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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尊重人格，道德追求，人文精神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9)09-0005-03
一、“重人格、尊人遭”——张謇的道德追求
张謇是一位道德高尚的历史人物。1924年，在致黄郛的一封电文中，张謇说：“法治治人，先各自治。自治之要，重人格尊人道而已。”重人格、尊人道是张謇一生的追求，是“张謇精神”的核心，也是张謇一生“立功”“立言”的准则。
对自己，张謇珍重自己的人格，严于律己。他的儿子张孝若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有下列一段记载：
甲午那一年，我父亲在北京好几个月。有一回看见太后从颐和园回到京城里，适逢大雨。地上的水积了一、二尺，大小文武百官，还有七、八十岁年纪的老臣子，都跪在水里边接驾。上面的雨，先落到帽子上边的红纬缨，从那里滴下来，滴到袍褂上，一个个都成了落汤鸡，还好像染了鲜红的颜色。那太后坐在轿子里，连头回都不回。我父一看，心上就难过起来，觉得这种是有志气的人该做的么?还是回转去做老百姓吧!
张孝若在这部传记中还有另一段记载：
我父……不愿意居住租界，或是在租界范围以内购产置业。我父认为，托庇外人势力是一种极可耻辱的事。对于中国人不是在朝做官，就是上租界居住的流行惯性，最后痛恨。对他人，张謇十分尊重他人的人格尊严和人生价值。在南通第三养老院的开幕典礼上，他说：“夫养老慈善事也。迷信者谓积阴功，沽名者谓博虚名。鄙人却无此意。不过，自己安乐，便想人家困苦，虽个人力量有限，不能普济，然救得一人总觉心安一点。”
张謇非常关心穷苦青少年的成长。张孝若在《传记》中写到：
我父曾经叫我母徐太夫人、吴太夫人各办一个小学校，一个幼稚园；我嫂沈夫人也办一个小学校，并且在我家各处祠堂内舍里边，凡有余空的房屋，总是办小学校，祭田收入多下来，就做经费。
张謇对积极办学的人极其尊重。张孝若在《传记》中写道：
二十年中还有二、三个人，也是我父亲所极端敬重的。一个是山东办学的乞丐武训。我父得到他逝世的消息以后，立刻召集了学生开会追悼，并且画了他着破衣草鞋的像，做了像赞，挂在学校礼堂孔子像的旁边。他对学生说：武训志趣高尚，办学的艰苦比他还要强，真是中国的伟人。后来浦东又出了一个泥水匠办学的杨斯盛，我父也很敬佩。他死后，我父也有一付挽对：视叶澄衷尤难，罄其资财，九死不忘，成一中学；与曾少卿相继，哀者乡国，十日之内，失二杰人。
杨继盛家贫，13岁学泥水匠，后发迹，捐资创办浦东中学，胡适誉之为“中国第一伟人”。叶澄衷是上海知名实业家，在上海创办澄衷中学。曾少卿名铸，长期在上海经商致富，曾任上海商务总会第二届总理，1908年去世。同年，杨斯盛亦去世。张謇将杨斯盛与曾少卿并立为“杰人”。
张謇重人格、尊人道的道德精神，在1918年一次演说中解释得最为透彻。这一年张謇在南通创立《尊孔会》，在第一次会议上，他发表演说云：
自国体改革后，道德凌夷，纲纪废坠，士大夫寡廉鲜耻，唯以利禄膺心，一切经书，不复寓目，而诈伪诡谲之恶习，因是充塞于宇宙。……本县发起尊孔会之意，诚欲人人知人道之所在，而为有理性之人类。
可见，尊孔的目的是提高大众的人格与人道，是宏扬人文精神，并不是歌颂皇帝，维护专制制度。
这篇演说是1918年发表的，早在1911年武昌起义后不久，张謇在给清江宁将军铁良的一封信中，就劝铁良“重人道”、拥护共和。张謇写道：“世界进化，首重人道；人道之义，天理之公也……为将军计，当计其大与长。一身之计小，满人全体之计大；一朝之计暂，满族休养生息之计长。”
