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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新近推出社会科学文库史学丛书，其中汤志钧先生的修订本《戊戌变法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被人称为是部“经典学术专著”。挡不住七彩广告的诱惑，赶紧去书店买来一部价格不菲(人民币48元)的汤著修订新书，逐字逐句读了一遍，感到有点失望，对这位“中国研究戊戌变法史的权威人士”的“经典学术专著”产生了疑问，谨以一个读者心目中“经典著作”的标准，姑妄言之，不妥之处，请方家指正。
什么是权威性的“经典著作”?历来没有统一的标准，各个时代、各个阶级、各个国家、各种民族、各种学派、各类宗教，都有自己心目中的经典著作。这种经典著作，必须是公认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带有普遍真理性的著作。辞书上说，“经典’’泛指具有权威性的著作。儒家认为，孔子所作谓之经，弟子所述谓之传，弟子后学展转所口传谓之说，故惟《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为孔子所作，才能称得上是“经典”。时下，“经典”一词有点贬值泛化，但“经典学术专著”应当是严谨的、创新的、求真务实的、自成体系的、经得起读者推敲的传世之作。用这个“经典学术著作”的起码标准，衡量汤先生修订本《戊戌变法史》，恐怕还有一段相当遥远的距离。
从体系上说，汤志钧先生修订本《戊戌变法史》是一种叙述史学，还没有进入分析史学的境界，中国是史学大国，所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也主要是用来形容史籍的众多，可迄今还没有哪一部中国史书被称为“经典著作”。鲁迅赞美《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总体上却把二十四史评为“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无论是太史公首创的纪传体史书，还是后人发展起来的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史书，用现代史学观念审视，无一不是叙述型的史学模式。这种史书实际上是由人物加事件的史料堆砌，缺乏揭示历史本质规律的分析，没有历史研究的理论深度。这本新版的《戊戌变法史》仍然重复旧说，认定1888年康有为就“准备把改良主义思想同儒家今文学说结合起来，用改良主义的观点对儒家学说作重新解释。”(《戊戌变法史》(修订本)第114页)众所周知，“改良主义”思想是十九世纪中叶，国际工人运动兴起后欧美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潮。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时，这种改良主义思潮尚未形成，更谈不上传人中国，汤先生却硬说康有为已经学得了改良主义思想，并“准备把改良主义思想同儒家今文学说结合起来”，而且立竿见影，“用改良主义的观点对儒家学说作重新解释。”这不是无中生有编造历史吗?
通读汤志钧新修《戊戌变法史》全书，很难看清中国人通过戊戌变法到底学到了哪些西方先进理论，戊戌年间中国人的知识结构思想内涵有什么变化提升?显然，作者对西学对于戊戌维新思想的影响重视不够，对维新派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艰辛过程反应冷淡，而这正是戊戌变法的主要内容和主要特征。因此，汤志钧先生新修《戊戌变法史》丧失了应有的历史深度和理论深度。同时，新修《戊戌变法史》仍然沿袭对个别人物和事件的研究框架，忽视了对整体社会思潮的研究。把康、梁、严、谭等人的思想作个案研究是必要的，但就戊戌思潮研究而论，还必须研究当时一般的社会思潮，研究思想家和一般人的思想差距和互动。在这一方面，吴廷嘉教授的《戊戌思潮纵横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版)作了极有创意的探索。她从不同的角度、运用系统网络分析、层次和中介研究、结构分析等历史研究方法，纵横论述了戊戌思潮兴起的原因、过程、高潮、性质、特点和作用，并把它同西方启蒙思潮和日本明治维新进行了比较，走出了叙述史学的死胡同，展现了分析史学的新面貌。虽然不能称为戊戌变法史研究的“经典学术专著”，但却提供了一种研究新范式，生面别开，令人神旺。
