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安忆是一名女性意识很强的作家，在作品《长恨歌》中，她利用细腻的笔触与冷静的态度塑造了王琦瑶这个命运多舛的女性形象，将女性命运的起伏与城市的发展、时代的变迁紧密相连，虽然在王琦瑶身上我们仍能看到诸多的性格缺陷，但是其作为人，作为女性，作为母亲的那一部分情感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作者结合《长恨歌》的内容，对作品中的女性主义进行了精彩分析。
　　关键词：《王安忆》；女性主义；王琦瑶；个性独立
　　女性主义是指女性能够清楚地了解自身的特点，并能够自觉地意识并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社会责任、人生义务，以独特的方式参与社会生活，并从中肯定、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社会价值的一种思想理念。我们在讨论女性主义的时候，首先要明确人本主义的概念，即只有明确了单个的“人”在社会中的价值，承认个人的能力，以及不同个体的差异性，才能够举一反三，推演、理解女性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一直以来，男权主义主导的社会，使女性更多的被局限于家庭之中，而缺少参与社会的机会。时至今日，这种情况并不少见，而正是由于这样的社会现实，女性主义的崛起才尤为珍贵。。
　　《长恨歌》是作家王安忆的代表作品，王琦瑶是作品的主人公，这位出生在旧社会的女性，由于出众的外表和不安的灵魂，注定要拥有一个不平凡的人生，而在数十年的光阴中，她经历了情感波折、世事变迁，甚至在与男人的情感纠缠中搭上了性命，这样的悲剧结局似乎是对女性主义的一种嘲讽。但是，随着时间的沉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王琦瑶身上看到了在那个年代珍贵的女性主义光辉，在那个不得不依附于男人的时代环境中，王琦瑶对美好的未来，真挚的爱情依然充满了向往和期待。而这种女性主义在她选择成为母亲之后，更加突出。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放下对王琦瑶这一形象的偏见，开始对她身上的女性意识进行探索。
　　在《长恨歌》的开头，王安忆对女主人公王琦瑶生活的上海弄堂进行了别有意味的描写：“上海弄堂里的闺阁，其实是变了种的闺阁。它是看一点用一点，极是虚心好学，却无一定之规。它是白手起家和拿来主义的。贞女传和好莱坞情话并存，阴丹士林蓝旗袍下是高跟鞋，又古又摩登。”生长环境中现代与传统的矛盾，在王琦瑶的身上得到了具体的体现。少女时代的王琦瑶就是温柔却又“不安分的”，她有着传统女性的柔情，但是又有着追赶现代潮流的狂热。这种矛盾心理驱使着她不甘于弄堂女子的命运，希望成为一名影星，在更大的舞台上展示自己的魅力，成就自己的野心，正因此，她参加了上海小姐选美，并夺得第三名，成就了“沪上淑媛”的美誉。至此，王琦瑶少女时代的狂热梦想实现了，这是在那个特殊时代，女性意识的觉醒，但是这种觉醒通常懵懂而功利，更多的是对改善物质生活的一种强烈渴望，因此，在政府要员李主任提出让其做自己情人的要求的时候，王琦瑶并没有跨越太多的心理阻碍，欣然地住进了“爱丽丝”公寓，成为男人关在笼子里的“金丝雀”，而这种在上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形成的狭隘性和依附性，也是女性主义觉醒最大的障碍。
　　女性主义的觉醒不是某个人冥思苦想的产物，而是在社会大潮的驱动下形成的。大上海作为旧社会的“东方巴黎”，其繁华程度可见一斑，在风云流变的动荡中，英雄形象也不可胜数，但是王安忆刻意回避了这些造就了时代的男性形象，以王琦瑶这个弄堂里女人为切入点，来描写了社会变革中的一个方面。王琦瑶身上的女性主义的呈现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变化密不可分。城市作为文化的物化，其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女性的禁锢，但是作为一个舞台，却又为女性的成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是国外各种新思想进入中国的大门，在这里自由、民主、科学的理念不断涌入、发酵并成就了一批新女性，这些女性希望打破族权、父权、夫权的限制，获得自由，完成女性角色在历史中的华丽转身。
　　新中国成立后，王琦瑶的“情妇生涯”结束，不得不回到平安里开始自力更生的生活，在这段时间里，时代赋予中国女性的责任，与王琦瑶少女时代所追求的截然不同，这种清贫、压抑的生活状态并没消磨她对于自由的追求。相反，在有限的空间内，她运用智慧，使传统女性的优势大放异彩，如她会将注意力集中在“吃”上，尽量将吃食做的精致可口，以体会生活的情调，王安忆在书中描写到：“（王琦瑶的菜）可以年复一年吃下去的，因为这样的菜是家居的菜，舒服惬意，永远不会让人起腻。”此外，在穿着上，她对于时尚的渴望依然保有少女时代的热情，只有这时候，她才能在压抑的环境中感受到片刻的自由，借以抚慰自己对女性价值“求而不得”的失落。
　　当然，除了这些细节描写，小说中王琦瑶与四个男人之间的纠结恋情，也是其追求女性自由的重要體现，为表达对爱情的向往，王琦瑶甚至未婚先孕，并与家族、社会产生了激烈的冲突，生下女儿薇薇之后，母性的本能被唤醒。虽然在社会的指责和鄙夷中，王琦瑶步履蹒跚，但是其对于自身价值与在社会中的位置却有着固执的观点，而对世俗社会的抗争，对自由的向往，也是女性权利的捍卫，也是女性主义宣传中最绚烂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