张謇的崇高道德精神的形成，有一个发展过程。幼年他从塾师读书时，有一天门前一人骑马而过，老师说：“人骑白马门前过”，嘱张謇对下联。张謇对日：“我踏金龟海上来”。可见在那时，张謇的读书做官、功名富贵的思想还是很浓厚的。到青年时代，一位友人又忠告他“诗文之功较前进，胸次则较前卑”、“从前虽致力于举业而名利之心淡，今则不免为世习熏灼矣”。张謇的长处在于能铭记这些忠告，努力提高自己的精神素质。人们可以发现，到创办大生纱厂时，他的道德水平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大生纱厂大厅所挂的一副对联“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正好概括了张謇的高度人文精神。正是有这样的精神境界，当年张之洞委托三位在籍士绅创办近代工业，只有张謇一人开花结果。
二、办厂“谋财利”与主持“地方自治”——利与义的结合
张謇办厂，当然是为了“谋财利”。他说“据正谊言之，以皇皇然谋财利者唯有实业而已。此又鄙人兴办实业之念所由起也。”他又说：“工苟不兴，国终无不贫之期，民永无不困之望。”他以中国与日本相比为例，论证了上述观点。日本竭“全力以整兴工业”，故收效甚著；中国则“竭全力以练兵，舍本求末，故自今犹陷于困境。”
张謇批评官办企业，主张发展民间资本。在担任北京政府工商、农业两总长期间，他发表政策宣言，揭露官营企业病端说：“排调恢张，员司充斥，视为大众分利之薮，全无专勤负责之人。卒之糜费不赀，考成不及，于财政上有徒然增预计溢出之嫌，于实业上不能收商贾同等之利，名为提倡，实则沮之。”他提出发展民间资本并由政府给予扶植的政策，说：“凡事昕民自便，官为持护，则无论开矿也、兴垦也、机器制造业也，凡与商务为表里，无一而不兴也。”他还提出政府在“立法”“金融”“税收”“奖励”等方面扶植民间资本的具体政策措施。
办厂“谋财利”这是张謇在家乡的第一个追求。张謇还有另一个追求——“地方自治”。
在南通地区，张謇的家庭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获得了功名以后，张謇与上层官员、名流、学者又多往来。可以说，他是一位有社会影响的士绅。如同多数士绅一样，张謇很早就在家乡从事公益活动，包括倡导发展蚕桑业，呼吁减少花布厘金以及设立义仓、收埋无主野尸等等。甲午战争以前他还总办通海团练。
在大生纱厂创办以后，张謇以士绅身份进行的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成为推行“地方自治”。由此，张謇的两重身份形成他所经营的两方面的事业：一方面，作为工商业资本家，他办厂赚钱；另一方面，作为地方士绅，他推行“地方自治”事业，为家乡谋发展，为乡民谋福利。办工厂要赚钱，推行“地方自治”要用钱。张謇采取“母实业”的方针，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以办实业赚到的钱支持“地方自治”事业所需的经费。这样，大生等企业担负了原应由政府负担的财政开支。正是依靠以大生纱厂为骨干的企业提供的资金，南通地区的近代业事业才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人们至今还赞赏张謇的历史功绩。张謇在南通推行“地方自治”的思想基础，体现了一种 人文精神——“内圣外王”。《大学》所阐述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张謇思想上是植根很深的。作为地方领袖——士绅，当然要有“治、平”方面多做一点工作。
