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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美国将对其WTO成员资格和总统谈判贸易协定的所谓“快车道授权”进行审查，这无疑是两个重大考验。有经济学家担心，美国高技术型工人对国际贸易逐渐升温的忧虑将影响美国对于全球化的支持。美国《商业周刊》就此问题发表署名文章——
三十年前，当美国人开始对全球化感到忧虑的时候，经济学家们就耐心地解释为什么全球化从总体上对美国是有利的。尽管由于进口增加或者由于许多工厂迁移到中国或印度等劳动力便宜的国家而使一些美国人失去了工作，但大多数此类工作是劳动密集型的，并且技术含量很低，所以由那些拥有丰富的低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国家来做将更有效率。作为回报，这些国家将购买更多由美国生产的技术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品，而美国在这方面是具有比较优势的。经济学家们认为，当国际生产按这种方式进行分工时，将给美国带来更强劲的出口和更低的进口产品价格，其收益将大于因工作机会流失和工资降低而给美国造成的损失。
然而，现在这种长期保持的共识正在开始走向破裂。目前，软件、工程等高技术含量的工作岗位正快速流向中国和印度等国家。这种现象与盛行了200年的比较优势理论发生了冲突。随着这些国家每年都有多于美国的大学生从学校毕业，经济学家们越来越怀疑：美国在这方面是否還有优势，或者说，在所谓的“白领岗位外流”的形势下，传统的对于全球化的理解是否依然适用。
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创始人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现年89岁的麻省理工学院荣誉教授萨缪尔森近日在美国著名的“经济观察期刊”（JEP）上发表文章，对于中国和印度的技术进步是否必然对美国有利表示怀疑。
萨缪尔森的观点得到了迅速的回应。哥伦比亚大学贸易经济学家巴格瓦蒂在同一个期刊的紧随其后的一期中发表文章，反对那种认为“白领岗位外流”会降低美国工资水平或减慢美国国内生产增长速度的观点。但尽管如此，这些持反对观点的经济学家也无法将眼前正在发生的事实和他们强烈支持的观点协调起来。
全球劳动力市场
萨缪尔森和其他经济学家所提出问题的核心是：无拘无束的国际贸易是否依然像他们一直深信的那样对美国有利。自从19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以来，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当各国进行贸易并各专其长时其受益是大于损失的。然而，今天诸如宽带和互联网等电信技术的发展导致了一种并不完全符合这种理论的新的贸易形态。现在，生产中的智能要素可以低成本地在全球范围内快速移动，全球高技术型劳动力市场也似乎正在出现，并且它具有推翻传统的国家专业化概念的潜力。
这种新的发展可能从三个方面干扰美国的经济。第一个方面，如果高技术型工人可在全球范围内以足够低的价格获得，那么竞争将导致美国白领工人工资水平的下降。即使是那些依然看到美国净受益的经济学家也认为这是一个潜在的问题。巴格瓦蒂认为，“美国的高技术型工人将第一次直接面对国际竞争，尽管目前还不清楚它将对这些工人的工资造成多大影响”。
第二个方面，从贸易中获得的受益将有多少可以流向消费者？截至目前，全球化所带来的痛苦是由不到四分之一的劳动者承担的，他们中大部分是低技术型工人，全球化导致的工资下降给他们造成的损失大于商品价格降低所带来的收益。但是其他四分之三四美国工人依然是受益大于损失，因为他们不受外国工资竞争的影响。然而，如果白领雇员和蓝领雇员一样被抛到全球劳动力市场竞争中，那么美国大部分工人在工资上的损失将超过因商品价格下降所带来的收益。这将导致国际贸易增长所带来的利益将主要流向顾主阶层。因此，哈佛大学的贸易经济学家丹尼·罗得里克认为，其结果“完全有可能是所有的工人都受损失，而所有的股东都获益”。
