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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源于信仰
城市的起源，不是因为经济，而是因为信仰。
法国神学家雅克·埃吕尔认为，城市代表着人类不再依赖自然界的恩赐，而是另起炉灶，试图构建一个新的、可操控的秩序。
无论是中东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还是远东的黄河流域，一个代表着神授君权的军事领袖往往在征伐之后，将所有权力转移到了一座城市，人类最伟大的成就始终是城市。
例如约公元前2000年，中国开始了独特的城市进程，但是大多数早期城市都是小型的宗教仪式中心，周围环绕着为宫廷服务的手工业作坊。公元前1110年，统一的周王朝的建立促进了带城墙的大型城镇的第一次发展。
公元前1900年，美索不达米亚的权力中心转移到了新的都城巴比伦。在此后的1500年中，它一直跻身于世界最伟大的城市之列，对城市文化的孕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也通常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座城市。在巴比伦人的统治下，宗教对商业的抑制被进一步削弱，许多城市鼓励贸易的发展。最著名的法典是由巴比伦国王汉穆拉比颁布，内容涵盖广泛的刑事和民事领域，从其中可以看到，市民经济得以在神权的抑制下发展。
在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生活的年代，巴比伦城失去了其帝国权力中心的地位，但仍然保持着宗教圣地和文化中心的角色；它仍然是一个城市巨人，拥有约25万的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区。
古代世界的其他地方也出现了同样情形。印度的哈拉帕城市文明在其有能力抵御入侵者的情况下保持稳定；而中美洲的奥尔梅克、玛雅到安第斯地区的前印加文明——也是作为帝国的中心繁荣起来的。
今天，商人阶层往往被视为生机勃勃的城市区域的主要创造者。然而，在古代世界，当商人和手工业者已经积累了可观的财富时，权力仍然集中在祭司、军队和官僚手中。商人往往只是简单地作为中间人，为国家或者祭司阶层的贸易牵线搭桥。
T·R·费尔巴克在他的著作《火与血：墨西哥史》里打趣道：埃及法老是“唯一的批发商”。
中世纪的欧洲城市复兴
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文明进入了中世纪，在那时，海滨城市同时也与庞大的国家内陆贸易网络相连接。如宋朝的首都开封，皇城以外的道路密如鱼鳞，同林立的店铺、酒肆和妓院相连接，甚至一些有影响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移民也住在城中，宵禁得以开放，鼓励了真正的“城市文化”——两三层高的商业建筑、活跃的大众文学和各种各样的群众娱乐——的发展。
封建专制集权的强大进一步减缓了亚洲和伊斯兰城市的发展进程。甚至像西班牙的科尔多瓦和中国长安这样宏伟的城市，也随着统治王朝的倾覆而衰落。
正当东方衰弱的趋势不断显现时，在欧洲的城市中，先是在意大利，后来在大不列颠和荷兰，新的资本主义已经开始勃兴萌芽。以至于当来自于西方的探险者出现在东方人的海滨港口时，他们一般没有感觉到威胁，他们觉得那不过是来自世界相当落后地区的商人，他们的产品对于宫廷和集市来说都没有什么价值。
在罗马帝国衰落后不久，欧洲依然凝聚在天主教会周围。天主教会在罗马帝国衰退至最低谷之时，孕育了欧洲城市复兴的一线希望。僧侣们保留着书写语言的流通、古代文本的传承，他们代表着欧洲城市复兴所需要的严谨。
城市生活的全面复兴需要的不仅是传教士的传承，更多的是安全的环境，以及维持城市运转的经济。教会没有力量来阻止外来入侵者，不论他们是海盗或者异教徒。
