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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文化部创办向阳湖“五七”干校，一大批高级领导干部和著名作家、艺术家、出版家、文博专家、电影工作者以及家属6千余人来到了湖北成宁向阳湖劳动锻炼，为中国当代文化史留下了一节笔墨凝重的篇章。如今，那些仍然健在的“向阳人”和他们的后代“向阳花”回忆起他们在“五七”干校的生活，一部鲜活、生动的历史剧便缓缓地铺陈开来。
1、文洁若：我劝丈夫“磨洋工”
文洁若(1927年一)，著名翻译家，著名作家萧乾(1910－1999年)的夫人。1969年9月，他们夫妻俩一起下放到向阳湖：“五七”干校。1973年初，萧乾因病先回京，1973年7月，文洁若也返回北京。
仍然健在的萧乾妻子文洁若回忆说，干校是文革时期我们一家的避难所。因为我们在北京是挨斗的，家被抄了，住进了南沟院的一个小东房，那里很脏还漏雨。所以，当得知要去干校，我们不怎么在乎。虽然，有人觉得下去劳动锻炼很苦，但对于我们来说，这却是无可奈何的事，至少比在北京的处境好些。
头几个月，我们差不多成天同砖瓦水泥打交道。那里的人让我递泥，让萧乾挑灰浆。他比我大17岁，那时都已经是年过六旬的老人了，哪里挑得动。所以，我就对萧乾说：“我们换吧。”这样他就省劲了。
不过，萧乾还是不要命地干活。而班排长派活时，也总把萧乾当壮劳力使用。于是，他就有一个“大力士”名声。有一天，我跟他说：“你量力而为吧。这么豁出命去拼，早晚会累垮的。你应该像我这样细水长流地干。”不料，这话给他同屋的另一位“五七”战士听见了，他一分钟也没耽误就汇报给了连部。当晚，我便在评比会上挨了批评。他们说：“文洁若不但自己没有使足力气，还给丈夫出馊主意，劝他磨洋工。”
后来，我们把孩子也接到了干校。当时，我女儿萧荔就在那儿拼命地当活雷锋。萧乾的回忆录《在向阳湖的难忘日子》曾这样写道：“连里什么活儿重，她就抢什么干。连里为了拉电线，在湖中竖水泥电杆柱子的时候1，这个刚十四五岁的姑娘竟然成天泡在冰凉的湖水里，同‘五七’战士一道死命地干。”
看女儿那么辛苦，我这个当妈的管不了，也没法管。军宣队故意树立萧荔当标兵，有人还对我说：“文洁若，你得跟萧荔学啊。”我说：“萧荔是军宣队树立的标兵，你也得学。”不过，小儿子萧桐在那儿还挺开心的。他成了捕蛇能手’，3年里他足足捕了200多条蛇。
当时我们只被允许读毛主席的书，所以我就买了一套英文的、一套日文的《毛泽东选集》，天天读，也可以学语言，没有荒废光阴。
我比较喜欢的是，当地人还比较淳朴。那时，我们谁都不带钥匙，钥匙就搁在门口，上面压一块石头或者砖。不过，偶尔也会丢东西。有一次，刚刷完3双雨鞋，转眼有一双就没了。
有人说，我们很怀念向阳湖。其实，也没什么可想念的，那就是当年一段不得已而为之的经历，并不是那么美好。好在我们都抵过来了。“女儿荔子得了一身病，直到1985年才痊愈。而萧乾不但患上了冠心病，还生了肾结石，最终导致左肾切除。我的全部指甲，不论手还是脚，统统变了形，然而，我们比那些葬身向阳湖的许多‘五七’战士还是要幸运得多，因为毕竟我们统统活着回来了。”
2、臧克家之女：我们在“五七”干校获得“重生”
臧克家(1905--2004年)，著名作家、诗人、编辑家。1969年，他同妻子、女儿郑苏伊来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1972年回到北京。
1969年，我和父亲臧克家、母亲郑曼一起来到湖北成宁“五七”干校。当时，13岁的我作为“向阳花”在咸宁城里干校办的共产主义学校读书，母亲在汀泗桥，父亲在向阳湖，我们一家三口就这样分处三地。
我们“向阳花”和作为真正“五七”战士的父母那一辈人对向阳湖的感受肯定是不同的。我们基本上都不会说“五七”干校不好。
