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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以下简称《课标》）实施建议中，虽然强调历史教科书“应以本标准（《课标》）为依据进行编写，切实落实本标准提出的各方面要求”，甚至要求其编写“要尽可能地引导学生通过教科书的学习，进入历史情景，由浅入深地感受和认识历史”[1]。但是，历史教科书又因受编写诸多条件的限制，无法对某些历史事件或现象展开深入地剖析，致使学生难以“由浅入深地感受和认识历史”，不免留下些许困惑或无奈。例如，部编版教科书《中国历史》八年级上册第1课鸦片战争有关《南京条约》的编写，采用详“内容叙述”而略“影响分析”。其中涉及关税仅有“英商进出口货物应纳税款，必须经过双方协议”的内容叙述，而完全略去了有关关税签订的影响分析。因此，为弥补教科书在此问题上出现两者兼顾不周的困境，本文试从三个不同角度重新审视“协议关税”的签订是否会导致“关税主权”的破坏这一历史深远影响。
一、重审协议非对等性，足见其变相破坏
学习或感知历史，首先需要从了解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是什么”出发，再围绕“是什么”这一学习目标，从不同的角度或侧面并恰当运用史学研究方法，由表及里地获悉历史事件或现象的“真相”是什么。
《辞海》认为“主权”是国家对内的最高权和对外的独立权，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和主权平等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这抑或理解为，“主权”就国家行为或意志而言，应拥有完全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而不受他国的干涉或影响;就国家交往或相处来说，应享有相互的平等性和互惠性，而不是对他国的侵害或欺凌。“关税”，即主权国家的海关根据海关法则和税则对进出口其关境的物品所征收的税。它属于国家主权之一，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按税率的制定权分，有国定关税（或自主关税）和协议关税等。其中，“协议关税”，是基于国家间就关税问题经双边或多边协商而达成的关税协定，既是互惠的，也是对等的。据此，让我们看看《南京条约》中“协议关税”的规定——英商进出口货物应纳税款，必须经过双方协议——有何问题，是否存在破坏我国关税主权这一无可争议的事实。
第一，规定是单方面的。英国将“英商进出口（中国）货物”写进条约中，以法律形式保护英商在华最大利益，却没有注明“中商进出口（英国）货物”的相应条文。关于这个细节，英国是无意忽略了，还是有意为之？后来历史进一步证明了英国当时并非失误，而是特意这么做的。比如1843年英国与清政府签订的《虎门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等条约中，根本没有及时纠正这一问题，反而从中国攫取了更多侵略权益。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南京条约》英文本中得到进一步确证，有关关税条文它是这么表述的：“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China agrees to establish at all the ports which are，by the second article of this Treaty，to be thrown open for the resort of British merchants……”[2]从该文本来看，英国本无意与中国“协议”（consult）关税，只是说中国皇帝陛下“同意制定”（agrees to establish ）关税，并且要求“所有口岸向英国商人开放”（all the ports ……to be thrown open for the resort of British merchants），而未提及英国口岸向中国商人开放之类的表述。
第二，语意是极霸道的。条约词语的使用及语气上，明显给人一种极为霸道的感觉。若按照国际法，无论英国进出口中国的是什么货物，都需无条件或无区别地向中国海关交纳相应货物税款，而不是英国单方认为的什么货物“应纳”税款，又或者什么货物无需“应纳”税款。再者，对于英商进出口中国关境的物品所征收的税，中方是无权依照自己的意愿独立自主做出决定，而“必须”经过与英国商定，这显然是英方强盗之行径。当然，若从《南京条约》英文本中的表述看，依然可以体会到英方之霸道，如“which tariff shall publicly notified and promulgated for general information”[3]，即要求中国皇帝将该“关税表应予公布晓示”，却无征求中方是否有何不同意见。
