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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之耻，宋室南迁，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后，人文会聚，商贾辐辏，百艺咸集，杭州成了当时经济、文化的中心。
临安棋类活动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盛行于社会各个阶层，并以消遣为主要目的；二是项目众多；三是涌现出了一批专业或业余高手。
南宋的历朝皇帝多喜围棋，而尤以高宗赵构和孝宗赵昚为最。宫廷中，专门设有棋待诏一职。周密《武林旧事》卷七就有几处有关他们令棋童和棋待诏下棋的记载。在他们眼里，围棋是宴游享乐的需要，也是粉饰太平、点缀繁荣的需要。因此，他们竭力搜罗半壁江山的围棋人才供奉内廷。棋待诏最多时，竟达15人之多，其中象棋有10人，可能是象棋兴起不久，帝王们感到新奇，更需要学习和赏玩。这在客观上也反映了围棋和象棋尊卑偏见开始有所改变，象棋已逐渐获得重视。
沈之才，高宗时棋待诏。据《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帝王都会》记载，沈之才以善弈棋得到宋高宗的宠爱，为御前祗应。有一天，他在宫中与“其类”下棋，上谕之曰：“须仔细。”沈之才遽曰：“当念慈在兹。”上怒云：“技艺之徒，乃敢对朕弄经语！”于是命内侍打他20竹篦，并将他逐出宫。所谓“其类”当系同为棋待诏的另一棋手，可知他们是御前对弈，以博皇帝一时之乐。从沈之才以棋得幸，又以棋得祸来看，在封建帝王眼中，再优秀的棋手也不过是自己掌中的玩物而已，只要稍有拂逆之处，便会受到严厉责罚，甚至被夺走饭碗。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象棋待诏里有一位女性沈姑姑，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留名的女象棋手。可惜，关于她的历史已经失传，连真实姓名都无法知道了。明代的陈继儒是比较关心民间技艺的文人，他在校刊《武林旧事》之后，写了一部《太平清话》，其中也只说“孝宗奉太皇帝寿，一时御前应制多女流也，棋为沈姑姑……皆一时慧黠之选也”，并没有提供更多的资料。
南宋临安还设立了一个专门为皇帝服务、规模较大的官方弈棋机构。据《武林旧事》卷七《乾淳奉亲》记载，淳熙八年（1181年）正月元日，宋孝宗侍候太上皇赵构于椤木堂香阁内说话，“宣押棋待诏并小说人孙奇等十四人下棋两局，各赐银绢”。这比起日本庆长十二年（1607年）创建的棋院来，要早四五百年。
由于皇帝的倡导，南宋都城临安的官僚士大夫们也纷纷以此为嗜好，一时善棋者迭出，如陆九渊、文天祥等人是其中的代表。陆九渊，字子静，自号存斋，人称象山先生。著名哲学家、教育家。陆九渊就是在临安市肆上通过认真观棋而迅速成为弈棋高手的。据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记载：“陆象山少年时，常坐临安市肆观棋。如是者累日，棋工曰：‘官人日日来看，必是高手，愿求教一局。’象山曰：‘未也。’三日后，却买来棋一副，归而悬之室中。卧而仰视之者两日，忽悟曰：‘此《河图》数也。’遂往与棋工对，棋工连负二局。乃起谢曰：‘某是临安第一手棋，凡来著者，皆饶一先。今官人之棋，反饶得某一先，天下无敌手矣。’象山笑而去。”
