏剧界和当时中国整体都在萌动和突破状态的文学界、艺术界同声发力,开启了一个属于“探索、实验、先锋”的新戏剧时代,林兆华、牟森、孟京辉、李六乙等等,一批又一批不安于戏剧现状的创作者在狭小的空间里进行着他们的以表达和自救为目标的艺术实验。
今天,这些“反叛者”们大都已成为主流大剧场里的戏剧英雄,有些成了商业戏剧最重要的领头人,也有些已经进入需要被新的反叛者们去颠覆的行列,但就如同摇滚乐在中国,崔健之后,敲门的年轻人就一直没来,戏剧是同一命运。进入新世纪,中国戏剧的探索和实验浪潮悄然平息,现实主义、伪现实主义重回剧场,家长里短、白领情话、恶搞耍宝渐成剧场主题。原有的戏剧编导、演员纷纷转向影视剧,整个行业作鸟兽散。
“英雄”的LOGO虽在,整个行业基础已然坍塌。能够常年坚持在戏剧舞台上演戏的话剧演员全中国加起来没有超过200人。没有成熟的舞台剧演员,没有专注于舞台文学创作的编剧,空有办晚会的导演和码灯具堆布景的舞美,再漂亮的舞台也是空洞的。今天活跃在小剧场戏剧舞台上的演员,大多是刚从戏剧院校毕业的学生,或者根本就只是对表演有兴趣的爱好者,没有专业的形体训练,没有扎实的表演功底。迫于生计,但凡有影视剧勾指头招唤,再小的角色也飞将而去。因为要成名成家,别管是成艺术家还是蜗居小家,生存仍是第一位的。
不断在低水平上重复生产的小剧场产业,满足不了这个行业基础从业人员的生存需求。稍微得势的演员立刻离开,稍有成就的创作者很快流失。低水平的剧目同样也满足不了高品位的观众,如果说五年前去小剧场看戏还能被称作“IN”,那现在随便进剧场看个小戏的,则绝对是“OUT”。民间戏剧评论网站“宽度网”上调查发现:大部分看过20部以上戏的观众,就开始对进剧场保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了,因为好戏实在太少。高品位的戏剧观众不断退出,新的完全没有观剧经验的初级观众进场,没有高水准的戏剧观众和专业的戏剧评论,这个行业的创作者也就难以在有效的刺激和互动中成长起来……近几年的小剧场,就是在这样一个怪圈中循环增长起来的,虽然剧场和剧目的总量都在上升,但作品的水准、入场观众的水准却在不断降低,更不用提那“久违的”戏剧精神了。
没有灵活、自由和低成本演出的剧场,没有充足的创作者和优秀的演员,似乎小剧场的作为空间也就真的不存在了。但又不尽然,在北京,从完全不相关的制冷行业转到戏剧领域的“戏逍堂”这些年一部一部地做戏。据堂主关浩月说,他当年偶然走进一个小剧场看戏,发现很多座位空着,就开始数座位,然后算账,发现如果都能坐满还是有钱赚的,于是,他就开始做戏剧了。
有人因为赚不到钱而离开戏剧,有人因为可以赚到钱而走进剧场,这一去一来之间,许多故事在发生。赖声川当年回答剧社学生的提问“怎么才能做出好戏”时,他反问到:“你喜欢戏剧吗?有多喜欢?”
“有多喜欢”,是一个可以不断问下去的问题,拥有一个小剧场也是一个可以永远做下去的梦。不管是喜欢钱,还是喜欢戏剧,都应该可以找到足够的力量支撑下去。问题在于喜欢的人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或者说,根本没有那么喜欢。
就在上周,上海金茂音乐厅小剧场关门的消息传遍戏剧界。据称,观众席覆盖厚厚灰尘的剧场原址,三个月后将开张某品牌汽车的一家4S店。
于北京和上海的文艺青年和时尚白领们而言,小剧场已经是一个被高度普及化的名词,基本消费性质约等于看电影、K歌、泡吧或参观某个撞进视野的当代艺术展。我依稀记得七年前在上海,朋友们安排周末晚上的消遣时,去当时仅有的两家小剧场看戏便是同后几个选项一起被轮流挑选的。直到后来转战北京才发现小剧场别有样貌,小剧场是一个远高于其它选项的精神高地。
看过好戏的当夜,甜蜜得如同恋爱中的人刚获得肯定的答案,在夜色中行走在云端,脑海里不断闪回黑匣子里的画面。钱钟书说:“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更像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的电兔子。几分钟或者几天的快乐赚我们活了一世,忍受着许多痛苦。”正是这些为数不多的“好戏之夜”,支撑了我们对于戏剧的爱与留恋,以至于想到那些戏,都能清楚地忆起那晚天空的云色,和什么人一起看的戏,戏后去了哪里吃饭,席间激动地聊了些什么感想。水流云在,余音袅袅。
这几年,不论是大剧场还是小剧场,戏越来越多,特别是在小剧场热潮的带动之下,北京、上海常年有戏在演的小剧场数量飙升至两位数,但我和周围人自己进剧场的次数却没有同比例增加。现在看戏的风险太大,除了要有沙里淘金的智慧,还要在进剧场前先做足功课,如果无准备无调查地去看戏,多半得有“九死一生”的勇气和心理承受能力才行。口碑不好或感觉上不会太好的戏,千万别去遭罪,免得沦落至黄纪苏所说的“名义上是看戏,实际上是看表”。
如果现在有人问我在北京去哪个小剧场看哪个戏,翻遍票务网站,最后大概也只好建议他去蜂巢剧场看看《恋爱的犀牛》。虽然今日的孟京辉已离先锋太远,但《犀牛》这种老戏总还不至于让人看完之后从此不接我电话。大部分的戏光看剧名就能知晓是哪路货色,比方《哪个木乃是我姨》《全村就我光着腚》《一个陌生女人的来劲儿》等等。
