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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20世纪里，中国新诗真正冲破了两千多年的古典模式，开始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国现代诗学几乎是与新诗共生的。本文通过论述中国现代诗学发展的简况，旨在理清其演变和发展的脉络和轨迹，对中国现代诗学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和轮廓。
关键词：中国新诗 现代诗学 发展
一
中国诗学不仅是诗歌及诗歌现象的阐释者，而且也是诗歌创作的动力和“向导”。“中国现代诗学的发生几乎是与新诗同步的。”“新诗的开山人胡适”在《谈新诗》中认为，新诗不但要打破五七言的诗体，更要推翻词调曲谱的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最终形成新诗“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诗学观念。他还指出：“新诗大多数的趋势，依我们看来，是朝着一个公共方向走的，那个方向便是‘自然的音节’。”20世纪初的“白话诗实验”是一次针对古代格律诗的大反动，冲破了古诗板滞的格式束缚，获得了“作诗如作文”的诗体大解放。“初期白话诗完成了它所担负的由旧诗向新诗过渡的历史使命。”“‘五四’白话新诗运动真正开创了中国诗歌发展的新纪元。”但初期白话诗也存在先天不足的浅白和粗糙，闻一多曾批评初期的白话诗人，“都有一种极沉痛的通病，那就是弱于或竟完全缺乏幻想力，因此他们诗中很少浓丽繁密而且具体的意象”。这一现象与“初期白话诗学的观念主要是诗体解放、自然音节、作诗如作文和明白清楚等”有关。1920年，以书信形式出现谈诗的文章有《三叶集》。专论有宗白华的《新诗略谈》、康白情的《新诗底我见》、周作人的《论小诗》、闻一多的《〈女神〉之时代精神》和《〈女神〉之地方色彩》等。专门著作有汪静之的《诗歌原理》。这些诗学著作标志着诗学雏形的形成。
郭沫若狂飙突进，诗风浪漫，主张诗是“自我”“自然”和“艺术”的三位一体的自由创造。“新月诗派”诗人闻一多力倡“三美”，实践“创格”，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白话诗“实为白话而非诗”的尴尬局面，确立了新诗正确发展的航向。“取法于古人和前辈”的臧克家因受闻一多的影响，提倡“呕心沥血，苦痛沉吟”，诗风似“孟郊”。以朱自清、废名、梁宗岱为代表的诗学上的学院派立足传统，借鉴西方心理学，理论趋向系统化。朱自清的《新诗杂话》、废名的《新诗问答》、梁宗岱的《诗与真》等可见一斑。现代主义学派是现代诗学中的主流派别，刘半农的《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茅盾的《论早期白话诗》《徐志摩论》等清晰可鉴。象征主义诗学派别“重感觉”，在“纯诗”和“色彩”中多用暗示和比喻的艺术技法。王独清明确指出：“我理想中最完美的‘诗’便可以用一个公式表示：（情+力）+（音+色）=诗。”其实这也是李金发、穆木天、冯乃超、姚蓬子、施蛰存等共有的相似的艺术情趣和变调。从象征主义走向现代主义的戴望舒注重意象技巧的运用，善于营造新颖别致的意象。在创作手法上戴望舒有独到的见解：“韵和整齐的字句会妨碍诗情，或使诗情成为畸形的。倘把诗的情趣去适应呆滞的、表面的旧规律，就和把自己的足去穿别人的鞋子一样。愚劣的人们削足适履，比较聪明一点的人选择较合适的鞋子，但是智者却为自己制最合自己的脚的鞋子。”
以胡风为代表的“七月派”强调诗人“跳跃在时代的激流里”，反对“空洞的叫喊”和“感伤主义”，提倡“主观战斗精神”，有着普遍的自觉的诗学追求。“九叶诗群”在诗歌本体论上，主张以经验的升华和提纯取代抒情，诗不再是情感的“宣泄”。在诗学观念上提出“新诗戏剧化”：情感向理性转化；审美体验的间接性。“新诗戏剧化”的结果使诗产生朦胧、静穆、幽远之美。20世纪30、40年代，“普罗诗歌”和解放区、国统区的朗诵诗和墙头诗运动，也是当时一股强大的诗学思潮。“普罗诗歌”有一个公式：“革命+恋爱”。朗诵诗和墙头诗运动推动诗歌“散文化”和“平民化”，鼓动和彰显“集体意识”。中国现代诗学与新诗共生共长，真正标志中国现代诗学走向成熟的是20世纪40年代的四大“诗论”，即艾青的《诗论》、朱光潜的《诗论》、朱自清的《新诗杂话》、李广田的《诗的艺术》。
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的政治社会生活的“万象”也自然而然地体现在诗歌中，诗歌不会拒绝人们所生活的时代，有时会充当政治的传声筒和时代的代言人。诗学无法生活在真空中，必然要与政治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内在联系。“二为”方针的确立，政治抒情诗在这一时期极为盛行。“东方红”“红心”“太阳”“青松”“梅花”“松柏”“山峰”“长城”“长江”“黄河”等是频繁使用的意象。诗歌评判“政治标准”压倒一切，出现多元诗学格局式微，“政治论诗学”一元主导的局面。“政治论诗学”严重损害了诗的美与真，违背了艺术自身发展的规律，1958年“新民歌运动”导致了“诗歌大跃进”。中国现代诗学由“一江春水”变成残喘的小溪，走向一段非常态的窄化道路。
