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剑为犁
　　
　　1948年，我的爷爷冯光隆22岁时就参军入伍，成了解放军。
　　新兵们从山西过了黄河到陕西，被补充到王震率领的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当天下午发枪，晚上就攻打合阳城。后来他又转战陕西、青海、甘肃等地。
　　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2军(即原来的二纵)挥师西进，爷爷也成为近9万进疆部队中的一员，直奔南疆。
　　1949年1 2月，毛泽东发出指示：“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新疆军区发布大生产命令，规定：“全体军人一律参加劳动生产……不得有任何军人站在劳动生产建设战线之外。”
　　刚从硝烟深处走出就立马拿起锄头，有的战士想不通。上面一直说：困难是暂时的，赶走小日本，打败国民党，就有好日子过。可是现在比南泥湾还苦，啥时候是个头呢?
　　爷爷觉得种地比打仗苦。每人分给一大片荒地，从早到晚，十几个小时地干。早上走的时候带几个馍馍，饿了就地吃。爷爷常常是觉得肚子快饿了，就把馍馍掰成两三块，紧走几步放到前面的地上，再回去挖地，挖到跟前了再吃。在库尔勒炽热的太阳下，新鲜的馍馍掰开后没多久就晒干了，要想早吃就得挖快一点。
　　多的时候一个人一天能挖三亩地。爷爷也挖到过三亩地，被奖励一袋莫合烟。
　　种田离不开水。部队春夏开荒，秋冬接着挖渠，一天都不得歇。
　　有的人累得抱怨，“还不如在战场上喂子弹呢”，但抱怨归抱怨，部队的开荒业绩斐然。
　　
　　剿匪平叛
　　
　　在大生产的同时，部队还进行着剿匪平叛。当时北疆、南疆都有武装叛乱，叛乱的频发区在北疆。
　　当时新疆最大的匪帮首脑乌斯满已被擒，经公审处决。他的儿子谢尔德曼继续在奇台南天山一带抢劫、搜罗武器，杀害解放军。
　　爷爷被分配把守山路的隘口。他说，剿匪比打国民党困难。土匪熟悉地形，消息灵通，大部分都骑马，今天打了，明天跑到哪里去了都不知道。他们经常晚上骑马突围，马快得很，架机枪堵着也打不死几个。
　　直到1952年春夏，叛匪的势力才被大大削弱。解放军的政策从追剿为主相应地改为政治争取为主。不久，谢尔德曼投降。
　　而后，爷爷被分配到直属军区的八一农场东山分场。从这里，开始了他30多年的团场生活。
　　
　　兵团大发展
　　
　　进疆部队在大生产运动中创办了很多军垦农场，八一农场是其中最早的一批。
　　当时国家已开始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为了使驻疆部队安下心、扎下根，长期屯垦戍边，19 54年lO月，正式成立了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兵团成立后，军队的自给性生产变成了纳入国家计划的企业化生产。
　　1958年，中国进入“大跃进”时期。此时的兵团，也进入了大发展时期，不断开发新的垦区。这年3月，爷爷离开了生活条件日臻成熟的八一农场，被调到更西更穷的高尔基农场。
　　到了高尔基农场，就开始饿肚子了。
　　高尔基农场土地条件差，产出低，而且当时还要支援内地。因为吃不饱，饿死了20多个人。
　　当时，新疆敞开大门欢迎各路人马。支边青年、右派、劳改犯人以及“自流人员”……不管是有志青年，还是没有活路的人员，团场里统统欢迎，新疆的人口一下增多了。
　　大多数劳改犯人刑满之后都留在了团场，很少有人回内地，因为兵团的生活比内地大多数地方的生活要好。
　　
　　不敢买“桃酥”
　　
　　爷爷没想到，刚刚在高尔基农场稳定下来，他又要西进了。因为，中苏边境上发生了“伊塔事件”。
　　1962年前，漫长的中苏边境基本处于有边无防的状态。60年代初，中苏关系持续恶化。1962年春夏，终于发生了6万余边民非法越境到苏联的“伊塔事件”。
　　“伊塔事件”中，伊犁塔城县非法越境人口达到该县人口的68％，有的地方几成无人区。
　　为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紧急抽调一万多名干部职工，组成工作队，前往执行代管、代耕、代牧的“三代”工作。爷爷被派去了塔城的红旗公社。
　　1970年3月，爷爷被调到了边境线上，在位于中苏边境的农四师77团任副参谋长，抵达了他一路西进的终点：国境最西端。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苏关系一直紧张。爷爷记得有一段时间连商店里的桃酥都不敢买，因为怕被说成有“逃苏”的倾向。
　　1984年，爷爷加入离休人员的行列，并于第二年返回故乡。
　　对自己的生活，爷爷很满足，说没有什么后悔的，“咋样活还不是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