即使这些情况还不足以使经济学家们从比较优势理论的轨道上脱轨，但却使他们第一次看到了其他的正在发生作用的因素。随着廉价劳动力国家的技术水平的提高（比如印度新兴的工程师阶层），美国在诸如软件业等曾经在全球具有优势的领域正在面临竞争。如果这种新的竞争把产品价格拉得太低，美国的出口收入势必受损，而整个美国经济也将恶化。此为干扰美国经济的第三个方面。
尽管巴格瓦蒂等经济学家怀疑情况是否会发展到那么严重的程度，但他们对该问题进行思考这种事实本身就是对一种根深蒂固的理论的动摇。萨缪尔森在其新发表的文章中认为，当中国等国家可以在原先美国具有明显优势的领域进行生产时，“美国就不能再指望依靠比较优势去创造大于净损失的净收益了”。
经济学家们对于贸易理论的重新思考可能很快就影响到政策领域。没有人提倡新的贸易壁垒，因为那种治疗方法比疾病本身还要糟糕。尽管这样，如此众多的著名经济学家的观点动摇也可以证明情况是危险的。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华盛顿施行新贸易政策在更大程度上是由于专家们一致认为美国能从国际贸易中受益。如果专家们的观点不再像以前那么确定，那么公众对此的共识也将走向瓦解。
2005年美国将对其WTO成员资格和总统谈判贸易协定的所谓“快车道授权”进行审查，这无疑是两个考验。有经济学家担心，高技术型工人对国际贸易逐渐升温的忧虑将侵蚀美国对于全球化的支持。
“白领工人有权表示忧虑”
白领工作机会外流的趋势到底能发展到多么严重的程度？流失的工作越多，对美国工作水平的影响就越大。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佛莱斯特研究咨询公司是最早发现白领工作机会转移现象的机构之一，并且它对此问题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最为详细的预测。它预测，到2015年每年将平均有30万个工作机会从美国流到国外。
一旦上述预测真正成为现实，它对于美国工人工资的影响将是巨大的。佛莱斯特研究咨询公司的一位分析家从美国劳动统计局所跟踪统计的500多个主要职业中确定了242个可能受到影响的服务性工作岗位。他的结论是：到2015年，将有共计340万个工作机会流出美国，这个数字占到目前在这242个工作岗位上工作的5700万人的6％。
哈佛大学的劳动经济学家劳伦斯·凯茨认为，如果这种估计是大体上正确的，那么美国白领工人的工资将受到打击。他在与其同事共同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发现，由于进口增长或工厂外迁所造成的每1％的就业率的下降就会使现有工人的工资降低0.5％。所以，如果到2015年白领的工作机会将损失6％，那么届时工人的工资将下降2％到3％。尽管在10年的时间内有几个百分点的变化听起来似乎并不可怕，但这个数字大体上也相当于近几十年内蓝领工人因全球化而损失的工资。因此凯茨说,“白领工人有权表示忧虑”。
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这种白领工作机会外流的现象是否会降低美国的GDP? 按照传统的理论，答案是否定的，但现在这已经成为困扰经济学家的另一个问题。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在20世纪初被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Eli F.Hecksher）和俄林（Bertil Olin）进一步发展。他们认为只要各国专注于生产其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就都能从国际贸易中获益。比如说，对美国而言，由于它的劳动力中有60％受过高等教育，所以出口高技术产品并从劳动力廉价的国家进口低端产品会更有效率。相反地，比如在印度，由于其4亿多工人中仅有一小部分人曾上过大学，所以它应该争取更多的低技术型工作，而将那些高端产品留给美国去生产。
然而这种理论与今天美国的程序设计和其他高技术型工作机会外流的现实是不一致的。加州大学的贸易经济学家利默（Edward E.Leamer）说：“根据‘赫克歇尔－俄林（H－O）’模型，我们现在不应该将高技术型工作机会送给那些只拥有很少量高技术型工人的国家”。然而，美国的公司现在就是这样做的，其原因就在于那些国家的劳动力便宜，并且计算机网络使得将工作传输到国外去做并在做完后传回到美国的做法具有了可行性。
