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位于汉江之畔的韩国首都汉城街头，带有红色SK标志的加油站和电信营业厅随处可见，其繁忙的营业景象使人很难想象。
　　然而，今年3月，正是它们所属的韩国第三大财团SK集团，由于谎报了约13亿美元的利润而被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调查；6月，SK集团总裁崔泰源被宣布判处监禁3年。
　　这一丑闻突出暴露了韩国企业集团在公司治理结构改革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控股家族侵犯中小股东权益的现象仍然没有很好解决。对此，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评论说，韩国对大财团的改革还有一段路要走
　　汉江是一条孕育奇迹的河流。自西向东，汉江静静地流过汉城，没有一丝波澜。躺在汉江怀抱里的汉城，是一座年GDP高达3500亿美元的城市，占了整个韩国GDP总量的70%，比中国的北京、上海等几个大城市的GDP总和还要多。三星、现代、LG等世界知名的大公司的总部都设在这里。
　　在过去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韩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家迅速发展成为具有发达制造业的现代工业国家——1962年实行第一个经济发展5年计划至1994年，韩国经济实现了年均9%的增长，人均GNP从87美元增至10548美元，一举创造了“汉江奇迹”。1996年，韩国被经合组织（OECD）——这个发达国家的俱乐部接纳为第26个成员国。
　　199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了亚洲各国，包括韩国经济。1998年，韩国GDP缩水6.7个百分点。然而，在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中，韩国迅速进行了经济改革，最早走出了危机的影响。
　　1999和2000年（仅仅在危机过后的一到两年），韩国经济的增长率分别达到了10.9%和9.3%，经济恢复到了危机之前的水平。2001年，在全球经济形势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韩国经济的增长率仍然达到了3%。2002年，这一数字更是高达6.3%。“汉江奇迹”再次显现。
　　汉江上有很多座连接南北两岸的大桥，在汉城采访期间，记者多次乘车从桥上经过。在途中，我们不断寻求的答案是：韩国到底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实现了在如此短时间内的经济跨越式发展？亚洲金融危机以后，这个国家经历了什么样的转变？而这种危机之后的复苏是否能够持续，抑或只是短暂的繁荣？
　　
　　“老婆孩子留下，其他都换掉”
　　
　　遭遇亚洲金融危机之时，金大中刚刚当选为韩国总统。这位临危受命的总统在正式就任前的候任期间，已经和他的助手们制定了改革韩国企业的基本原则。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就是，敦促大财团明晰核心业务，即“大集团瘦身”计划。
　　6月26日，记者进入现代汽车集团总部采访。接受采访的是现代汽车国际关系部的董事级总经理。在会议室内稍做等候后，一个头发灰白的西方人走了进来，热情地伸出手，用英语自我介绍说：“我的名字叫盖达克。”
　　盖达克的出现多少让记者感到一点意外：众所周知，韩国大企业的高层中很少有外国人。“金融危机之后，韩国企业付钱比较多。”当记者表达了这个小小的意外之后，盖达克用这样一句有点不着边际的玩笑作答。
　　奥雷斯·盖达克是加拿大人，6个月前才全职到现代汽车上班，此前他曾在现代汽车担任顾问。盖达克详细介绍了现代汽车集团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调整过程。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初，已有不少韩国大财团开始收缩业务范围，但现代集团却继续扩张，先后兼并起亚汽车、韩亚能源，购买LG半导体60%的股份。然而2000年以后，战线过长的压力越来越大，现代集团不得不停止快速扩张，和其他大财团一样进行瘦身。
　　据盖达克介绍，现代在瘦身计划里，一下子就削减掉了1/3的子公司。“瘦身后的现代汽车已经和现代集团完全脱离”，盖达克说，它现在是一个专注于汽车生产的集团，下属的各个子公司都是和汽车制造有关。