在成宁农村时，半天上课半天劳动，都不怎么学习，经常无拘无束地玩乐，过着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生活，所以我觉得我的童年比现在孩子要丰富得多。刚开始上山开荒种菜的时候，我们这些“向阳花”手上、肩膀上都是血泡，好多孩子觉得苦，便会躲在被窝里哭。可到了收获的季节，我们又会很开心。每天种莱时，我们还需要挑水挑粪，那个水桶即使不装东西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都显得特别的沉，挑一两天，肩膀就疼得不行。后来我回北京后，去农村学农，挑起水桶就飞快地跑，旁边同学见状都傻了，说：“你那么瘦，怎么这么大劲。”于是我跟他们说：“这比起湖北的那个水桶简直是小菜一碟。”
“五七”干校对于我们家来讲，就更像萧乾老先生讲的，像避难所。文革初期，我父母都被打倒，批斗得很厉害，有时还要隔离审查，思想压力很大。如果没来“五七”干校，我觉得父亲不一定扛得过去。
到了农村，父亲反而很适应。他本来就是从农村出来的，也一直在写农民的诗，人称“农民诗人”。过去，他因为身体不好，不怎么上班，来了干校之后，跟过去的同事接触也多了。晚上，他自己一人值夜班的时候，便会吟诗……这比他在北京，无休止地被批斗，要好得多。起码从精神上，对他来说是个解脱。尤其是到了干校后半期，政治上的高压变得更少了，同事之间的交流随即多了起来，好多人会向父亲请教怎么写诗。那时候，他心情是比较愉快的。
刚去的时候，他确实受了很多苦。湖北成宁那一带的土是红土质，很黏，一下雨就更黏了。所以到那里第一件事就是要学会走路。当时，父亲已是60多岁的人，下雨天走路时，他的鞋便会有厚厚的一层泥，走一步黏一块，走路极其困难，有时他还要挑着担子。
但是经过这3年的劳动锻炼，父亲的身体好多了。
我觉得，父亲最后对干校还是很依恋的。所以他后来写了《忆向阳》这本书，以怀念向阳湖的干校生活。
3、陈早春：我与冯雪峰之间的一堵墙
陈早春(1935年—)，著名作家，1969年下放到成宁“五七”干校当“鸭司令”，1971年回京，改革开放后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当时，我正在当“鸭司令”，放养200多只母鸭。
1970年初秋，鸭子经过“夏眠”后又到了下蛋的季节。这时，著名诗人冯雪峰从蔬菜组调出，来到我的麾下报到。
当时冯雪峰一见到我只穿一条短裤衩，通体像醉虾一样红中透黑时，便善意地忠告我说：“早春，这地方的太阳狠毒，你得戴个草帽，背心总得穿一个才是。”我说：“光棍一条，为的是图方便，也为了偷懒，天晴让它晒，雨 天让它淋，不用换衣服。”他听我这么说，沉默了一会儿才沉吟道：“我老了，不行了，今后不仅帮不上你的忙，还可能给你添累赘啊。”
冯雪峰放鸭第一天的战绩不佳，付出的代价却很高：脚手都挂了彩，衣裤甚至头发都浆上了泥沙。不过，他付出的代价也得到了一点补偿。第二天清棚捡蛋时，白花花一片，206只鸭子下了，203个蛋。当冯雪峰看到这一丰收景况时，他竟像小孩子一样，天真地开怀大笑。
在清闲时，我和冯雪峰时常聊天。我会在没有第三者在旁的情况下，无所顾忌地向他请教一些问题，如他与毛泽东、鲁迅、瞿秋白等人的交往，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多次争论，以及他个人爬雪山、蹲监狱等等传奇般的经历。当时，我提的问题很多，但他几乎不接应这样的话题，要么说，这些已写过材料了，要么叫我去看某某革命组织印发的文章或资料。顿时我感觉到，虽然他已作为我的“部下”，但他属“黑”，我沾“红”，分属两个营垒，虽然在干校，“红”与“黑”已不像“文革”高潮中那样泾渭分明了，大家同属“天涯沦落人”，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同时我还觉得，冯雪峰不愿说，也许是因为他不愿再过以前讨生活的日子；不愿翻疮疤，回想起不堪回首的往事。