办厂“谋财利”，追求的是利，主持“地方自治”追求的是义。从历史的观点看，义是需要的，利也是需要的，追求利的基础是人的欲望。人的欲望很难清除，也不应清除，因为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反映到利义关系上，不能不要利；只能以义控制利，把利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内。张謇既办厂谋利，又以办厂利润的一部分主办“地方自治”事业，正是利与义的结合，体现了一种人文精神。
三、心悬苍生，救民涂炭——政治实践的基本精神
人们都知道，在政治实践方面，张謇支持戊戌变法，在义和团运动中倡导东南互保，主导立宪运动，反对革命，最终又拥护武昌起义与南北议和。在这些政治活动之中贯串着一种精神—心悬苍生，救民涂炭。
张謇在《革命论》一文中说：“使革人之命，而上无宽仁智勇文武神圣之君，下无明于礼乐兵农水火不虞之佐，则政教号令，旧已除而新无可布，布者复不足以当王泽而餍民望，其愈于不革者几何?”这一段话真实地表达他心怀苍生，关心民疾的博大胸怀。从这一精神出发，人们可以完整地理解他的政治活动实践。正由于这种精神，在酝酿东南互保期间，他为东南半壁的安定，避免生灵涂炭，建议刘坤一招抚盐枭徐宝山。武昌起义爆发，张謇曾建议铁良、张人骏派兵援鄂，但很快就发生变化，他致电袁世凯说：“今则兵祸已开，郡县瓦解。环顾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无可为和平之结果，趋势然也。”又说：“与其殄生灵以锋镝交争之惨，毋宁纳民族于共和主义之中。”在其他场合，张謇也多次表达了同样的思想。1911年10月21日，与伍廷芳等联名致电载沣说：“旬日之内，望风离异考十有余省。大势所在。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炭，保满汉之和平……立宪政体断难相容于世后之中国。”1911年11月27日在复许鼎霖区中说：“现在时机紧迫，生灵涂炭，非速筹和平解决之计，必致俱伤，欲和平解决，非共和无善策。”
心悬苍生，救民涂炭。这是一种高尚的人文精神。
总结以上观点，我个人的看法是尊重个人人生价值和人格尊严。这种人文精神是张謇精神的伟大所在。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9)09-0005-03
一、“重人格、尊人遭”——张謇的道德追求
张謇是一位道德高尚的历史人物。1924年，在致黄郛的一封电文中，张謇说：“法治治人，先各自治。自治之要，重人格尊人道而已。”重人格、尊人道是张謇一生的追求，是“张謇精神”的核心，也是张謇一生“立功”“立言”的准则。
对自己，张謇珍重自己的人格，严于律己。他的儿子张孝若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有下列一段记载：
甲午那一年，我父亲在北京好几个月。有一回看见太后从颐和园回到京城里，适逢大雨。地上的水积了一、二尺，大小文武百官，还有七、八十岁年纪的老臣子，都跪在水里边接驾。上面的雨，先落到帽子上边的红纬缨，从那里滴下来，滴到袍褂上，一个个都成了落汤鸡，还好像染了鲜红的颜色。那太后坐在轿子里，连头回都不回。我父一看，心上就难过起来，觉得这种是有志气的人该做的么?还是回转去做老百姓吧!