　　同时，1998年，因为危机的原因，现代汽车还裁减了25%的员工，但1999年公司基本摆脱危机的影响，员工数量又恢复到了危机前的水平。
　　金融危机之后，韩国另外两大财团LG和三星也经历了类似的改革。LG电子的品牌推广部高级经理朴翔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韩国政府为了防止财团的盲目扩张，规定：集团要想保持对子公司的控制，必须持有子公司30%以上的股份，否则就要出售全部股份，和子公司脱离关系。而危机前相同比例只需要5%。
　　因此，LG集团被迫缩减了子公司的规模，从原来的60多个减为40个。
　　现在看来，对于LG电子而言，金融危机更是机遇——危机期间LG电子的销售业绩反而要比平时好。“遭遇危机的时候，人们都希望把自己手里的钱换成能够保值的东西，于是ＬG就成了抢手货。”朴翔培说。
　　LG的瘦身计划，还使他们在困难时期对公众有所贡献——他们把液晶显示器产业50%的股份卖给了菲利浦，将出售所得的16亿美元外汇用于支持政府以支持汇率稳定。
　　三星集团也认为金融危机对企业发展的正面作用更大。接受采访的三星集团企业构造调整本部郑元祚常务说，三星从1993年开始了一场“老婆孩子留下，其他都换掉”的“新经营”变革。金融危机过后，他们更是卖掉了许多与主营业务关系不密切的子公司。
　　根据三星提供的资料，1997年，三星的负债率为350%，基本上和其他大财团处于同样的水平线上；危机过后，三星转向着力发展电子和金融业务。目前负债率已经降低到了68%。
　　集中力量经营3～5个大的产业部门，采取产业交换的方式放弃弱势产业，这是许多韩国大企业集团的转型方向。
　　到目前，现代集团原有63个公司，危机后减少到了30个以下。三星集团将原有的65个公司减少到40个，确定电子、机械、新材料、航空信息通讯作为核心产业。LG、现代、三星等5大集团在成品油、化工、半导体、铁路机车、飞机、造船等重要产业之间都进行了置换。
　　
　　不能当世界一流，就要灭亡
　　
　　但仅仅裁减是不够的。
　　这些在全世界都算庞然大物的集团，仍然被大家族控制——这是韩国企业除了“超大”以外的另一个特色。
　　外界很难了解他们的运作方式，即使是银行和投资者也无法了解他们的经营真相。由于这些缺陷，那些实际控制者们往往更加劲追求扩大规模，而不是增加盈利，结果造成负债率过高、经营范围庞杂和盈利能力更低的恶性循环。
　　现代汽车国际关系部的董事级总经理盖达克说，金融危机发生后，现代汽车反思了他们的公司治理结构和经营模式。
　　他们是这样做的——重新构造了董事会，在现有8名成员的新董事会中，外部董事占到了4名；使海外的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持有该公司45%的股份。
　　盖达克毫不掩饰地把苛刻的海外投资者大量持有现代汽车的股票视为公司透明度建设成就的标志。
　　事实上，这同样是政府敦促的结果。金融危机后颁布的《公司治理的良好行为准则》要求：大公司将外部董事的比例提高到1/2。外部董事一般由大学教授或者退休专家担任，代表公共利益监督公司运营。
　　这个办法显然提高了公司经营的透明度，并加强了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为了保护小股东权益，政府还通过立法降低了参与企业治理最小股份的要求。金融危机颁布的《证券交易法》规定：只要持有0.01%的股份的股东就能提出派生诉讼；拥有0.5%股权的股东就可要求撤换董事、破产清算、提出直接诉讼；拥有1%股份的股东可要求召集股东大会。
　　看起来，大集团不仅要承受外部董事的眼光，还要面临无数小股东的监督。
　　政府使“大集团变成透明人”的措施还包括：强制他们采用全球化的会计标准，要求排名前30位的大企业财团必须提交包括其子公司在内的联合财务报表，包括财团内部交易、相互持股以及交叉担保等方面的准确信息。
　　不过，有些东西在韩国企业并没有什么改变——公司总裁在公司经营过程中的巨大影响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
　　


　　三星会长李健熙，曾率领三星高层访问美国，期间他带高层成员参观了美国的商店，在那里三星的产品被摆在最角落，上面落满灰尘，根本无人问津。以此事件为契机，李健熙推动董事会痛下决心改变经营方式，以世界市场为着眼点，以产品质量为生命线来重组三星的管理模式。
　　他在给三星员工的信中这样写到：“如果我们不能成为世界一流企业，不仅二流、三流保不住，甚至要最后走向灭亡。”
　　
　　政府选拔出的市场优胜者
　　
