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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通过努力走上去了
在过去20年中我带过或指导过论文的研究生(含专业学位),正好是100位。笔者平时与学生走得比较近,也尽可能记载他们的一些基本情况。于是,我就想以他们的发展、进步经历为例,来分析底层公众的上升空间问题。100个,应当说也很有代表性了。
第一,他们从哪里来?在这些全日制、非定向或定向培养的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中,来自2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来自农村家庭的30位左右学生中,多数父母只能勉强资助到本科,读研以后全部自理;父母一方是村组干部、乡村教师,境遇较好的只有三四个人。在来自城市的学生中,多数家境一般,父母双下岗或父母有较好事业基础的也有,但都是个别的。一毕业就住上父母提供的住房的,据我所知,只有两位。
第二,他们到了哪里去?硕士生毕业后,在大学工作和继续在我的团队或国外名校求学的各占约30%,进党政机关的25%左右,在媒体工作的有6人,进企业的3人。在博士生中,毕业后做大学老师的最多,占55%,进机关的约35%,少量做媒体和进了企业。我可以有把握地说,他们的工作都是自己找的。他们的收入情况普遍不错,伴侣的业务也都较强,又都有点特长,兼点儿课,投个稿,小日子都挺好,工作几年以后,房子车子对他们已经不是大的问题。
第三,他们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学习勤奋,工作认真;自强自立,有责任心;发展全面,热心公益。显然,摆在他们面前的是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
这个100人的个案说明,我国多年建设的各项基本社会制度虽然有进一步改革的余地和必要,但还是能够为各阶层社会成员流动、提升留出了空间。底层公众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走上去的,关键是要接受教育和要有上进心。
教育作为一种获致性因素,始终在社会流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一般学院本科毕业生很难像我的研究生那样顺利找到比较理想的工作,甚至收入不如已经辍学的初高中毕业生。这使得有些底层公众对于“教育改变命运”的箴言产生了质疑,因此开始减少对孩子上高中读大学的资本和希望投入。其实,我们要以长远的眼光、素质教育的眼光和给孩子以机会的眼光来认识教育的功能。那些资质好、懂上进的孩子,会利用前辈含辛茹苦提供的机会走上去;孩子如果自身条件一般,或是没有走上去的心气儿,能够接受基本的教育也是好事,至少给他们将来帮助自己的孩子上进打了基础。
走上去的路是曲折而艰辛的
当然,由于自身条件的客观差异和许多外在的因素,人们不一定都能够像我的100位学生那样走得那样“高”,那样顺。
任何社会都不能保证所有的人都处在上升的轨道上,也不可能保证每个人都如所愿,何况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干部要“能上能下”,老百姓其实也有一个“能上能下”的问题。人家生一个孩子,你家生了8个孩子,毫无疑问,9个孩子的社会地位应当完全平等,也都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机会,但在现实生活中,这9个孩子受教育的条件肯定又是有很大差别的。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制度和政府固然有责任,但是我们个人,包括孩子的双亲,也包括孩子自己,也都有自己相应的责任。我那些来自困难家庭的学生们,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自己把握住了最基本的社会条件和家庭条件,并在不断地做强自己。
“马太效应”和“胜者全得”现象普遍存在。比如,重点大学、重点中学的孩子将来出路好,政府和社会的投入也多,相反政府对职业教育补贴很少,职业教育资源匮乏,职教生家庭要承担较高的学费,而将来的回报很有限。为了快出人才和抢占科技的制高点,这种制度安排在所难免,但也确实应当向弱势方面适当倾斜。我们团队在研究十二五期间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问题时,就强烈建议高层对职业教育给予更多的实际关注,建议在巩固普九成果的基础上,探索“9+3”的教育普及提高实现形式,也即在今后若干年内,接受高中阶段教育费用仍应自理,但对职高教育要参照义务教育标准给予适当补贴,同时切实提高职校生的操作能力。
所谓“关系”的因素,显然也在起作用。对一般情况来说,从“最底层”上升到“草根”比较好办;对我的研究生来说,进入学术界、机关和媒体,开始自己的事业历程,不是难事,但再往上走,就不那么简单了。在这方面,政治体制改革应当跟上,应当给更多的年轻人以走上较高平台的平等机遇。权力,特别是权力在底层的滥用,使很多能干的草根人才被挡在了起点。那些来自底层的人奋斗了、抗争了,一部分人成功了,一部分人因种种不合理的因素,最终没有走出来。但是,反过来说,只靠“关系”也不行,如果你的能力没有个七七八八,“关系”也不过只是帮助你找个基本工作而已。