第三，限定是极模糊的。“协议”无论是涉及关税时间期限长短、货物种类性质，还是关于税率比例大小等方面内容，都采用了极为模糊的表述，只是说要制定“一部公平、正常的进出口海关税和其他费用的关税表”（英文本：“a fair and regular tariff of export and import customs and other dues”）。[4]例如，英商洋布进口的税率比例应该是多少，是否依据市场供求变化及何时做出怎样调整，甚至鸦片等毒品能否包含在进口物品内等。这些均没有明确的界定，无疑给英国日后随意修订关税协议埋下了伏笔。
因此，这个“关税协议”是英国单方面的、极霸道的和极模糊的，严重违背了国家交往应该遵循相互平等和互惠的国际法则，足见其从一开始就在变相地破坏中国的关税主权。
二、重审协议以战迫签，窥见其蓄谋破坏
学习或体验历史，除了解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是什么”外，还需要进一步追寻其“为什么”会发生。基于这一学习目标，从不同的历史情景，由浅入深地感知历史事件或现象必然发生的“动机”会有哪些。那么，《南京条约》及其“协议关税”的签订，是否属于偶然事件，又或英國方面突发奇想，其背后有没有深层原因，能否窥见其对中国“关税主权”的蓄谋破坏？
第一，英国政商界叫嚣武力打开中国市场，扭转对华贸易逆差局面。鸦片战争前，中国享有完全的关税自主，对于外商进出口中国的货物，决定应课何税的主权，从未受到有关外商政府的干扰。如在1843年前，英国头等白洋布进口中国时，每匹要交纳93%的关税。而此时的英国是唯一完成工业革命的西方头号资本主义强国，随着经济发展，需要不断拓展海外市场，以求解决商品销路和原料产地。但是，由于中国自然经济的强大韧性和清政府推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英国最终不仅被打破了这一梦想，而且在正常的对华贸易中，始终处于贸易逆差的不利局面。为此，英国政商界不断有人跳出来鼓动用武力打开中国市场。1829年，英国侵华利益集团代言人柏金汉鼓吹：“中国有庞大的人口，其人富有积极的消费的性格，如果把那个国家的市场开放给自由贸易商人，则英国货在那个市场上的销量，将比其余全部世界的总销量还要大。”[5]1830年， 英商大卫荪在接受下议院调查时说：“除非事先经过小心劝诱，或用有力的交涉强迫中国政府和别的国家建立友好合理的关系，那么在中英之间迟早会有一场战争。”[6]1837年，英国驻广州商务监督义律致函外交大臣巴麦尊，认为靠和平交涉，是“没有得到一点好处的”，建议把舰队开到中国沿海去，以武力胁迫中国开放市场。[7]由此可知，他们早已在积极策划发动对华战争，以实现英国商业利益的最大化。 第二，英国特意将签约地点安排在军舰上，炫耀其强大的武力后盾。1840年6月，英国侵略者为保护所谓的鸦片贸易，悍然发动了对华侵略战争，直至1842年8月英国军舰驶抵南京下关江面，进逼南京，迫使清政府屈服。8月29日中英双方议和代表齐聚下关江面的英军旗舰“皋华丽号”上，正式签署两国所谓的“永久和约”——《南京条约》。该舰系三级风帆战列舰，载炮74门，1700吨级，人员约350名。英国既然打算与清政府签订“永久和约”，就理应要拿出“和”的最大诚意，包括关切对方的核心利益，而不是提出像“割地赔款”等苛刻要求。甚至，签约地点的选择上也要尽量淡化军事色彩，选择双方在情感上都可以接受的地方，而不是特意安排在英国自己的战列舰上，以制造其强大的武力氛围，以战胜国的傲视姿态，达到胁迫清政府代表在条约内容上妥协的险恶目的。
致此，不论鸦片战争前，英国政商界鼓吹要借炮舰炸开中国的市场大门，还是战后故意选择在其军舰上谈判签约，都无法掩盖其“以战迫签”的真实动机，而只能更加说明其蓄谋破坏中国关税主权的历史事实。
三、重审协议后续发酵，显见其持续破坏
学习或触摸历史，不光是对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需了解其“是什么”和追寻其“为什么”，而且还要能触摸到其后来“还有什么”。从这一学习目标出发，由近及远或由此及彼地感知历史事件或现象在其之后，不论纵向抑或横向的历史进程中还会发生什么事 。为此不难发现，这个英国单方面的、极霸道的和极模糊的“协议关税”自然就成了侵入中国机体里的病菌，通过不断发酵和变异，进而对中国“关税主权”产生了连锁性破坏。主要的具体破坏如下：
第一，规定超低税率。英国基于“英商进出口货物应纳税款，必须经过双方协议”这一条文，在之后的不同阶段对关税提出了诸多新的苛刻要求。例如，1843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及附约《海关税则》将出口货和进口货分列两表，绝大部分的货物税率均比鸦片战争前降低了50%左右，有的甚至降低了90%。[8]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及附约《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对一般进出口货物仅按“值百抽五”的原则征税。同时还规定洋货进入内地，或洋商从内地收购土货出口，只须交纳一次2.5 %的内地子口税，便可“遍运天下”。从此，洋货进出口中国，只须交纳5%的海关税和2.5%的内地税，便可在中国运销无阻。[9]如此这般的超低税率规定，严重破坏了中国关税主权，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瓦解，大大减少了清政府的海关财政收入。