　　韩国许多学者认为，在韩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银行和企业密切合作，为韩国经济在短短半个世纪内实现跨越式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经济学家们形象地将三者的密切关系称为“铁三角”，这鼎立的三足互相作用，成就了“汉江奇迹”，但是，这个三角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韓国的金融危机。
　　韩国的经济起飞是从朴正熙执政的年代开始的。“铁三角”的形成也发源于这一时期。
　　20世纪60年代，军人出身的朴正熙通过政变上台。韩国人对朴正熙的感情非常矛盾，一方面讨厌他政治上独裁，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感激他为韩国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
　　据韩国银行货币政策司的金济铉课长介绍，20世纪60年代的韩国还处于一穷二白的境地，为了刺激经济发展，朴正熙政府采取了出口导向的政策，大力鼓励出口企业，鼓励策略就主要来自银行。
　　当时高通货膨胀，市场利率高达24%，但是，韩国中央银行以5%的利率向商业银行提供贷款，要求商业银行必须将贷款以8%的利率贷给出口企业，并根据企业提供的单据，来监督商业银行不得将贷款挪作他用。
　　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只好在出口企业中选择贷款对象，并对贷款损失承担最终责任，商业银行的贷款自然而然就流向了经营业绩比较好的出口企业。金济铉估计，在20世纪60年时，这种优惠信贷占到了出口部门资金来源的一半以上。
　　直到目前，韩国银行仍沿用上述方式为出口部门提供一定低息贷款。金介绍说，2003年，韩国中央银行用于这部分贷款的总额为9兆6000亿韩元（相当于人民币750亿元）。
　　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院长安忠荣博士，将这种政府干预政策归纳为“挑选市场优胜者进行扶持”。
　　“我认为这种干预不会扭曲或代替市场力量，反而强化了市场的选择行为，是一种比较成功的干预模式。”安说。
　　韩国产业研究院产业政策研究室主任金道薰博士完全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那个时代的韩国政府虽然直接干预经济，但是严格按照市场要求去做的，政府的干预并没有扭曲市场规则。当记者问到某些企业会不会因为同政府的“特别关系”获得特别照顾时，他考虑了一下说，这种可能性尽管存在，回头来看似乎并不严重，“否则韩国的出口就不会取得后来的成就，再说民间这方面的传闻也很少”。
　　
　　进一步强化的“铁三角”
　　
　　进入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韩国政府对企业扶持的主张并没有改变，但调整了方向——从一般性地扶植出口企业，到有针对性地扶持大企业集团，特别是重化工、汽车制造业，其中最有分量的就是政府协助安排信贷。
　　据韩国银行货币政策司的金济铉课长介绍，在1970年代，总统朴正熙曾经亲自主持召开企业银行联席会议，他本人坐在中间，一边是企业家，一边是银行家，如果有企业提出需要贷款，朴正熙就当场点名让某家银行提供贷款。
　　这样，以扶持大企业的发展为契机，政府、大企业和银行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密切，“铁三角”关系更加强化。
　　韩国产业研究院产业政策研究室主任金道薰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说，这些产业的起步需要大量的初始投资，一般的民间中小企业缺乏资金实力，所以韩国政府只能在当时的大企业中选择部分企业进行支持。
　　政府选择扶持大企业的过程是这样的：一、政府组织了包括民间学者、企业家、银行家等在内的独立的评估委员会来进行候选企业的遴选，选择过程比较透明，依靠政企勾结来左右决策并不容易；二、政府为保证适当的竞争，在特定行业中通常都选择几家企业同时扶持；三、政府为防止个别大企业发展出现严重的垄断现象，抑制竞争，在具体的行业摆布中，常限制最大的几家企业集团不能参与竞争。
　　一些企业与政府的“特殊关系”依然是个阴影。金道薰说：韩国国有电信向私有企业出售时，SK集团的总裁同当时的总统卢泰愚是儿女亲家。论实力，SK排名在第6，当时，政府限制前5家企业集团不能参与竞争，结果SK集团最终胜出。
　　有韩国民间学者推测说，为什么限制的是前5家企业而不是前10家，这中间的“关系”可能发挥了一定影响力，但这种猜测没有实际证据。
　　但是韩国的大企业并不愿意承认政府因素在它们成长途中的分量。
