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的医疗常识目前似乎有些不适用了，询问病史、体格检查等常规程序也不流行了。取而代之的是：用‘最好的’药物，接受‘最高端的’检查，做‘最先进的’手术，当然，还有‘最昂贵的费用’”。
　　
　　心脏支架是最大的过度医疗
　　
　　两年前的一天，张春林因劳力型心绞痛与老伴到北京某大型医院就诊。检查完，医生告诉他，病情非常危险，建议在冠状动脉内安装支架。张春林的女儿此时正在国外从事心血管病内科工作。本来，他想与女儿沟通后再确定治疗方案，但鉴于医生说的“情况紧急”，他和老伴没有犹豫，决定立刻手术。
　　本以为就此彻底痊愈的张春林却没有想到，仅仅一年零两个月后，他又因心脏问题急诊入院，而这次的心脏造影结果显示，两个支架堵塞导致急性心肌梗塞。
　　此时，张春林的女儿正好回国探亲，于是，他找出一年多前的造影手术光盘，给女儿看。女儿发现，当时他的冠状动脉某一段仅仅狭窄50％，是心绞痛中比较轻的一种，药物治疗就能取得很好的效果，根本不用安装支架。
　　冠心病的治疗包括药物疗法、外科搭桥疗法和内科介入疗法三种传统方法，以及尚处于研究初期的基因治疗等新型疗法。上世纪80年代，在以支架手术为主的冠心病介入技术进入中国之初，它曾被医生誉为心血管病治疗史上的一场革命，被患者称为能够“起死回生”的技术。
　　中日友好医院全国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中心主任医师徐浩说，心脏支架手术治疗就是穿刺血管，将一根导管刺入血管中，把一截圆柱形的中空金属网管放到需要安放的部位，撑开被阻塞的血管，使血液重新流通。手术过程并不复杂，病人在局部麻醉下接受手术，一般几天后就能出院。
　　但是心脏支架手术并不能一劳永逸，医疗人员很快发现，支架的再狭窄概率在临床中较高，医学上称为内膜增殖。也就是说，支架使血管通了，使原来缺血的心肌获得血液供应，但支架内还会继续长出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使血管再度狭窄。
　　虽然最新的有药物涂层的支架，即药物洗脱支架，可使支架内再狭窄发生率由原来的20％左右降低到10％以下，并且使细胞增殖速度变慢，但是再狭窄的问题并不能彻底解决。国外研究表明，从1984年到1999年，搭桥和介入治疗稳定性心绞痛对死亡率下降的贡献仅为2％。因此，一些发达国家的医生在处理冠心病时的态度通常是，能够药物治疗的绝对不安装支架，应该安装一个绝对不会安装两个，而且一个医院内不同的专家，不同医院的专家认识基本相同。
　　但是，在这一点，国内的医院并没有像发展技术一样与国外齐头并进，甚至出现背道而驰的情况。
　　卫生部医疗风险监测和预警专家组成员、北京市康盛律师事务所医疗事务部主任王和平告诉记者，现在心脏支架手术在国内非常泛滥，他就曾接触过多起类似的纠纷。2010年，北京一家三级医院，给一位70岁的男性病人放了11个支架，手术后第二天，病人就死亡了，检查原因是冠状动脉狭窄，本来放支架是为了扩张血管，但是放太多，反而阻塞了血管。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胡大一也表示，放进不该放的支架，是终身性的、最严重的过度医疗之一，它给患者带来的精神压力、药物副作用、进行其他手术时的不便，不会随时间而消失。比如一部分患者放入支架后，会觉得心脏局部不舒服，一年后才能适应，并且安放后还要吃一年的氯吡格雷，终身服用阿司匹林对抗血栓，这两种药物会刺激胃肠道，还会带来出血风险。他自己就遇到过一些“回炉”患者，他们有些并不符合介入治疗的适应症，却被置入一个甚至多个支架。
　　
　　过度医疗暗藏“猫腻”
　　
　　“国家对公立医院投入少、医疗过于市场化发展的条件下，医生就成为具有双重角色的人：一方面，是救死扶伤的天使；另一方面，是卖药、卖检查结果的生意人。”
　　仅仅是泛滥的心脏支架手术并不能让人窥一斑以见全豹，它背后的过度医疗问题在很多人看来已经成为医患之间经济利益变得对立的最好证明。
　　广西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介入治疗科主任医师马亦龙教授在今年的“两会”上就再次拿出了关于治理过度医疗问题的提案。他说，这些超过疾病实际需求的诊断和治疗行为，包括过度检查、过度治疗(包括药物治疗、手术治疗)、过度护理。
　　马亦龙说，过去曾经在医疗界流通“金标准”，也就是什么样病情的病人应该遵从怎样的治疗方法，现在几乎没有人遵守了。病人一进医院就要进行各种各样的检查，医生都比着开药。
　　《2009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显示，综合医院门诊病人次均医药费用中，检查治疗费从1990年的2.1元，渐升到2004年的35.1元、2008年的45.3元；出院病人人均医药费用中，检查治疗费(含手术费)则从1990年的121.5元，攀升至2004年的1566.3元、2008年的1887元。在这背后，抛开物价增长的因素，很大一部分是过度医疗带来的“效果”。
