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现代中国，曾国藩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唐明浩的《曾国藩》是很多普通历史迷的必读之物。想想也是，不但晚清士大夫们把他推为奠基“同治中兴”的第一功臣，连蒋介石都终身服膺。这都使他身上弥漫着一种“克里斯马”（charisma）的神性。相应地，他的遗著，连同他的手泽，都备受当世和后世的垂青。他的诗、文、日记、家书、编著都流传甚广，差不多跻身“经典”的席位，以至于他好像变成了一个无所不通的全才。但，真的是这样吗？或者说，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以一印再印的《曾国藩家书》为例。
　　//作为“经典”的家书//
　　现在市面上充斥着各种版本的《曾国藩家书》，有不少叫得出名号的出版社，但更多的都是小作坊的粗制滥造。饶是如此，《曾国藩家书》仍然一版再版，供不应求。以笔者浅见所及，在鲁迅以前，近代还没有哪个“作家”获得如此地位和成绩。那么，《曾国藩家书》到底“经典”在哪里？
　　我以为这首先要从曾国藩其人说起。曾国藩（1811—1872），字涤生，湖南湘乡人。他27岁就考中了进士，尽管此后像大部分官僚一样，循序渐进，稳步升迁，但却并无突出之处。直到太平天国席卷了大半个中国，他起而以文官士大夫的身份团练湘军，最终挫败了洪秀全政权，给内忧外患的清王朝续了命，为历史上所谓的“同治中兴”奠定了基础，才在当世士大夫中建立了无与伦比的威望。曾国藩死后，哀荣备至，清廷赐谥“文正”。
　　在曾国藩去世的那一年（1872），其门生故吏历时五年编成了《曾文正公全集》一百五十四卷，刊刻行世。除了部分诗文、读书笔记而外，奏稿、书札、批牍、家书家训、日记等占了绝大部分内容。其中，曾国藩家书最初于1879年在长沙刊行，名《曾文正公家书》，里面收录了大量的与弟书、训子书，内容牵涉极广，但大抵以如何处世、如何养性、如何读书为主。此后，这部家书印行不辍，盛行于世。即使是在民国时期，他依然是很多读书人的榜样。梁启超曾编过《曾国藩嘉言钞》，蔡锷编过《曾胡治兵语录》，蒋介石则干脆把《曾胡治兵语录》作为黄埔军校教材。这都可见曾氏的影响之大。
　　尽管他也受到一些人的非议，比如章太炎就这样评价他：
　　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要其天资亟功名善变人也。……世传曾国藩生时，其大父梦蛟龙绕柱，故终身痫疥，如蛇蝮，其征也。凡有成勋长誉者，流俗必传之神怪。……死三十年，其家人犹曰：“吾祖民贼。”悲夫！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检论》）
　　章太炎从排满的种族主义出发，把曾国藩斥为“元凶”“民贼”。其是非姑且不论，即便是如此诋骂他的章太炎，也不得不加一句“誉之则为圣相”。所以事实上，在整个晚清民国时期，曾国藩的声望并没有受到什么损伤，《曾文正公家书》仍然风行海内。
　　真正的挑战来自新的史学观，即农民对封建皇权的挑战具有不容置疑的进步意义。于是在1949至1979年间，《曾国藩家书》销声匿迹了。1982年，《曾国藩家书》重新出版，再次风行于世，其余波至今未灭。《曾国藩家书》俨然跻身“经典”之列。然而，在这一波风行背后，其“经典”的内蕴恰恰发生了扭曲，成了与“成功学”“心灵鸡汤”“办公室职场三十条”无异的一个存在。
　　这是“经典”的尴尬。
　　//“经典”的发生//
　　毋庸置疑，如果以销量和影响而论，《曾国藩家书》算得上近现代的“经典”。但是，很难让人相信，它之所以成为“经典”，在于它本身的价值与魅力。毋宁说，这得益于“曾国藩”这个金字招牌。难道不是吗？
　　曾国藩的诗被推为近代宋诗派的先声，在清诗史上，他被推为与王士祯、沈德潜一样重要的人物，陈衍所谓“有清二百余载，以高位主持诗教者，在康熙曰王文简，在乾隆曰沈文悫，在道光、咸丰则祁文端、曾文正也”（《近代诗钞叙》）。他的文则被认为是“桐城派”的继承者，开启“湘乡”一派，张瑛说：“论文则分阳刚、阴柔二者，括古今文章之变，于近世诸家，以桐城为正宗，又以姬传姚氏之文偏于阴柔而参之以雄奇万变。故公之文，不名一家，实足跨越一代。”（《曾文正公文钞跋》）连他杂纂的《经史百家杂钞》都被认为是媲美姚鼐《古文辞类纂》的存在。实则按照今天文史专家的看法，曾国藩的文还颇欠锤炼，毕竟身为封疆大吏，政务繁多。就这些事实来说，与其诗、文一样，《曾国藩家书》之所以风行海内一百余年，隐隐成为“经典”，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曾国藩”的名头。
　　现在，迫使我们考察这一问题：到底何谓“经典”？