张孝若在这部传记中还有另一段记载：
我父……不愿意居住租界，或是在租界范围以内购产置业。我父认为，托庇外人势力是一种极可耻辱的事。对于中国人不是在朝做官，就是上租界居住的流行惯性，最后痛恨。对他人，张謇十分尊重他人的人格尊严和人生价值。在南通第三养老院的开幕典礼上，他说：“夫养老慈善事也。迷信者谓积阴功，沽名者谓博虚名。鄙人却无此意。不过，自己安乐，便想人家困苦，虽个人力量有限，不能普济，然救得一人总觉心安一点。”
张謇非常关心穷苦青少年的成长。张孝若在《传记》中写到：
我父曾经叫我母徐太夫人、吴太夫人各办一个小学校，一个幼稚园；我嫂沈夫人也办一个小学校，并且在我家各处祠堂内舍里边，凡有余空的房屋，总是办小学校，祭田收入多下来，就做经费。
张謇对积极办学的人极其尊重。张孝若在《传记》中写道：
二十年中还有二、三个人，也是我父亲所极端敬重的。一个是山东办学的乞丐武训。我父得到他逝世的消息以后，立刻召集了学生开会追悼，并且画了他着破衣草鞋的像，做了像赞，挂在学校礼堂孔子像的旁边。他对学生说：武训志趣高尚，办学的艰苦比他还要强，真是中国的伟人。后来浦东又出了一个泥水匠办学的杨斯盛，我父也很敬佩。他死后，我父也有一付挽对：视叶澄衷尤难，罄其资财，九死不忘，成一中学；与曾少卿相继，哀者乡国，十日之内，失二杰人。
杨继盛家贫，13岁学泥水匠，后发迹，捐资创办浦东中学，胡适誉之为“中国第一伟人”。叶澄衷是上海知名实业家，在上海创办澄衷中学。曾少卿名铸，长期在上海经商致富，曾任上海商务总会第二届总理，1908年去世。同年，杨斯盛亦去世。张謇将杨斯盛与曾少卿并立为“杰人”。
张謇重人格、尊人道的道德精神，在1918年一次演说中解释得最为透彻。这一年张謇在南通创立《尊孔会》，在第一次会议上，他发表演说云：
自国体改革后，道德凌夷，纲纪废坠，士大夫寡廉鲜耻，唯以利禄膺心，一切经书，不复寓目，而诈伪诡谲之恶习，因是充塞于宇宙。……本县发起尊孔会之意，诚欲人人知人道之所在，而为有理性之人类。
可见，尊孔的目的是提高大众的人格与人道，是宏扬人文精神，并不是歌颂皇帝，维护专制制度。
这篇演说是1918年发表的，早在1911年武昌起义后不久，张謇在给清江宁将军铁良的一封信中，就劝铁良“重人道”、拥护共和。张謇写道：“世界进化，首重人道；人道之义，天理之公也……为将军计，当计其大与长。一身之计小，满人全体之计大；一朝之计暂，满族休养生息之计长。”
张謇的崇高道德精神的形成，有一个发展过程。幼年他从塾师读书时，有一天门前一人骑马而过，老师说：“人骑白马门前过”，嘱张謇对下联。张謇对日：“我踏金龟海上来”。可见在那时，张謇的读书做官、功名富贵的思想还是很浓厚的。到青年时代，一位友人又忠告他“诗文之功较前进，胸次则较前卑”、“从前虽致力于举业而名利之心淡，今则不免为世习熏灼矣”。张謇的长处在于能铭记这些忠告，努力提高自己的精神素质。人们可以发现，到创办大生纱厂时，他的道德水平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大生纱厂大厅所挂的一副对联“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正好概括了张謇的高度人文精神。正是有这样的精神境界，当年张之洞委托三位在籍士绅创办近代工业，只有张謇一人开花结果。
二、办厂“谋财利”与主持“地方自治”——利与义的结合
张謇办厂，当然是为了“谋财利”。他说“据正谊言之，以皇皇然谋财利者唯有实业而已。此又鄙人兴办实业之念所由起也。”他又说：“工苟不兴，国终无不贫之期，民永无不困之望。”他以中国与日本相比为例，论证了上述观点。日本竭“全力以整兴工业”，故收效甚著；中国则“竭全力以练兵，舍本求末，故自今犹陷于困境。”
张謇批评官办企业，主张发展民间资本。在担任北京政府工商、农业两总长期间，他发表政策宣言，揭露官营企业病端说：“排调恢张，员司充斥，视为大众分利之薮，全无专勤负责之人。卒之糜费不赀，考成不及，于财政上有徒然增预计溢出之嫌，于实业上不能收商贾同等之利，名为提倡，实则沮之。”他提出发展民间资本并由政府给予扶植的政策，说：“凡事昕民自便，官为持护，则无论开矿也、兴垦也、机器制造业也，凡与商务为表里，无一而不兴也。”他还提出政府在“立法”“金融”“税收”“奖励”等方面扶植民间资本的具体政策措施。
