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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民。1949年3月参加工作，1954年7月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办公室秘书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回到中央办公厅工作，1994年离休。
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得到平反。1979年3月1日，我回到阔别14年的中南海，回到了中央办公厅。
排除干扰为干部平反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原中办的陈麒章等几位老同志就联名给党中央写信，提出在“文化大革命”中，原中央办公厅被诬陷是“彭罗陆杨反革命政变集团的黑窝子、烂摊子”，中办的工作人员是“杨尚昆招降纳叛来的死党“爪牙”，现在复查工作仍然控制在过去整人的人手里，要求立即改组复查班子，为整个中办和受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1979年2月2日，胡耀邦阅后立即批示“同意先调整复查班子，实事求是地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可以说，没有胡耀邦“先调整复查班子”的果断决策，中办受迫害同志的平反不会顺利进行。我的平反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三中全会闭幕不久，原中办政治部秘书处的一位处长，打电话约我去谈关于给我平反的问题，我准时去了，他却违约，我等了半个多小时不见人影。我想，三中全会以后你还如此傲慢，我也没有时间奉陪，看你还找不找我。又过了一些日子，刘火、彭达彰等老同志回到中办政治部主持工作，刘火亲自打电话要我去谈平反问题，我欣然前往。一见面，刘火就开门见山地说“中央的政策你清楚，给你平反”。话不多，掷地有声，令人备感温暖。几天后，我就收到了中办政治部下发的《关于苏维民同志的平反决定》。
“文化大革命”以打倒“彭罗陆杨”开始，杨尚昆首当其冲，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时，因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在1978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仍然坚持杨尚昆“在私录毛主席谈话的问题上犯有错误”，需要复查，因此，为杨尚昆和中央办公厅平反被迫拖了一段时间。
简朴、高效、亲民
我回到中办时，中南海内正大搞土木工程，即所谓“五一九”工程。工程已接近尾声但环境杂乱无章，道路泥泞难行，根本不像是机关的样子。
当时，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和中央办公厅几位领导同志就安排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汪东兴办公的丙楼办公。丙楼是一座大约只有2000m2的三层建筑。因为当时丙楼二、三两层被中央专案组占用，专案组虽已停止工作，但是房间内堆积着大量文件、材料，人去楼未空，能够使用的只有一层。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胡耀邦，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姚依林，中央副秘书长胡乔木和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冯文彬，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邓力群、邓典桃，都挤在一层南侧的几间房子里，两人共用一个卫生间，办公条件非常简陋。丙楼原有东、北、西三个门，汪东兴在此办公时，封闭了西、北两个门，出入丙楼只能通过东门，胡耀邦和胡乔木、姚依林以及中办的几位副主任进驻丙楼后，立即打开了被封闭多年的西、北两个大门，东门的岗哨也随即撤销，警卫森严的丙楼又可以随意出入了。
中南海里的紧日子
那时我国财政经济十分困难。那一段时间，中央召开各种会议，只招待一杯白开水，如果你想喝茶要收茶叶钱2角，没有带钱就记账以后补交。这个规矩直到1982年后才取消。中央召开小型会议，不安排住宾馆或招待所，而是在中南海内挤，勤政殿、丙楼、152楼、202楼和警卫局大楼都住过各地来京开会的同志，杨尚昆从广东来京参加会议也住过勤政殿。一幢房子既办公又是招待所也是前所未闻。中央召开会议就餐收费也根据工资高低不同而有所不同，无论与会人员还是会议工作人员，月工资百元以下的每人每日收4角，首元以上者则一律每人每日收1元。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
十一届五中全会后，1980年3月8日，中央书记处正式在中南海改建后的勤政殿办公，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姚依林，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冯文彬、邓力群的办公室也随之由丙楼搬到勤政殿。新的勤政殿是在拆除旧勤政殿后在原址兴建的面向南海背靠中海、坐北朝南的一幢长方形平房，整个建筑呈“日”字形，房屋中间有两个四四方方的院落，是“五一九”工程的一部分。
当时胡耀邦家住北长街会计司胡同，和中南海只一墙之隔，后来还打通了一个门，来往就更方便了。但是，他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就吃住在勤政殿，每天清晨，第一件事是在床上看当天的《人民日报》清样，星期天也很少回家。作为总书记，日理万机，每天要批阅大量文件，送给他的请示、报告大多是当天处理完毕，从无积压。疲倦时就由警卫秘书李汉平陪着去“海”边散散步，如果天气不好或晚间就在勤政殿内的过道里转上几圈。他身上带有“计步器”，每天坚持走路，并力争达到万步的目标，既是休息，也锻炼了身体。他倡议在勤政殿办公的全体人员，要恢复过去的优良传统，参加一点体力劳动，每星期六下午2点，他准时带头走出办公室，和大家一起把勤政殿院内和周边打扫得干干净净。
胡耀邦到勤政殿办公不久，就想到“文化大革命”以后许多老同志被整或靠边站，从那时起再也没有来过中南海，他们可能有许多话要向书记处的同志倾诉，就决定每逢星期日勤政殿敞开大门，欢迎老同志们来做客、谈心。一个月以后，为庆祝五一劳动节，又正式以中央办公厅名义发出请柬，邀请在京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观中南海毛泽东主席故居。以后逐步扩大范围，决定中南海每逢节假日对外开放，一下子消除了中南海在人民群众中的神秘感，拉近了党中央和群众的距离。
在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他讲了一段很好的话，他说，两个没有变。“一是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二是我的水平也没有变”。他说：“我的水平并没有变，那更是同志们看得很清楚的。因为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人的职务突然上升了，他的本事也随即膨胀起来。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那个胡耀邦。”