第二，控制海关人事。英国侵略者不仅通过“协议关税”，剥夺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而且还借助海关人事安排，侵夺了中国的海关行政权。1858年《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中国税务监督需邀请英、法、美等国人员“帮办税务”， 并在各通商口岸设立办理机构。由此，中国的海关税务监督制度逐渐演变为外籍税务司制度。纵观中国近代海关史，各海关不仅充塞着成百上千的洋员，而且海关最高行政长官（总税务司）一职始终为洋人鸠占雀巢。1859年，上海海关英国税务监督李泰国经两江总督何桂清任命，当上了中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直至1949年海关总税务司共7位，全部为洋人，其中6位为英国人。[10]可见，近代中国海关行政权完全被洋人所操控，失去了作为独立自主国家来说理应掌管的国家经济大门钥匙。
第三，制造关税恶例。1842年，英国胁迫清政府签订的“协议关税”，为之后的欧美国家制造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继《南京条约》后，美、法、俄等国接踵而来，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包括通商条约或贸易章程等，乘机向中国索取特权。如沙俄于1851年强迫使清政府签订《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取得了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免税贸易的特权。[11]1902年《辛丑条约》第六款规定“所有盐政各进项，除归还泰西借款一宗外，余剩一并归入，至进口货税增至切实值百抽五，诸国现允可行”，以此保证巨额赔款不至落空。[12]
综上所述，“协议关税”不仅是近代中国海关半殖民地化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近代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重要特征之一。衡量一国关税主权是否遭受侵害，應以该国对关税税则、税率等能否独立自主做出规定而不受他国影响。虽然条约规定看似“公允”，实则是英国借此蓄意干预或破坏中国关税主权，并由此造成了长期极其恶劣的影响。此外，学生只有基于“协议关税”签订“是什么”、“为什么”、“还有什么”的三个学习目标，才能真正实现《课标》要求的“由浅入深地感受和认识”近代中国“关税主权”惨遭破坏这一历史影响。
【注释】
[1]教育部：《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3页。
[2][3][4]屈文生：《
一、重审协议非对等性，足见其变相破坏
学习或感知历史，首先需要从了解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是什么”出发，再围绕“是什么”这一学习目标，从不同的角度或侧面并恰当运用史学研究方法，由表及里地获悉历史事件或现象的“真相”是什么。
《辞海》认为“主权”是国家对内的最高权和对外的独立权，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和主权平等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这抑或理解为，“主权”就国家行为或意志而言，应拥有完全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而不受他国的干涉或影响;就国家交往或相处来说，应享有相互的平等性和互惠性，而不是对他国的侵害或欺凌。“关税”，即主权国家的海关根据海关法则和税则对进出口其关境的物品所征收的税。它属于国家主权之一，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按税率的制定权分，有国定关税（或自主关税）和协议关税等。其中，“协议关税”，是基于国家间就关税问题经双边或多边协商而达成的关税协定，既是互惠的，也是对等的。据此，让我们看看《南京条约》中“协议关税”的规定——英商进出口货物应纳税款，必须经过双方协议——有何问题，是否存在破坏我国关税主权这一无可争议的事实。