在遥远的欧洲，由于不能够完全依靠教会，也没有强大的帝国确保安全，欧洲孤立的城市社区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谋求生存。在骑士和强盗出没于乡村地区的情况下，居民们首要考虑的问题是筑起一道防御屏障，这就有了欧洲城市的兴建：根据史籍记载，公元8世纪意大利的城市维罗纳是一座“用厚厚的城墙保护和48座醒目高塔包围的”城市。
威尼斯是城市竞争中的佼佼者，运河、庭院和大理石拱桥让这座城市变成了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所说的“世界的珠宝盒”。据估计，当时整个意大利北部城市居民的富足程度已超过古罗马，长逾数百年的兴旺，是文艺复兴兴起于斯的重要因素。
但那一年代营建的大都会里，最持久的城市并不在伊比利亚、并不在亚平宁，而是位于欧洲大陆最大的法兰西帝国之版图上。它叫巴黎。
巴黎最早起源于古罗马在塞纳河上一个岛屿的定居点。罗马帝国衰落之后很长时间里，这里基本上被遗弃，城市得以继续存在还是因为神：因为它是一个教会中心。直到公元10 世纪末，卡佩王朝计划让城市成为一个行政中心。
在公元12世纪，法王腓力·奥古斯都第一次铺设了巴黎的街道，在磊阿勒创建了新的中心市场，并在城市周围建起了坚实的防御城墙。这个年代，巴黎圣母院开始修建，并一直拖到公元13世纪晚期才完工。当时巴黎的人口膨胀到约15万，是世界最大的天主教城市。
到了17世纪70年代，巴黎的扩张越过了古代城墙。尽管统治者对首都城市的无序发展时有警觉，他们还是对市容刻意装饰。
路易十四将行宫迁到了郊区的凡尔赛宫，他的重臣柯尔伯还是绕城兴修了绿树成荫的大道，并开始动工修建荣军院、一道道凯旋拱形门，以及圆形胜利广场，广场上的路易塑像用金箔覆盖，在阳光下熠熠发光。
巴黎的目标是要成为世界伟大帝国的首都——新罗马。尽管巴黎以及欧洲崛起的其他首都城市创造过辉煌，但城市未来的关键并不在此。虽然占据神圣之地和拥有政治权力对于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属于这些伟大城市的最美好的未来并不取决于上帝或国家的权力，而取决于对财富孜孜不倦的成功追求。
工业化进程中的城市
可以说，欧洲大陆在中世纪才真正被打上了城市烙印。村庄变成市镇，一些市镇则转变为城市。城市中心从莱茵河上游开始兴起，经过里加、格但斯克，一直延伸到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大草原。
在城市的演变过程中，伦敦的商业和帝国优势为以工业革命为驱动的转变奠定了基础。虽然工业已经成为城市生活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到了18世纪后期，英国创立了大规模生产产品的城市前，工业等于手工业。 新型的工业社会可能创造史无前例的财富，伦敦成为了严格意义上的第一座现代化城市。当然，这一切的建设都以牺牲基本的人类价值为代价。工业化导致了致命的健康问题。19 世纪早期，曼彻斯特的死亡率是25∶1，是周围农村地区死亡率的三倍。因疾病、营养不良和工作过度而致死的现象是如此的普遍，以至于工厂为了保持正常运转，不得不从遥远的农村和贫困的爱尔兰地区不断补充工人。
青少年的境遇尤其让人触目惊心。在田园牧歌的年代，儿童只是在家里、小作坊或田地里帮助父母干活，现在他们却要经常单独工作，在偌大的毫无人情味的工业工厂里操作机器。这些在狄更斯的小说里几乎处处可见。到19世纪50年代，英国新城市处处可见的还有纵横的铁路大桥、交错的隧道、蔓延的工厂。
人类对城市化的反思，就是在这个时候埋下了种子。
19 世纪上半叶，欧洲没有国家可以和英国强大的工业相抗衡。欧洲大陆最大的城市巴黎的企业规模大都较小。原因很有意思，因为当权者害怕无产阶级暴动，他们不鼓励在首都发展大规模工业。
相反，新的工业发展热点却发生在落后的北美，一些欧洲人把这个地方浪漫地称之为“世界花园”。工厂城镇在这里不仅生根发芽，而且以超过英国本土工厂的规模蓬勃发展。工业主义给美国带来了许多变化，最终把这个以乡村为主的土地转变成了大城市云集的地方。