文天祥，字履善，一字宋瑞，号文山，皇祐进士，官至右丞相，爱好围棋，也嗜好象棋。据《宋史·邹之风传》记载：“刘沐，宇渊伯，庐陵人，文天祥乡曲，少相狎昵。天祥好弈，与沐对弈，穷思忘日夜以为常。”“忘日夜以为常”，可见他棋瘾相当大。更为奇特的是，他夏天在溪中洗浴，竟与棋友“于水面以意为枰，行弈决胜负”。他下棋意趣高雅，有“闲云舒卷无声画，醉石敲推一色棋”（《翰林权直罢归和朱约山韵》），“扫残竹径随人坐，凿破苔矶到处棋”（《用前人韵招山行以春为期》）等吟咏。当时天下纷乱，政局堪忧，他感慨：“纷纷玄白方龙战，世事从他一局棋。”（《又送前人书画四首》其三）朝中官吏贪得个人利益，不居安思危，他却表现出“众人皆醉从教酒，独我无争且看棋”（《赣州再赠》）的愤懑与清醒。元兵南下后，文天祥毅然率兵抗元。他被俘后，被拘禁四年之久。据《纪年录》引邓光荐《文丞相传说》载，漫长的监禁生活，他除了读书写作，继续号召人民起来斗争外，仍然经常下棋。文天祥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享名千载，而他在狱中置生死于度外，手谈不辍，也给棋坛增添了壮人行色、令人自豪的光彩。
南宋临安的都市生活更为繁荣，弈棋活动除保留北宋的一些习惯外又有新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茶肆的围棋活动上。南宋茶肆生意十分兴旺，各色人等都爱在此聚会。茶肆中每每置棋设局，供茶客们对弈消闲取乐。洪皓《松漠纪闻》记载：“燕京茶社设双陆局，或五或六，多至十。博者就局，如南人茶肆中置棋具也。”此书是洪皓出使金国后回来所作。他对比了北方和南方临安茶肆的习俗，发现南方临安茶肆盛行围棋（可能也有象棋），而北方则盛行双陆。
南宋临安的平民百姓，特别是僧人、道士、妓女等由于闲暇时间较多或职业之需要，也大多喜欢下棋，有的甚至还精通棋道。而一些有闲阶层的少妇少女们更是把下棋作为她们日常生活中消愁解闷的一种娱乐手段，如南宋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就是其中之一。她通晓各种博戏，居住在临安期间曾作有《打马图经》，流传至今。她打马用的便是象棋盘，与现在的一般无二。
在这种炽热的社会氛围下，一种专门以陪伴富贵人家子弟下棋等为职业的阶层在南宋临安应运而生，这就是吴自牧《梦粱录》中所说的“闲人”。据《梦粱录》卷一九《闲人》记载：“又有讲古论今、吟诗和曲、围棋抚琴、投壶打马、撇竹写兰，名曰食客。”
南宋都城临安的棋类项目甚多，主要有象棋、围棋、双陆等。围棋在唐代就已经得到了很大发展，成为一门高雅深湛的艺术。至南宋定都临安后更是有了长足的进步，其主要表现是对围棋经验的总结、整理和撰述上，其中又以刘仲甫《棋诀》、李逸民《忘忧清乐集》二书为代表。
刘仲甫，江右（今江西）人，寓居钱塘（今浙江杭州），以弈名一世。据《默堂集》记载，刘仲甫初寓钱塘时，常携棋具“遍诣诸公贵家，教弈以此为糊口，计有从学者以饶九路为始，如是一年教成”。后为南宋国手。蔡绦《铁围山丛谈》卷六云：“太上皇在位，时属升平。手艺人之有称者，棋则刘仲甫，号‘国手第一’；相继有晋士明，又逸群。”何蘧《春渚纪闻》卷二《刘仲甫国手棋》更是对刘仲甫的事迹有非常详细的记载，说他棋艺精湛，“擅名二十余年无与敌者”。 刘仲甫的《棋诀》见于《忘忧清乐集》，共分布置、侵凌、用战、取舍四部分。《棋诀》不少得益于《棋经十三篇》，是刘仲甫对弈经验的总结，也是《棋经十三篇》中某些理论和思想的发展。如“盖布置棋之先务，如兵之先阵而待敌也。意在疏密得中，形势不屈，远近足以相援，先后可以相符”，较之《棋经十三篇》中“夫弈棋布置，务相连接”的论述又深入了一步。又如“取舍者，棋之大计。转战之后，孤棋隔绝，取舍不明，患将及矣。盖施行决胜谓之取，弃子取势谓之舍。若内足以预奇谋，外足以隆形势，纵之则莫御，守之则莫攻，如是之棋，虽少可取而保之；若内无所图，外无所援，出之则屈，而徒益彼之势，守之则愈困，而徒壮彼之威，如是之棋，虽多可舍而委之”。这段话较之《棋经十三篇》的“与其恋子而求生，不若弃子而取势”，“势孤援寡则勿走”说法，要详尽精辟得多。因此，《棋诀》也是一篇不可忽视的颇有价值的棋艺著作。