第一，规定是单方面的。英国将“英商进出口（中国）货物”写进条约中，以法律形式保护英商在华最大利益，却没有注明“中商进出口（英国）货物”的相应条文。关于这个细节，英国是无意忽略了，还是有意为之？后来历史进一步证明了英国当时并非失误，而是特意这么做的。比如1843年英国与清政府签订的《虎门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等条约中，根本没有及时纠正这一问题，反而从中国攫取了更多侵略权益。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南京条约》英文本中得到进一步确证，有关关税条文它是这么表述的：“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China agrees to establish at all the ports which are，by the second article of this Treaty，to be thrown open for the resort of British merchants……”[2]从该文本来看，英国本无意与中国“协议”（consult）关税，只是说中国皇帝陛下“同意制定”（agrees to establish ）关税，并且要求“所有口岸向英国商人开放”（all the ports ……to be thrown open for the resort of British merchants），而未提及英国口岸向中国商人开放之类的表述。
第二，语意是极霸道的。条约词语的使用及语气上，明显给人一种极为霸道的感觉。若按照国际法，无论英国进出口中国的是什么货物，都需无条件或无区别地向中国海关交纳相应货物税款，而不是英国单方认为的什么货物“应纳”税款，又或者什么货物无需“应纳”税款。再者，对于英商进出口中国关境的物品所征收的税，中方是无权依照自己的意愿独立自主做出决定，而“必须”经过与英国商定，这显然是英方强盗之行径。当然，若从《南京条约》英文本中的表述看，依然可以体会到英方之霸道，如“which tariff shall publicly notified and promulgated for general information”[3]，即要求中国皇帝将该“关税表应予公布晓示”，却无征求中方是否有何不同意见。
第三，限定是极模糊的。“协议”无论是涉及关税时间期限长短、货物种类性质，还是关于税率比例大小等方面内容，都采用了极为模糊的表述，只是说要制定“一部公平、正常的进出口海关税和其他费用的关税表”（英文本：“a fair and regular tariff of export and import customs and other dues”）。[4]例如，英商洋布进口的税率比例应该是多少，是否依据市场供求变化及何时做出怎样调整，甚至鸦片等毒品能否包含在进口物品内等。这些均没有明确的界定，无疑给英国日后随意修订关税协议埋下了伏笔。
因此，这个“关税协议”是英国单方面的、极霸道的和极模糊的，严重违背了国家交往应该遵循相互平等和互惠的国际法则，足见其从一开始就在变相地破坏中国的关税主权。
二、重审协议以战迫签，窥见其蓄谋破坏
学习或体验历史，除了解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是什么”外，还需要进一步追寻其“为什么”会发生。基于这一学习目标，从不同的历史情景，由浅入深地感知历史事件或现象必然发生的“动机”会有哪些。那么，《南京条约》及其“协议关税”的签订，是否属于偶然事件，又或英國方面突发奇想，其背后有没有深层原因，能否窥见其对中国“关税主权”的蓄谋破坏？
第一，英国政商界叫嚣武力打开中国市场，扭转对华贸易逆差局面。鸦片战争前，中国享有完全的关税自主，对于外商进出口中国的货物，决定应课何税的主权，从未受到有关外商政府的干扰。如在1843年前，英国头等白洋布进口中国时，每匹要交纳93%的关税。而此时的英国是唯一完成工业革命的西方头号资本主义强国，随着经济发展，需要不断拓展海外市场，以求解决商品销路和原料产地。但是，由于中国自然经济的强大韧性和清政府推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英国最终不仅被打破了这一梦想，而且在正常的对华贸易中，始终处于贸易逆差的不利局面。为此，英国政商界不断有人跳出来鼓动用武力打开中国市场。1829年，英国侵华利益集团代言人柏金汉鼓吹：“中国有庞大的人口，其人富有积极的消费的性格，如果把那个国家的市场开放给自由贸易商人，则英国货在那个市场上的销量，将比其余全部世界的总销量还要大。”[5]1830年， 英商大卫荪在接受下议院调查时说：“除非事先经过小心劝诱，或用有力的交涉强迫中国政府和别的国家建立友好合理的关系，那么在中英之间迟早会有一场战争。”[6]1837年，英国驻广州商务监督义律致函外交大臣巴麦尊，认为靠和平交涉，是“没有得到一点好处的”，建议把舰队开到中国沿海去，以武力胁迫中国开放市场。[7]由此可知，他们早已在积极策划发动对华战争，以实现英国商业利益的最大化。 第二，英国特意将签约地点安排在军舰上，炫耀其强大的武力后盾。1840年6月，英国侵略者为保护所谓的鸦片贸易，悍然发动了对华侵略战争，直至1842年8月英国军舰驶抵南京下关江面，进逼南京，迫使清政府屈服。8月29日中英双方议和代表齐聚下关江面的英军旗舰“皋华丽号”上，正式签署两国所谓的“永久和约”——《南京条约》。该舰系三级风帆战列舰，载炮74门，1700吨级，人员约350名。英国既然打算与清政府签订“永久和约”，就理应要拿出“和”的最大诚意，包括关切对方的核心利益，而不是提出像“割地赔款”等苛刻要求。甚至，签约地点的选择上也要尽量淡化军事色彩，选择双方在情感上都可以接受的地方，而不是特意安排在英国自己的战列舰上，以制造其强大的武力氛围，以战胜国的傲视姿态，达到胁迫清政府代表在条约内容上妥协的险恶目的。