从史料上说，汤志钧先生新修《戊戌变法史》以史料详实见长，但最大的问题是，作者对许多资料不加甄别、剪裁，不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而是照单全收。例如，大段大段地引用《康有为自编年谱》，陈千秋、梁启超、梁启勋、龚寿昌等人的回忆录，清廷谕旨，朋僚函札，报刊文章，他人著作目录，以及国内多家报刊早已发表过的毕永年《诡谋直记》全文长达4页2900字，把这本研究性的著作像“拉橡皮筋”一样拉长，从而模糊了史学研究和史料汇编的界线。
而且汤志钧先生选用资料时，还常出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这要看史料对他主观立论有利与否。例如，他一口咬定：“康有为有没有受到西方进化论的影响，有。但不是戊戌变法前，而是政变后写的《大同书》。”他举出史料说：“康有为在1902年写的《〈大同书〉成题辞》说：‘千界皆烦恼，吾来偶现身。狱囚哀浊世，饥溺为斯人。诸圣皆良药，苍天太不神。万世无进化，大地合沉沦。’特别提到‘进化’。”(见修订本《戊戌变法史》第304页)看来还得向汤先生提供点基本资料，以正视听：早在1873年(同治十二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已经出版了中文本的《地学浅释》，系统地介绍了自然进化观点，在谈到人类社会进化时，已指出了石刀期、铜刀期、铁刀期的不同发展阶段。1874年4月5日《万国公报》第301卷开始连载《格物探源》，介绍了生物进化学说。1877年秋季《格致汇编》发表《混沌说》一文，介绍了生物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还谈到了“猿化为人”的观点。也就是说，在当时介绍西学的书籍报刊中，“进化”一词已不是陌生的词汇了。所以康有为在1882年(光绪八年)春写下的《苏村卧病写怀》诗中有一首吟道：“纵横宙合一微尘，偶到人间阅廿春；世界开新逢进化，贤师受道愧传薪。”汤先生只承认1902年康诗中的“进化”是进化，而不承认1882年康诗中的“进化”是进化，显然是一种双重标准和学术偏见。这使我们对他一贯标榜自己写史是“从考核资料出发”的信任度大打折扣，而明白他指责不同见解是“凭臆推造”的毫无道理。建议汤先生查阅一下1883年出版的《西学考略》一书，该书在介绍达尔文时，介绍了《物种起源》一书中的一些进化论基本观点。也不妨再重温一下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康有为撰写的《日本书目志》按语，在这部《日本书目志》中既有自然科学著作《进化原论》《进化新论》《进化要论》《通俗进化论》《动物进化论》《万物退化新说》等，又有社会科学著作《社会进化论》《族制进化论》《宗教进化论》《社会平权论》等。康有为不仅阅读了这些书报，而且据以著书立说，汤志钧先生凭什么说1902年以前康有为根本没有接触过进化论思想呢?
时下有些修订本著作，借修订之名，行加长之实。就汤先生新修订的《戊戌变法史》而论，它只是把近二十年新发现的史料叠床架屋地增加进去，内里仍然是那本没有理论骨架的旧作，而且许多常识性的错误一错再错。例如，关于康有为蕴思《大同书》的时代背景，康氏在《{大同书)成题辞》题记手迹中明明写的是：“吾年二十七，当光绪甲申，法兵震羊城，吾避兵居西樵山北银塘乡”。稍有些历史常识即明白这是1884年(甲申)中法战争中，因法兵进攻镇南关，广州戒严，康有为回家乡避难。可汤先生从他的论文集(《康有为与戊戌变法》，中华书局1984年第1版第108页)，到学术专著(《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杜1984年第1版第94页)，再到人物传记(《康有为传》，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初版第368页)，直到这部修订本(《戊戌变法史》，第706页)，一律写成“清兵震羊城”。更有离奇者，汤志钧自称是经学家，大概读过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其中有《公黜陟议》，讲的是官吏升降赏罚问题，汤先生从其学术专著(《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0页)，到人物传记(《康有为传》，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初版第68页)，再到权威“经典著作”的修订本(《戊戌变法史》，第121页)，一律杜撰成“黜涉”，把官吏升降写成了涉水过河。这种常识性的错误，一错二十年浑然不觉。
现在书籍越出越多，部头越写越大，价格越来越高。实际上真正有理论深度令人耳目一新的佳构杰作很少。就汤先生新修《戊戌变法史》而言，虽然传递了不少史料包涵的历史信息，但缺乏今人真知灼见的历史判断，只能算是瑕瑜互见的泛泛之作，怎可吹捧为“经典”呢?
