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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诗毛氏传疏》是清代学者陈奂研究《毛传》的专著，在清代《诗经》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不知为何，近人对其关注度不高，研究成果颇少。我们综述《诗毛氏传疏》的相关文献，以便于后来者研究。
关键词： 《诗毛氏传疏》 陈奂
陈奂（1786—1863），字硕甫，号师竹，又号南园老人。咸丰元年（1851），举孝廉方正。师从江沅、段玉裁。所交皆一時学界名流，如高邮王氏父子、栖霞郝懿行。一生治学不断，生前所创颇丰，尤以研究《诗经》见长。因著《诗毛氏传疏》（以下简称“《传疏》”），为后世列作清代《诗经》学三大家之首。
梁启超云：
“嘉道间，才先后出现三部名著：一、胡墨庄《毛诗后笺》；二、马元伯的《毛诗传笺通释》；三、陈硕甫的《诗毛氏传疏》。胡、马皆毛、郑并释，陈则专于毛；胡、马皆有新解方标专条，无者阙焉，陈氏则纯为义疏体，逐字逐句训释。……但《毛传》之于训诂名物，本极矜慎精审，可为万世注家法程；硕甫以极谨严的态度演绎他，而又常能广采旁征以证成其义，极洁凈而极通贯，真可称疏家模范了。”[1]
由是可窥陈奂《传疏》在清朝《诗经》学之“一斑”地位。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学界研究多集中于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魏源及方玉润，对陈奂的关注则较少。《传疏》研究多以分析体例为主，而对其版本、引文内容、校勘方面的论述不多。
（一）
据查，关于《传疏》的论述散见于各家零星片语中，研究者需要翻检大量资料，工作量较大且不易通观。为便于研究者更好地把握《传疏》研究现状，现将相关文献综述如下：
研究《诗毛氏传疏》的专著不多，只找到三部，即《陈奂研究论集》[2]（以下简称“《论集》”）、《陈奂交游研究》[3]及《陈奂之〈诗经〉训诂研究》[4]。通读《论集》后，脑中即现三大板块：第一部分为传记年谱。该部分汇集关于陈奂的所有传记资料，利于读者对前人评述的了解。各篇传记内容大体相同，仅有详略之分。通过记传者或精简或生动的描述，陈奂不再是一位只存活于书本中的历史人物，而是一位活生生、立体的人物。第二部分收录2000年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论文。在充分了解截止到2000年《传疏》研究情况后，再去搜寻之后的资料，不仅提高了效率，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使我们对《传疏》研究呈阶梯上升式的认识。第三部分为附录，主要收录陈奂同师友的往来书信，以此为途可一探陈奂的思想及治学方法。
柳向春先生[3]在搜寻陈奂与友人交往的大量书信后，以分析陈奂交游为主要内容，将陈氏求学历程设为经，以对陈奂有较大影响的几位师友设为纬，为我们详尽展现陈奂一生，凸显其在清代学术中的重要地位。全书十一章，大致可分为三大块：1.前四章详尽考察陈氏交游；2.第五到第九章着重分析与陈奂交往极密切的学者；3.最后两章主要反映陈奂与门下诸弟子的交往活动。书后附《陈奂交游年谱》及《陈奂著述概述》两文，利于快速搜寻所需内容。《陈奂著述概述》中罗列柳氏搜寻的所有《传疏》版本。林慧修先生[4]由陈奂治学入手，理据结合，分析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对陈氏治学，尤其是对《诗毛氏传疏》编撰的影响。由训诂角度探究陈奂治《诗》方法，间论《传疏》对名物制度的考辩。第一章附录部分涉及《传疏》版本的考辩，研究者可供一观。