曾在2005年中秋前夕关门并引得京城文青同声一哭的北兵马司剧场现在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内部排练和学生演出场所,常年铁门紧锁。而这里曾经是中国最活跃的戏剧中心,《绝对信号》《千禧夜,我们说相声》、《狂恋武士》、《切·格瓦拉》等等,那些好戏如同一个时代的谢幕而远去。林兆华在微博上忆起2004年在北兵马司剧场里《樱桃园》的第一版,整个舞台从空中搭起来,直接联通到二楼的观众席,演员上天入地,在那个小而紧致的空间里,完全像是在演一个梦。“有些戏,那感觉再也找不回来了。”
如果要给小剧场下一个物理意义之外的定义,可以引用的一句话是顾雷当年在《沃依采克》说明书上写下的一句话——那是“一种久违的精神生活与集体生活”。在文化创意产业大旗飘扬的今天,小剧场俨然已成为文化产业中的一员猛将,当然这种现象也仅限于北京、上海两地,在中国其它城市,真正意义上长期生存的小剧场或小剧场戏剧根本还不存在。只是即使是在京沪两地,“被产业化”后的小剧场也已经无力供给“精神生活”这种奢侈品,而转型为提供一般文化消费品乃至一般娱乐活动。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戏剧在从西方引进并本土化近六十年之后,迎来了第一次大的集体变革,从1982年《绝对信号》在北京人艺首都剧场一楼破破烂烂的排练厅里发出第一声“集结号”起,戏剧界和当时中国整体都在萌动和突破状态的文学界、艺术界同声发力,开启了一个属于“探索、实验、先锋”的新戏剧时代,林兆华、牟森、孟京辉、李六乙等等,一批又一批不安于戏剧现状的创作者在狭小的空间里进行着他们的以表达和自救为目标的艺术实验。
今天,这些“反叛者”们大都已成为主流大剧场里的戏剧英雄,有些成了商业戏剧最重要的领头人,也有些已经进入需要被新的反叛者们去颠覆的行列,但就如同摇滚乐在中国,崔健之后,敲门的年轻人就一直没来,戏剧是同一命运。进入新世纪,中国戏剧的探索和实验浪潮悄然平息,现实主义、伪现实主义重回剧场,家长里短、白领情话、恶搞耍宝渐成剧场主题。原有的戏剧编导、演员纷纷转向影视剧,整个行业作鸟兽散。
“英雄”的LOGO虽在,整个行业基础已然坍塌。能够常年坚持在戏剧舞台上演戏的话剧演员全中国加起来没有超过200人。没有成熟的舞台剧演员,没有专注于舞台文学创作的编剧,空有办晚会的导演和码灯具堆布景的舞美,再漂亮的舞台也是空洞的。今天活跃在小剧场戏剧舞台上的演员,大多是刚从戏剧院校毕业的学生,或者根本就只是对表演有兴趣的爱好者,没有专业的形体训练,没有扎实的表演功底。迫于生计,但凡有影视剧勾指头招唤,再小的角色也飞将而去。因为要成名成家,别管是成艺术家还是蜗居小家,生存仍是第一位的。
不断在低水平上重复生产的小剧场产业,满足不了这个行业基础从业人员的生存需求。稍微得势的演员立刻离开,稍有成就的创作者很快流失。低水平的剧目同样也满足不了高品位的观众,如果说五年前去小剧场看戏还能被称作“IN”,那现在随便进剧场看个小戏的,则绝对是“OUT”。民间戏剧评论网站“宽度网”上调查发现:大部分看过20部以上戏的观众,就开始对进剧场保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了,因为好戏实在太少。高品位的戏剧观众不断退出,新的完全没有观剧经验的初级观众进场,没有高水准的戏剧观众和专业的戏剧评论,这个行业的创作者也就难以在有效的刺激和互动中成长起来……近几年的小剧场,就是在这样一个怪圈中循环增长起来的,虽然剧场和剧目的总量都在上升,但作品的水准、入场观众的水准却在不断降低,更不用提那“久违的”戏剧精神了。
没有灵活、自由和低成本演出的剧场,没有充足的创作者和优秀的演员,似乎小剧场的作为空间也就真的不存在了。但又不尽然,在北京,从完全不相关的制冷行业转到戏剧领域的“戏逍堂”这些年一部一部地做戏。据堂主关浩月说,他当年偶然走进一个小剧场看戏,发现很多座位空着,就开始数座位,然后算账,发现如果都能坐满还是有钱赚的,于是,他就开始做戏剧了。
有人因为赚不到钱而离开戏剧,有人因为可以赚到钱而走进剧场,这一去一来之间,许多故事在发生。赖声川当年回答剧社学生的提问“怎么才能做出好戏”时,他反问到:“你喜欢戏剧吗?有多喜欢?”
“有多喜欢”,是一个可以不断问下去的问题,拥有一个小剧场也是一个可以永远做下去的梦。不管是喜欢钱,还是喜欢戏剧,都应该可以找到足够的力量支撑下去。问题在于喜欢的人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或者说,根本没有那么喜欢。
就在上周,上海金茂音乐厅小剧场关门的消息传遍戏剧界。据称,观众席覆盖厚厚灰尘的剧场原址,三个月后将开张某品牌汽车的一家4S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