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得到平反。1979年3月1日，我回到阔别14年的中南海，回到了中央办公厅。
排除干扰为干部平反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原中办的陈麒章等几位老同志就联名给党中央写信，提出在“文化大革命”中，原中央办公厅被诬陷是“彭罗陆杨反革命政变集团的黑窝子、烂摊子”，中办的工作人员是“杨尚昆招降纳叛来的死党“爪牙”，现在复查工作仍然控制在过去整人的人手里，要求立即改组复查班子，为整个中办和受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1979年2月2日，胡耀邦阅后立即批示“同意先调整复查班子，实事求是地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可以说，没有胡耀邦“先调整复查班子”的果断决策，中办受迫害同志的平反不会顺利进行。我的平反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三中全会闭幕不久，原中办政治部秘书处的一位处长，打电话约我去谈关于给我平反的问题，我准时去了，他却违约，我等了半个多小时不见人影。我想，三中全会以后你还如此傲慢，我也没有时间奉陪，看你还找不找我。又过了一些日子，刘火、彭达彰等老同志回到中办政治部主持工作，刘火亲自打电话要我去谈平反问题，我欣然前往。一见面，刘火就开门见山地说“中央的政策你清楚，给你平反”。话不多，掷地有声，令人备感温暖。几天后，我就收到了中办政治部下发的《关于苏维民同志的平反决定》。
“文化大革命”以打倒“彭罗陆杨”开始，杨尚昆首当其冲，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时，因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在1978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仍然坚持杨尚昆“在私录毛主席谈话的问题上犯有错误”，需要复查，因此，为杨尚昆和中央办公厅平反被迫拖了一段时间。
简朴、高效、亲民
我回到中办时，中南海内正大搞土木工程，即所谓“五一九”工程。工程已接近尾声但环境杂乱无章，道路泥泞难行，根本不像是机关的样子。
当时，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和中央办公厅几位领导同志就安排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汪东兴办公的丙楼办公。丙楼是一座大约只有2000m2的三层建筑。因为当时丙楼二、三两层被中央专案组占用，专案组虽已停止工作，但是房间内堆积着大量文件、材料，人去楼未空，能够使用的只有一层。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胡耀邦，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姚依林，中央副秘书长胡乔木和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冯文彬，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邓力群、邓典桃，都挤在一层南侧的几间房子里，两人共用一个卫生间，办公条件非常简陋。丙楼原有东、北、西三个门，汪东兴在此办公时，封闭了西、北两个门，出入丙楼只能通过东门，胡耀邦和胡乔木、姚依林以及中办的几位副主任进驻丙楼后，立即打开了被封闭多年的西、北两个大门，东门的岗哨也随即撤销，警卫森严的丙楼又可以随意出入了。
中南海里的紧日子
那时我国财政经济十分困难。那一段时间，中央召开各种会议，只招待一杯白开水，如果你想喝茶要收茶叶钱2角，没有带钱就记账以后补交。这个规矩直到1982年后才取消。中央召开小型会议，不安排住宾馆或招待所，而是在中南海内挤，勤政殿、丙楼、152楼、202楼和警卫局大楼都住过各地来京开会的同志，杨尚昆从广东来京参加会议也住过勤政殿。一幢房子既办公又是招待所也是前所未闻。中央召开会议就餐收费也根据工资高低不同而有所不同，无论与会人员还是会议工作人员，月工资百元以下的每人每日收4角，首元以上者则一律每人每日收1元。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
十一届五中全会后，1980年3月8日，中央书记处正式在中南海改建后的勤政殿办公，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姚依林，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冯文彬、邓力群的办公室也随之由丙楼搬到勤政殿。新的勤政殿是在拆除旧勤政殿后在原址兴建的面向南海背靠中海、坐北朝南的一幢长方形平房，整个建筑呈“日”字形，房屋中间有两个四四方方的院落，是“五一九”工程的一部分。
当时胡耀邦家住北长街会计司胡同，和中南海只一墙之隔，后来还打通了一个门，来往就更方便了。但是，他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就吃住在勤政殿，每天清晨，第一件事是在床上看当天的《人民日报》清样，星期天也很少回家。作为总书记，日理万机，每天要批阅大量文件，送给他的请示、报告大多是当天处理完毕，从无积压。疲倦时就由警卫秘书李汉平陪着去“海”边散散步，如果天气不好或晚间就在勤政殿内的过道里转上几圈。他身上带有“计步器”，每天坚持走路，并力争达到万步的目标，既是休息，也锻炼了身体。他倡议在勤政殿办公的全体人员，要恢复过去的优良传统，参加一点体力劳动，每星期六下午2点，他准时带头走出办公室，和大家一起把勤政殿院内和周边打扫得干干净净。
胡耀邦到勤政殿办公不久，就想到“文化大革命”以后许多老同志被整或靠边站，从那时起再也没有来过中南海，他们可能有许多话要向书记处的同志倾诉，就决定每逢星期日勤政殿敞开大门，欢迎老同志们来做客、谈心。一个月以后，为庆祝五一劳动节，又正式以中央办公厅名义发出请柬，邀请在京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观中南海毛泽东主席故居。以后逐步扩大范围，决定中南海每逢节假日对外开放，一下子消除了中南海在人民群众中的神秘感，拉近了党中央和群众的距离。
在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他讲了一段很好的话，他说，两个没有变。“一是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二是我的水平也没有变”。他说：“我的水平并没有变，那更是同志们看得很清楚的。因为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人的职务突然上升了，他的本事也随即膨胀起来。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那个胡耀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