（二）
直论《传疏》的论文不到20篇，大致可將其分为对《传疏》体例、注音、版本、训诂、影响及与他书进行比较几个方面。
对《传疏》体例进行分析的有苏瑞琴和朱建山两位。苏瑞琴的硕士学位论文[5]主要对《传疏》体例进行分析。《〈诗毛氏传疏〉的校勘方法》[6]及《试论〈诗毛氏传疏〉之通假》[7]均从其论文中摘出。与苏文论述角度相似的有朱建山《〈诗毛氏传疏〉释例》[8]一文。朱文从归纳阐发《毛传》的方法与成果、分析虚词的训释体例和考察校勘的内容与方法等三个方面出发，分析《诗毛氏传疏》体例。
我们知道，音、形、义在解说《诗经》时难以分开，从某种角度看，陈奂《释毛诗音》同《传疏》紧密相连，由此二书可直观陈奂上古音之构建。再者，《诗毛氏传疏》是一部训诂力作。陈氏受学于江沅及段玉裁，又与王念孙、王引之交好，其治学精通文字、训诂，对音韵方面的内容也有自己独到之处，《传疏》中常出现“于音箸义”、“同声通用”、“谐声会意”、“声义皆同”等语，这就要求研究者对音韵方面的内容有较多了解，朱莹的学位论文《陈奂〈毛诗〉音注研究》[9]就以陈奂《释毛诗音》之音和《诗毛氏传疏》之义为研究对象，探讨陈奂注音的特点。朱莹认为陈氏继承与发展其师段玉裁的上古音观点。继承方面，二者均认为“古端组与知组相混、章组与知组相混、照二归精、影目独立、匣母与牙音相混”，“之、支、脂三分；真、文分立；冬、东不分；异平同入”。创新方面，朱莹认为陈奂对段氏古音学说的发展之处为“上古时期声母有‘以母与定母相混、日母归泥’的特点，韵母的‘脂部’和‘微部’应该分立。”
就《诗毛氏传疏》训诂方面的研究来说，崔金涛《〈诗毛氏传疏〉训诂研究》[10]不仅总结《传疏》训诂特色，而且在一定层面也反映出陈氏治学之法。其《〈诗毛氏传疏〉误解毛诗经传的训诂学分析》[11]主要从《传疏》误解《毛诗》经传入手，得出陈奂“严重低估注释书训诂解释对象语义的复杂性及其解释的多样性”的实质，认为陈奂对“小学”和“经学”关系简单化处理直接反映出乾嘉学派的时代局限性。《〈诗毛氏传疏〉训诂“刻意求新”析论》[12]站在现代训诂学的立场上分析《传疏》，提出《传疏》中的“刻意求新”违背了注释书的基本原则，并认为陈奂对注释书的基本特点和规律缺乏自觉、完全的认识，侧面反映了乾嘉时代学者过分强调“小学”对“经学”的绝对第一性。
我们知道，一部著作在流传过程中可能因种种原因被修改，这样就会出现不同的版本，“因此，正确鉴定版本，不但可以说明书及产生的时代和支撑情况，而且也反映着图书的真实内容和价值。”[13]就涉及《传疏》版本研究的5篇文章看，各具特色。除上文提到的柳向春文及林慧修文稍有涉及外，尚有杨晋龙先生的《陈奂及〈诗毛诗传疏〉的评论与传播》[14]，杨先生将《传疏》版本归纳为漱芳斋本和鸿章书局本两个系统，而我们则梳理出三个系统。实际上，“漱芳斋本”即“道光二十七年刻本”，“文瑞楼本”即“鸿章书局石印本”。以上三篇论文都对《传疏》版本有所涉及，并未深究其源流。对《传疏》版本源流进行较为详细梳理的文章有两篇：一篇是陈锦春先生的《陈奂〈诗毛氏传疏〉初刻本的文献价值》[15]；另一篇是筆者的《〈诗毛氏传疏〉版本源流考》[16]。陈文很细致地梳理了其经眼的《传疏》版本，断定道光二十七年本是初刻本。文中细致、准确地描述各主要版本版式，再现所述之书。但是我们认为陈锦春先生将道光二十七年本定为初刻本的说法不是很准确。在比对《传疏》各版本后，题跋最早的是“道光二十六年”，姑且称其为“二十六年本”，这个版本内容同陈文中所说的“二十七年本”内容多有出入。陈先生忽略“二十六年本”“坿”中仅有《毛诗音》、《说》、《义类》，而缺《毛氏笺考征》的事实，其2009年《儒藏》影印本于附录中补全“毛诗四种”，并将二十六年本中原载《师友渊源记》删去。文本内容经过详细梳理后，我们认为今山东友谊书社影印“道光二十六年”本为初刻本，并判断《诗毛氏传疏》版本有道光二十六年本、道光二十七年本及鸿章书局石印本三个源流。
