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8月13日阿联酋与以色列宣布关系正常化，到9月15日阿联酋、巴林和以色列三国在美国白宫签署历史性和解文件“亚伯拉罕协议”，“和平旋风”席卷中东。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频繁高调亮相，捞足了政治资本，而中东和平的关键推手——阿联酋阿布扎比酋长国王储、阿联酋的实际掌舵人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则似乎隐藏在了幕后。
　　穆罕默德王储现年59岁，是阿联酋首任总统扎耶德第三子，1993年1月出任阿联酋武装部队总参谋长，2003年11月被任命为阿布扎比酋长国副王储。2004年扎耶德总统去世，其同父异母兄长哈利法接任大统，穆罕默德则被擢升为阿布扎比王储兼阿联酋武装部队副总司令。由于哈利法总统身患中风常年身体不佳，作为总统特别顾问的穆罕默德王储实际上成为阿联酋的真正统治者。近年来阿联酋一系列内外政策就是在他的主导下制定并实施的。
　　引导阿联酋做好“告别石油”的准备
　　发射火星探测器、建造民用核电站等，近期阿联酋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进展引人注目。这些都是富有远见的穆罕默德王储引领坐拥巨额石油财富的阿联酋走上多元化可持续发展之路的成果。
　　在阿布扎比推动减少对石油经济的依赖，发展旅游、工业、金融、贸易和航天等非石油产业，实现经济多元化，并建成海湾地区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后，2015年穆罕默德王储进一步提出阿联酋“后石油时代”发展理念，强调石油和天然气之外的教育、新能源和军事领域投资将成为阿联酋未来发展的保障，指出人力资源、教育、健康、创新和经济多元化等“是一个国家树立其全球领先和领导地位所需要的因素”。目前，阿联酋已发射升空阿拉伯世界首个火星探测器“希望”号，启用了阿拉伯世界第一座民用核电站巴拉卡核电站，还将建设一座光伏发电站、一座垃圾和太阳能发电相结合的发电站，为该国“告别最后一滴油”、实现能源多元化做好充分准备。
　　2016～2017年间，阿联酋出台“国家宽容计划”，并创立“国际宽容研究所”。为树立包容自由的国家形象，阿联酋在2018年创立了全球惟一的政府部门——“宽容部”，以便协调国内宗教与文化事务;又将2019年确定为“宽容年”，不仅承办了第15届世界夏季特奥会，还历史性地接待了梵蒂冈教宗方济各首次到访。
　　穆罕默德王储致力于将阿联酋打造成为中东地区新兴的军事强国。在上世纪90年代担任阿联酋武装部队参谋长期间，穆罕默德王储便开始大力开展军队现代化建设，阿联酋军队先后在索马里、科索沃和9.11事件后的阿富汗等地执行军事任务。同时，穆罕默德王储大力发展国内军工企业，通过招募世界一流工程师，建立了现代化的轻武器企业，打造出CAR816系列步枪等新型武器。
　　推动向进攻型外交路线转化
　　“阿拉伯之春”爆发后，阿联酋在对外关系方面长期推行的基于多边主义的“全面平衡”战略的基础遭到破坏，阿联酋外交路线由低调行事转为活跃进击，冒险主义与军事化特征日益明显。2011年阿联酋联合沙特阿拉伯派出“半岛之盾”联合部队出兵巴林，镇压以什叶派为主的民众抗议活动。2013年塞西将军在埃及上台后，阿联酋立即提供约49亿美元的资金，帮助其稳定政权并对抗埃及穆斯林兄弟会。2011年，阿联酋加入北约对利比亚的轰炸行动，支持利比亚反对派推翻卡扎菲政府。卡扎菲倒台后，阿联酋又通过捐赠武器装备和资金等方式支持哈夫塔尔领导的利比亚国民军对抗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甚至继续派战机轰炸利比亚境内目标。
　　但是在外交的实际操作层面，穆罕默德王储还是显现出了智慧和灵活作风。自特朗普政府中止伊核协议后，阿联酋积极配合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但同时也在高度关注伊朗对美国“极限施压”的反应，主动努力防止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甚至有消息称，迪拜一直扮演着伊朗打破封锁的“黑洞”角色，在伊朗避免经济或金融崩溃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2019年5月，多艘油轮在阿曼湾富查伊拉水域遇袭，美国指责伊朗是幕后黑手，阿联酋则主动对外表示没有明确证据能够指出谁该为油轮遇袭事件负责，并在不久后派团访问德黑兰，为紧张局势降温。在非洲之角，当阿联酋与吉布提在2018年因港口运营权之争而失去在该地区惟一落脚港口后，阿联酋联合沙特阿拉伯迅速向厄立特里亚抛去橄榄枝，通过向这个被国际社会长期孤立的国家提供经济和政治支持，换取当地海军基地阿萨布的使用权。
　　成为地区关系的布局者
　　“阿拉伯之春”爆发后，政治不安全感迫使海湾君主制政权通过自主转型和主动出击来适应地缘格局变化和新的内外部威胁。在穆罕默德王储及其决策层看来，阿联酋目前主要面临两个威胁，一是穆斯林兄弟会所提倡的跨国政治伊斯兰意识形态对国内和地区既有政治格局稳定构成的严重威胁，二是以伊朗为核心的什叶派坐大对经济安全与地区稳定带来的挑战。新形势下的安全需求，使得阿联酋的战略定位发生了重大转变，由之前的地缘政治参与者变为地区关系的布局者、由先前的安全产品接受者变成安全产品的提供者。
　　这种转变首先表现为穆罕默德王储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结盟。在穆罕默德王储看来，阿联酋目前并不具备独立承担地区重大责任的实力，它需要与地区大国开展合作才能实现上述目标，而只有与沙特开展密切合作才可以帮助阿联酋在更广泛的地区安全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而谋求地区领导权的沙特，同样希望阿联酋方面扮演地区支持者的角色。
　　作为阿联酋与沙特的实际统治者，两位穆罕默德王储在内政与外交诸多问题上保持一致。阿联酋同沙特共同参与了扶植埃及赛西政权、支持利比亚强人哈夫塔尔崛起、封锁卡塔尔以及出兵也门等中东地区关键性事件。2017年，“沙特—阿联酋协调委员会”成立，标志着“利雅得—阿布扎比轴心”正式启动，从而对海合会组织结构甚至海湾地区地缘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其次表现为阿联酋与以色列历史性合作文件“亚伯拉罕协议”的签署。这同样可以被看作是阿联酋在中东地缘格局新常态化条件下向进攻型外交路线转换的大胆之举。在政治层面，这不仅配合了美国的“离岸平衡”战略，同时也是阿联酋在中东构建地缘新格局中试图扮演关键性角色和主导中东建立新型地区关系与秩序的大胆尝试。在经济层面，有专家指出，作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商业中心之一，阿联酋的愿景是在经济、商业、能源等各领域成为地区领先国家。通过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可以将埃及的苏伊士运河走廊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沙特的石油与充沛资金以及阿联酋的商业枢纽地位同以色列的高科技优势有机结合，构建以色列特拉维夫—埃及苏伊士运河经贸走廊—沙特NEOM新城—阿联酋迪拜的跨中东商业版图。
　　曾有西方媒体将穆罕默德王储称作“最有权势的阿拉伯领导人”。姑且不论这样的评价准确与否，通过与以色列签署历史性协议，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从而打破中东和平进程长期以来不破不立的僵局，已足见其胆略与魄力非同一般。
　　（作者為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阿拉伯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