　　三星集团企业构造调整本部郑元祚常务告诉记者，在整个三星集团中，只有三星重工被列入过政府规划资助项目，而这部分业务只占整个集团较小的一部分。三星的几项主要业务，比如电子、半导体的发展从来没有享受过政策优惠，完全是靠三星独立做起来的。至少对于三星来说，它的成长同产业政策关系不大。
　　LG电子公司的品牌推广部高级经理朴翔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强调，在政府发展经济的某些计划中，LG是因为符合相关政策标准而被选中并受到支持，但这并不是因为LG利用“关系”获得了政府关照。
　　现代汽车公共关系部经理张正奎的态度似乎比较坦率，他表示现代集团在20世纪80年代的确得到过政府的帮助。
　　
　　“铁三角”造成了金融危机？
　　
　　强化了的“铁三角”，同后来的金融危机到底有什么联系呢？
　　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院长安忠荣博士对此分析说，由于大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很容易，融资成本相对低廉，大财团盲目地向银行贷款增加负债以扩张规模。另外，韩国在金融危机前的若干年高速发展，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种无名乐观的气氛当中，只看重规模的扩张而忽视了可能存在的问题。
　　银行也普遍相信“大马不死”，认为大企业出了问题，政府一定会救助，况且部分贷款是在政府干预下发放的，所以放松了对信贷风险的审查。
　　韩国部分企业集团规模的超大一度被形容为，“从土豆片到芯片全都生产”。但根据安忠荣所做的一项研究，1997年，韩国制造企业的赢利率仅仅为-0.3%，而同期美国制造企业的赢利率是8.3%，日本的数字是3.4%。
　　另一份材料显示：到1997年底，韩国28家最大的财团的总负债为1775.7亿美元，企业平均负债率高达449%。危机发生前，很多企业从海外资本市场的借贷甚至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债主主要是各大银行）。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资本市场对东亚新兴经济体的信心受到严重打击，对投资亚洲市场唯恐避之不及，在此背景下，韩国企业无法在海外市场继续筹资，已经举借的到期债务又无法延期，为此它们被迫向国内银行贷款，用以购买外汇偿还债务。
　　急剧增加的外汇购买需求导致汇率爆跌，形成国际收支危机，并迫使韩国政府不得不求助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在企业负债率如此之高的条件下，资金链的断裂和汇率的快速下跌给企业经营造成严重影响，再加上韩国大企业的许多投资项目盈利能力本来就很低，银行体系由此出现大量坏账，汇率危机和银行危机交互作用下，韩国经济经受了一场严峻的风暴。
　　


　　尚未完成的改革
　　
　　危机过后，韩国政府对企业部门改革的同时，也对金融机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力破“铁三角”困局。
　　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院长安忠荣博士，不但对韩国经济了解颇深，对中国也非常熟悉——在他的办公室，展示着一幅他同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副总理吴仪的合影。
　　安忠荣认为，现在的韩国已经过渡到了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政府从对市场的干预中退出了，企业和金融机构自主地在市场中承担完全的经营风险。
　　他说，韩国人以前相信“大马不死”的理论，但现在情况变了，即使企业在经营上出现问题，政府不会再出面干预，韩国政府听任原第二大财团大宇的倒闭，是他对政府充满信心的主要理由。
　　其次，即使政府愿意干预，金融机构也会出于对业绩负责的考虑不再贷款。
　　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宏观经济室主任曹琮和博士，为此提供了具体证据，他说金融危机之后，银行对大企业的贷款比例下降，大量的资金贷给中下企业和开展消费性信贷业务。
　　作为改革金融体系的第一步，韩国首先修改了《金融行业重组法》，先后成立了处理金融坏账的机构——金融监管委员会和韩国资产管理公司。
　　截至2002年6月，共有617家金融机构被关闭或被兼并。商业银行的数量从1997年的26家下降到15家。
