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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建安时期，由于特定的政治环境，有不少的文人都寄情于音乐之中，并且统治者在与群臣交往时，音乐也成了其中必不可少的存在，因此诗乐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两者是相互影响的;除此外，当时的文人大都具有相当的音乐造诣，有相关的音乐理论和实践，建安时期诗乐慷慨悲凉的特点也因此而产生。
关键词：建安时期 音乐 诗歌 慷慨悲凉
一.音乐与诗的紧密联系
建安文人与音乐的关系是十分紧密的，可以这样说，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阶段，每个文人与音乐的关系都是如此，音乐从影响每一个具体的文人开始，逐渐形成足够影响一代之文学走向的地位，建安文人普遍具有很高的音乐修养，这可从笔者粗略的翻阅严可均先生《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逯钦立先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这两本著作后，统计出与本文主题相关的诗文中看出，图如下表：
由上表可以看出这几方面明显的特点：
第一，建安时期文人与音乐相关的诗、赋数量还是较多的，尤其以三曹及建安七子居多，如曹操《气出倡》：“出随风列雨，吹我洞箫，鼓琴瑟，……酒与歌戏。”[1]《短歌行》：“我有嘉宾，鼓瑟吹笙。”[2]王粲《公宴诗》：“旨酒盈金罍，管弦发徵音，曲度清且悲，……”[3]曹丕、曹植更是有很多的诗赋与音乐相关，曹丕有《善哉行》《燕歌行》《于谯作诗》《孟津诗》《夏日诗》《清河作诗》等等，曹植有《野田黄雀行》、《怨歌行》、《孟冬篇》、《斗鸡诗》等等在诗里已经直接涉及音乐，如“管弦”“抚节弹筝”“清商”“筝瑟”等，从这些诗里很清楚地看出，当时音乐是很受欢迎的，尤以清商乐为重，清商乐是一种建安时期十分流行的俗乐，文人间尤甚，这可由建安文人诗佐证，曹丕《燕歌行》中就写到：“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4]《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又写到：“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5]这样类似的诗作在建安时期不占少数，可见文人与音乐的密切关系。
有音乐相关内容描写的赋虽然占少数，但也向我们说明了音乐之盛况，如曹植《七启》里说：“洞庭琴瑟交挥，……箫管齐鸣，”[6]可见当时音乐盛行的状况。不管从诗还是赋的数量上，都以曹氏兄弟创作的最多，这也与他们在政治上的领袖地位密切有关。
第二，这些诗里，在诗中有音乐也有悲情展现的也为数不少，这种悲情的展现离不开音乐的辅助，在建安文人的诗作中出现了大量的乐器和音乐内容的描写，如曹植在《弃妇诗》写到：“抚节弹鸣筝，慷慨有余音，要妙悲且清。”[7]在《怨歌行》写到：“吾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8]曹植的诗里多次出现了瑟、琴、筝、笛、鼓、笙、竽，尤其以丝竹类乐器居多，如瑟、筝;曹丕的《清河作诗》里这样写：“弦歌发中流，悲响有余音。音声如君怀，凄怆伤人心。”[9]他的诗歌与曹植一样也有许多音乐、乐器内容的展现，同样的是以丝竹类居多，如琴、筝，这些诗直接地抒发了在音乐缭绕的环境中，生发出的哀情悲绪。
第三，从上图我们还可以知道，建安时期文人在诗歌中喜欢情感基调悲哀或者清厉的词，如“悲风”、“哀弦”、“清歌”、“悲声”、“清琴”等让人情感低落的词，在逯钦立先生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涉及魏这一段的诗歌，凡讲到鸟声皆是“哀鸣”，凡涉及歌，皆为“清歌”，没有艳丽的词汇，风也是“秋风”，还喜用“箫箫”、“肃肃”，“萧瑟”等词，就算没有乐曲的陪伴，也营造出悲凉的气氛，在乐曲的渲染下更是如此。
由以上的统计我们可以知道建安时期的音乐对诗歌的创作及其风格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与建安时期文人音乐修养的提高有很大关系，乐器的丰富也同样为此做出了影响。
二.建安文人音乐素养的普遍提高