什么是权威性的“经典著作”?历来没有统一的标准，各个时代、各个阶级、各个国家、各种民族、各种学派、各类宗教，都有自己心目中的经典著作。这种经典著作，必须是公认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带有普遍真理性的著作。辞书上说，“经典’’泛指具有权威性的著作。儒家认为，孔子所作谓之经，弟子所述谓之传，弟子后学展转所口传谓之说，故惟《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为孔子所作，才能称得上是“经典”。时下，“经典”一词有点贬值泛化，但“经典学术专著”应当是严谨的、创新的、求真务实的、自成体系的、经得起读者推敲的传世之作。用这个“经典学术著作”的起码标准，衡量汤先生修订本《戊戌变法史》，恐怕还有一段相当遥远的距离。
从体系上说，汤志钧先生修订本《戊戌变法史》是一种叙述史学，还没有进入分析史学的境界，中国是史学大国，所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也主要是用来形容史籍的众多，可迄今还没有哪一部中国史书被称为“经典著作”。鲁迅赞美《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总体上却把二十四史评为“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无论是太史公首创的纪传体史书，还是后人发展起来的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史书，用现代史学观念审视，无一不是叙述型的史学模式。这种史书实际上是由人物加事件的史料堆砌，缺乏揭示历史本质规律的分析，没有历史研究的理论深度。这本新版的《戊戌变法史》仍然重复旧说，认定1888年康有为就“准备把改良主义思想同儒家今文学说结合起来，用改良主义的观点对儒家学说作重新解释。”(《戊戌变法史》(修订本)第114页)众所周知，“改良主义”思想是十九世纪中叶，国际工人运动兴起后欧美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潮。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时，这种改良主义思潮尚未形成，更谈不上传人中国，汤先生却硬说康有为已经学得了改良主义思想，并“准备把改良主义思想同儒家今文学说结合起来”，而且立竿见影，“用改良主义的观点对儒家学说作重新解释。”这不是无中生有编造历史吗?
通读汤志钧新修《戊戌变法史》全书，很难看清中国人通过戊戌变法到底学到了哪些西方先进理论，戊戌年间中国人的知识结构思想内涵有什么变化提升?显然，作者对西学对于戊戌维新思想的影响重视不够，对维新派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艰辛过程反应冷淡，而这正是戊戌变法的主要内容和主要特征。因此，汤志钧先生新修《戊戌变法史》丧失了应有的历史深度和理论深度。同时，新修《戊戌变法史》仍然沿袭对个别人物和事件的研究框架，忽视了对整体社会思潮的研究。把康、梁、严、谭等人的思想作个案研究是必要的，但就戊戌思潮研究而论，还必须研究当时一般的社会思潮，研究思想家和一般人的思想差距和互动。在这一方面，吴廷嘉教授的《戊戌思潮纵横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版)作了极有创意的探索。她从不同的角度、运用系统网络分析、层次和中介研究、结构分析等历史研究方法，纵横论述了戊戌思潮兴起的原因、过程、高潮、性质、特点和作用，并把它同西方启蒙思潮和日本明治维新进行了比较，走出了叙述史学的死胡同，展现了分析史学的新面貌。虽然不能称为戊戌变法史研究的“经典学术专著”，但却提供了一种研究新范式，生面别开，令人神旺。
从史料上说，汤志钧先生新修《戊戌变法史》以史料详实见长，但最大的问题是，作者对许多资料不加甄别、剪裁，不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而是照单全收。例如，大段大段地引用《康有为自编年谱》，陈千秋、梁启超、梁启勋、龚寿昌等人的回忆录，清廷谕旨，朋僚函札，报刊文章，他人著作目录，以及国内多家报刊早已发表过的毕永年《诡谋直记》全文长达4页2900字，把这本研究性的著作像“拉橡皮筋”一样拉长，从而模糊了史学研究和史料汇编的界线。