关键词： 《诗毛氏传疏》 陈奂
陈奂（1786—1863），字硕甫，号师竹，又号南园老人。咸丰元年（1851），举孝廉方正。师从江沅、段玉裁。所交皆一時学界名流，如高邮王氏父子、栖霞郝懿行。一生治学不断，生前所创颇丰，尤以研究《诗经》见长。因著《诗毛氏传疏》（以下简称“《传疏》”），为后世列作清代《诗经》学三大家之首。
梁启超云：
“嘉道间，才先后出现三部名著：一、胡墨庄《毛诗后笺》；二、马元伯的《毛诗传笺通释》；三、陈硕甫的《诗毛氏传疏》。胡、马皆毛、郑并释，陈则专于毛；胡、马皆有新解方标专条，无者阙焉，陈氏则纯为义疏体，逐字逐句训释。……但《毛传》之于训诂名物，本极矜慎精审，可为万世注家法程；硕甫以极谨严的态度演绎他，而又常能广采旁征以证成其义，极洁凈而极通贯，真可称疏家模范了。”[1]
由是可窥陈奂《传疏》在清朝《诗经》学之“一斑”地位。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学界研究多集中于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魏源及方玉润，对陈奂的关注则较少。《传疏》研究多以分析体例为主，而对其版本、引文内容、校勘方面的论述不多。
（一）
据查，关于《传疏》的论述散见于各家零星片语中，研究者需要翻检大量资料，工作量较大且不易通观。为便于研究者更好地把握《传疏》研究现状，现将相关文献综述如下：
研究《诗毛氏传疏》的专著不多，只找到三部，即《陈奂研究论集》[2]（以下简称“《论集》”）、《陈奂交游研究》[3]及《陈奂之〈诗经〉训诂研究》[4]。通读《论集》后，脑中即现三大板块：第一部分为传记年谱。该部分汇集关于陈奂的所有传记资料，利于读者对前人评述的了解。各篇传记内容大体相同，仅有详略之分。通过记传者或精简或生动的描述，陈奂不再是一位只存活于书本中的历史人物，而是一位活生生、立体的人物。第二部分收录2000年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论文。在充分了解截止到2000年《传疏》研究情况后，再去搜寻之后的资料，不仅提高了效率，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使我们对《传疏》研究呈阶梯上升式的认识。第三部分为附录，主要收录陈奂同师友的往来书信，以此为途可一探陈奂的思想及治学方法。
柳向春先生[3]在搜寻陈奂与友人交往的大量书信后，以分析陈奂交游为主要内容，将陈氏求学历程设为经，以对陈奂有较大影响的几位师友设为纬，为我们详尽展现陈奂一生，凸显其在清代学术中的重要地位。全书十一章，大致可分为三大块：1.前四章详尽考察陈氏交游；2.第五到第九章着重分析与陈奂交往极密切的学者；3.最后两章主要反映陈奂与门下诸弟子的交往活动。书后附《陈奂交游年谱》及《陈奂著述概述》两文，利于快速搜寻所需内容。《陈奂著述概述》中罗列柳氏搜寻的所有《传疏》版本。林慧修先生[4]由陈奂治学入手，理据结合，分析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对陈氏治学，尤其是对《诗毛氏传疏》编撰的影响。由训诂角度探究陈奂治《诗》方法，间论《传疏》对名物制度的考辩。第一章附录部分涉及《传疏》版本的考辩，研究者可供一观。
（二）
直论《传疏》的论文不到20篇，大致可將其分为对《传疏》体例、注音、版本、训诂、影响及与他书进行比较几个方面。
