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无论有人诟病娱乐圈是“风月场”“大染缸”也好，抑或臧否娱乐圈为“奶牛场”“膻工场”亦罢，说白了，都是不满娱乐圈水很深、水很浑、水很黄。毫无疑问，娱乐圈病到这步田地，少数人病态追星炒星，嗜喝娱星洗脚水上瘾成癖功不可没。近日，相关部门发出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文艺节目管理的通知，要求坚决遏制追星炒星、泛娱乐化等不良倾向，严格控制嘉宾片酬。无论如何，至少我举双手赞成———尽管我已举双手赞成了N回。
　　准确地说，类似宣示放狠话是重申而非首提。近年来，相关部门差不多年年都在高调宣示遏制追星炒星，至少我的耳朵差不多已然听出老茧。而人们所目图景依然是：年年岁岁“禁”相似，岁岁年年“追”不同。
　　追星也分三六九等，不能一概而论。法制社会，公民私权“法无禁止即为允许”，原本，追星纯属“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个人自由；况且，理性追星不见得是什么坏事，兴许还能追出正能量或大名堂。杜甫陆游就曾是诸葛亮重量级“粉丝”，杜甫曾誉“诸葛大名垂宇宙”，陆游亦赞“千载谁堪伯仲间”，两位诗史名宿都为偶像写过不少诗，且多为不朽传世名篇。少年克林顿也是政治明星肯迪尼的“铁杆粉丝”，打小就立志要像偶像那样去当美国总统。出身贫寒的克氏，从美国偏远小州阿肯色州，走向白宫问鼎总统宝座，追星刺激肾上腺素显然功不可没。由是，对个人追星你可以看不惯，但却压根儿管不着。
　　应当坚决遏制的，当然是病态追星炒星。比如，28岁的女子杨某苦追香港偶像刘某某13年，致使倾家荡产，父亲为圆女儿心愿竟卖房筹款。然而，这位终于见到偶像并合影的女粉丝仍不满意，其父也因刘某某未安排足够多时间与女儿会面而跳河身亡，让人欲哭无泪“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盲目追星疯狂炒星，當然绝不止于让个人费时破财伤身脑残，对公共娱乐生态之延伸肇害，则不仅推高娱乐节目剧目制作成本、破坏行业规则风气，而且误导受众尤其是青少年盲从效尤，进而潜移默化滋长错乱价值观念，这显与时下主流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娱乐生态以明星为中心而罔顾“载道”教化功能，以金钱为目的而摒弃“倡善”社会意义，其结果恐怕难遁将娱乐变异为“愚乐”，进而于沦陷集体无意识中让“娱乐至死”一语成谶。
　　公允而论，遏制追星炒星，首当厘清概念分野，将追星与炒星剥离。媒体炒星在个体追星之先，无有媒体炒星又遑论有社会追星？换言之，媒体炒星是个体追星的原因，个体追星乃媒体炒星的结果。截流当先堵源，遏制追星炒星沉疴痼疾，当先从遏制媒体炒星出招突破。
　　遏制追星炒星多年，何以屡遏不止？恐怕连地球人都知道，无非，不是“雷声大雨点小”，便是“拳头打在棉花上”。在国外，对丑闻明星污点艺人“零容忍”几成惯例。美国某明星经历偷税事件后，除了被罚9亿巨款，还殃及好莱坞谍战大片女主角被取消，所有代言产品被终止合作。韩国天王级歌手刘某，因逃避服兵役而被下令永久封杀，并且被禁止再踏入韩国境内，即使下跪都换不回韩国民众原谅。日本污点明星只要丑闻坐实，无论你是不是一线大牌明星，民众绝不会轻言宽容原谅，也无有商家会找劣迹艺人代言，污点明星沦为无戏拍、无收入的“娱乐至死”艺人。相形之下，国内对待丑闻明星污点艺人，则不是态度暧昧出手温柔，便是“罚酒三杯”式的过度宽容。试想，设若“渔”者手下留情点到为止，抑或东边打“毒鱼”，西边又放生，又如何指望娱乐生态水至清而无“毒鱼”欤？
　　盲目追星与疯狂炒星，乃一根毒藤上开出的两朵并蒂毒之花，二者相互作用交叉感染，已经生成为娱乐生态食物链上恶性循环的顽固病灶。“阴阳合同”“天价片酬”之类，不过是这根毒藤上毒副作用发作结出的苦果。《人民日报》日前刊文指出：“那些有严重失德失信行为的演艺人员，需要接受行业组织制定的、与其言行严重程度相应的、有足够约束力的处罚；违反法律的，要接受法律的裁决，不能让有违法律和严重道德污点的艺人从其失德失信、违法违规的错误行为中出名获利。”果如是，娱乐生态方能水至清无“毒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