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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的“木棍燃烧理论”讲，研究历史，事实固然重要，我们更要去观察木棍燃烧的细微过程
专业史学研究与公共阅读的关系，在当下中国似乎一直是个没有处理好的问题。绝大部分学者埋首书斋，几乎不与公众、媒体沟通，其著作阅读范围仅限圈子里的千余人。而能够打通学术走向公共层面的学者，掐指算来只有李零、许宏、罗新、葛兆光、许纪霖等为数不多的二十余位。这直接导致一个令人叹惋的现象，“专业研究与大众认知存在二十年的落差”，比如学者顾诚先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根据墓志、方志等考订，沈万三根本就没有活到洪武年间，“明朝富商沈万三”的种种传奇故事，却至今依然流传于出版物、电视及网络。
公众对靠谱而通俗，且能打通雅俗的史学读物是有很大需求的，《咆哮彭城》的作者卢建荣就是那一类“珍稀动物”。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拿到博士学位他返回台湾，以提倡新史学、历史叙事著称。虽然研究的是中古史，却效法史景迁，用叙事史学的笔法先后写作了“唐史五部曲”，这本《咆哮彭城》就是其四，以小说笔法、通过三个不同时代人的视角，叙述了晚唐150年来彭城一地与帝国的互动。最终，在帝国权威日渐衰微的末世，地方利益没有得到尊重，引发一场颠覆性的民变。
宋祁在《新唐书·南诏传》中总结唐朝灭亡的教训，有一句评价：“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此处“桂林”二字，即指八百名远戍桂林的徐州远征军强行返乡所引发的“庞勋之乱”。故事发生在868年，唐廷动用了十几万军队、耗时一年才平定这场叛乱，其余党的身影却在此后的王仙芝和黄巢等人的叛乱中时时闪现，直至40年后帝国崩溃。崩溃只是呈现出来的结果，此前必然有其漫长的发展过程。卢建荣《咆哮彭城》一书，就是以“庞勋之乱”为切入点，从徐州一地寻求地方自治与帝国中央集权所产生的种种矛盾这一微观视角入手，来呈现帝国溃败的过程。
事实上，在此前百年的安史之乱（755—763）后，唐帝国对地方的控制力已经减弱。尤其是河北三镇几乎成为“国中之国”，不仅不向中央缴纳赋税，连节度使的任免权也由中央委任改为地方自行推举。中央虽有过几次收复失地的努力，均宣告失败。此时的唐帝国 “如同断了两腿的老人，只能坐在轮椅上管理丧失河北地区的残破国家”——寻求地方自治的现象，也只可能出现在中央集权衰落的时代，如唐末、民初。
自781年至868年，徐州处于中央委派官员与地方推举节帅轮番执政的状态，生存在帝国中央和河北三镇的夹缝之中。其间，徐州甚至有长达50年的时间未向中央缴纳贡赋，王智兴治下还自行征收高额的商业税——要知道徐州地处大运河必经的要冲，所得税款惊人。中央与河北三镇关系恶化时，徐州的自治空间就会变大，徐军军官团仿效河北三镇驱逐长官自行选帅，得到朝廷时候追认的可能性也更大。一旦中央与河北三镇和平共处，对徐州的管控就会迅速加强，面对类似事件朝廷会选择镇压。但是，一次次成功的先例，会成为后来者足资仿效的“传统”。以致868年庞勋起事，还向士卒宣称“遵王侍中（王智兴）传统”，徐地人也普遍认为朝廷追认的手续十天半月就能送达，没有考虑到此时唐廷相对稳定的局面，完全可以腾出手来收拾此乱局。这场叛乱有上述“传统”所造成的误判，也因征税后徐地民众税负加重而军官团待遇降低，超期服役而军中诉求上达不畅等种种合力所致。
抛弃传统的以政治史为主要面向的研究方法，以微观个案与边缘视角切入，力图在体察叙事对象当时当地情境的前提下，重新构建出一套解释历史的模式，这是很典型的“新文化史”的研究理路，这也是这本书成功的地方。作者使用了191种（篇）中、日、英语文献，对出土唐代墓志的运用尤见功底。这让我想起前几天在人民大学所听的主题为《历史史实、历史解构与历史反思》的讲座，主讲人是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他提到一种“木棍燃烧理论”：研究历史，事实固然重要，我们更要去观察木棍燃烧的细微的过程。
但遗憾的是，文中几条线索并没有交代得很明晰，以文学标准来衡量他这本以叙事史学结构的“历史小说”并不成功，包括材料剪切的技巧，卢建荣离他力求追摹的老师史景迁还差的有点远。他的长处还是在历史叙事，这也使得以史学手法写就的外篇可读性，反而要强过以文学写法写就的内篇。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把彭城和中央的矛盾仅仅归结为自治与集权的对立，可能存在简化历史的危险。中央权威是否巩固，这是地方是否有自治空间的最大前提。地方主官的个人选择—无论是本地推选还是外派，都牵涉到倒向中央还是维护地方利益的选择，绝大多数人都是在走钢丝—甚至在徐州一地，都存在主官控制和中央直接控制不同城市，各自默许对方势力范围的现象。此外还有地方利益是否有足够通畅的渠道得以上达，主官处置是否得当等种种因素，在每一次事变中他们所占的权重和所起的作用可能差异很大。若以“自治”“集权”的二元对立为准绳，该何以解释781年的历史事实：向往地方自治的彭城人民在李洧治下，为何甘愿脱离相较独立的淄青镇倒向朝廷？