虽然这一时期诗学的发展出现了较大的偏颇，但仍有给诗更多的敏锐的观察、思考和探索的诗人和诗评家，何其芳是一代表。他的《关于现代格律诗》至今仍闪耀着诗学的光芒。专著不多，有亦门的《诗是什么》、晓雪的《生活的牧歌——论艾青的诗》、杨匡汉和杨匡满的《战士与诗人郭小川》等。论文发表数量上尚可，但质量不高。郭小川和贺敬之对诗歌文体进行了大胆的有益的探索。郭小川诗体多变，如“楼梯体”的借鉴和运用；贺敬之“信天游”式的自由体给当时沉闷的诗学空间输入了新鲜的气息。1976年“天安门诗歌运动”是一现实主义诗歌的“大出场”，在沉闷的中华大地犹如一声春雷，让麻木许久的国人开始苏醒。在情感的表达和思想的启蒙上有“五四”余风。
三
1978年，随着“思想大解放运动”，中国诗学迎来它的第二次“春天”。“归来”的诗人在“春天”里歌唱丰收的“金秋”，更新了诗学观念，在情感的抒发上更加 “自我”和自由。这就回归到“中国现代新诗的情感也就基本上不是体现群体本位的道德情感，而是体现个体本位的自我情感”的正常的轨道上来。“朦胧”诗人既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诗体，也解放了诗人自己。在“争鸣”中“朦胧诗”受到谢冕、孙绍振和徐敬亚等人的支持和推崇。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诗学形成了三大理论“群落”：“传统派”“崛起派”“上园派”。20世纪90年代以降，诗歌出现的思潮有“下半身写作”“先锋诗”“第三代诗派”等。活跃在新时期的诗评家有孙玉石、孙绍振、谢冕、吕进、陆耀东、洪子诚、吳思敬、骆寒超、龙泉明等。 新时期诗歌在被放逐的危难中走向了邊缘，诗学研究步入了困境，一些“聪明”的研究者纷纷转行，但仍有一些诗评家坚守着精神的阵地完成一次又一次的“医改”和“升级”。这种精神在浮躁充塞、欲望“伸张”和“铜板”至上的当代中国显得尤为难得和可贵。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是诗学研究的重镇，“上元派”的根就在这里。吕进倡导新诗“二次革命”和“三大重建”为现代诗学注入了新质活力。此外台湾诗人余光中近几年提出关于新诗的传播既要“大众化”，又要“小众化”。余光中的诗学主张值得关注和借鉴。
从人类学认识所提倡的本土立场看，当今新诗研究者思考“中国现代诗学”问题时，只有对象和素材是中国的，而思考的概念、理论框架大多是照搬西方的，这样的诗学理论有“先天”的限制。无论诗学如何发展，都无法获得超越的基础条件，这就难免使其研究变成“换汤不换药”的局部变化和重复。长期以来信奉的西方观念和理论范式应给予清理，或摈弃或批判式“拿来”。从时代、本土的角度看，反观时代、本土所特有的因素，正像吕进所言：“我们需要解决两大问题：古代诗学的现代化和西方诗学的本土化。”
参考文献：
[1] 吕进等.中国与日本：中国现代诗学的昨天与今天[J].文艺研究，2007（6）：61-70.
[2] 陆耀东.中国新诗史[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9.
[3] 胡适.谈新诗[A]∥杨匡汉等.中国现代诗论（上编）[C].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6，10.
[4] 江锡铨.中国现实主义新诗艺术散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53.
[5] 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13.
[6] 闻一多.冬夜评论[A]//闻一多全集[M]（第三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315.
[7] 许霆.中国现代主义诗学论稿[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1.
[8] 王独清.再谈诗——寄给木天、伯奇[A]//杨匡汉等.中国现代诗论[C]（上编）.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104.
[9] 戴望舒.望舒诗论[A]//杨匡汉等.中国现代诗论[C]（上编）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161.
[10] 陈本益.中外诗歌与诗学论集[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46—147.