致此，不论鸦片战争前，英国政商界鼓吹要借炮舰炸开中国的市场大门，还是战后故意选择在其军舰上谈判签约，都无法掩盖其“以战迫签”的真实动机，而只能更加说明其蓄谋破坏中国关税主权的历史事实。
三、重审协议后续发酵，显见其持续破坏
学习或触摸历史，不光是对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需了解其“是什么”和追寻其“为什么”，而且还要能触摸到其后来“还有什么”。从这一学习目标出发，由近及远或由此及彼地感知历史事件或现象在其之后，不论纵向抑或横向的历史进程中还会发生什么事 。为此不难发现，这个英国单方面的、极霸道的和极模糊的“协议关税”自然就成了侵入中国机体里的病菌，通过不断发酵和变异，进而对中国“关税主权”产生了连锁性破坏。主要的具体破坏如下：
第一，规定超低税率。英国基于“英商进出口货物应纳税款，必须经过双方协议”这一条文，在之后的不同阶段对关税提出了诸多新的苛刻要求。例如，1843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及附约《海关税则》将出口货和进口货分列两表，绝大部分的货物税率均比鸦片战争前降低了50%左右，有的甚至降低了90%。[8]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及附约《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对一般进出口货物仅按“值百抽五”的原则征税。同时还规定洋货进入内地，或洋商从内地收购土货出口，只须交纳一次2.5 %的内地子口税，便可“遍运天下”。从此，洋货进出口中国，只须交纳5%的海关税和2.5%的内地税，便可在中国运销无阻。[9]如此这般的超低税率规定，严重破坏了中国关税主权，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瓦解，大大减少了清政府的海关财政收入。
第二，控制海关人事。英国侵略者不仅通过“协议关税”，剥夺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而且还借助海关人事安排，侵夺了中国的海关行政权。1858年《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中国税务监督需邀请英、法、美等国人员“帮办税务”， 并在各通商口岸设立办理机构。由此，中国的海关税务监督制度逐渐演变为外籍税务司制度。纵观中国近代海关史，各海关不仅充塞着成百上千的洋员，而且海关最高行政长官（总税务司）一职始终为洋人鸠占雀巢。1859年，上海海关英国税务监督李泰国经两江总督何桂清任命，当上了中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直至1949年海关总税务司共7位，全部为洋人，其中6位为英国人。[10]可见，近代中国海关行政权完全被洋人所操控，失去了作为独立自主国家来说理应掌管的国家经济大门钥匙。
第三，制造关税恶例。1842年，英国胁迫清政府签订的“协议关税”，为之后的欧美国家制造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继《南京条约》后，美、法、俄等国接踵而来，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包括通商条约或贸易章程等，乘机向中国索取特权。如沙俄于1851年强迫使清政府签订《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取得了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免税贸易的特权。[11]1902年《辛丑条约》第六款规定“所有盐政各进项，除归还泰西借款一宗外，余剩一并归入，至进口货税增至切实值百抽五，诸国现允可行”，以此保证巨额赔款不至落空。[12]
综上所述，“协议关税”不仅是近代中国海关半殖民地化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近代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重要特征之一。衡量一国关税主权是否遭受侵害，應以该国对关税税则、税率等能否独立自主做出规定而不受他国影响。虽然条约规定看似“公允”，实则是英国借此蓄意干预或破坏中国关税主权，并由此造成了长期极其恶劣的影响。此外，学生只有基于“协议关税”签订“是什么”、“为什么”、“还有什么”的三个学习目标，才能真正实现《课标》要求的“由浅入深地感受和认识”近代中国“关税主权”惨遭破坏这一历史影响。
【注释】
[1]教育部：《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3页。
[2][3][4]屈文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