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见到路内时，他说最新的长篇已经有40多万字了，写了快5年，原本打算2年完成，结果越写越长。
　　“从来没有这种状态，《少年巴比伦》我3个月就写好了。头一次写了这么久，写到最后感觉是在和它缠斗，我要把小说中的人物解脱出来。”
　　2020年1月，新书《雾行者》终于问世。书中，仓库管理员周劭重回故地，调查一起“假人”车祸死亡事件;与此同时，他大学时代的好友、同为仓库管理员的端木云不告而别;“十兄弟”的事迹仍在江湖上流传着……
　　故事的跨度从1998年到2008年，世纪之交，那些身处时代洪流的人，从青春到中年，又在经历着怎样的迷惘与困顿？真实与虚幻？告别与重逢？而路内这一次的长篇小说，又开启了一个什么样的文学世界？今年1月，路内接受了采访。

“很多朋友确实就像在雾中走散了”

　　南风窗：《雾行者》的写作起源是怎样的？书里出现的“假人”真实存在吗？
　　路内：实际上20多岁的时候就想写这么一个故事，但当时如果写出来的话，可能会像20世纪90年代特有的“法制报告文学”：一个文学青年，遇到一群从外地过来的打工青年，熟了以后发现他们之中极少数也爱好文学，另外极少数是有案底的。有案底的那些也不避讳，喝多了吹嘘，全都是可以立即送派出所的，然而你也不敢把他们怎么样。
　　这些故事半真半假，后来才遇到冒用、伪造身份的。我的家乡治安在当时都是不错的，小伙子最多也就是打架，不会干这个。当时是中国90年代人口流动潮刚刚起来的时候，没见识过这个。本地人和外地人彼此都开了眼界。
　　那时我也没意识到，身边是有假人的，等这些人真的犯事消失以后，发现他们的身份和文凭都是捏造的。我想也不是现在或从前的事吧，应该说，自从人类有了身份证件以后，捏造和冒用就一直存在。有时它也是正义的，比如地下党和抗战，在和平年代则有着别样的意味。文学小说里，《基督山伯爵》和《悲惨世界》都以这个主题展开。
　　2010年写完《云中人》有关敲头案的小说后，我的想法是写一个冒用身份的荒诞故事。但那段时间我转头去写《花街往事》了，觉得浪漫轻快的风俗小说更能表达一些东西。这么拖到2014年，买火车票、办银行户头要用身份证了，我想这小说得赶紧写了，再不写，小说中的“时代”就要过去了。这一写就是5年，现在都人脸识别了，技术发展得太快。
　　《雾行者》本来就是和《云中人》的对仗。2014年那会儿，雾霾一直是个话题，但我写这本书还是想避开流行话题，最终写到的雾是海雾。小说里有很多人物写着写着就没了，消失了，它似乎是违背了我们惯常将人物贯穿到底的考量。但人生不是以我为中心的肥皂剧，年轻时候不觉得，活到中年以后，很多朋友确实就像在雾中走散了。
　　南风窗：为什么故事的主角选择仓管员这种职业，这与你曾经丰富的工作经历（钳工、电工、仓库管理员等）相关吗？
　　路内：这个仓管员可不是普通看仓库、守大门的，而是企业特有的“外地仓库管理员”（通常是大宗货物的企业）。他们在各个城市的分销处巡回，看守当地仓库，每半年换一座城市。
　　为什么要这样？公司防着他们与当地销售员建立个人交情，然后合谋犯事。这种格局是为企业利益考虑，仓管员收入颇丰，高于平均工资水准。但会有一些副作用，比如说没有朋友，你在一座城市待半年建立不起稳固的人际关系;你也很孤独，24小时守着仓库，没有什么娱乐。另外，你会遇到风险，比如有一个建材老板资金短缺了，恰好又需要一批货到工地上，他就会来求仓管员。有时候不是求，是找几个马仔请你喝茶，那就难办了。

