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色灯光满帝都，香车宝辇隘通衢。身闲不睹中兴盛，羞逐乡人赛紫姑。”这是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关于元宵节的一首作品。诗人听说都城正月十五夜张灯，他想象着那里月光如水、花灯如山，装饰华丽、散发着香气的马车堵塞了宽敞的大道，这样的盛况自己竟无缘目睹，而只能跟着乡民参加赛紫姑的活动，不由内心充满了羞惭与遗憾。
　　 原来唐都长安的元宵节，不仅为当代的我们所向往，它也是大唐人自己的梦想与渴望。
　　唐代以前的“元宵节”
　　元宵节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标志性时间在一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农历正月十五。也因此，在唐代及唐代以前，这个节日最常用的名字就是“正月十五”或“正月望”。在唐代，受道教的影响，正月十五也被称为“上元节”，是天官赐福的日子。
　　关于元宵节的起源，有“汉武帝祭祀太一神、汉明帝燃灯表佛”等不同说法。不过，目前所见关于正月十五习俗活动的明确记载并非出自汉代，而是南北朝时期。《北齐书·尔朱文畅传》记载：“自魏氏旧俗，以正月十五日夜为打竹簇之戏，有能中者，即时帛赏。”又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转引《石虎邺中记》云“正月十五日，有登高之会”，并记载了迎紫姑占卜人事和年成的习俗。当时还有用油膏豆糜祭祀神灵以保佑蚕桑丰收的做法，人们还会端着肉粥登到屋顶上边吃边诅咒老鼠：“登高糜，挟鼠脑，欲来不来？待我三蚕老。”为的是驱逐老鼠，使蚕业免受伤害。所有这些记载都表明，最迟在南北朝时期，正月十五已是具有多种习俗活动的民间节日了，只是这时候它还没有和后来盛行的张灯结彩挂起钩来。
　　在稍后的隋朝，元宵节获得了巨大发展。据《隋书·音乐志》记载，隋炀帝时期，在东都洛阳，“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处处张灯结彩，歌舞日夜不休，活动足足持续半个月之久，仅表演者就达三万人之多。大业六年，同样在正月十五，又“于天津街盛陈百戏，自海内凡有奇伎，无不总萃。崇侈器玩，盛饰衣服，皆用珠翠金银，锦罽絺绣。其营费钜亿万……金石匏革之声，闻数十里外。弹弦擫管以上，一万八千人。大列炬火，光烛天地，百戏之盛，振古无比。”
　　其实，在隋文帝时期，正月十五就已热闹繁盛。开皇年间，一个叫柳彧的官员曾经上书说，都城和其他一些地方，每到正月十五夜就会“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一片狂欢景象。这份奏折原意是批评正月望夜的浪费资财、伤风败俗，却留下了当年元宵节盛极一时的证据。
　　在隋朝，元宵节不仅有大型的歌舞、百戏、夜游等活动，张灯的做法也出现了。隋炀帝有《正月十五日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诗“法轮天上转，梵声天上来。灯树千光照，花焰七枝开”可以为证。
　　隋王朝太短命，所幸它铸就的元宵节在下一个朝代得到了延续。有唐一代，国家形成了大一统的局面，社会相对安定，日渐发达的生产力带来了相对富裕的物质生活，城市得到更好的发展，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大为改观，呈现出蓬勃向上、恢弘自信的大唐气象。都城长安的元宵节，既是大唐气象的合理产物，也是大唐气象的重要表征。大唐的盛世繁华，可以通过元宵节窥见一斑。
　　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过节是需要时间的，唐代将过元宵节的时间用制度化的方式进行规范，一方面给元宵节放假，一方面解除节日期间的城市夜禁，这都在都城长安率先得到实践。
　　至少从秦汉时代起，国家公务人员已有休沐、告宁和节假制度。此后，一直到清代，休假制度都是一项重要的人事管理制度。但普遍以节日为法定假日，是从唐玄宗开始的;元宵节成为国家法定假日，也始于唐玄宗。最初休假一日，后来增加为三日。
　　不仅如此，为了让大家过好元宵节，唐朝还暂时取消了城市的宵禁规定。我国长期遵循“明而动，晦而休”也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原则，反映在城市管理上就是宵禁制度的实行，这当然也是出于城市安全的考虑。唐朝也实行宵禁制度，长安作为国家都城，是国家政治中心，安全问题格外重要，宵禁也更加严格。
　　根据文献记载、考古发现和学者研究，唐长安城是在隋大兴城基础上继续营建增修的，面积达83平方公里多，按中轴对称布局，由外郭城、宫城和皇城组成。宫城位于全城北部中心，皇城在宫城之南，外郭城則以宫城、皇城为中心，向东西南三面展开。城内街道纵横交错，划分出100多个里坊，此外还有东市、西市等大型工商业区。城、坊、市四周皆有高大的围墙，开辟不同数量的门以供出入。城门、坊门、市门都是夜闭晨开。闭门开门的时间，最初是由被称为“金吾”的人员口头传呼。贞观年间，唐太宗接受大臣马周的建议，在长安城各主干道设立街鼓，俗称“冬冬鼓”，通过击鼓传递开闭门的时间。闭门时段就是宵禁时间，非特殊情况不能在街上走动，否则就是“犯夜”，根据《唐律疏议》规定，犯夜者要受到“笞二十”的惩罚。