从图1我们不仅可以看出诗乐的紧密联系，还可以从中知道建安文人音乐素养的提高，文人注重自我音乐修养不仅出于自我陶冶的需要，也离不开统治者的提倡与亲身的示范。曹操个人就很喜好音乐，这与他殷实的家庭和汉末风气有关，《武帝纪》说：“桓帝世，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养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嵩生太祖。”[10]曹氏家族家庭殷实，自然常有乐舞表演，这对曹操音乐素养的形成是十分重要的。此外，汉末风气和其妻出身倡家也对曹操产生了影响，种种原因造就了他很高的音乐文化修养，这种修养不仅仅来自于一个统治者的单纯喜好，曹操对于音樂达到痴迷的程度，同时他也善于网罗很多的音乐人才，如蔡琰、杜夔等对音乐的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就艺术实践而言，曹操的个人创作也彻底贯行了入乐的传统，他的作品几乎是可入乐的，这些作品又几乎都是乐府。曹操的音乐修养以及政治形势的需要加之清商乐本身具有的特点，这种种有利条件促使清商乐成为曹魏政权时期流行的音乐种类，建安年间，它由曹操提倡兴起，并受到当时文人的喜爱，流行于当世，对于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除了曹操个人在音乐上的作为外，其子曹丕、曹植都继承了其父好音乐的品性。曹丕音乐造诣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份地位、所处时代及他留下的具体的作品来推测出他对于音乐也是十分喜好的。《与吴质书》反映了宴游时的情况：“昔日游处，行则同舆，止则接席，何尝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知乐也。”[11]《夏日诗》：“比坐高阁下，延宾作明倡。弦歌随风厉，吐羽含徵商……从朝至旦夕，安知夏日长。”[12]可知当时赋诗的盛况;曹丕作为曹操的继承人，虽其音乐造诣不可知，诗才也低于其弟曹植，但作为太子，与文士来往是不可避免的事，在那个时代，两个同等级的文人在交往之中，乐舞都是不可避免要进行的，在太子的带领下这种形式的集会更甚;曹操死后，曹丕忌惮其弟，处处加以限制，尽管如此，不可否认他在诗歌方面的巨大的成就，对于音乐他无疑也是喜爱的，这种喜爱在他的诗歌里同样得到彰显，《侍太子坐》：“齐人进奇乐，歌者出西秦。翩翩我公子，机巧忽若神。”[13]在《赠丁翼诗》中写到：“吾与二三子，曲宴此城隅。秦筝发西气，齐瑟扬东讴。”[14]正是在三曹的推动下，建安时期的诗、乐才会达到如此繁盛。除了他们个人外，当时围绕在曹氏集团的文人们也大都具有极高的音乐才华，如蔡邕及其女儿蔡琰、杜夔、桓潭等，《后汉书·蔡邕传》就记载蔡邕：“季长戚氏，才通情侈。苑囿典文，流悦音伎。”[15]《后汉书》还记载了蔡邕关于“焦尾琴”[16]的故事，可见其在音乐方面的造诣之高;桓谭“好音律，善鼓瑟。”[17]杜夔在曹氏主政时期，担任太乐令，蔡琰也是一位精通音乐的才女，存世有《胡笳十八拍》这部乐曲作品。
关键词：建安时期 音乐 诗歌 慷慨悲凉
一.音乐与诗的紧密联系
建安文人与音乐的关系是十分紧密的，可以这样说，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阶段，每个文人与音乐的关系都是如此，音乐从影响每一个具体的文人开始，逐渐形成足够影响一代之文学走向的地位，建安文人普遍具有很高的音乐修养，这可从笔者粗略的翻阅严可均先生《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逯钦立先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这两本著作后，统计出与本文主题相关的诗文中看出，图如下表：
由上表可以看出这几方面明显的特点：
第一，建安时期文人与音乐相关的诗、赋数量还是较多的，尤其以三曹及建安七子居多，如曹操《气出倡》：“出随风列雨，吹我洞箫，鼓琴瑟，……酒与歌戏。”[1]《短歌行》：“我有嘉宾，鼓瑟吹笙。”[2]王粲《公宴诗》：“旨酒盈金罍，管弦发徵音，曲度清且悲，……”[3]曹丕、曹植更是有很多的诗赋与音乐相关，曹丕有《善哉行》《燕歌行》《于谯作诗》《孟津诗》《夏日诗》《清河作诗》等等，曹植有《野田黄雀行》、《怨歌行》、《孟冬篇》、《斗鸡诗》等等在诗里已经直接涉及音乐，如“管弦”“抚节弹筝”“清商”“筝瑟”等，从这些诗里很清楚地看出，当时音乐是很受欢迎的，尤以清商乐为重，清商乐是一种建安时期十分流行的俗乐，文人间尤甚，这可由建安文人诗佐证，曹丕《燕歌行》中就写到：“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4]《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又写到：“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5]这样类似的诗作在建安时期不占少数，可见文人与音乐的密切关系。
有音乐相关内容描写的赋虽然占少数，但也向我们说明了音乐之盛况，如曹植《七启》里说：“洞庭琴瑟交挥，……箫管齐鸣，”[6]可见当时音乐盛行的状况。不管从诗还是赋的数量上，都以曹氏兄弟创作的最多，这也与他们在政治上的领袖地位密切有关。