而且汤志钧先生选用资料时，还常出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这要看史料对他主观立论有利与否。例如，他一口咬定：“康有为有没有受到西方进化论的影响，有。但不是戊戌变法前，而是政变后写的《大同书》。”他举出史料说：“康有为在1902年写的《〈大同书〉成题辞》说：‘千界皆烦恼，吾来偶现身。狱囚哀浊世，饥溺为斯人。诸圣皆良药，苍天太不神。万世无进化，大地合沉沦。’特别提到‘进化’。”(见修订本《戊戌变法史》第304页)看来还得向汤先生提供点基本资料，以正视听：早在1873年(同治十二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已经出版了中文本的《地学浅释》，系统地介绍了自然进化观点，在谈到人类社会进化时，已指出了石刀期、铜刀期、铁刀期的不同发展阶段。1874年4月5日《万国公报》第301卷开始连载《格物探源》，介绍了生物进化学说。1877年秋季《格致汇编》发表《混沌说》一文，介绍了生物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还谈到了“猿化为人”的观点。也就是说，在当时介绍西学的书籍报刊中，“进化”一词已不是陌生的词汇了。所以康有为在1882年(光绪八年)春写下的《苏村卧病写怀》诗中有一首吟道：“纵横宙合一微尘，偶到人间阅廿春；世界开新逢进化，贤师受道愧传薪。”汤先生只承认1902年康诗中的“进化”是进化，而不承认1882年康诗中的“进化”是进化，显然是一种双重标准和学术偏见。这使我们对他一贯标榜自己写史是“从考核资料出发”的信任度大打折扣，而明白他指责不同见解是“凭臆推造”的毫无道理。建议汤先生查阅一下1883年出版的《西学考略》一书，该书在介绍达尔文时，介绍了《物种起源》一书中的一些进化论基本观点。也不妨再重温一下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康有为撰写的《日本书目志》按语，在这部《日本书目志》中既有自然科学著作《进化原论》《进化新论》《进化要论》《通俗进化论》《动物进化论》《万物退化新说》等，又有社会科学著作《社会进化论》《族制进化论》《宗教进化论》《社会平权论》等。康有为不仅阅读了这些书报，而且据以著书立说，汤志钧先生凭什么说1902年以前康有为根本没有接触过进化论思想呢?
时下有些修订本著作，借修订之名，行加长之实。就汤先生新修订的《戊戌变法史》而论，它只是把近二十年新发现的史料叠床架屋地增加进去，内里仍然是那本没有理论骨架的旧作，而且许多常识性的错误一错再错。例如，关于康有为蕴思《大同书》的时代背景，康氏在《{大同书)成题辞》题记手迹中明明写的是：“吾年二十七，当光绪甲申，法兵震羊城，吾避兵居西樵山北银塘乡”。稍有些历史常识即明白这是1884年(甲申)中法战争中，因法兵进攻镇南关，广州戒严，康有为回家乡避难。可汤先生从他的论文集(《康有为与戊戌变法》，中华书局1984年第1版第108页)，到学术专著(《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杜1984年第1版第94页)，再到人物传记(《康有为传》，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初版第368页)，直到这部修订本(《戊戌变法史》，第706页)，一律写成“清兵震羊城”。更有离奇者，汤志钧自称是经学家，大概读过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其中有《公黜陟议》，讲的是官吏升降赏罚问题，汤先生从其学术专著(《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0页)，到人物传记(《康有为传》，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初版第68页)，再到权威“经典著作”的修订本(《戊戌变法史》，第121页)，一律杜撰成“黜涉”，把官吏升降写成了涉水过河。这种常识性的错误，一错二十年浑然不觉。
现在书籍越出越多，部头越写越大，价格越来越高。实际上真正有理论深度令人耳目一新的佳构杰作很少。就汤先生新修《戊戌变法史》而言，虽然传递了不少史料包涵的历史信息，但缺乏今人真知灼见的历史判断，只能算是瑕瑜互见的泛泛之作，怎可吹捧为“经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