我向他提的问题没有得到反应，倒是他向我提了许多有关放养鸭子的问题，我都一一作了说明。有一次。他插话问我：“你很小就离开农家，也没有放养母鸭的经验，为何取得了这样高于鸭师傅的成绩??我不假思索地说：“党把我培养成知识分子，本想干点文化工作，从来也没想到还会返回去当农民”，当鸭师傅。我干得再好，对党对已都是个损失。但命运既然做了这样的安排，个人改变不了。怎么办?要么苟且偷安，要么玩世不恭，要么愤世嫉俗。我不愿这样混和闯，所以只好干一行爱二行，钻一行……”他听了我这席话，颇有感触地说：“这是一种人生哲学!抱这种人生哲学的知识分子不多。”自这次不经心的交谈之后，我们之间那堵“红”与“黑”的墙，慢慢地变小了，变矮了，特别是自干校回到机关之后，我们成了忘年交。
4、罗哲文：与批斗人员斗智斗勇
罗哲文(1924年—)，著名古建筑学家、文物保护专家。
我去“五七”干校的时候，正是受批斗最厉害的日子。所以，我每天除了劳动，就是受批斗。到了后期，我也学会了和他们斗争的方法。他们会对你用疲劳战术，七天七夜不让你合眼，让你招认罪行。于是，我就先认了罪行，等睡够了，第二天再全部否认，说自己真的不记得了，当时是随便瞎说的。后来，他们还特地派人专程前往我的家乡四川宜宾，以及我原先学习、工作和教过课的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等地进行调查。等他们调查回来，觉得自己掌握“实质”证据的时候，我就指着他们的调查员说，他就是我的介绍人，然后说出具体的时间地点，弄得他们一阵手忙脚乱……
甚至还一次，他们拿出红宝书，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听后，我也拿出红宝书，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实事求是……”调查的人说：“你拿的什么玩意?”我说：“你这是现行反革命，这不是玩意，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自从我学会了跟他们斗争的方法后，他们就不敢再调查我了，把我流放到了荒岛。
那半年，我度过了难得的悠闲时光，白天在向阳湖的孤岛上养牛、放牛，晚上没人看着，也就没有了批斗，日子过得相当轻松。到了晚上，岛上剩下3个人，我一个看牛的，一个看湖的以前文物局的副局长，还有一个看工棚的华侨。我们3个各司其职，我跑去乡里买酒，副局长负责去菜地里偷菜，华侨负责做菜……喝酒、吃菜、聊天……这段日子，应该是我在“五七”干校最难忘的时光。
1、文洁若：我劝丈夫“磨洋工”
文洁若(1927年一)，著名翻译家，著名作家萧乾(1910－1999年)的夫人。1969年9月，他们夫妻俩一起下放到向阳湖：“五七”干校。1973年初，萧乾因病先回京，1973年7月，文洁若也返回北京。
仍然健在的萧乾妻子文洁若回忆说，干校是文革时期我们一家的避难所。因为我们在北京是挨斗的，家被抄了，住进了南沟院的一个小东房，那里很脏还漏雨。所以，当得知要去干校，我们不怎么在乎。虽然，有人觉得下去劳动锻炼很苦，但对于我们来说，这却是无可奈何的事，至少比在北京的处境好些。
头几个月，我们差不多成天同砖瓦水泥打交道。那里的人让我递泥，让萧乾挑灰浆。他比我大17岁，那时都已经是年过六旬的老人了，哪里挑得动。所以，我就对萧乾说：“我们换吧。”这样他就省劲了。
不过，萧乾还是不要命地干活。而班排长派活时，也总把萧乾当壮劳力使用。于是，他就有一个“大力士”名声。有一天，我跟他说：“你量力而为吧。这么豁出命去拼，早晚会累垮的。你应该像我这样细水长流地干。”不料，这话给他同屋的另一位“五七”战士听见了，他一分钟也没耽误就汇报给了连部。当晚，我便在评比会上挨了批评。他们说：“文洁若不但自己没有使足力气，还给丈夫出馊主意，劝他磨洋工。”
后来，我们把孩子也接到了干校。当时，我女儿萧荔就在那儿拼命地当活雷锋。萧乾的回忆录《在向阳湖的难忘日子》曾这样写道：“连里什么活儿重，她就抢什么干。连里为了拉电线，在湖中竖水泥电杆柱子的时候1，这个刚十四五岁的姑娘竟然成天泡在冰凉的湖水里，同‘五七’战士一道死命地干。”
看女儿那么辛苦，我这个当妈的管不了，也没法管。军宣队故意树立萧荔当标兵，有人还对我说：“文洁若，你得跟萧荔学啊。”我说：“萧荔是军宣队树立的标兵，你也得学。”不过，小儿子萧桐在那儿还挺开心的。他成了捕蛇能手’，3年里他足足捕了200多条蛇。