1850年，美国仅有6座超过1万人的“大”城市，不到总人口的5%。这一现实在以后的50年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到1900年，超过1万人的城市达38个，大约5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生活在城市。美国工厂里的体力劳动者，要比欧洲同行们享有更大的机会跻身于中产阶级，乃至上层阶级的行列，而他们的后代享有的社会升迁的机会比他们更大。这也是美国的城市化蓬勃发展的原因之一。
辛辛那提坐落于俄亥俄河的拐弯处，1800年居民还不到750人，是一个少得可怜的边疆定居点。40年之后，它变成了一个兴盛发达的城市，人口超过10万。
不过，和英国一样，美国工业化快速发展的早期留下的痕迹是贫乏单调的城市景观。在辛辛那提待过两年之后，英国作家弗朗斯·特罗洛普写道：“蜂房里每一只被雇用的蜜蜂都在为了寻找蜂蜜而奔波忙碌……不论是艺术、科学、知识，还是生活情趣都不能诱惑其停止对它们的追求。”
城市该何去何从
工业革命的开始极大地加快了城市发展速度，给城市地理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到1800年，欧洲城市与中世纪相比人口密度至少增加2倍；一些美国城市，最突出的是纽约，甚至更加拥挤。
二战以后，更是如此，1960～1972年，芝加哥中心的办公空间扩大了50%，而纽约的办公空间剧增74%，对城市高耸的建筑与天际背景勾勒出的轮廓，英国作家安姆瑞斯·琼斯曾这样描写：“其对比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有时候令人感到畏惧。”巍峨的塔楼也在其他城市，如波士顿、旧金山、休斯敦，甚至在洛杉矶耸立起来。
英国有个城市规划家名叫埃比尼泽·霍华德，出于对当时工业大都市混乱的秩序、疾病、犯罪的恐惧，他提出了一种学说，提倡在郊区边缘创建“花园城市”。
这些功能完备的城镇人口大约在3万，它们有自己的就业基地，村舍周围环境优美，四周都是农村。霍华德鼓吹说：“城镇和乡村必须联姻，这个快乐的复合体将孕育着新的希望、新的生活和新的文明。”
霍华德决心让自己的理论变成现实，他成为英国最早的两个规划的城镇——1907年的莱奇沃思镇和1920年的韦尔维恩镇——强有力的推动者。他的“花园城市”发展模式不久影响了美国、德国、奥地利和日本等全世界的城市规划家。
工业城市走向没落反映了一个世界范围的普遍现象。在日本，大阪、名古屋和其他以制造业为主的城市流失了最有天分的都市居民，丧失了许多有别于东京的城市特征。与其相似，曼彻斯特曾经是世界制造业巨擘，但与拥有世界级的文化机构、商业广告代理云集的伦敦相比，逊色了许多。欧洲其他老工业中心，如都灵和杜塞尔多夫，也陷入停滞状态并走向衰落。人口下降最严重的是历史悠久的工业城市，如圣路易斯、曼彻斯特、莱比锡等。一个世纪以前，它们引领着世界城市发展的新潮流。
在现代，城市的巨大扩展并不再意味着财富的相应增加。相反，城市的迅猛发展往往饱含着城市历史悲剧性断层的哀伤。
21世纪前十年，在发展中国家至少有6亿城市居民挣扎在擅自占用的居住区（城市平民区、简陋棚屋区、贫民窟）。联合国的一项研究显示，这些贫民居住区占发展中国家城市新增面积的一半以上。这些居民将微薄收入的3/4用于购买食物，许多贫民窟居民生活在主流经济的边缘。
值得关注的人文现象则是：今天成功的城市化区域也必定是古老原则的体现——神圣、安全和繁忙的地方。城市兴衰的进程既源于历史，同时也被历史所改变。
5000年前的城市只不过是少数人聚集之所，如今城市已成为大多数人生活的地方。在长达5000多年的时间里，人们所眷恋的城市是政治和物质进步的主要场所。只有在城市这个安全和繁忙的合流之地，才能够塑造人类的未来。
那位认为人类的城市是新秩序的社学家埃吕尔写道：“该隐创造了一个世界，他用自己的这座城市来代替上帝的伊甸园。”由是看来，每一座城市，都足够伟大。
本文参考资料：
科特金：全球城市史
许学强：城市地理学
陈明光：《略谈中国古代商业中的几个问题》
埃姆里斯·琼斯：《大都市》
鲁道夫·哈透格：《没有限制的增长：对20世纪城市化的个案研究》