当然，大多数美国经济学家依然认为，这种新出现的“白领岗位外流”现象从总体上是对美国有利的。其理由是，美国顾主阶层节省下的成本足以弥补任何的工资损失。哈佛鲍尔的同事、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另一名高级研究员凯瑟琳·曼恩（Catherine L.Mann）认为，与20世纪90年代由计算机硬盘价格下降所带来的美国生产力提高的情形类似，目前因“白领岗位外流”所导致的软件和其他产品价格的削减可能引发新一轮的生产力提高。
以凯瑟琳·曼恩为代表的学者们主张，各国将继续专注于其做得最好的领域。尽管印度或中国在程序设计领域争走了许多高技术性的工作机会，但美国在药物研究等其他高科技领域将继续保持优势。他们认为，在考虑比较优势时不应局限在诸如高技术型领域和低技术型领域等宽泛的层面，而应该找出更加细小的区别，并且要考察哪些国家在哪些具体的产业或职业上具有优势。巴格瓦蒂认为，在不同的产业内部各国也各有其所专长的不同领域，而这将使印度对美国的高端技术产生大量需求。
然而，利默和罗得里克等其他经济学家则认为，在新的全球化经济中，美国在这些微观层面的优势将是短暂的。因为如果说美国在空间技术研究方面占有优势，那么人们无法证明中国为什么不能也在该领域迅速培养出大量的大学毕业生。事实上，在电信和服务器等领域中国已经这样做了。
利默等贸易专家认为，中国和印度等后起之秀所带来的价格竞争可以抵消美国公司从全球采购中所获得的收益。为支持自己的观点，他们引用了巴格瓦蒂于196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的观点，即如果贸易导致一国的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价格下降，那么该国经济可能会恶化。巴格瓦蒂称其为贸易的“贫困化”影响。在与《商业周刊》讨论该观点时，利默写了一篇短文，试图证明劳动力成本的螺旋式下降是如何导致出口产品价格的下降从而造成“贫困化”的。巴格瓦蒂本人甚至也不得不承认，他多年前的观点可能依然适用于今天的美国，尽管他认为这种机会是微小的。
总之，尽管美国大多数经济学家主张全球化从根本上对美国是利大于弊的，但他们并不能给出有力的证据。因此，除非能有人对高技术型工作机会外流所导致的后果给出有说服力说明，对于全球化问题的争论很可能愈演愈烈。
（译者单位：商务部世贸司）
三十年前，当美国人开始对全球化感到忧虑的时候，经济学家们就耐心地解释为什么全球化从总体上对美国是有利的。尽管由于进口增加或者由于许多工厂迁移到中国或印度等劳动力便宜的国家而使一些美国人失去了工作，但大多数此类工作是劳动密集型的，并且技术含量很低，所以由那些拥有丰富的低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国家来做将更有效率。作为回报，这些国家将购买更多由美国生产的技术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品，而美国在这方面是具有比较优势的。经济学家们认为，当国际生产按这种方式进行分工时，将给美国带来更强劲的出口和更低的进口产品价格，其收益将大于因工作机会流失和工资降低而给美国造成的损失。
然而，现在这种长期保持的共识正在开始走向破裂。目前，软件、工程等高技术含量的工作岗位正快速流向中国和印度等国家。这种现象与盛行了200年的比较优势理论发生了冲突。随着这些国家每年都有多于美国的大学生从学校毕业，经济学家们越来越怀疑：美国在这方面是否還有优势，或者说，在所谓的“白领岗位外流”的形势下，传统的对于全球化的理解是否依然适用。
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创始人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现年89岁的麻省理工学院荣誉教授萨缪尔森近日在美国著名的“经济观察期刊”（JEP）上发表文章，对于中国和印度的技术进步是否必然对美国有利表示怀疑。
萨缪尔森的观点得到了迅速的回应。哥伦比亚大学贸易经济学家巴格瓦蒂在同一个期刊的紧随其后的一期中发表文章，反对那种认为“白领岗位外流”会降低美国工资水平或减慢美国国内生产增长速度的观点。但尽管如此，这些持反对观点的经济学家也无法将眼前正在发生的事实和他们强烈支持的观点协调起来。
全球劳动力市场