　　但是元宵节期间，宵禁就暂时取消，坊门、市门昼夜开放，任人通行，称为“放夜”。天宝三年十一月敕规定，不关闭坊市门的日子是正月十四、十五和十六三日。天宝六年又进行了一些调整，将开坊市门的时间改为正月十七至十九三日，改动的理由是：“重门夜开，以达阳气，群司朝宴，乐在时和，属此上元，当修斋录，其于赏会，必备荤膻。比来因循，稍将非便。”原来，受佛教、道教影响，正月十五前后三日是修斋吃素的日子，而开坊市门燃灯令人赏会，无酒无肉，难免使人无法尽兴，调整时间正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兼顾两种需求。
　　这里且不论是正月十四到十六，还是正月十七至十九，反正因为元宵节，身在长安的人们拥有了昼夜相连的三天时间，可以在城中自由活动。这对于终年受制于宵禁制度的唐代长安人而言是极为难得的机会。“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正是他们在元宵节期间的真实心声。元宵放假、取消宵禁，是唐代人的新举措，为后世所沿袭，也为唐都长安将元宵节过成流光溢彩、声色交映的狂欢节奠定了基础。
　　正是有了这样的举措，燃灯结彩才具有充分的意义，长安人也才能够“今夕重门启，游春得夜芳”，才能够“欢乐无穷已，歌舞达明晨”。 　　新正圆月夜，犹重看灯时
　　灯与月交相辉映，点亮了都城的夜晚。灯是长安元宵节最重要的节日物品和文化符号，燃灯观灯则是核心的习俗活动。无论男女老少，无论贵贱贫富，都被它吸引着，连皇帝也不能免俗。
　　事实上，正是皇亲国戚的热衷参与造就了元宵节的繁盛。景龙四年正月十五夜，唐中宗曾经和皇后一起微服出宫观灯，并且“放宫女数千人看灯，因此多有亡逸者”，第二天他们再次“微行看灯”。唐睿宗也喜欢看灯，先天二年元宵节期间，就曾到宫城南面西门——安福门观灯。当时门外安装了高达二十丈的灯轮，“衣以锦绮，饰以金玉”，上面点燃了五万盏灯，“簇之如花树”，十分壮观。《旧唐书·音乐志》记载，唐玄宗也常在节日期间到勤政楼“观灯作乐”，夜深人静时，即遣宫中女子边歌边舞，借此娱乐。韩国夫人则有百枝灯树的制作，高八十尺，竖立于高山之上，“元夜点之，百里能见”，比月亮更明。
　　“妓杂歌偏胜，场移舞更新。”长安的元宵节活动当然不只有灯，引人注目的还有歌声嘹亮、舞姿绰约的踏歌人的豪华阵容。踏歌是以脚踏地为节、载歌载舞的群众性娱乐歌舞活动，参加者踏足而舞，联袂而歌，非常热闹。诗人张祜《正月十五夜灯》有诗描写踏歌盛况：“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帝京。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著词声。”这里的“三百”之数，不可谓不多，但长安历史上还有两三千人在灯轮下踏歌三日三夜的壮举：两千多美丽的妙龄女子，在月色灯光中手牵着手，肩并着肩，拂袖、倾鬟、低头、弯腰、转身，队形不断移动变化，“歌响舞分行，艳色动流光”，想一想就令人心驰神往。
　　踏歌是歌曲与舞蹈的交融，为此，唐代文人创作了不少踏歌词，其中张说有《十五日夜御前口号踏歌词二首》。其一云：“花萼楼前雨露新，长安城里太平人。龙衔火树千重焰，鸡踏莲花万岁春。”其二云：“帝宫三五戏春台，行雨流风莫妒来。西域灯轮千影合，东华金阙万重开。”歌词专为元宵节而作，也反映了长安元宵节的盛大景象。
　　烂熳唯愁晓，周游不问家
　　对于实行宵禁制度的长安人而言，仅元宵节“放夜”本身就足以令他们走到户外，更何况还有明亮的月光、高大的灯轮、动听的歌曲、曼妙的舞姿。所以，男女老少纷纷走上街头，有史料记载：“贵游戚属及下隶工贾，无不夜游。车马骈阗，人不得顾。王主之家，马上作乐以相夸竞”。形形色色的人本身也是一道值得欣赏观看的风景。
　　在这方面，司马光夫人就是个很有说服力的人物。某年元宵节，司马光的夫人想要出外看燈，司马光问：“家中点灯，何必出看？”夫人回答：“兼欲看游人。”司马光只好反问道：“某是鬼耶？”这虽是发生在宋代的故事，但它反映的人心和情感是一样的。
　　“今夕重门启，游春得夜芳。月华连昼色，灯影杂星光。南陌青丝骑，东邻红粉妆。管弦遥辨曲，罗绮暗闻香。人拥行歌路，车攒斗舞场。经过犹未已，钟鼓出长杨。”这是唐代诗人沈佺期笔下的夜游。尽管此时仍然天寒地冻，但是丝毫不影响人们的兴致。“烂漫唯愁晓，周游不问家”，他们所担心的是天那么快就要亮了，再见又要到来年，于是抓紧时间在月华灯影中流连不已。在对夜游的狂热中，我们看到长安人对美好生活的感受能力和对自由的热爱与追逐。
　　金吾弛禁、通宵达旦、官民共享、夜游玩乐，唐都长安的元宵节是高唱自由之歌的盛大仪式。它颠覆了日常生活的时间和空间，也突破了日常生活的等级和规矩，它丰富了元宵节的习俗活动，也发扬了元宵节的狂欢精神，是元宵节发展史上一个难以超越的高地。
　　摘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