李逸民曾为南宋临安御书院棋待诏，其著《忘忧清乐集》分上、中、下三卷，是一部棋艺理论著作和棋谱的汇编本。上卷所收的棋艺理论著作有张靖的《棋经十三篇》和《论棋诀要杂说》、刘仲甫的《棋诀》。所收的棋谱分为古谱《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晋武帝诏王武子弈棋局》《明皇诏郑观音弈棋局图》《烂柯图》等）和宋代高手对局谱（《诸国手野战转换十格图》中郭范和李百祥的对局谱《万寿图》、刘仲甫和王珏的对局谱《长生图》等）。中卷收《空花角图十二变》等八种角上局部图形的变化。下卷收入以“平”“上”“去”“入”四字定角和从一至十的顺位计数的识图方法；有名的死活棋势，如“高祖解荥阳势”“三将破关势”“独天飞鹅势”等37个。《忘忧清乐集》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棋谱集，它保存了大量的棋谱、棋势，使我们几百年之后，得以一睹古代棋手精彩纷呈的对局。这些棋谱、棋势，为我们了解研究古代的棋制、棋规、棋艺风格和棋艺水平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赵鄂，孝宗时国手、棋待诏。张端义《贵耳集》卷上：“孝宗万机余暇，留心棋局，诏国手赵鄂供奉，由是遭际，官至武功大夫，浙西路铃。因郊祀，乞奏补，恳祈甚至。圣语云：‘降旨不妨，恐外庭不肯放行耳。’”比起沈之才，赵鄂幸运得多。他得到孝宗的喜爱，因棋艺高而做了棋待诏，又由棋待诏而做到武功大夫。如此受宠的棋待诏，在南宋一代还是仅见的，这也说明北宋真宗时关于棋待诏转官的限制，南宋时已有所变化。
象棋在南宋定都临安初期已基本定型。据说宋高宗时有一个叫咸的和尚曾说：“今以板画路，中间界之以河，各设十六子：卒、炮、车、马、象等，俗谓之象棋者也。”（朱南铣：《中国象棋史丛考》）再证之以时人李清照《打马图经》附刻的象棋盘，可知其时象棋与今相比，已毫无区别。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最早的象棋谱中的起手局二、残局一，保存在《事林广记》续集卷四《文艺类·弈棋原始》中，这反映了南宋临安象棋高超的棋艺水平。
临安棋类活动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盛行于社会各个阶层，并以消遣为主要目的；二是项目众多；三是涌现出了一批专业或业余高手。
南宋的历朝皇帝多喜围棋，而尤以高宗赵构和孝宗赵昚为最。宫廷中，专门设有棋待诏一职。周密《武林旧事》卷七就有几处有关他们令棋童和棋待诏下棋的记载。在他们眼里，围棋是宴游享乐的需要，也是粉饰太平、点缀繁荣的需要。因此，他们竭力搜罗半壁江山的围棋人才供奉内廷。棋待诏最多时，竟达15人之多，其中象棋有10人，可能是象棋兴起不久，帝王们感到新奇，更需要学习和赏玩。这在客观上也反映了围棋和象棋尊卑偏见开始有所改变，象棋已逐渐获得重视。
沈之才，高宗时棋待诏。据《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帝王都会》记载，沈之才以善弈棋得到宋高宗的宠爱，为御前祗应。有一天，他在宫中与“其类”下棋，上谕之曰：“须仔细。”沈之才遽曰：“当念慈在兹。”上怒云：“技艺之徒，乃敢对朕弄经语！”于是命内侍打他20竹篦，并将他逐出宫。所谓“其类”当系同为棋待诏的另一棋手，可知他们是御前对弈，以博皇帝一时之乐。从沈之才以棋得幸，又以棋得祸来看，在封建帝王眼中，再优秀的棋手也不过是自己掌中的玩物而已，只要稍有拂逆之处，便会受到严厉责罚，甚至被夺走饭碗。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象棋待诏里有一位女性沈姑姑，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留名的女象棋手。可惜，关于她的历史已经失传，连真实姓名都无法知道了。明代的陈继儒是比较关心民间技艺的文人，他在校刊《武林旧事》之后，写了一部《太平清话》，其中也只说“孝宗奉太皇帝寿，一时御前应制多女流也，棋为沈姑姑……皆一时慧黠之选也”，并没有提供更多的资料。
