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是根据城市需要和发展可能性进行科学规划，少付出生态成本、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
　　开封鼓楼原址处，施工人员正在紧张作业，行人从围栏外狭窄的小路上匆匆穿行，两侧的商户生意寥落。这是本刊记者近日在开封市鼓楼复建及地下人防工程建设工地看到的场景。
　　开封鼓楼曾在1948年6月毁于战火，只剩一座基台。1976年11月，台基被拆除，改辟为广场，自此鼓楼在开封彻底消失。此次鼓楼复建工程是开封鼓楼历史上的第六次复建，设计理念之一是在尊重清光绪七年所修建鼓楼的基础上，适当将基台尺寸放大，重现当年鼓楼的宏伟气势。
　　近些年，类似的古建筑复建案例呈井喷之势，城市造景的花样也不断翻新，重造古城、挖地造湖以及古树进城等。“在各种造景名目下，商业力量和行政力量合谋，理性的力量根本无法与其竞争，造出来的都是假古董、假景观，背后又是各种利益寻租。”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傅崇兰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城市造景规划中必须要处理好政府决策、房地产开发商、投资商、历史文化和居民利益等之间的关系，“而城市最终的发展还是要尊重自然环境和城市本身的需求。”
　　疯狂造景背后
　　在2011年9月建成开放的广州市内人工湖——海珠湖因未能达到预期功能而备受质疑的风波尚未消停之时，一场声势浩大的“造湖运动”在广州继续展开。
　　据广州市水务局披露，根据规划，广州市今年新修的人工湖共有6个，包括花都湖、云岭湖、金山湖、天河智慧城湖、增城挂绿湖、知识城起步区人工湖等。
　　公开提出并已制定“水城”建设规划的城市不胜枚举。河南洛阳规划中的水面面积为10.6平方公里，接近两个杭州西湖，预计在“十二五”期间实现“水在城中流，城在山水间；鱼在水中游，人在岸边行”的目标，成为名副其实的“北方水城”。
　　广西南宁市正在建设“中国水城”，整个工程投资额将逾300亿元，计划耗时11年。根据南宁市官方公布的规划，未来的南宁市将会变成一座“水畅、水清、岸绿、景美”的滨水生态城市。河北承德市则志在成为“东方的威尼斯”，打造“水在城中、城在水中的塞外美景”。
　　除了巨资造水城、造古城之外，城市绿化作为一项最常见的市政规划项目也在“古树进城、景观速成”等观念下成为权力寻租的新领域，园林绿化腐败案频发。
　　近年来，重庆、杭州、郴州等地均曝出了园林领域的腐败案。广西防城港市园林管理处一名主任、两名副主任及一名会计在园林绿化工作中发生贪污、受贿和职务侵占“窝案”。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园林绿化局原局长赵桂强因利用职务之便，在丽江市城市园林绿化工程发包和实施过程中先后多次非法收受贿赂款物共计55万余元，并有161万余元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近日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3年。
　　“城市疯狂造景的背后，一方面是政府太想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是某些案例带来的误导，似乎某些城市通过造城造景而一时获得了旅游业的大发展，实际上这些是需要深入剖析的。”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沈望舒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而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院院长俞孔坚认为，也不排除“一些地方领导在价值观和审美观上就是觉得造个古城很美”。
　　“我向一位地级市市委书记汇报完规划方案后，这个书记说，现在旅游看什么？一个庙一个墓一个寺，历史是财富。”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规划师李明（化名）对本刊记者说，而他遇到的另一个历史文化名城的市委书记持有另一种观点，“他认为当地民房破烂不堪，除了木头上有几个雕花，没有任何保存价值，只有与西方接轨才能建设好城市。”
　　李明评价说，这两个书记，一个复古造城，一个崇洋求新，“现实情况就是这样，地方政府主要领导的趣味和审美品位对一个城市的规划样式影响很大”。
　　造景并非不可
　　“造城、造景都应该否定吗，并非如此，城市毕竟要靠人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德谦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以巴西首都巴西利亚为例，这是一座于1956年至1960年间从一片荒野上建造起来的新城，城里不见古迹遗址，也没有大都市的繁华与喧闹，但却充满现代理念的城市格局、构思新颖别致的建筑以及寓意丰富的艺术雕塑，1987年12月7日，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人类文化遗产’。”