萨缪尔森和其他经济学家所提出问题的核心是：无拘无束的国际贸易是否依然像他们一直深信的那样对美国有利。自从19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以来，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当各国进行贸易并各专其长时其受益是大于损失的。然而，今天诸如宽带和互联网等电信技术的发展导致了一种并不完全符合这种理论的新的贸易形态。现在，生产中的智能要素可以低成本地在全球范围内快速移动，全球高技术型劳动力市场也似乎正在出现，并且它具有推翻传统的国家专业化概念的潜力。
这种新的发展可能从三个方面干扰美国的经济。第一个方面，如果高技术型工人可在全球范围内以足够低的价格获得，那么竞争将导致美国白领工人工资水平的下降。即使是那些依然看到美国净受益的经济学家也认为这是一个潜在的问题。巴格瓦蒂认为，“美国的高技术型工人将第一次直接面对国际竞争，尽管目前还不清楚它将对这些工人的工资造成多大影响”。
第二个方面，从贸易中获得的受益将有多少可以流向消费者？截至目前，全球化所带来的痛苦是由不到四分之一的劳动者承担的，他们中大部分是低技术型工人，全球化导致的工资下降给他们造成的损失大于商品价格降低所带来的收益。但是其他四分之三四美国工人依然是受益大于损失，因为他们不受外国工资竞争的影响。然而，如果白领雇员和蓝领雇员一样被抛到全球劳动力市场竞争中，那么美国大部分工人在工资上的损失将超过因商品价格下降所带来的收益。这将导致国际贸易增长所带来的利益将主要流向顾主阶层。因此，哈佛大学的贸易经济学家丹尼·罗得里克认为，其结果“完全有可能是所有的工人都受损失，而所有的股东都获益”。
即使这些情况还不足以使经济学家们从比较优势理论的轨道上脱轨，但却使他们第一次看到了其他的正在发生作用的因素。随着廉价劳动力国家的技术水平的提高（比如印度新兴的工程师阶层），美国在诸如软件业等曾经在全球具有优势的领域正在面临竞争。如果这种新的竞争把产品价格拉得太低，美国的出口收入势必受损，而整个美国经济也将恶化。此为干扰美国经济的第三个方面。
尽管巴格瓦蒂等经济学家怀疑情况是否会发展到那么严重的程度，但他们对该问题进行思考这种事实本身就是对一种根深蒂固的理论的动摇。萨缪尔森在其新发表的文章中认为，当中国等国家可以在原先美国具有明显优势的领域进行生产时，“美国就不能再指望依靠比较优势去创造大于净损失的净收益了”。
经济学家们对于贸易理论的重新思考可能很快就影响到政策领域。没有人提倡新的贸易壁垒，因为那种治疗方法比疾病本身还要糟糕。尽管这样，如此众多的著名经济学家的观点动摇也可以证明情况是危险的。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华盛顿施行新贸易政策在更大程度上是由于专家们一致认为美国能从国际贸易中受益。如果专家们的观点不再像以前那么确定，那么公众对此的共识也将走向瓦解。
2005年美国将对其WTO成员资格和总统谈判贸易协定的所谓“快车道授权”进行审查，这无疑是两个考验。有经济学家担心，高技术型工人对国际贸易逐渐升温的忧虑将侵蚀美国对于全球化的支持。
“白领工人有权表示忧虑”
白领工作机会外流的趋势到底能发展到多么严重的程度？流失的工作越多，对美国工作水平的影响就越大。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佛莱斯特研究咨询公司是最早发现白领工作机会转移现象的机构之一，并且它对此问题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最为详细的预测。它预测，到2015年每年将平均有30万个工作机会从美国流到国外。
一旦上述预测真正成为现实，它对于美国工人工资的影响将是巨大的。佛莱斯特研究咨询公司的一位分析家从美国劳动统计局所跟踪统计的500多个主要职业中确定了242个可能受到影响的服务性工作岗位。他的结论是：到2015年，将有共计340万个工作机会流出美国，这个数字占到目前在这242个工作岗位上工作的5700万人的6％。
哈佛大学的劳动经济学家劳伦斯·凯茨认为，如果这种估计是大体上正确的，那么美国白领工人的工资将受到打击。他在与其同事共同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发现，由于进口增长或工厂外迁所造成的每1％的就业率的下降就会使现有工人的工资降低0.5％。所以，如果到2015年白领的工作机会将损失6％，那么届时工人的工资将下降2％到3％。尽管在10年的时间内有几个百分点的变化听起来似乎并不可怕，但这个数字大体上也相当于近几十年内蓝领工人因全球化而损失的工资。因此凯茨说,“白领工人有权表示忧虑”。