专业史学研究与公共阅读的关系，在当下中国似乎一直是个没有处理好的问题。绝大部分学者埋首书斋，几乎不与公众、媒体沟通，其著作阅读范围仅限圈子里的千余人。而能够打通学术走向公共层面的学者，掐指算来只有李零、许宏、罗新、葛兆光、许纪霖等为数不多的二十余位。这直接导致一个令人叹惋的现象，“专业研究与大众认知存在二十年的落差”，比如学者顾诚先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根据墓志、方志等考订，沈万三根本就没有活到洪武年间，“明朝富商沈万三”的种种传奇故事，却至今依然流传于出版物、电视及网络。
公众对靠谱而通俗，且能打通雅俗的史学读物是有很大需求的，《咆哮彭城》的作者卢建荣就是那一类“珍稀动物”。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拿到博士学位他返回台湾，以提倡新史学、历史叙事著称。虽然研究的是中古史，却效法史景迁，用叙事史学的笔法先后写作了“唐史五部曲”，这本《咆哮彭城》就是其四，以小说笔法、通过三个不同时代人的视角，叙述了晚唐150年来彭城一地与帝国的互动。最终，在帝国权威日渐衰微的末世，地方利益没有得到尊重，引发一场颠覆性的民变。
宋祁在《新唐书·南诏传》中总结唐朝灭亡的教训，有一句评价：“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此处“桂林”二字，即指八百名远戍桂林的徐州远征军强行返乡所引发的“庞勋之乱”。故事发生在868年，唐廷动用了十几万军队、耗时一年才平定这场叛乱，其余党的身影却在此后的王仙芝和黄巢等人的叛乱中时时闪现，直至40年后帝国崩溃。崩溃只是呈现出来的结果，此前必然有其漫长的发展过程。卢建荣《咆哮彭城》一书，就是以“庞勋之乱”为切入点，从徐州一地寻求地方自治与帝国中央集权所产生的种种矛盾这一微观视角入手，来呈现帝国溃败的过程。
事实上，在此前百年的安史之乱（755—763）后，唐帝国对地方的控制力已经减弱。尤其是河北三镇几乎成为“国中之国”，不仅不向中央缴纳赋税，连节度使的任免权也由中央委任改为地方自行推举。中央虽有过几次收复失地的努力，均宣告失败。此时的唐帝国 “如同断了两腿的老人，只能坐在轮椅上管理丧失河北地区的残破国家”——寻求地方自治的现象，也只可能出现在中央集权衰落的时代，如唐末、民初。
自781年至868年，徐州处于中央委派官员与地方推举节帅轮番执政的状态，生存在帝国中央和河北三镇的夹缝之中。其间，徐州甚至有长达50年的时间未向中央缴纳贡赋，王智兴治下还自行征收高额的商业税——要知道徐州地处大运河必经的要冲，所得税款惊人。中央与河北三镇关系恶化时，徐州的自治空间就会变大，徐军军官团仿效河北三镇驱逐长官自行选帅，得到朝廷时候追认的可能性也更大。一旦中央与河北三镇和平共处，对徐州的管控就会迅速加强，面对类似事件朝廷会选择镇压。但是，一次次成功的先例，会成为后来者足资仿效的“传统”。以致868年庞勋起事，还向士卒宣称“遵王侍中（王智兴）传统”，徐地人也普遍认为朝廷追认的手续十天半月就能送达，没有考虑到此时唐廷相对稳定的局面，完全可以腾出手来收拾此乱局。这场叛乱有上述“传统”所造成的误判，也因征税后徐地民众税负加重而军官团待遇降低，超期服役而军中诉求上达不畅等种种合力所致。
抛弃传统的以政治史为主要面向的研究方法，以微观个案与边缘视角切入，力图在体察叙事对象当时当地情境的前提下，重新构建出一套解释历史的模式，这是很典型的“新文化史”的研究理路，这也是这本书成功的地方。作者使用了191种（篇）中、日、英语文献，对出土唐代墓志的运用尤见功底。这让我想起前几天在人民大学所听的主题为《历史史实、历史解构与历史反思》的讲座，主讲人是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他提到一种“木棍燃烧理论”：研究历史，事实固然重要，我们更要去观察木棍燃烧的细微的过程。
但遗憾的是，文中几条线索并没有交代得很明晰，以文学标准来衡量他这本以叙事史学结构的“历史小说”并不成功，包括材料剪切的技巧，卢建荣离他力求追摹的老师史景迁还差的有点远。他的长处还是在历史叙事，这也使得以史学手法写就的外篇可读性，反而要强过以文学写法写就的内篇。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把彭城和中央的矛盾仅仅归结为自治与集权的对立，可能存在简化历史的危险。中央权威是否巩固，这是地方是否有自治空间的最大前提。地方主官的个人选择—无论是本地推选还是外派，都牵涉到倒向中央还是维护地方利益的选择，绝大多数人都是在走钢丝—甚至在徐州一地，都存在主官控制和中央直接控制不同城市，各自默许对方势力范围的现象。此外还有地方利益是否有足够通畅的渠道得以上达，主官处置是否得当等种种因素，在每一次事变中他们所占的权重和所起的作用可能差异很大。若以“自治”“集权”的二元对立为准绳，该何以解释781年的历史事实：向往地方自治的彭城人民在李洧治下，为何甘愿脱离相较独立的淄青镇倒向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