　　“杭州西湖之所以幸存至今，也是在自然形成的基础多次人工疏浚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城市造景未尝不可。但关键是根据城市需要和发展可能性进行科学规划，少付出生态成本、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刘德谦说，近日开封官方辟谣称并非要千亿打造汴京，而是为了改善棚户区，使居住在破旧民居中的老百姓有更舒适的环境，“以这样的目的去改造当然是可以的，但开封有没有相应的资金实力和可行性规划，这是最值得关心的”。
　　俞孔坚的观点类似，“我并不反对造景，但所谓的景观是为了解决人和土地的关系，为了人和生态环境良好共处。”他说，“如果劳民伤财，没有水硬造水城，破坏良田去造所谓绿化景观，这都是极为错误的价值观。其实每一寸土地，农田、果园、麦田等农业活动形成的景观都是很美的，没有必要刻意去挖湖堆山。”
　　“虽然大同有非常好的资源，有城墙、四合院等，但城墙也只剩一些土堆了。大同最后把城墙改成砖砌，还吊了城门，修了护城河，这就是在原来基础上进行了很大程度的修复。”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师徐颖曾经参与大同市历史文化名城战略规划工作。徐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改革开放以后的几十年，拆了太多，基本没有原汁原味的东西了。但对于重建‘假古董’，在学术界内仍有很大分歧。”。
　　沈望舒认为，城市造景应该是点缀性的，“像澳大利亚等一些国家早就没有大规模建设的余地了，而我们现在进行的仍是‘推平头’式的改造，这种城市规划是地方领导者想要大展宏图的产物。”
　　他说：“在一套规划出炉和执行的背后，常常伴随着多种力量的博弈。政府追求政绩，开发商看重效益，被推上规划一线的专家学者多扮演木偶角色，要么被边缘化，要么被各种利益裹挟和淹没。” 　　在敦煌古城复原项目中，敦煌当地政府表示要发挥国际国内知名专家和机构在规划建设中的参谋顾问作用，两年四度组织国内外专家召开研讨会。这些探讨会的结果，多是帮政府论证项目的可行性和实施后的好处。
　　“专家学者变相沦为地方政府推进城市造景工程的宣传工具。”沈望舒说。
　　规划中的力量制衡
　　作为业内人士，李明告诉本刊记者，“在政府项目上，一些坚持原则的业内人士常常不能发出声音。一般情况下，即使不同意政府的规划要求，规划院方面也基本没有谈判空间。”
　　“我之前负责的西部某历史文化名城总体规划中，政府坚持要拆除历史文化街区，包括当地特色的黄土民居，并在旧城内高强度开发。”李明说，规划院当时提出多个新区方案，“坚持将核心功能疏解到新区，旧城以保护为主，但经历两年的沟通都很难推进。”
　　徐颖也遇到过同样的分歧。“政府的意见都会和规划师的意见有一个磨合的过程，这其中涉及很多利益，我们只能尽力坚持底线。”
　　李明认为，产生分歧的原因在于政府追求的是短期政绩，而城市规划追求长期的可持续发展，“这两个东西有时候很难调和，我们必须尽可能向政府方面讲清后果，规划院理应站在专业角度引导政府决策，毕竟某位领导个人的想法能不能落地，还需要通过上级政府组织专家进行审批。实力强的规划院可以通过沟通争取一些领导的退让，而小设计院极有可能沦为实现领导意图的‘画笔’。”
　　参与博弈的几种力量中，“商业力量和市场力量也无法回避，问题是商业利益和政府战略联合后，过于强大，现实中缺少一个能和它们抗衡的力量。”李明认为，制衡各方的公正力量只能来自公众，“老百姓真正需要什么，需要有渠道表达。但目前公众参与状况很不乐观，尤其是大城市的宏观规划。反而是我之前操作的一些村庄规划，还比较理想。”
　　李明说，在村庄规划中，他们尽可能广泛地让公众参与，“因为村庄是很小的社区，我们把大多数人的意愿集中起来做规划。这种公众参与的方式，在西方的城市规划过程中有很长的历史，也形成了理论。规划师是一个协调人的角色，让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坐到一起去谈。”李明说，“在西方经常会为建一个房子、修一条路讨论几年，这是需要时间成本的。我们现在的发展速度根本承受不起这个成本，但未来应该逐渐朝这个方向过渡。”
　　缺水一方面又怕水，北京“7·21”暴雨灾害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城市内涝已经成为我国许多大城市的通病，而且日趋严重。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市面积迅速扩张，“重地上轻地下”的问题普遍存在，因此城市暴雨洪水的防治成为了城市突出的软肋。
　　据我所知，我国有地下排水系统的城市大概只有50％左右。即使有这种排水设施的城市设计标准也偏低，人家是3～5年一遇，我们的标准是1～3年一遇，而且建设的时候还往一年一遇上靠。城市的管理水平也较低，跟国际上先进的城市相比，我认为起码相差一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