[11] 余光中. 余光中谈诗歌[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7.
作 者： 乔军豫，硕士，武夷学院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代诗学。
编 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
关键词：中国新诗 现代诗学 发展
一
中国诗学不仅是诗歌及诗歌现象的阐释者，而且也是诗歌创作的动力和“向导”。“中国现代诗学的发生几乎是与新诗同步的。”“新诗的开山人胡适”在《谈新诗》中认为，新诗不但要打破五七言的诗体，更要推翻词调曲谱的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最终形成新诗“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诗学观念。他还指出：“新诗大多数的趋势，依我们看来，是朝着一个公共方向走的，那个方向便是‘自然的音节’。”20世纪初的“白话诗实验”是一次针对古代格律诗的大反动，冲破了古诗板滞的格式束缚，获得了“作诗如作文”的诗体大解放。“初期白话诗完成了它所担负的由旧诗向新诗过渡的历史使命。”“‘五四’白话新诗运动真正开创了中国诗歌发展的新纪元。”但初期白话诗也存在先天不足的浅白和粗糙，闻一多曾批评初期的白话诗人，“都有一种极沉痛的通病，那就是弱于或竟完全缺乏幻想力，因此他们诗中很少浓丽繁密而且具体的意象”。这一现象与“初期白话诗学的观念主要是诗体解放、自然音节、作诗如作文和明白清楚等”有关。1920年，以书信形式出现谈诗的文章有《三叶集》。专论有宗白华的《新诗略谈》、康白情的《新诗底我见》、周作人的《论小诗》、闻一多的《〈女神〉之时代精神》和《〈女神〉之地方色彩》等。专门著作有汪静之的《诗歌原理》。这些诗学著作标志着诗学雏形的形成。
郭沫若狂飙突进，诗风浪漫，主张诗是“自我”“自然”和“艺术”的三位一体的自由创造。“新月诗派”诗人闻一多力倡“三美”，实践“创格”，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白话诗“实为白话而非诗”的尴尬局面，确立了新诗正确发展的航向。“取法于古人和前辈”的臧克家因受闻一多的影响，提倡“呕心沥血，苦痛沉吟”，诗风似“孟郊”。以朱自清、废名、梁宗岱为代表的诗学上的学院派立足传统，借鉴西方心理学，理论趋向系统化。朱自清的《新诗杂话》、废名的《新诗问答》、梁宗岱的《诗与真》等可见一斑。现代主义学派是现代诗学中的主流派别，刘半农的《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茅盾的《论早期白话诗》《徐志摩论》等清晰可鉴。象征主义诗学派别“重感觉”，在“纯诗”和“色彩”中多用暗示和比喻的艺术技法。王独清明确指出：“我理想中最完美的‘诗’便可以用一个公式表示：（情+力）+（音+色）=诗。”其实这也是李金发、穆木天、冯乃超、姚蓬子、施蛰存等共有的相似的艺术情趣和变调。从象征主义走向现代主义的戴望舒注重意象技巧的运用，善于营造新颖别致的意象。在创作手法上戴望舒有独到的见解：“韵和整齐的字句会妨碍诗情，或使诗情成为畸形的。倘把诗的情趣去适应呆滞的、表面的旧规律，就和把自己的足去穿别人的鞋子一样。愚劣的人们削足适履，比较聪明一点的人选择较合适的鞋子，但是智者却为自己制最合自己的脚的鞋子。”
以胡风为代表的“七月派”强调诗人“跳跃在时代的激流里”，反对“空洞的叫喊”和“感伤主义”，提倡“主观战斗精神”，有着普遍的自觉的诗学追求。“九叶诗群”在诗歌本体论上，主张以经验的升华和提纯取代抒情，诗不再是情感的“宣泄”。在诗学观念上提出“新诗戏剧化”：情感向理性转化；审美体验的间接性。“新诗戏剧化”的结果使诗产生朦胧、静穆、幽远之美。20世纪30、40年代，“普罗诗歌”和解放区、国统区的朗诵诗和墙头诗运动，也是当时一股强大的诗学思潮。“普罗诗歌”有一个公式：“革命+恋爱”。朗诵诗和墙头诗运动推动诗歌“散文化”和“平民化”，鼓动和彰显“集体意识”。中国现代诗学与新诗共生共长，真正标志中国现代诗学走向成熟的是20世纪40年代的四大“诗论”，即艾青的《诗论》、朱光潜的《诗论》、朱自清的《新诗杂话》、李广田的《诗的艺术》。
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的政治社会生活的“万象”也自然而然地体现在诗歌中，诗歌不会拒绝人们所生活的时代，有时会充当政治的传声筒和时代的代言人。诗学无法生活在真空中，必然要与政治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内在联系。“二为”方针的确立，政治抒情诗在这一时期极为盛行。“东方红”“红心”“太阳”“青松”“梅花”“松柏”“山峰”“长城”“长江”“黄河”等是频繁使用的意象。诗歌评判“政治标准”压倒一切，出现多元诗学格局式微，“政治论诗学”一元主导的局面。“政治论诗学”严重损害了诗的美与真，违背了艺术自身发展的规律，1958年“新民歌运动”导致了“诗歌大跃进”。中国现代诗学由“一江春水”变成残喘的小溪，走向一段非常态的窄化道路。
