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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在南京召开的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有关重大问题作出系统阐述并提出了新要求。在对外开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筑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
统筹沿海沿江沿边和内陆开放，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培育内陆开放高地
对外开放促进经济社会进步和国家繁荣发展，是经济发展理论和中外发展实践所证明的客观规律。
于长江经济带而言，其横贯中国东、中、西部，面积约占全国的20%，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占据全国“半壁江山”。长江经济带是我国最早实施对外开放的地区，但长江经济带在对外开放上，各省市之间有着较大的差异。其中，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上海、江苏、浙江等地无论是利用外资、对外投资还是进出口贸易，在全国都起到很好的引领作用，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高地。
近些年来，内陆一些省份一直采取措施扩大开放，努力打造内陆开放高地，也取得明显的进步。总体上看，从长三角地区到长江中上游地区，对外开放水平存在明显梯度落差。在新的历史时期，长江经济带不仅要继续提高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水平和质量，而且还要通过贸易创新发展，培育更多内陆开放新高地，提升内陆和沿边对外开放的水平。在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同时，长江经济带对外开放要把握好开放和安全的关系，未雨绸缪织密织牢开放安全网。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为此，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市要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找准各自定位，主动向全球开放市场，培育更多的内陆对外开放高地，推动中国对外开放向纵深发展，形成更高水平和更多层次的均衡化对外开放新格局。
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依托，推进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构建高标准开放型经济体制
“十四五”是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全球化时期。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客观内在要求。在新时期，全球治理新格局和新国际经贸规则正在加速形成，中国开放型经济将被赋予新的内涵。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是党中央在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自2013年国家设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至今，我国已先后批准设立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完成了“由点到线、由线及面”的全方位布局，形成了东西南北中协调、陆海统筹的开放态势，推动我国新一轮全面开放格局。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扩容彰显中国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和信心。
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是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行先试的内在要求。自由贸易试验区率先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在探索对接国际规则标准、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促进服务贸易发展、优化营商環境等方面先行先试，已经累计有260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全国范围内复制和推广。自上海设立第一个全国性自由贸易试验区以来，长江经济带已经设立了8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些自由贸易试验区各自在探索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中承担不同的作用。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经济中心所在、活力所在。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中，长江经济带理应承担起改革开放的主力军和先行者的责任，探索在复杂的国际经济和贸易环境中行之有效的对外开放规则和制度。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与共建“一带一路”深度融合，实现互利共赢国际合作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在世界发展与全球治理的复杂体系中，“一带一路”是一个新事物。倡议共建“一带一路”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全新的阶段，推动我国从过去的渐进、被动、单向式的开放走向全面、主动、多边式的开放，从以“引进来”为主、融入全球价值链，到以“走出去”为主重塑全球价值链的过程。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使其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为全球经济增长增添新动力，而且可以带动中国中高端产品出口和价值链重塑。
长江经济带是“一带一路”在国内的主要交汇地带。“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将中国分散的开放节点串联起来，形成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网络。“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共同构成了中国向东向西双向开放的战略机遇。近些年来，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市都在积极探索有效共建“一带一路”的新范式。如重庆正通过中欧班列（渝新欧）联运大通道连接大西北、中亚及欧洲地区，加大与“一带一路”国家间经济和贸易合作。推动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融合无疑将改变过去主要面向环太平洋和欧美发达国家的沿海开放格局，强化面向东南亚地区、南亚次大陆和中亚地区的对外开放方向，深化与东盟的交流合作。
千年丝路，跨越古今。漫长岁月里，这条古老通道上的不同民族、文化、文明，相遇交融、相互滋养。在21世纪的今天，通过“长江经济带”发展串联以及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实现了内陆、沿海都能快速联系国际市场，推动了沿海与内陆之间经济进一步整合。在新的历史时期，“一带一路”有助于拓展我国经济活动空间，释放内陆开放潜力，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同时有助于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下坚实基础。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统筹沿海沿江沿边和内陆开放，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培育内陆开放高地
对外开放促进经济社会进步和国家繁荣发展，是经济发展理论和中外发展实践所证明的客观规律。
于长江经济带而言，其横贯中国东、中、西部，面积约占全国的20%，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占据全国“半壁江山”。长江经济带是我国最早实施对外开放的地区，但长江经济带在对外开放上，各省市之间有着较大的差异。其中，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上海、江苏、浙江等地无论是利用外资、对外投资还是进出口贸易，在全国都起到很好的引领作用，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高地。
近些年来，内陆一些省份一直采取措施扩大开放，努力打造内陆开放高地，也取得明显的进步。总体上看，从长三角地区到长江中上游地区，对外开放水平存在明显梯度落差。在新的历史时期，长江经济带不仅要继续提高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水平和质量，而且还要通过贸易创新发展，培育更多内陆开放新高地，提升内陆和沿边对外开放的水平。在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同时，长江经济带对外开放要把握好开放和安全的关系，未雨绸缪织密织牢开放安全网。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为此，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市要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找准各自定位，主动向全球开放市场，培育更多的内陆对外开放高地，推动中国对外开放向纵深发展，形成更高水平和更多层次的均衡化对外开放新格局。
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依托，推进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构建高标准开放型经济体制
“十四五”是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全球化时期。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客观内在要求。在新时期，全球治理新格局和新国际经贸规则正在加速形成，中国开放型经济将被赋予新的内涵。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是党中央在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自2013年国家设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至今，我国已先后批准设立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完成了“由点到线、由线及面”的全方位布局，形成了东西南北中协调、陆海统筹的开放态势，推动我国新一轮全面开放格局。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扩容彰显中国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和信心。
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是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行先试的内在要求。自由贸易试验区率先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在探索对接国际规则标准、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促进服务贸易发展、优化营商環境等方面先行先试，已经累计有260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全国范围内复制和推广。自上海设立第一个全国性自由贸易试验区以来，长江经济带已经设立了8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些自由贸易试验区各自在探索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中承担不同的作用。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经济中心所在、活力所在。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中，长江经济带理应承担起改革开放的主力军和先行者的责任，探索在复杂的国际经济和贸易环境中行之有效的对外开放规则和制度。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与共建“一带一路”深度融合，实现互利共赢国际合作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在世界发展与全球治理的复杂体系中，“一带一路”是一个新事物。倡议共建“一带一路”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全新的阶段，推动我国从过去的渐进、被动、单向式的开放走向全面、主动、多边式的开放，从以“引进来”为主、融入全球价值链，到以“走出去”为主重塑全球价值链的过程。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使其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为全球经济增长增添新动力，而且可以带动中国中高端产品出口和价值链重塑。
长江经济带是“一带一路”在国内的主要交汇地带。“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将中国分散的开放节点串联起来，形成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网络。“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共同构成了中国向东向西双向开放的战略机遇。近些年来，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市都在积极探索有效共建“一带一路”的新范式。如重庆正通过中欧班列（渝新欧）联运大通道连接大西北、中亚及欧洲地区，加大与“一带一路”国家间经济和贸易合作。推动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融合无疑将改变过去主要面向环太平洋和欧美发达国家的沿海开放格局，强化面向东南亚地区、南亚次大陆和中亚地区的对外开放方向，深化与东盟的交流合作。
千年丝路，跨越古今。漫长岁月里，这条古老通道上的不同民族、文化、文明，相遇交融、相互滋养。在21世纪的今天，通过“长江经济带”发展串联以及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实现了内陆、沿海都能快速联系国际市场，推动了沿海与内陆之间经济进一步整合。在新的历史时期，“一带一路”有助于拓展我国经济活动空间，释放内陆开放潜力，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同时有助于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下坚实基础。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