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这种白领工作机会外流的现象是否会降低美国的GDP? 按照传统的理论，答案是否定的，但现在这已经成为困扰经济学家的另一个问题。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在20世纪初被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Eli F.Hecksher）和俄林（Bertil Olin）进一步发展。他们认为只要各国专注于生产其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就都能从国际贸易中获益。比如说，对美国而言，由于它的劳动力中有60％受过高等教育，所以出口高技术产品并从劳动力廉价的国家进口低端产品会更有效率。相反地，比如在印度，由于其4亿多工人中仅有一小部分人曾上过大学，所以它应该争取更多的低技术型工作，而将那些高端产品留给美国去生产。
然而这种理论与今天美国的程序设计和其他高技术型工作机会外流的现实是不一致的。加州大学的贸易经济学家利默（Edward E.Leamer）说：“根据‘赫克歇尔－俄林（H－O）’模型，我们现在不应该将高技术型工作机会送给那些只拥有很少量高技术型工人的国家”。然而，美国的公司现在就是这样做的，其原因就在于那些国家的劳动力便宜，并且计算机网络使得将工作传输到国外去做并在做完后传回到美国的做法具有了可行性。
当然，大多数美国经济学家依然认为，这种新出现的“白领岗位外流”现象从总体上是对美国有利的。其理由是，美国顾主阶层节省下的成本足以弥补任何的工资损失。哈佛鲍尔的同事、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另一名高级研究员凯瑟琳·曼恩（Catherine L.Mann）认为，与20世纪90年代由计算机硬盘价格下降所带来的美国生产力提高的情形类似，目前因“白领岗位外流”所导致的软件和其他产品价格的削减可能引发新一轮的生产力提高。
以凯瑟琳·曼恩为代表的学者们主张，各国将继续专注于其做得最好的领域。尽管印度或中国在程序设计领域争走了许多高技术性的工作机会，但美国在药物研究等其他高科技领域将继续保持优势。他们认为，在考虑比较优势时不应局限在诸如高技术型领域和低技术型领域等宽泛的层面，而应该找出更加细小的区别，并且要考察哪些国家在哪些具体的产业或职业上具有优势。巴格瓦蒂认为，在不同的产业内部各国也各有其所专长的不同领域，而这将使印度对美国的高端技术产生大量需求。
然而，利默和罗得里克等其他经济学家则认为，在新的全球化经济中，美国在这些微观层面的优势将是短暂的。因为如果说美国在空间技术研究方面占有优势，那么人们无法证明中国为什么不能也在该领域迅速培养出大量的大学毕业生。事实上，在电信和服务器等领域中国已经这样做了。
利默等贸易专家认为，中国和印度等后起之秀所带来的价格竞争可以抵消美国公司从全球采购中所获得的收益。为支持自己的观点，他们引用了巴格瓦蒂于196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的观点，即如果贸易导致一国的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价格下降，那么该国经济可能会恶化。巴格瓦蒂称其为贸易的“贫困化”影响。在与《商业周刊》讨论该观点时，利默写了一篇短文，试图证明劳动力成本的螺旋式下降是如何导致出口产品价格的下降从而造成“贫困化”的。巴格瓦蒂本人甚至也不得不承认，他多年前的观点可能依然适用于今天的美国，尽管他认为这种机会是微小的。
总之，尽管美国大多数经济学家主张全球化从根本上对美国是利大于弊的，但他们并不能给出有力的证据。因此，除非能有人对高技术型工作机会外流所导致的后果给出有说服力说明，对于全球化问题的争论很可能愈演愈烈。
（译者单位：商务部世贸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