社会总在不停地“洗牌”,但在制度基本合理、经济发展处于上升期的条件下,“得大于失”的人总会多于“失大于得”的人,同时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对暂时在竞争中失利的人给予帮助。既要有保障,又要有压力,社会就是在这种讲温情与讲竞争相结合的动态平衡中得以发展进步的。
听说我要写这样一篇文章,我的一位在牛津进修的博士生给我发来这样两段话:“现在,高等教育正从原来参与竞争的充分条件,变成必要条件”,“‘读书无用论’是错误的,应该是‘读书必要论’。高等教育的边际效应在下降,但在竞争中,缺乏文凭,就等于丧失了继续竞争的入场券。”一位刚刚从早稻田回来的博士则认为,“教育投资是长期性的,而目前对于教育的失望和新‘读书无用论’的基本支撑点,多数来自对教育不切实际的想法的幻灭。对于我们这些老百姓的后代来讲,不接受教育,肯定很难改变命运,接受教育也不一定能改变命运,但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接受教育就有希望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我同意这位山东小伙和这位山西女娃娃的看法。现实与理想,奋进与感恩!世界是复杂的,任何时候都不能一概而论。(作者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延伸阅读
科举制促进了古代社会阶层流动
在科举社会,既没有永不下沉的世家,也鲜有一步登天的新贵。就明清而言,占总人口1%—2%的绅士阶层,控制了约70%-80%的进士席位,多数时期的大部分进士在精英圈子内循环;占总人口10%左右的富人和相對比较富裕的阶层,垄断了99%左右的进士;以贫农、下中农、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为主体的其他社会阶层,若没有外部力量的帮助,仅凭自己的努力,侧身甲科的概率超过1%的可能性也不大。
然而,官职的非世袭性和家庭财产继承上的均分制,个人的天赋、好恶不同,加之天灾人祸等原因,使社会财富在不断地流转,并导致家族的分化:望族的若干分支逐渐中落,继之下沉;同时,贫困之家主要通过勤劳与节俭,艰难致富,随而供子女读书应试,部分出入头地,获得功名与官职,跨入上流社会。如果说,“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取士标准为下层平民的奋斗提供了理想与动力,那么,财富的较快流转使这一理想的实现成为可能。这种激励人们从无产到有产、从富裕到读书、再上进的制度的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在过去20年中我带过或指导过论文的研究生(含专业学位),正好是100位。笔者平时与学生走得比较近,也尽可能记载他们的一些基本情况。于是,我就想以他们的发展、进步经历为例,来分析底层公众的上升空间问题。100个,应当说也很有代表性了。
第一,他们从哪里来?在这些全日制、非定向或定向培养的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中,来自2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来自农村家庭的30位左右学生中,多数父母只能勉强资助到本科,读研以后全部自理;父母一方是村组干部、乡村教师,境遇较好的只有三四个人。在来自城市的学生中,多数家境一般,父母双下岗或父母有较好事业基础的也有,但都是个别的。一毕业就住上父母提供的住房的,据我所知,只有两位。
第二,他们到了哪里去?硕士生毕业后,在大学工作和继续在我的团队或国外名校求学的各占约30%,进党政机关的25%左右,在媒体工作的有6人,进企业的3人。在博士生中,毕业后做大学老师的最多,占55%,进机关的约35%,少量做媒体和进了企业。我可以有把握地说,他们的工作都是自己找的。他们的收入情况普遍不错,伴侣的业务也都较强,又都有点特长,兼点儿课,投个稿,小日子都挺好,工作几年以后,房子车子对他们已经不是大的问题。
第三,他们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学习勤奋,工作认真;自强自立,有责任心;发展全面,热心公益。显然,摆在他们面前的是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
这个100人的个案说明,我国多年建设的各项基本社会制度虽然有进一步改革的余地和必要,但还是能够为各阶层社会成员流动、提升留出了空间。底层公众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走上去的,关键是要接受教育和要有上进心。
教育作为一种获致性因素,始终在社会流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一般学院本科毕业生很难像我的研究生那样顺利找到比较理想的工作,甚至收入不如已经辍学的初高中毕业生。这使得有些底层公众对于“教育改变命运”的箴言产生了质疑,因此开始减少对孩子上高中读大学的资本和希望投入。其实,我们要以长远的眼光、素质教育的眼光和给孩子以机会的眼光来认识教育的功能。那些资质好、懂上进的孩子,会利用前辈含辛茹苦提供的机会走上去;孩子如果自身条件一般,或是没有走上去的心气儿,能够接受基本的教育也是好事,至少给他们将来帮助自己的孩子上进打了基础。