乔恩·C·蒂福德：《心脏地带的城市：美国中西部工业的兴起和衰落》
城市的起源，不是因为经济，而是因为信仰。
法国神学家雅克·埃吕尔认为，城市代表着人类不再依赖自然界的恩赐，而是另起炉灶，试图构建一个新的、可操控的秩序。
无论是中东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还是远东的黄河流域，一个代表着神授君权的军事领袖往往在征伐之后，将所有权力转移到了一座城市，人类最伟大的成就始终是城市。
例如约公元前2000年，中国开始了独特的城市进程，但是大多数早期城市都是小型的宗教仪式中心，周围环绕着为宫廷服务的手工业作坊。公元前1110年，统一的周王朝的建立促进了带城墙的大型城镇的第一次发展。
公元前1900年，美索不达米亚的权力中心转移到了新的都城巴比伦。在此后的1500年中，它一直跻身于世界最伟大的城市之列，对城市文化的孕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也通常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座城市。在巴比伦人的统治下，宗教对商业的抑制被进一步削弱，许多城市鼓励贸易的发展。最著名的法典是由巴比伦国王汉穆拉比颁布，内容涵盖广泛的刑事和民事领域，从其中可以看到，市民经济得以在神权的抑制下发展。
在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生活的年代，巴比伦城失去了其帝国权力中心的地位，但仍然保持着宗教圣地和文化中心的角色；它仍然是一个城市巨人，拥有约25万的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区。
古代世界的其他地方也出现了同样情形。印度的哈拉帕城市文明在其有能力抵御入侵者的情况下保持稳定；而中美洲的奥尔梅克、玛雅到安第斯地区的前印加文明——也是作为帝国的中心繁荣起来的。
今天，商人阶层往往被视为生机勃勃的城市区域的主要创造者。然而，在古代世界，当商人和手工业者已经积累了可观的财富时，权力仍然集中在祭司、军队和官僚手中。商人往往只是简单地作为中间人，为国家或者祭司阶层的贸易牵线搭桥。
T·R·费尔巴克在他的著作《火与血：墨西哥史》里打趣道：埃及法老是“唯一的批发商”。
中世纪的欧洲城市复兴
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文明进入了中世纪，在那时，海滨城市同时也与庞大的国家内陆贸易网络相连接。如宋朝的首都开封，皇城以外的道路密如鱼鳞，同林立的店铺、酒肆和妓院相连接，甚至一些有影响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移民也住在城中，宵禁得以开放，鼓励了真正的“城市文化”——两三层高的商业建筑、活跃的大众文学和各种各样的群众娱乐——的发展。
封建专制集权的强大进一步减缓了亚洲和伊斯兰城市的发展进程。甚至像西班牙的科尔多瓦和中国长安这样宏伟的城市，也随着统治王朝的倾覆而衰落。
正当东方衰弱的趋势不断显现时，在欧洲的城市中，先是在意大利，后来在大不列颠和荷兰，新的资本主义已经开始勃兴萌芽。以至于当来自于西方的探险者出现在东方人的海滨港口时，他们一般没有感觉到威胁，他们觉得那不过是来自世界相当落后地区的商人，他们的产品对于宫廷和集市来说都没有什么价值。
在罗马帝国衰落后不久，欧洲依然凝聚在天主教会周围。天主教会在罗马帝国衰退至最低谷之时，孕育了欧洲城市复兴的一线希望。僧侣们保留着书写语言的流通、古代文本的传承，他们代表着欧洲城市复兴所需要的严谨。
城市生活的全面复兴需要的不仅是传教士的传承，更多的是安全的环境，以及维持城市运转的经济。教会没有力量来阻止外来入侵者，不论他们是海盗或者异教徒。
在遥远的欧洲，由于不能够完全依靠教会，也没有强大的帝国确保安全，欧洲孤立的城市社区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谋求生存。在骑士和强盗出没于乡村地区的情况下，居民们首要考虑的问题是筑起一道防御屏障，这就有了欧洲城市的兴建：根据史籍记载，公元8世纪意大利的城市维罗纳是一座“用厚厚的城墙保护和48座醒目高塔包围的”城市。