虽然这一时期诗学的发展出现了较大的偏颇，但仍有给诗更多的敏锐的观察、思考和探索的诗人和诗评家，何其芳是一代表。他的《关于现代格律诗》至今仍闪耀着诗学的光芒。专著不多，有亦门的《诗是什么》、晓雪的《生活的牧歌——论艾青的诗》、杨匡汉和杨匡满的《战士与诗人郭小川》等。论文发表数量上尚可，但质量不高。郭小川和贺敬之对诗歌文体进行了大胆的有益的探索。郭小川诗体多变，如“楼梯体”的借鉴和运用；贺敬之“信天游”式的自由体给当时沉闷的诗学空间输入了新鲜的气息。1976年“天安门诗歌运动”是一现实主义诗歌的“大出场”，在沉闷的中华大地犹如一声春雷，让麻木许久的国人开始苏醒。在情感的表达和思想的启蒙上有“五四”余风。
三
1978年，随着“思想大解放运动”，中国诗学迎来它的第二次“春天”。“归来”的诗人在“春天”里歌唱丰收的“金秋”，更新了诗学观念，在情感的抒发上更加 “自我”和自由。这就回归到“中国现代新诗的情感也就基本上不是体现群体本位的道德情感，而是体现个体本位的自我情感”的正常的轨道上来。“朦胧”诗人既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诗体，也解放了诗人自己。在“争鸣”中“朦胧诗”受到谢冕、孙绍振和徐敬亚等人的支持和推崇。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诗学形成了三大理论“群落”：“传统派”“崛起派”“上园派”。20世纪90年代以降，诗歌出现的思潮有“下半身写作”“先锋诗”“第三代诗派”等。活跃在新时期的诗评家有孙玉石、孙绍振、谢冕、吕进、陆耀东、洪子诚、吳思敬、骆寒超、龙泉明等。 新时期诗歌在被放逐的危难中走向了邊缘，诗学研究步入了困境，一些“聪明”的研究者纷纷转行，但仍有一些诗评家坚守着精神的阵地完成一次又一次的“医改”和“升级”。这种精神在浮躁充塞、欲望“伸张”和“铜板”至上的当代中国显得尤为难得和可贵。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是诗学研究的重镇，“上元派”的根就在这里。吕进倡导新诗“二次革命”和“三大重建”为现代诗学注入了新质活力。此外台湾诗人余光中近几年提出关于新诗的传播既要“大众化”，又要“小众化”。余光中的诗学主张值得关注和借鉴。
从人类学认识所提倡的本土立场看，当今新诗研究者思考“中国现代诗学”问题时，只有对象和素材是中国的，而思考的概念、理论框架大多是照搬西方的，这样的诗学理论有“先天”的限制。无论诗学如何发展，都无法获得超越的基础条件，这就难免使其研究变成“换汤不换药”的局部变化和重复。长期以来信奉的西方观念和理论范式应给予清理，或摈弃或批判式“拿来”。从时代、本土的角度看，反观时代、本土所特有的因素，正像吕进所言：“我们需要解决两大问题：古代诗学的现代化和西方诗学的本土化。”
参考文献：
[1] 吕进等.中国与日本：中国现代诗学的昨天与今天[J].文艺研究，2007（6）：61-70.
[2] 陆耀东.中国新诗史[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9.
[3] 胡适.谈新诗[A]∥杨匡汉等.中国现代诗论（上编）[C].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6，10.
[4] 江锡铨.中国现实主义新诗艺术散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53.
[5] 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13.
[6] 闻一多.冬夜评论[A]//闻一多全集[M]（第三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315.
[7] 许霆.中国现代主义诗学论稿[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1.
[8] 王独清.再谈诗——寄给木天、伯奇[A]//杨匡汉等.中国现代诗论[C]（上编）.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104.
[9] 戴望舒.望舒诗论[A]//杨匡汉等.中国现代诗论[C]（上编）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161.
[10] 陈本益.中外诗歌与诗学论集[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46—147.
[11] 余光中. 余光中谈诗歌[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7.
作 者： 乔军豫，硕士，武夷学院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代诗学。
编 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