第二，这些诗里，在诗中有音乐也有悲情展现的也为数不少，这种悲情的展现离不开音乐的辅助，在建安文人的诗作中出现了大量的乐器和音乐内容的描写，如曹植在《弃妇诗》写到：“抚节弹鸣筝，慷慨有余音，要妙悲且清。”[7]在《怨歌行》写到：“吾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8]曹植的诗里多次出现了瑟、琴、筝、笛、鼓、笙、竽，尤其以丝竹类乐器居多，如瑟、筝;曹丕的《清河作诗》里这样写：“弦歌发中流，悲响有余音。音声如君怀，凄怆伤人心。”[9]他的诗歌与曹植一样也有许多音乐、乐器内容的展现，同样的是以丝竹类居多，如琴、筝，这些诗直接地抒发了在音乐缭绕的环境中，生发出的哀情悲绪。
第三，从上图我们还可以知道，建安时期文人在诗歌中喜欢情感基调悲哀或者清厉的词，如“悲风”、“哀弦”、“清歌”、“悲声”、“清琴”等让人情感低落的词，在逯钦立先生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涉及魏这一段的诗歌，凡讲到鸟声皆是“哀鸣”，凡涉及歌，皆为“清歌”，没有艳丽的词汇，风也是“秋风”，还喜用“箫箫”、“肃肃”，“萧瑟”等词，就算没有乐曲的陪伴，也营造出悲凉的气氛，在乐曲的渲染下更是如此。
由以上的统计我们可以知道建安时期的音乐对诗歌的创作及其风格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与建安时期文人音乐修养的提高有很大关系，乐器的丰富也同样为此做出了影响。
二.建安文人音乐素养的普遍提高
从图1我们不仅可以看出诗乐的紧密联系，还可以从中知道建安文人音乐素养的提高，文人注重自我音乐修养不仅出于自我陶冶的需要，也离不开统治者的提倡与亲身的示范。曹操个人就很喜好音乐，这与他殷实的家庭和汉末风气有关，《武帝纪》说：“桓帝世，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养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嵩生太祖。”[10]曹氏家族家庭殷实，自然常有乐舞表演，这对曹操音乐素养的形成是十分重要的。此外，汉末风气和其妻出身倡家也对曹操产生了影响，种种原因造就了他很高的音乐文化修养，这种修养不仅仅来自于一个统治者的单纯喜好，曹操对于音樂达到痴迷的程度，同时他也善于网罗很多的音乐人才，如蔡琰、杜夔等对音乐的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就艺术实践而言，曹操的个人创作也彻底贯行了入乐的传统，他的作品几乎是可入乐的，这些作品又几乎都是乐府。曹操的音乐修养以及政治形势的需要加之清商乐本身具有的特点，这种种有利条件促使清商乐成为曹魏政权时期流行的音乐种类，建安年间，它由曹操提倡兴起，并受到当时文人的喜爱，流行于当世，对于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除了曹操个人在音乐上的作为外，其子曹丕、曹植都继承了其父好音乐的品性。曹丕音乐造诣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份地位、所处时代及他留下的具体的作品来推测出他对于音乐也是十分喜好的。《与吴质书》反映了宴游时的情况：“昔日游处，行则同舆，止则接席，何尝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知乐也。”[11]《夏日诗》：“比坐高阁下，延宾作明倡。弦歌随风厉，吐羽含徵商……从朝至旦夕，安知夏日长。”[12]可知当时赋诗的盛况;曹丕作为曹操的继承人，虽其音乐造诣不可知，诗才也低于其弟曹植，但作为太子，与文士来往是不可避免的事，在那个时代，两个同等级的文人在交往之中，乐舞都是不可避免要进行的，在太子的带领下这种形式的集会更甚;曹操死后，曹丕忌惮其弟，处处加以限制，尽管如此，不可否认他在诗歌方面的巨大的成就，对于音乐他无疑也是喜爱的，这种喜爱在他的诗歌里同样得到彰显，《侍太子坐》：“齐人进奇乐，歌者出西秦。翩翩我公子，机巧忽若神。”[13]在《赠丁翼诗》中写到：“吾与二三子，曲宴此城隅。秦筝发西气，齐瑟扬东讴。”[14]正是在三曹的推动下，建安时期的诗、乐才会达到如此繁盛。除了他们个人外，当时围绕在曹氏集团的文人们也大都具有极高的音乐才华，如蔡邕及其女儿蔡琰、杜夔、桓潭等，《后汉书·蔡邕传》就记载蔡邕：“季长戚氏，才通情侈。苑囿典文，流悦音伎。”[15]《后汉书》还记载了蔡邕关于“焦尾琴”[16]的故事，可见其在音乐方面的造诣之高;桓谭“好音律，善鼓瑟。”[17]杜夔在曹氏主政时期，担任太乐令，蔡琰也是一位精通音乐的才女，存世有《胡笳十八拍》这部乐曲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