南宋临安还设立了一个专门为皇帝服务、规模较大的官方弈棋机构。据《武林旧事》卷七《乾淳奉亲》记载，淳熙八年（1181年）正月元日，宋孝宗侍候太上皇赵构于椤木堂香阁内说话，“宣押棋待诏并小说人孙奇等十四人下棋两局，各赐银绢”。这比起日本庆长十二年（1607年）创建的棋院来，要早四五百年。
由于皇帝的倡导，南宋都城临安的官僚士大夫们也纷纷以此为嗜好，一时善棋者迭出，如陆九渊、文天祥等人是其中的代表。陆九渊，字子静，自号存斋，人称象山先生。著名哲学家、教育家。陆九渊就是在临安市肆上通过认真观棋而迅速成为弈棋高手的。据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记载：“陆象山少年时，常坐临安市肆观棋。如是者累日，棋工曰：‘官人日日来看，必是高手，愿求教一局。’象山曰：‘未也。’三日后，却买来棋一副，归而悬之室中。卧而仰视之者两日，忽悟曰：‘此《河图》数也。’遂往与棋工对，棋工连负二局。乃起谢曰：‘某是临安第一手棋，凡来著者，皆饶一先。今官人之棋，反饶得某一先，天下无敌手矣。’象山笑而去。”
文天祥，字履善，一字宋瑞，号文山，皇祐进士，官至右丞相，爱好围棋，也嗜好象棋。据《宋史·邹之风传》记载：“刘沐，宇渊伯，庐陵人，文天祥乡曲，少相狎昵。天祥好弈，与沐对弈，穷思忘日夜以为常。”“忘日夜以为常”，可见他棋瘾相当大。更为奇特的是，他夏天在溪中洗浴，竟与棋友“于水面以意为枰，行弈决胜负”。他下棋意趣高雅，有“闲云舒卷无声画，醉石敲推一色棋”（《翰林权直罢归和朱约山韵》），“扫残竹径随人坐，凿破苔矶到处棋”（《用前人韵招山行以春为期》）等吟咏。当时天下纷乱，政局堪忧，他感慨：“纷纷玄白方龙战，世事从他一局棋。”（《又送前人书画四首》其三）朝中官吏贪得个人利益，不居安思危，他却表现出“众人皆醉从教酒，独我无争且看棋”（《赣州再赠》）的愤懑与清醒。元兵南下后，文天祥毅然率兵抗元。他被俘后，被拘禁四年之久。据《纪年录》引邓光荐《文丞相传说》载，漫长的监禁生活，他除了读书写作，继续号召人民起来斗争外，仍然经常下棋。文天祥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享名千载，而他在狱中置生死于度外，手谈不辍，也给棋坛增添了壮人行色、令人自豪的光彩。
南宋临安的都市生活更为繁荣，弈棋活动除保留北宋的一些习惯外又有新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茶肆的围棋活动上。南宋茶肆生意十分兴旺，各色人等都爱在此聚会。茶肆中每每置棋设局，供茶客们对弈消闲取乐。洪皓《松漠纪闻》记载：“燕京茶社设双陆局，或五或六，多至十。博者就局，如南人茶肆中置棋具也。”此书是洪皓出使金国后回来所作。他对比了北方和南方临安茶肆的习俗，发现南方临安茶肆盛行围棋（可能也有象棋），而北方则盛行双陆。
南宋临安的平民百姓，特别是僧人、道士、妓女等由于闲暇时间较多或职业之需要，也大多喜欢下棋，有的甚至还精通棋道。而一些有闲阶层的少妇少女们更是把下棋作为她们日常生活中消愁解闷的一种娱乐手段，如南宋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就是其中之一。她通晓各种博戏，居住在临安期间曾作有《打马图经》，流传至今。她打马用的便是象棋盘，与现在的一般无二。
在这种炽热的社会氛围下，一种专门以陪伴富贵人家子弟下棋等为职业的阶层在南宋临安应运而生，这就是吴自牧《梦粱录》中所说的“闲人”。据《梦粱录》卷一九《闲人》记载：“又有讲古论今、吟诗和曲、围棋抚琴、投壶打马、撇竹写兰，名曰食客。”