　　大规模的重组使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赢利能力大大改善，按照国际清算银行标准衡量的资本充足率超过10%，不良贷款比重从1997年的13%下降到3%。
　　在政府和银行的压力下，大企业被迫调整自身的财务结构。现代汽车国际关系部的董事级总经理盖达克讲，现代汽车改变了以前排斥外部投资者的心态。2000年9月，现代汽车引入了德国的戴姆勒-克莱斯勒作为战略投资者，持有现代汽车超过10%的股份。
　　现代汽车目前拥有12亿美元的现金储备，这使得它可以不再依赖银行贷款来进行扩张。去年，现代汽车在美国的阿拉巴马建造了一座年产30万台汽车的制造厂，这笔费用完全由公司自己出资。同时，现代的负债率大大降低，从危机前超过300%的水平降到了现在的110%左右，显著改善了公司现金流。
　　对于韩国经济在危机后的调整，安忠荣博士的评价极高，他认为韩国已经完全摆脱了以往的“铁三角”模式，政府已经放弃了以往干预经济的做法，市场力量可以自由运作，他认为，即使现在仍然存在政府干预经济的现象，其程度和以往相比，下降了90%以上。
　　然而，对于政府干预现象是否真的基本消失了，“铁三角”是否真的不存在了，其他学者的估计似乎没有这么乐观。韩国银行的金济铉课长认为，和1960年代相比，政府干预确实减少了，但其程度也许在一半或略多的样子。
　　这就是说，现在政府明显地干预经济的做法基本上没有了，但政府通过其他的手段，乃至个人关系干预银行贷款、或者企业经营的现象仍然是存在的。
　　前不久，韩国商业银行发放了数百万张信用卡，为了扩大内需，政府也通过减免消费税等措施来鼓励消费。到2002年，韩国的消费性信用贷款已经占到了银行贷款总额的一半左右。由于开拓这些新的金融业务时经验不足，消费性信贷业务产生了很多坏账，成为目前金融领域的突出新问题。
　　在韩国，记者了解到，由于法律对违约债务人处罚很严厉，有些付不起信用卡透支金额的年轻女性跑到汉城的红灯区去从事色情业。曹琮和博士认为，这个问题需要尽早研究解决，否则可能积累下来引发更大的问题。
　　此外，韩国在改革大财团的治理结构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尽管韩国大企业的董事会增加了独立董事的人数，但董事会对经营的实际控制作用有多大仍然需要观察。
　　现代汽车国际关系部董事级总经理盖达克在向记者介绍公司的改革和发展时一再强调，“我们拥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这是现代汽车成功的关键。”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调的是公司总裁，而不是董事会。
　　三星集团接受采访的人士也重点强调总裁李健熙的作用。在问到三星公司是李健熙说了算，还是董事会说了算时，他们只是回答说：李健熙总裁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并补充说，“激励总裁努力工作的机制并非金钱，因为李健熙总裁已经有很多钱，有你想不到多的钱，对他来说成就感应该是最重要的。”
　　其次，公司经营的透明度和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仍然需要加强。现在韩国有一些民间团体专门负责收集大公司侵犯小股东权益的案例，并推动政府进行处罚和纠正。要是根据这些民间团体的说法，政府在受理投诉和加强监管的执法中还是不够积极的。
　　更重要的是，依靠非盈利性的民间团体来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是否是一种有效和可以维持的方式，是很有疑问的。从其他国家的经验看，发展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来改善股东对公司的控制似乎是更常见的做法，而韩国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也许是这些原因，韩国财团的股票价格以经营业绩而论，和国际同行相比被明显低估，这意味着这些企业的筹资成本要明显高于竞争对手。在发展过程中，如果企业筹集成本较高，长期内无疑将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
　　在未来经营环境发生变化，竞争明显加剧的情况下，企业为了降低筹资成本，也许可能转向更多地依靠银行体系来融资，由于大财团巨大的政治影响力，这种情况下大财团影响政府，并依靠政府干预来筹资的可能性无疑是存在的。
　　到那时，“铁三角”是否复活，仍然是个未知之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