威尼斯是城市竞争中的佼佼者，运河、庭院和大理石拱桥让这座城市变成了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所说的“世界的珠宝盒”。据估计，当时整个意大利北部城市居民的富足程度已超过古罗马，长逾数百年的兴旺，是文艺复兴兴起于斯的重要因素。
但那一年代营建的大都会里，最持久的城市并不在伊比利亚、并不在亚平宁，而是位于欧洲大陆最大的法兰西帝国之版图上。它叫巴黎。
巴黎最早起源于古罗马在塞纳河上一个岛屿的定居点。罗马帝国衰落之后很长时间里，这里基本上被遗弃，城市得以继续存在还是因为神：因为它是一个教会中心。直到公元10 世纪末，卡佩王朝计划让城市成为一个行政中心。
在公元12世纪，法王腓力·奥古斯都第一次铺设了巴黎的街道，在磊阿勒创建了新的中心市场，并在城市周围建起了坚实的防御城墙。这个年代，巴黎圣母院开始修建，并一直拖到公元13世纪晚期才完工。当时巴黎的人口膨胀到约15万，是世界最大的天主教城市。
到了17世纪70年代，巴黎的扩张越过了古代城墙。尽管统治者对首都城市的无序发展时有警觉，他们还是对市容刻意装饰。
路易十四将行宫迁到了郊区的凡尔赛宫，他的重臣柯尔伯还是绕城兴修了绿树成荫的大道，并开始动工修建荣军院、一道道凯旋拱形门，以及圆形胜利广场，广场上的路易塑像用金箔覆盖，在阳光下熠熠发光。
巴黎的目标是要成为世界伟大帝国的首都——新罗马。尽管巴黎以及欧洲崛起的其他首都城市创造过辉煌，但城市未来的关键并不在此。虽然占据神圣之地和拥有政治权力对于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属于这些伟大城市的最美好的未来并不取决于上帝或国家的权力，而取决于对财富孜孜不倦的成功追求。
工业化进程中的城市
可以说，欧洲大陆在中世纪才真正被打上了城市烙印。村庄变成市镇，一些市镇则转变为城市。城市中心从莱茵河上游开始兴起，经过里加、格但斯克，一直延伸到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大草原。
在城市的演变过程中，伦敦的商业和帝国优势为以工业革命为驱动的转变奠定了基础。虽然工业已经成为城市生活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到了18世纪后期，英国创立了大规模生产产品的城市前，工业等于手工业。 新型的工业社会可能创造史无前例的财富，伦敦成为了严格意义上的第一座现代化城市。当然，这一切的建设都以牺牲基本的人类价值为代价。工业化导致了致命的健康问题。19 世纪早期，曼彻斯特的死亡率是25∶1，是周围农村地区死亡率的三倍。因疾病、营养不良和工作过度而致死的现象是如此的普遍，以至于工厂为了保持正常运转，不得不从遥远的农村和贫困的爱尔兰地区不断补充工人。
青少年的境遇尤其让人触目惊心。在田园牧歌的年代，儿童只是在家里、小作坊或田地里帮助父母干活，现在他们却要经常单独工作，在偌大的毫无人情味的工业工厂里操作机器。这些在狄更斯的小说里几乎处处可见。到19世纪50年代，英国新城市处处可见的还有纵横的铁路大桥、交错的隧道、蔓延的工厂。
人类对城市化的反思，就是在这个时候埋下了种子。
19 世纪上半叶，欧洲没有国家可以和英国强大的工业相抗衡。欧洲大陆最大的城市巴黎的企业规模大都较小。原因很有意思，因为当权者害怕无产阶级暴动，他们不鼓励在首都发展大规模工业。
相反，新的工业发展热点却发生在落后的北美，一些欧洲人把这个地方浪漫地称之为“世界花园”。工厂城镇在这里不仅生根发芽，而且以超过英国本土工厂的规模蓬勃发展。工业主义给美国带来了许多变化，最终把这个以乡村为主的土地转变成了大城市云集的地方。