对《传疏》体例进行分析的有苏瑞琴和朱建山两位。苏瑞琴的硕士学位论文[5]主要对《传疏》体例进行分析。《〈诗毛氏传疏〉的校勘方法》[6]及《试论〈诗毛氏传疏〉之通假》[7]均从其论文中摘出。与苏文论述角度相似的有朱建山《〈诗毛氏传疏〉释例》[8]一文。朱文从归纳阐发《毛传》的方法与成果、分析虚词的训释体例和考察校勘的内容与方法等三个方面出发，分析《诗毛氏传疏》体例。
我们知道，音、形、义在解说《诗经》时难以分开，从某种角度看，陈奂《释毛诗音》同《传疏》紧密相连，由此二书可直观陈奂上古音之构建。再者，《诗毛氏传疏》是一部训诂力作。陈氏受学于江沅及段玉裁，又与王念孙、王引之交好，其治学精通文字、训诂，对音韵方面的内容也有自己独到之处，《传疏》中常出现“于音箸义”、“同声通用”、“谐声会意”、“声义皆同”等语，这就要求研究者对音韵方面的内容有较多了解，朱莹的学位论文《陈奂〈毛诗〉音注研究》[9]就以陈奂《释毛诗音》之音和《诗毛氏传疏》之义为研究对象，探讨陈奂注音的特点。朱莹认为陈氏继承与发展其师段玉裁的上古音观点。继承方面，二者均认为“古端组与知组相混、章组与知组相混、照二归精、影目独立、匣母与牙音相混”，“之、支、脂三分；真、文分立；冬、东不分；异平同入”。创新方面，朱莹认为陈奂对段氏古音学说的发展之处为“上古时期声母有‘以母与定母相混、日母归泥’的特点，韵母的‘脂部’和‘微部’应该分立。”
就《诗毛氏传疏》训诂方面的研究来说，崔金涛《〈诗毛氏传疏〉训诂研究》[10]不仅总结《传疏》训诂特色，而且在一定层面也反映出陈氏治学之法。其《〈诗毛氏传疏〉误解毛诗经传的训诂学分析》[11]主要从《传疏》误解《毛诗》经传入手，得出陈奂“严重低估注释书训诂解释对象语义的复杂性及其解释的多样性”的实质，认为陈奂对“小学”和“经学”关系简单化处理直接反映出乾嘉学派的时代局限性。《〈诗毛氏传疏〉训诂“刻意求新”析论》[12]站在现代训诂学的立场上分析《传疏》，提出《传疏》中的“刻意求新”违背了注释书的基本原则，并认为陈奂对注释书的基本特点和规律缺乏自觉、完全的认识，侧面反映了乾嘉时代学者过分强调“小学”对“经学”的绝对第一性。
我们知道，一部著作在流传过程中可能因种种原因被修改，这样就会出现不同的版本，“因此，正确鉴定版本，不但可以说明书及产生的时代和支撑情况，而且也反映着图书的真实内容和价值。”[13]就涉及《传疏》版本研究的5篇文章看，各具特色。除上文提到的柳向春文及林慧修文稍有涉及外，尚有杨晋龙先生的《陈奂及〈诗毛诗传疏〉的评论与传播》[14]，杨先生将《传疏》版本归纳为漱芳斋本和鸿章书局本两个系统，而我们则梳理出三个系统。实际上，“漱芳斋本”即“道光二十七年刻本”，“文瑞楼本”即“鸿章书局石印本”。以上三篇论文都对《传疏》版本有所涉及，并未深究其源流。对《传疏》版本源流进行较为详细梳理的文章有两篇：一篇是陈锦春先生的《陈奂〈诗毛氏传疏〉初刻本的文献价值》[15]；另一篇是筆者的《〈诗毛氏传疏〉版本源流考》[16]。陈文很细致地梳理了其经眼的《传疏》版本，断定道光二十七年本是初刻本。文中细致、准确地描述各主要版本版式，再现所述之书。但是我们认为陈锦春先生将道光二十七年本定为初刻本的说法不是很准确。在比对《传疏》各版本后，题跋最早的是“道光二十六年”，姑且称其为“二十六年本”，这个版本内容同陈文中所说的“二十七年本”内容多有出入。陈先生忽略“二十六年本”“坿”中仅有《毛诗音》、《说》、《义类》，而缺《毛氏笺考征》的事实，其2009年《儒藏》影印本于附录中补全“毛诗四种”，并将二十六年本中原载《师友渊源记》删去。文本内容经过详细梳理后，我们认为今山东友谊书社影印“道光二十六年”本为初刻本，并判断《诗毛氏传疏》版本有道光二十六年本、道光二十七年本及鸿章书局石印本三个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