当时我们只被允许读毛主席的书，所以我就买了一套英文的、一套日文的《毛泽东选集》，天天读，也可以学语言，没有荒废光阴。
我比较喜欢的是，当地人还比较淳朴。那时，我们谁都不带钥匙，钥匙就搁在门口，上面压一块石头或者砖。不过，偶尔也会丢东西。有一次，刚刷完3双雨鞋，转眼有一双就没了。
有人说，我们很怀念向阳湖。其实，也没什么可想念的，那就是当年一段不得已而为之的经历，并不是那么美好。好在我们都抵过来了。“女儿荔子得了一身病，直到1985年才痊愈。而萧乾不但患上了冠心病，还生了肾结石，最终导致左肾切除。我的全部指甲，不论手还是脚，统统变了形，然而，我们比那些葬身向阳湖的许多‘五七’战士还是要幸运得多，因为毕竟我们统统活着回来了。”
2、臧克家之女：我们在“五七”干校获得“重生”
臧克家(1905--2004年)，著名作家、诗人、编辑家。1969年，他同妻子、女儿郑苏伊来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1972年回到北京。
1969年，我和父亲臧克家、母亲郑曼一起来到湖北成宁“五七”干校。当时，13岁的我作为“向阳花”在咸宁城里干校办的共产主义学校读书，母亲在汀泗桥，父亲在向阳湖，我们一家三口就这样分处三地。
我们“向阳花”和作为真正“五七”战士的父母那一辈人对向阳湖的感受肯定是不同的。我们基本上都不会说“五七”干校不好。
在成宁农村时，半天上课半天劳动，都不怎么学习，经常无拘无束地玩乐，过着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生活，所以我觉得我的童年比现在孩子要丰富得多。刚开始上山开荒种菜的时候，我们这些“向阳花”手上、肩膀上都是血泡，好多孩子觉得苦，便会躲在被窝里哭。可到了收获的季节，我们又会很开心。每天种莱时，我们还需要挑水挑粪，那个水桶即使不装东西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都显得特别的沉，挑一两天，肩膀就疼得不行。后来我回北京后，去农村学农，挑起水桶就飞快地跑，旁边同学见状都傻了，说：“你那么瘦，怎么这么大劲。”于是我跟他们说：“这比起湖北的那个水桶简直是小菜一碟。”
“五七”干校对于我们家来讲，就更像萧乾老先生讲的，像避难所。文革初期，我父母都被打倒，批斗得很厉害，有时还要隔离审查，思想压力很大。如果没来“五七”干校，我觉得父亲不一定扛得过去。
到了农村，父亲反而很适应。他本来就是从农村出来的，也一直在写农民的诗，人称“农民诗人”。过去，他因为身体不好，不怎么上班，来了干校之后，跟过去的同事接触也多了。晚上，他自己一人值夜班的时候，便会吟诗……这比他在北京，无休止地被批斗，要好得多。起码从精神上，对他来说是个解脱。尤其是到了干校后半期，政治上的高压变得更少了，同事之间的交流随即多了起来，好多人会向父亲请教怎么写诗。那时候，他心情是比较愉快的。
刚去的时候，他确实受了很多苦。湖北成宁那一带的土是红土质，很黏，一下雨就更黏了。所以到那里第一件事就是要学会走路。当时，父亲已是60多岁的人，下雨天走路时，他的鞋便会有厚厚的一层泥，走一步黏一块，走路极其困难，有时他还要挑着担子。
但是经过这3年的劳动锻炼，父亲的身体好多了。
我觉得，父亲最后对干校还是很依恋的。所以他后来写了《忆向阳》这本书，以怀念向阳湖的干校生活。
3、陈早春：我与冯雪峰之间的一堵墙
陈早春(1935年—)，著名作家，1969年下放到成宁“五七”干校当“鸭司令”，1971年回京，改革开放后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当时，我正在当“鸭司令”，放养200多只母鸭。
1970年初秋，鸭子经过“夏眠”后又到了下蛋的季节。这时，著名诗人冯雪峰从蔬菜组调出，来到我的麾下报到。
当时冯雪峰一见到我只穿一条短裤衩，通体像醉虾一样红中透黑时，便善意地忠告我说：“早春，这地方的太阳狠毒，你得戴个草帽，背心总得穿一个才是。”我说：“光棍一条，为的是图方便，也为了偷懒，天晴让它晒，雨 天让它淋，不用换衣服。”他听我这么说，沉默了一会儿才沉吟道：“我老了，不行了，今后不仅帮不上你的忙，还可能给你添累赘啊。”