1850年，美国仅有6座超过1万人的“大”城市，不到总人口的5%。这一现实在以后的50年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到1900年，超过1万人的城市达38个，大约5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生活在城市。美国工厂里的体力劳动者，要比欧洲同行们享有更大的机会跻身于中产阶级，乃至上层阶级的行列，而他们的后代享有的社会升迁的机会比他们更大。这也是美国的城市化蓬勃发展的原因之一。
辛辛那提坐落于俄亥俄河的拐弯处，1800年居民还不到750人，是一个少得可怜的边疆定居点。40年之后，它变成了一个兴盛发达的城市，人口超过10万。
不过，和英国一样，美国工业化快速发展的早期留下的痕迹是贫乏单调的城市景观。在辛辛那提待过两年之后，英国作家弗朗斯·特罗洛普写道：“蜂房里每一只被雇用的蜜蜂都在为了寻找蜂蜜而奔波忙碌……不论是艺术、科学、知识，还是生活情趣都不能诱惑其停止对它们的追求。”
城市该何去何从
工业革命的开始极大地加快了城市发展速度，给城市地理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到1800年，欧洲城市与中世纪相比人口密度至少增加2倍；一些美国城市，最突出的是纽约，甚至更加拥挤。
二战以后，更是如此，1960～1972年，芝加哥中心的办公空间扩大了50%，而纽约的办公空间剧增74%，对城市高耸的建筑与天际背景勾勒出的轮廓，英国作家安姆瑞斯·琼斯曾这样描写：“其对比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有时候令人感到畏惧。”巍峨的塔楼也在其他城市，如波士顿、旧金山、休斯敦，甚至在洛杉矶耸立起来。
英国有个城市规划家名叫埃比尼泽·霍华德，出于对当时工业大都市混乱的秩序、疾病、犯罪的恐惧，他提出了一种学说，提倡在郊区边缘创建“花园城市”。
这些功能完备的城镇人口大约在3万，它们有自己的就业基地，村舍周围环境优美，四周都是农村。霍华德鼓吹说：“城镇和乡村必须联姻，这个快乐的复合体将孕育着新的希望、新的生活和新的文明。”
霍华德决心让自己的理论变成现实，他成为英国最早的两个规划的城镇——1907年的莱奇沃思镇和1920年的韦尔维恩镇——强有力的推动者。他的“花园城市”发展模式不久影响了美国、德国、奥地利和日本等全世界的城市规划家。
工业城市走向没落反映了一个世界范围的普遍现象。在日本，大阪、名古屋和其他以制造业为主的城市流失了最有天分的都市居民，丧失了许多有别于东京的城市特征。与其相似，曼彻斯特曾经是世界制造业巨擘，但与拥有世界级的文化机构、商业广告代理云集的伦敦相比，逊色了许多。欧洲其他老工业中心，如都灵和杜塞尔多夫，也陷入停滞状态并走向衰落。人口下降最严重的是历史悠久的工业城市，如圣路易斯、曼彻斯特、莱比锡等。一个世纪以前，它们引领着世界城市发展的新潮流。
在现代，城市的巨大扩展并不再意味着财富的相应增加。相反，城市的迅猛发展往往饱含着城市历史悲剧性断层的哀伤。
21世纪前十年，在发展中国家至少有6亿城市居民挣扎在擅自占用的居住区（城市平民区、简陋棚屋区、贫民窟）。联合国的一项研究显示，这些贫民居住区占发展中国家城市新增面积的一半以上。这些居民将微薄收入的3/4用于购买食物，许多贫民窟居民生活在主流经济的边缘。
值得关注的人文现象则是：今天成功的城市化区域也必定是古老原则的体现——神圣、安全和繁忙的地方。城市兴衰的进程既源于历史，同时也被历史所改变。
5000年前的城市只不过是少数人聚集之所，如今城市已成为大多数人生活的地方。在长达5000多年的时间里，人们所眷恋的城市是政治和物质进步的主要场所。只有在城市这个安全和繁忙的合流之地，才能够塑造人类的未来。
那位认为人类的城市是新秩序的社学家埃吕尔写道：“该隐创造了一个世界，他用自己的这座城市来代替上帝的伊甸园。”由是看来，每一座城市，都足够伟大。
本文参考资料：
科特金：全球城市史
许学强：城市地理学
陈明光：《略谈中国古代商业中的几个问题》
埃姆里斯·琼斯：《大都市》
鲁道夫·哈透格：《没有限制的增长：对20世纪城市化的个案研究》
乔恩·C·蒂福德：《心脏地带的城市：美国中西部工业的兴起和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