走上去的路是曲折而艰辛的
当然,由于自身条件的客观差异和许多外在的因素,人们不一定都能够像我的100位学生那样走得那样“高”,那样顺。
任何社会都不能保证所有的人都处在上升的轨道上,也不可能保证每个人都如所愿,何况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干部要“能上能下”,老百姓其实也有一个“能上能下”的问题。人家生一个孩子,你家生了8个孩子,毫无疑问,9个孩子的社会地位应当完全平等,也都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机会,但在现实生活中,这9个孩子受教育的条件肯定又是有很大差别的。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制度和政府固然有责任,但是我们个人,包括孩子的双亲,也包括孩子自己,也都有自己相应的责任。我那些来自困难家庭的学生们,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自己把握住了最基本的社会条件和家庭条件,并在不断地做强自己。
“马太效应”和“胜者全得”现象普遍存在。比如,重点大学、重点中学的孩子将来出路好,政府和社会的投入也多,相反政府对职业教育补贴很少,职业教育资源匮乏,职教生家庭要承担较高的学费,而将来的回报很有限。为了快出人才和抢占科技的制高点,这种制度安排在所难免,但也确实应当向弱势方面适当倾斜。我们团队在研究十二五期间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问题时,就强烈建议高层对职业教育给予更多的实际关注,建议在巩固普九成果的基础上,探索“9+3”的教育普及提高实现形式,也即在今后若干年内,接受高中阶段教育费用仍应自理,但对职高教育要参照义务教育标准给予适当补贴,同时切实提高职校生的操作能力。
所谓“关系”的因素,显然也在起作用。对一般情况来说,从“最底层”上升到“草根”比较好办;对我的研究生来说,进入学术界、机关和媒体,开始自己的事业历程,不是难事,但再往上走,就不那么简单了。在这方面,政治体制改革应当跟上,应当给更多的年轻人以走上较高平台的平等机遇。权力,特别是权力在底层的滥用,使很多能干的草根人才被挡在了起点。那些来自底层的人奋斗了、抗争了,一部分人成功了,一部分人因种种不合理的因素,最终没有走出来。但是,反过来说,只靠“关系”也不行,如果你的能力没有个七七八八,“关系”也不过只是帮助你找个基本工作而已。
社会总在不停地“洗牌”,但在制度基本合理、经济发展处于上升期的条件下,“得大于失”的人总会多于“失大于得”的人,同时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对暂时在竞争中失利的人给予帮助。既要有保障,又要有压力,社会就是在这种讲温情与讲竞争相结合的动态平衡中得以发展进步的。
听说我要写这样一篇文章,我的一位在牛津进修的博士生给我发来这样两段话:“现在,高等教育正从原来参与竞争的充分条件,变成必要条件”,“‘读书无用论’是错误的,应该是‘读书必要论’。高等教育的边际效应在下降,但在竞争中,缺乏文凭,就等于丧失了继续竞争的入场券。”一位刚刚从早稻田回来的博士则认为,“教育投资是长期性的,而目前对于教育的失望和新‘读书无用论’的基本支撑点,多数来自对教育不切实际的想法的幻灭。对于我们这些老百姓的后代来讲,不接受教育,肯定很难改变命运,接受教育也不一定能改变命运,但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接受教育就有希望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我同意这位山东小伙和这位山西女娃娃的看法。现实与理想,奋进与感恩!世界是复杂的,任何时候都不能一概而论。(作者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延伸阅读
科举制促进了古代社会阶层流动
在科举社会,既没有永不下沉的世家,也鲜有一步登天的新贵。就明清而言,占总人口1%—2%的绅士阶层,控制了约70%-80%的进士席位,多数时期的大部分进士在精英圈子内循环;占总人口10%左右的富人和相對比较富裕的阶层,垄断了99%左右的进士;以贫农、下中农、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为主体的其他社会阶层,若没有外部力量的帮助,仅凭自己的努力,侧身甲科的概率超过1%的可能性也不大。
然而,官职的非世袭性和家庭财产继承上的均分制,个人的天赋、好恶不同,加之天灾人祸等原因,使社会财富在不断地流转,并导致家族的分化:望族的若干分支逐渐中落,继之下沉;同时,贫困之家主要通过勤劳与节俭,艰难致富,随而供子女读书应试,部分出入头地,获得功名与官职,跨入上流社会。如果说,“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取士标准为下层平民的奋斗提供了理想与动力,那么,财富的较快流转使这一理想的实现成为可能。这种激励人们从无产到有产、从富裕到读书、再上进的制度的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