时空交错的世纪之交

　　身边是有假人的，等这些人真的犯事消失以后，发现他们的身份和文凭都是捏造的。自从人类有了身份证件以后，捏造和冒用就一直存在。

　　南风窗：这本书的时间跨度大，但章节顺序并未按着时间顺序来写，每个章节有一个（或几个）对应的年份，这样的用意为何？
　　路内：《雾行者》有三四条线的故事，由于情节设置，这些人在某一个时间点上会在不同的地点（隔着几千公里）同时触发某个事件。时间线忽快忽慢，这样的故事很容易写糊掉，主要是失焦，不知道跟着哪个人物行进下去。
　　这当然也符合“雾”的象征，但我还是觉得把故事写扎实一点是小说家的道德。分出时间区块以后，故事可能会缓慢些，好处是能读得懂，长篇的节奏出来了。
　　我选的年份似乎是一种必然。小说有两个结尾，第四章结束在2008年，第五章结束在2007年。我也说不清到底哪个是小说的终局，从时间线上来看，2008似乎是这本书无法跨过的一个坎，那以后发生的事情几乎改变了人们的认知，属于“雾行者”的那个小说里的年代也就过去了。夸张地说，我让那些人物解脱了。
　　南风窗：这本书的空间跨度也很大，以字母代表的城市背后都有一座真實的城市吗？这些城市又是如何随着时代在改变？
　　路内：倒也不是刻意要用字母来标示，小说情节里有这么一段，公司总部是用字母来标示城市的。因此，在第一和第三章里用了字母，但其他位置上又是很具体在写，比如重庆、上海、广州。当然，字母替代的城市会抽象一些，共性更大一些。
　　城市的个性和共性就像人物，两者都会令小说家着迷。试想你写一组人物，如果没有个性，一定很无趣吧，但如果每个人物都拉开巨大差距，你会不会觉得像一个老派的RPG游戏？瘦小的盗贼，火辣的熟女，英俊的剑士，再弄个魔法师和魁梧大汉？那就太低幼了。好的小说仍然要归纳出一些共性，在事物模糊的面目中启动故事。 　　当然，这和过去一些年中国的城市建设方案也有关，同质化，越来越像。我不是做城市规划的，对此没有太大意见，我只想看到那背后的意味，所谓的变化在小说中应该怎样呈现。但是写城市（而不是都市写作）仍然很复杂，中国太大了，比如我写广州那一定没法比广州本城作家写得更好，那种风土气息不是外乡人能轻易切入的。一部分原因是，小说无法视听化，用文字来处理即需要作家全部心力投入，活在那里，说难听点也要死在那里。
　　南风窗：五个章节有五种不同风格，可以讲一讲书写每个章节的构想、风格，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吗？
　　路内：这个说法略显夸张了，风格大体还是统一的。只是第一章使用了很多氛围描写，有点像电影，拍电影的人会特别喜欢第一章的描写方式。第二章是一个短篇素材的合成，用素材构成了长篇的一章，这写法似乎没人用过（不确定），因此显得有点先锋。
　　到最后一章则是故事套故事，又用了一种漫游式的构成。由于前四章的广角多线写法，最后一章不得不拼力跃入第一人称，变成端木云这个人物在讲述自己，似乎他在盘算着怎么写长篇，又似乎是在面对一个好朋友重述过往。
　　我最初的想法，就是立了一個flag，要写一个大长篇，广角式的，但它具体会写成什么样子不敢想。有一个想法是，写出一个层面的年轻人，那当然不是所谓“青春”，但也不敢吹嘘是“一代人”，这个词太大了，中国太大了’做不到，只能写一两个层面。
　　南风窗：几个章节的小标题也都很有意思，小标题背后有什么意涵？
　　路内：第三章“迦楼罗”，是佛教天龙八部之一，一种金翅大鹏鸟，它日吞五百条毒龙，因毒发而亡，死后焚烧，化作一颗琉璃心。第三章写到梅贞这个姑娘，为了给自己的哥哥筹措医药费不得不去做了特殊职业，此后尽管回归到正常生活，但仍不免反复质疑自我。那个自我也许就像迦楼罗吞下的毒龙，最终的琉璃心，很浪漫，但它也是痛苦的。以及还有那些被复仇心驱策的年轻人，很悲哀，本来他们可以过另一种生活的。

关于文学，关于文学青年

　　南风窗：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文学青年”，而书中也一直在探讨文学，文学或文学青年和你书写的那个时代有着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对于你自身又是一种怎样的存在，是自我的内在探索吗？
　　小说无法视听化，用文字来处理即需要作家全部心力投入，活在那里，说难听点也要死在那里。
　　路内：我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被问过一轮，意思是说，你为何要写文学从业者。好像作家不能写作家。这个问题在小说中也出现了，两个青年作者各自写了彼此，被编辑给数落了，认为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
　　我对写作家没有兴趣，但想写写那个年代的文学青年（它和现在所指称的“文艺青年”还是不一样）。他们聊文学的方式，不乏真诚和才气，但终究是极端，没有推论，只有结果。有时候聊着聊着，喝了几口就打起来了。作家不会这样。
　　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文学观，或者他们已经把它当一个世界观来处理？真的去做文化研究会发现，属于他们的核心世界观，当然不再是救亡启蒙，但也还不是拜金主义。这个层面的年轻人受过一点文学教育，或粗浅或前卫，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年代，是文学首先教育了他们，然后他们走出去看世界。也许和现在的年轻人有一点相似，互联网先教育了他们，大数据和淘宝塑造了他们，然后他们接触到现实。
　　那么，这个最初将人塑造成型的世界观，很值得写一写。所谓和现实的碰撞，不就是指这个吗？它既是外向的碰撞，也是内向的探索。
　　南风窗：上次谈到，写长篇小说时作者会被自我杀死。这次你的自我又是以一种怎样的方式“死去”？
　　路内：所谓的“杀死”并不是指肉体意义上的，也不是生病、失眠。有时候，会产生一些神经官能症，比如我听不到别人说什么，反复听一首音乐等，不写长篇的时候不会有这种事，但这些年我一直在写长篇。
　　所谓“杀死”指的是一种“主体”的再造。这说法似乎玄虚，但在人的一生中，无论当不当作家，都会出现类似的局面。例如高考，你准备了多年的事情，念兹在兹，几天之内结束了，结果也不是你可控的，然后你成年了，作为高考生的主体一夜之间消散了，早恋禁令对你失效了。
　　这是只有“人”可能经历的事情，猫猫狗狗哪有这种心理？但我想，也许没有人会关心作家自我的这种变化吧，大家更关心的还是作品够不够好。若是给我一次吐槽的机会，只能说，大长篇写起来挺累的，但是也挺有收获的。确实有时，我们在文学中能够更深地了解到人世，了解到深层的自己，无论长篇短篇，无论是读是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