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7月，上海京剧院在院长周信芳的率领下，冒着酷暑赴杭一周，一对一地向浙江昆苏剧团《十五贯》剧组主要演员学习每一个人物的表演，回到上海后，8月3日，就举行了第一次彩排，而7月29日就抵达上海，开始彩色影片摄制准备工作的浙江昆苏剧团， 也观看了这场演出。此时，由草厂编著，董天野配图的小说《十五贯》已在《新民报·晚刊》连载到了近30期。当年12月，这部画图本中篇说部，就在北京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印量68000册，单册定价0.22元；根据剧本分作八场的方法，改成八个章节，在全文的最后，加了一小段关于况钟在正史中的人生结局：
　　这一案，出得奇，访得奇，因此上“况青天”之名，沸沸扬扬，朝野皆知，后来那况钟曾被调升官职，苏州商民，攀辕卧辙，死留不放，皇家只好仍然把他留在苏州；他就死在苏州任上。
　　这不是唯一一部根据整改本昆剧《十五贯》改编的小说。半年后，《光明日报》发布了一条165字的文艺简讯，标题是《李红的新作“十五贯”已脱稿》：
　　作家李红（还珠楼主）在写作小说“杜甫”同时，最近将去年秋天所写的“十五贯”整理完毕。
　　李红的“十五贯”是一部长达十五六万字的长篇章回体小说。小说着重描写了“况钟”“过于执”“娄阿鼠”这三个典型形象。李红曾长期寄居江南一带，对故事发生地点的风俗、语言都极熟悉，他在写作时，对当时的司法制度也做了相当详细的考证。
　　大名鼎鼎的还珠楼主（本名李寿民），此时不但低调地用了一个很有些时代特点的别名“李红”，完全不提他作为武侠小说作家一代巨擘的鼎鼎大名，只是介绍两部历史题材的小说新著《十五贯》与《杜甫传》，很可能与他在1949年以来的人生境遇密切相关，或者更准确地说，与他自身人生规划的调整密切相关。
　　1949年5月，李寿民拒绝接受香港书商为他全家买的飞机票，在上海迎接解放。1950年1月，经正气书局老板陆宗植介绍，李寿民结识了贾植芳，贾植芳劝他：“不妨写些农民起义的小说，这和写武侠多少有点关连，可能会手顺些”，或者“参看一些新观点写的这一类历史文章，才不至于在思想上走样”。从李寿民拒绝赴港写作的人生选择来看，他应该是主动想让自己的写作适应新中国、新社会的需要的。因此他接受了贾植芳的建议，很快写出了以张献忠为题材的武侠小说《独手丐》，并将其第一集中的作者前言直接命名为“从新写起”：
　　在此新旧激变的时代，时代要求每个作者，对过去作一番检讨，对将来有一番希望，首先要从事一番自我改造的工作，通过自我的批判，来确立今后写作的态度和方针，以期在发挥与推广群众教育的意义上，对新的社会，贡献一方面的力量。
　　……？……
　　解放后，我接触到了一些进步的文学理论，以及革命的理论与事实，使我知道了革命的意义、性质和内容，尤其认清了一个写小说的历史任务是什么，于努力学习之中，方始力求从根本上改造自己，把旧观点加以改革，从新建立新的社会观点。
　　……？……
　　早在数月以前，我已将行销二十年、在旧小说中销路最广、读者最多、历时二十年而不衰、能够顾我全家生活的《蜀山》《青城》等带有神怪性的武侠小说，在当局并未禁止的环境之下，毅然停止续作。……？
　　…… ……
　　今后，我将尽力做到夏衍、陆鸣谷先生所讲的话，遵守新的写作原则，为我所拥有的大量读者，灌输新的时代意识，通过我固有的写作形式、文字技巧等，将新的时代内容，或是用旧时代的情况作为背景，加以创造，由多方面取材，增加兴趣，作为现时代的反映与必然的结果，来表现在读者面前，促进他们对时代的深刻认识，得到共同前进的效果。

　　之后的几年中，李寿民先后在上海天蟾京剧团和北京的几个京剧团中兼职，操起了京剧编导的老本行，整理改编了不少京剧剧目，大胆进行戏曲改革，在这方面积累了不少可供后人借鉴的经验。从1954年起，又根据史料，开始一面创作与岳飞和《史记·游侠列传》有关的历史小说，一面认真学习文艺理论。1956年春，他撰写了一首七绝，用毛笔字书与自己的孩子：
　　六艺江河万古流，
　　钻研应到死方休。
　　终身任务唯勤学，
　　吾亦甘为孺子牛。
　　在写完这首绝句后，李寿民大概就看到了昆苏剧团进京演出的整改本昆剧《十五贯》。
　　李寿民对戏曲舞台上的《十五贯》是不陌生的，他与尚小云的合作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50年代他也在尚剧团兼职编导，几十年的交往中，他不会没有跟尚小云谈起过当年的《兰蕙奇冤》。把名动一时、政治正确、艺术水准又高的昆剧《十五贯》改编为小说是李寿民很自然的选择。1957年5月16日—7月25日，《新闻日报》连载了他的历史武侠小说《剧孟》，不久以后，从1956年秋天就开始动手写作的小说《十五贯》也整理完毕了，在《光明日报》上发布简讯后，1958年5月，于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印量37000册，单册定价0.4元。显然，《十五贯》中体现的历史与时代精神，十分契合李寿民自1949年以来写作思想的转变。他在小说中更加强化了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对过于执的人物形象塑造上；除了充分发挥了他的“写作形式、文字技巧”等优长外，情节的大体关目不变，但结尾处有些与众不同：
　　况钟等娄阿鼠把行凶经过，当堂供出，便命人将过于执座位撤去，等把当事人和一干邻右有关人等一一当堂问过，都画了押；过于执已几乎站立不稳，况钟命将过于执暂禁花厅，自往抚衙去见周忱。
　　过了一会，况钟回转，除常州府以上各官，均由抚台酌情参奏外……娄阿鼠、过于执、冯承、张四，各拟“斩监候”和永远监禁，一律当堂钉镣收监，完结了这一件人命重案。
　　这样的处理，与宋话本《错斩崔宁》中“原问官断狱失情，削职为民”的方向一致，不要说对过于执及其手下与造成冤狱有关的冯承、张四的惩戒，就连“常州府以上各官”都要“酌情参奏”，并且还要周忱负“领导责任”（因为是让他本人硬着头皮去参奏原本被他肯定工作业绩的部署们），这是各种“十五贯”故事中对涉案官员最为严苛、最为特立独行的结局：一个都不放过。张庚先生曾在《剧本的成功改编》一文中指出，“审鼠”一场还可以增加况钟与周忱、过于执的斗争，但宜短不宜长。由于舞台版的逐步定型，之后的昆剧演出并没有做这方面的改动，李寿民的这个结局，则很好地实现了张庚先生的这个建议。
　　1958年6月，就在小说《十五贯》出版发行一个月后，李寿民突发脑溢血，导致偏瘫，生活不能自理，他的最后一部小说《杜甫传》，是在去世前两天口述完成的。也就是说，《十五贯》很可能是大名鼎鼎的还珠楼主生前最后一部亲笔撰就的小说，而这部小说里，完全没有武侠的影子，是他“遵守新的写作原则”，为他所拥有的大量读者，“灌输新的时代意识”，“将新的时代内容，或是用旧时代的情况作为背景，加以创造，由多方面取材，增加兴趣，作为现时代的反映与必然的结果”。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戏剧戏曲学教研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