冯雪峰放鸭第一天的战绩不佳，付出的代价却很高：脚手都挂了彩，衣裤甚至头发都浆上了泥沙。不过，他付出的代价也得到了一点补偿。第二天清棚捡蛋时，白花花一片，206只鸭子下了，203个蛋。当冯雪峰看到这一丰收景况时，他竟像小孩子一样，天真地开怀大笑。
在清闲时，我和冯雪峰时常聊天。我会在没有第三者在旁的情况下，无所顾忌地向他请教一些问题，如他与毛泽东、鲁迅、瞿秋白等人的交往，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多次争论，以及他个人爬雪山、蹲监狱等等传奇般的经历。当时，我提的问题很多，但他几乎不接应这样的话题，要么说，这些已写过材料了，要么叫我去看某某革命组织印发的文章或资料。顿时我感觉到，虽然他已作为我的“部下”，但他属“黑”，我沾“红”，分属两个营垒，虽然在干校，“红”与“黑”已不像“文革”高潮中那样泾渭分明了，大家同属“天涯沦落人”，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同时我还觉得，冯雪峰不愿说，也许是因为他不愿再过以前讨生活的日子；不愿翻疮疤，回想起不堪回首的往事。
我向他提的问题没有得到反应，倒是他向我提了许多有关放养鸭子的问题，我都一一作了说明。有一次。他插话问我：“你很小就离开农家，也没有放养母鸭的经验，为何取得了这样高于鸭师傅的成绩??我不假思索地说：“党把我培养成知识分子，本想干点文化工作，从来也没想到还会返回去当农民”，当鸭师傅。我干得再好，对党对已都是个损失。但命运既然做了这样的安排，个人改变不了。怎么办?要么苟且偷安，要么玩世不恭，要么愤世嫉俗。我不愿这样混和闯，所以只好干一行爱二行，钻一行……”他听了我这席话，颇有感触地说：“这是一种人生哲学!抱这种人生哲学的知识分子不多。”自这次不经心的交谈之后，我们之间那堵“红”与“黑”的墙，慢慢地变小了，变矮了，特别是自干校回到机关之后，我们成了忘年交。
4、罗哲文：与批斗人员斗智斗勇
罗哲文(1924年—)，著名古建筑学家、文物保护专家。
我去“五七”干校的时候，正是受批斗最厉害的日子。所以，我每天除了劳动，就是受批斗。到了后期，我也学会了和他们斗争的方法。他们会对你用疲劳战术，七天七夜不让你合眼，让你招认罪行。于是，我就先认了罪行，等睡够了，第二天再全部否认，说自己真的不记得了，当时是随便瞎说的。后来，他们还特地派人专程前往我的家乡四川宜宾，以及我原先学习、工作和教过课的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等地进行调查。等他们调查回来，觉得自己掌握“实质”证据的时候，我就指着他们的调查员说，他就是我的介绍人，然后说出具体的时间地点，弄得他们一阵手忙脚乱……
甚至还一次，他们拿出红宝书，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听后，我也拿出红宝书，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实事求是……”调查的人说：“你拿的什么玩意?”我说：“你这是现行反革命，这不是玩意，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自从我学会了跟他们斗争的方法后，他们就不敢再调查我了，把我流放到了荒岛。
那半年，我度过了难得的悠闲时光，白天在向阳湖的孤岛上养牛、放牛，晚上没人看着，也就没有了批斗，日子过得相当轻松。到了晚上，岛上剩下3个人，我一个看牛的，一个看湖的以前文物局的副局长，还有一个看工棚的华侨。我们3个各司其职，我跑去乡里买酒，副局长负责去菜地里偷菜，华侨负责做菜……喝酒、吃菜、聊天……这段日子，应该是我在“五七”干校最难忘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