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开本一词似乎颇具专业性，其实就是出版物幅面的大小规格，也就是全张纸裁切的数据体现。譬如对折裁切的叫对开，对开再对折裁切叫四开，四开再对折裁切叫八开，如此类推。诚然，这是比较经典的开切法，纸张利用率高，可以机器折页，印刷装订也很方便。只要不惮其烦，自然也可以撇开这种惯性思维，采用另样的裁切方法，只是那样的结果，新鲜固然新鲜，浪费和麻烦却也接踵而来。
　　由于纸张幅面有所不同，所以，即便是同样的裁切开数，得到的规格大小却也不尽相同。于是，在国际接轨口号的驱动下，传统的老开本被视为非标准而归入逐步淘汰之列，一如公制单位的推行，斤尺这样的本土市制单位被清出法定计量单位范畴。不过，俗世百姓充满烟火气息的日常会话里，依然有二尺腰围半斤豆腐乃至半斤八两百八十里地之类的交流呈现，而且频率并不低下，足见它们还鲜活地存在于民间。同样的道理，被目为老旧的传统老开本，大约也未必会轻易淘汰。毕竟，本土出版物占有压倒性多数的主流购买阅读者，终究不是洋人，不论与国际接轨与否，它们直接摆上海外柜台的机会很少。
　　开本号称也是一种语言，这话的大意应该是说，它是出版物外观的重要元素，属于视觉接受的第一印象。如果承认出版物是给阅读者带来享受的物品，视觉系统收获的印象尤其是第一印象，无疑是重要的，而丰富的花色自然也在观赏性方面得以扩容。
　　几十年前，出版物的开本的确过于单调，如同满街的灰蓝制服，缺乏变化。但如同任何事情到了我们这块喜欢竭泽而渔的土壤都必欲发挥到极致，开本也和插图一样，已经更多仅仅执意于变换花样，花样绚烂之余，也被用到滥得令人窒息的地步，实在有些用力过猛。
　　实在说，作为出版物内容载体的外观尺寸，不同的开本其实应对着不同的用途，袖珍的小开本的确方便携带和随时阅读，体面的大开本也果然透露出气派和端庄。不过，袖珍原本是方便阅读，如果只在小上做文章，字的大小也跟随缩微，宛如蝇头，看起来十分耗费眼神，反而会给阅读带来不便。而大开本总是要对应一定的厚度，否则便有单薄之嫌。这算是功能方面的差异。
　　出版物内容的差异，自然和开本大有关涉，或者可以说，开本的变化原本正当与内容相关相呼应。儿童读物因为内容版式等诸多特性，自然与非儿童读物开本不同，明显花俏；但儿童以及少年青年用度最广的教科书，开本却必须整齐划一，如此才方便营造课堂的制式传授气氛，也方便书包的容纳。非儿童的一般读物，当然有更广大的内容差异，譬如文艺作品与学术著作。前者不妨有跳脱的异型，有人将诗集的开本设计成窄长样式，理由是诗的形式是行短而转行多，窄开本与横向阅读时间的短促正相适合。这当然是极富聪明的选择。
　　学术著作一般而言，并不方便在开本乃至整个外观上太过花俏，过多的变化只会踵事增华，在阅读心理上带来不稳定的情绪。即便老派地沿用传统的开本模式，也未必不是一种朴学意义的体现。实际上，同样是文艺作品，那些经过时间打磨已经列入经典行列的名作，其实也不大方便在开本上过度强调，因为经典的阅读，同样需要沉潜的心态。有人说开本的变化可以表达不同的情绪，诚哉斯言。
　　前面提到开本对应厚度，其实也有内容上的差别，大开本的辞书固然必须拥有相当厚度，用以体现宏富和权威，但如果是字帖，反而不宜有厚度，否则就不方便读帖尤其是临帖。
　　毋庸讳言，开本的变化当然是潮流所致。铺天盖地而来的异型开本，的确丰富了出版物的外观，算得上是一种进步。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这其实距离出版物文字载体的基本功能已经有所疏离。诚然，外观的变化果然令阅读的视觉愉悦得到了增值，只是这种增值更多是外化的，此时的出版物，更像是一个玩物而非读物。
　　相对于传统的老旧开本，异型开本有时也被诠释为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等所谓底气的一种展示，起码是意图展示，所以许多刊物流行所谓国际大开本，纸质书的情况大略也是同样。不过，如前所述，开本的变化本来是因应内容和功能的，所谓社会影响力乃至经济实力代表的底气，大约不是单单靠开本的规格变化就能体现的。
　　其实，如果仅仅就读书人而言，开本的繁复也并不一味是好，譬如书架上放起来就很不方便归类，本来可以放两排的只好放一排，甚至一排也放得别扭。所以真正读书的人，对开本的花色未必是喜，有时也很无奈。至于纯在展示的非读书人，开本的花色倒绝对是正能量的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