南宋都城临安的棋类项目甚多，主要有象棋、围棋、双陆等。围棋在唐代就已经得到了很大发展，成为一门高雅深湛的艺术。至南宋定都临安后更是有了长足的进步，其主要表现是对围棋经验的总结、整理和撰述上，其中又以刘仲甫《棋诀》、李逸民《忘忧清乐集》二书为代表。
刘仲甫，江右（今江西）人，寓居钱塘（今浙江杭州），以弈名一世。据《默堂集》记载，刘仲甫初寓钱塘时，常携棋具“遍诣诸公贵家，教弈以此为糊口，计有从学者以饶九路为始，如是一年教成”。后为南宋国手。蔡绦《铁围山丛谈》卷六云：“太上皇在位，时属升平。手艺人之有称者，棋则刘仲甫，号‘国手第一’；相继有晋士明，又逸群。”何蘧《春渚纪闻》卷二《刘仲甫国手棋》更是对刘仲甫的事迹有非常详细的记载，说他棋艺精湛，“擅名二十余年无与敌者”。 刘仲甫的《棋诀》见于《忘忧清乐集》，共分布置、侵凌、用战、取舍四部分。《棋诀》不少得益于《棋经十三篇》，是刘仲甫对弈经验的总结，也是《棋经十三篇》中某些理论和思想的发展。如“盖布置棋之先务，如兵之先阵而待敌也。意在疏密得中，形势不屈，远近足以相援，先后可以相符”，较之《棋经十三篇》中“夫弈棋布置，务相连接”的论述又深入了一步。又如“取舍者，棋之大计。转战之后，孤棋隔绝，取舍不明，患将及矣。盖施行决胜谓之取，弃子取势谓之舍。若内足以预奇谋，外足以隆形势，纵之则莫御，守之则莫攻，如是之棋，虽少可取而保之；若内无所图，外无所援，出之则屈，而徒益彼之势，守之则愈困，而徒壮彼之威，如是之棋，虽多可舍而委之”。这段话较之《棋经十三篇》的“与其恋子而求生，不若弃子而取势”，“势孤援寡则勿走”说法，要详尽精辟得多。因此，《棋诀》也是一篇不可忽视的颇有价值的棋艺著作。
李逸民曾为南宋临安御书院棋待诏，其著《忘忧清乐集》分上、中、下三卷，是一部棋艺理论著作和棋谱的汇编本。上卷所收的棋艺理论著作有张靖的《棋经十三篇》和《论棋诀要杂说》、刘仲甫的《棋诀》。所收的棋谱分为古谱《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晋武帝诏王武子弈棋局》《明皇诏郑观音弈棋局图》《烂柯图》等）和宋代高手对局谱（《诸国手野战转换十格图》中郭范和李百祥的对局谱《万寿图》、刘仲甫和王珏的对局谱《长生图》等）。中卷收《空花角图十二变》等八种角上局部图形的变化。下卷收入以“平”“上”“去”“入”四字定角和从一至十的顺位计数的识图方法；有名的死活棋势，如“高祖解荥阳势”“三将破关势”“独天飞鹅势”等37个。《忘忧清乐集》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棋谱集，它保存了大量的棋谱、棋势，使我们几百年之后，得以一睹古代棋手精彩纷呈的对局。这些棋谱、棋势，为我们了解研究古代的棋制、棋规、棋艺风格和棋艺水平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赵鄂，孝宗时国手、棋待诏。张端义《贵耳集》卷上：“孝宗万机余暇，留心棋局，诏国手赵鄂供奉，由是遭际，官至武功大夫，浙西路铃。因郊祀，乞奏补，恳祈甚至。圣语云：‘降旨不妨，恐外庭不肯放行耳。’”比起沈之才，赵鄂幸运得多。他得到孝宗的喜爱，因棋艺高而做了棋待诏，又由棋待诏而做到武功大夫。如此受宠的棋待诏，在南宋一代还是仅见的，这也说明北宋真宗时关于棋待诏转官的限制，南宋时已有所变化。
象棋在南宋定都临安初期已基本定型。据说宋高宗时有一个叫咸的和尚曾说：“今以板画路，中间界之以河，各设十六子：卒、炮、车、马、象等，俗谓之象棋者也。”（朱南铣：《中国象棋史丛考》）再证之以时人李清照《打马图经》附刻的象棋盘，可知其时象棋与今相比，已毫无区别。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最早的象棋谱中的起手局二、残局一，保存在《事林广记》续集卷四《文艺类·弈棋原始》中，这反映了南宋临安象棋高超的棋艺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