　　一般来说，经典便是人类历史上那些权威性、典范性的历年不朽的著作，比如《论语》、《诗经》、杜诗等。而在西方语境里，经典一般作classics或canon，这二者当然是很有区别的，不过不是本文的关注重点。据考证，英文canon导源于古希腊文“kanna”，原意为笔直坚挺的植物（一般认为是芦苇），而与“kanna”有关的另一个词“kanon”，意义有了引申、转喻，意为笔直的尺子、规则、标准、模型。巧得很，在中国语境里，“经”有“常/永恒”的意思，而“典”则有“典型”的意思。中、西方“经典”不约而同的词义都说明了“经典”何以成为“经典”。
　　所以，在对待《曾国藩家书》这一著述上，我只能给“经典”二字打上引号，而且冠以“近现代”和“另类”两个定语。这一近于自我矛盾的表述，也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按照吉尔洛利（John Guillory）的觀点，文学经典的生成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a）机构和制度实践，或教育；（b）一系列保存和流布下来的作品，或典籍；（c）生产出来的语言知识，或标准语言。（《文化资本：文学经典生成问题》，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71页）《曾国藩家书》之作为经典，显然不符合第1种和第3种情形。由于年代极近，它也很难说是第2种情形下的经典。然而考虑到《鲁迅全集》《骆驼祥子》《围城》《倾城之恋》等著述都已经被公认为是近现代的经典，《曾国藩家书》显然也有自己的绝对的一席之地。 　　只不过，《鲁迅全集》等著述除了销量甚广之外，艺术性、思想性兼而有之，而《曾国藩家书》既谈不上艺术性，其思想性也很令人生疑。这当然不是说，《曾国藩家书》没有价值。正相反，家书里频繁谈到的为人处世、修身养性、著书立说事宜以及家书所昭示的育儿之道，都体现了一个将传统士大夫角色扮演到极致、做到极致的成功者的德性与智慧。
　　//折了价的“经典”//
　　在某种意义上，曾国藩的一生代表着传统士大夫的最高梦想。在这里，不得不提到明代大儒王阳明，其建立的“心学”体系笼罩了明末清初百余年之久，书写了中国哲学史上抗衡朱熹“理学”的精彩一页。这固然有赖于王阳明个人的卓绝天赋，但是不得不说，他的显赫“事功”也为其学说的流播提供了有力保障。就这一点而言，曾国藩与王阳明极为相似。
　　曾国藩的“事功”为其人增价，也为其一切遗著增价。所以，晚清乃至民国之际，曾国藩仍是士人首屈一指的楷模。但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四民社会”的解体，“士”这一阶层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曾国藩在精英群体中的榜样力量也就开始式微。可以想见，即使没有范文澜对他予以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的定罪，他在五四以后新一代精英群体中的影响也会逐渐淡去。
　　但出人意料的是，随着庸俗“成功学”的流行，曾国藩在民间的影响却有增无减，《曾国藩家书》的一版再版便是铁一般的事实。这是历史的吊诡之处。现在的精英学者们固然也会翻阅、引用《曾国藩家书》，但那只是对史料的一般处理方法。学术界研究《曾国藩家书》的当然也有，但据知网搜索所得，像关于《曾国藩家书》的伦理思想研究、主体思想研究、阅读教育思想研究、人文性教育研究、语文教育思想研究、行政伦理思想研究、 家庭和谐思想研究、育儿思想研究等，无一不是硕士论文，特别是教育学专业的论文。与之相映成趣的是，民间社会也把《曾国藩家书》当作“成功学”的宝典，仿佛从中可以窥见种种启示、种种成功之道。
　　这让《曾国藩家书》的“经典”地位摇摇欲坠。尽管在世界范围内，自18世纪起，精英的话语权愈来愈受到“平民”的冲击和质疑，但验之往史，正如“经典”二字的词义所昭示的那样，它必须经过精英的“认定”。这好像很费解，也很伤感情。比如，中国古代的南北朝“民歌”产生于民间，不也成为经典了吗？但这些民歌确实是由精英记录、润色和认定的。又比如，杜诗、苏词不也在民间盛行吗？而这并不影响其经典地位。但按照因果关系，杜诗、苏词首先是由精英确认为经典的。
　　所以，假使今天我们仍然把《曾国藩家书》推为“经典”，它似乎也只是一个折了价的“经典”。这样说，并非对民间流行的文化心存不敬。主要在于，今天它之所以流行，在于里面蕴含了“成功”之道。就這一点而言，它之作为“经典”的内蕴，还远不如万口相传的经典流行歌曲能给人以真正的愉悦。这是《曾国藩家书》作为“经典”的失败。
　　（作者简介：潘静如，北大中文系2012级博士。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