　　据统计，中国住院患者抗生素使用率高达80％，远远高于国际水平，抗生素的滥用直接导致一些大医院中，患者体内金色葡萄球菌对青霉素耐药率高达90％，对头孢菌素耐药率约为30％～40％。
　　山东大学卫生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副教授孙强说，他和相关的科研人员曾在山东一个县做过调查，随机抽了几百份门诊处方，这些处方单涉及感冒、发烧、拉肚子、腰酸背痛等常见病。调查人员发现，级别越低的医院，药品处方过度的程度越严重。例如，同样的病症，县级医院，一张处方上可能开出2个药品，到了村里就是一张处方4个药品。处方针剂使用率，在村卫生所的处方中则达到63％，这其中，有很多是不合理使用的。而国际上通用的办法是，由于注射安全和卫生条件等存在着隐患，不建议在门诊使用针剂。
　　孙强说，中国85％的药品是医院卖出去的，是以药养医，医院的收入主要来自药品，卖更多的药，挣更多的钱。一般大医院中，药品带来的收益能占到40％－50％，到了县乡级医院，药品收入则占到60％-70％。但这个数字只能说明医院级别越高，药品收入所占的比例越小，药品的使用是否合理，从这里是看不出来的。
　　“过度医疗除了药品，还有过度检查，特别表现在一些大型的设备，比如cT机的使用上。以前我们做结核病的研究时知道，很多诊断根据x光胸片，再结合痰检就可以确诊，但现在很多医院，CT的使用量已经远远高过x光，因为x光检查一次只要几十元，而CT检查动辄就要两三百元。”孙强说。
　　此外，耗材，如支架、缝合线等，医生通常都会推荐病人使用更为昂贵的品种，但这其中很多 是没有必要的。比如手术使用的电刀，本来根据规定是可以重复使用的，但现在医院做手术时基本是一个病人一把电刀，这不仅使病人看病的成本增加，也造成了大量的浪费。同时，医疗资源作为公共资源，过度医疗所带来的问题也会造成资源的分配不公，使一些真正需要使用的人得不到好的治疗。
　　过度医疗问题之所以产生，马亦龙表示，作为医院和医生也很无奈。以他所在的肿瘤医院来说，每年国家划拨的财政费用仅够医院给离退休职工发放工资，因此，医院想要购进新的设备，改善医疗条件等就只能想办法创收。
　　此外，医生为避免出了医疗事故后患者家属找自己的麻烦，往往追求“全面”的诊疗方案。比如，《医疗事故鉴定法》规定了医生在鉴定过程的举证倒置制度，可能导致医生对病人的过度检查。一项调查显示，在300名全科医生中，有98％的人承认自己在医疗过程中有增加化验检查。院内院外会诊、多开药等自卫性或者称之为“防御性”的项目。而医生自卫性医疗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避免吃官司”。
　　同时，现在很多病人也存在“复杂的技术和设备会带来更好的疗效”的错误观念，他们会直接要求医生开某种药物或者要求医生进行支架手术、剖腹产手术等。
　　“目前，过度医疗的定义虽然很明确，但在现实中却又非常难界定。”马亦龙说，因为临床医学非常复杂，每个患者的情况都不一样，即使是同一种病也有不同的表现，同一种病的不同时期治疗方法也不同。因此，想要解决过度医疗问题，首先要对过度医疗设定标准：对病人的诊疗总体上是趋好还是伤害。在治疗中，要看医生的目的何在，治疗是否产生预防作用，是否减轻了病人的痛苦，是否能延长病人的寿命。另外有几个附加条件是，病人的经济能力是否能承受，病人的心理是否能承受，治疗巾是否能体现病人的权利。
　　同时，应该建立第三方监管机制和监控网络。孙强说，欧洲国家的社会医疗保险体制很完善，建立了药品控制的机制，就是要审核每一个医生所开的药晶，如果医生药品开得不合理。保险公司不会把钱付给医院。瑞典还建立了抗生素使用网络，监管每一个处方的抗生素使用情况。“这个经验我们是可以借鉴的，不光抗生素，整个药品都可以建立起网络进行监控。”
　　马亦龙也提到，他在日本考察时也发现，日本同样存在这样的第三方监管机构，当他们发现某一个医生开出的药物费用过高时就会进行调查，一旦发现问题，这个医生就会被终身禁止行医。在新加坡，医保部门规定，需要放支架的病人，每人最多只能报销3个，如果超过，一来医保部门不予报销，二来医生还要向专门的委员会陈述放入过多支架的理由。
　　此外，相关部门应进行医院体制进一步改革，建立补偿机制，使公立医院公益化，成为真正的非营利单位。医院分配制度要改革，让医生收入不与产值挂钩，实行以服务质量为核心、以岗位责任与绩效为基础的考核和激励制度，建立相关监督机构及严格评定标准，定期对公立医院考评，让过度医疗的机构和医生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过度医疗的现状就会改变。
　　患者及其家属也要加强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目前，不少国家都制定了有关病人权利的文件，有些国家制定了《病人权利法案》，先进国家这方面的做法可以作为国内解决“看病贵”问题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