办厂“谋财利”这是张謇在家乡的第一个追求。张謇还有另一个追求——“地方自治”。
在南通地区，张謇的家庭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获得了功名以后，张謇与上层官员、名流、学者又多往来。可以说，他是一位有社会影响的士绅。如同多数士绅一样，张謇很早就在家乡从事公益活动，包括倡导发展蚕桑业，呼吁减少花布厘金以及设立义仓、收埋无主野尸等等。甲午战争以前他还总办通海团练。
在大生纱厂创办以后，张謇以士绅身份进行的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成为推行“地方自治”。由此，张謇的两重身份形成他所经营的两方面的事业：一方面，作为工商业资本家，他办厂赚钱；另一方面，作为地方士绅，他推行“地方自治”事业，为家乡谋发展，为乡民谋福利。办工厂要赚钱，推行“地方自治”要用钱。张謇采取“母实业”的方针，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以办实业赚到的钱支持“地方自治”事业所需的经费。这样，大生等企业担负了原应由政府负担的财政开支。正是依靠以大生纱厂为骨干的企业提供的资金，南通地区的近代业事业才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人们至今还赞赏张謇的历史功绩。张謇在南通推行“地方自治”的思想基础，体现了一种 人文精神——“内圣外王”。《大学》所阐述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张謇思想上是植根很深的。作为地方领袖——士绅，当然要有“治、平”方面多做一点工作。
办厂“谋财利”，追求的是利，主持“地方自治”追求的是义。从历史的观点看，义是需要的，利也是需要的，追求利的基础是人的欲望。人的欲望很难清除，也不应清除，因为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反映到利义关系上，不能不要利；只能以义控制利，把利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内。张謇既办厂谋利，又以办厂利润的一部分主办“地方自治”事业，正是利与义的结合，体现了一种人文精神。
三、心悬苍生，救民涂炭——政治实践的基本精神
人们都知道，在政治实践方面，张謇支持戊戌变法，在义和团运动中倡导东南互保，主导立宪运动，反对革命，最终又拥护武昌起义与南北议和。在这些政治活动之中贯串着一种精神—心悬苍生，救民涂炭。
张謇在《革命论》一文中说：“使革人之命，而上无宽仁智勇文武神圣之君，下无明于礼乐兵农水火不虞之佐，则政教号令，旧已除而新无可布，布者复不足以当王泽而餍民望，其愈于不革者几何?”这一段话真实地表达他心怀苍生，关心民疾的博大胸怀。从这一精神出发，人们可以完整地理解他的政治活动实践。正由于这种精神，在酝酿东南互保期间，他为东南半壁的安定，避免生灵涂炭，建议刘坤一招抚盐枭徐宝山。武昌起义爆发，张謇曾建议铁良、张人骏派兵援鄂，但很快就发生变化，他致电袁世凯说：“今则兵祸已开，郡县瓦解。环顾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无可为和平之结果，趋势然也。”又说：“与其殄生灵以锋镝交争之惨，毋宁纳民族于共和主义之中。”在其他场合，张謇也多次表达了同样的思想。1911年10月21日，与伍廷芳等联名致电载沣说：“旬日之内，望风离异考十有余省。大势所在。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炭，保满汉之和平……立宪政体断难相容于世后之中国。”1911年11月27日在复许鼎霖区中说：“现在时机紧迫，生灵涂炭，非速筹和平解决之计，必致俱伤，欲和平解决，非共和无善策。”
心悬苍生，救民涂炭。这是一种高尚的人文精神。
总结以上观点，我个人的看法是尊重个人人生价值和人格尊严。这种人文精神是张謇精神的伟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