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要说中国哪几届大学生毕业后出类拔萃的比例最大,应该没有人敢和“老三届”和“新三届”的大学生抢风头。在那个刚刚经历过动荡的年代里,大学生们无比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1977年11月,北京已入初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迎来了“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王彬就是经济学系的一名大学新人。
对于29岁的王彬来说,这个学习机会来之不易,经过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考验,十几年来累积起来的人才爆发,王彬和他的同学成为了幸运的4.8%。同学之间的年龄差距很大,不少人都工作过,有的还结婚生了孩子;有的则是应届。不出二十。
上大学发工资,这在现在看来很不可思议。不过对于“老三届”来说,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本来就有工作,当时的政策是:上大学的,原单位照常发放工资。以王彬为例,他月工资40块钱,吃穿用足够了。其他同学的工资多多少少,大家过得不算紧巴,也不至于“月光”。应届的同学也能拿到11～18块钱不等的补助,何况还有家里接济。大家基本上都衣食无忧,“好好学习”才是他们最重要的事。
整体来说,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活很美好,单纯、向上。正是从那个时代开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社会也更加开放。
抢座位
当年很多同学都是带着梦想来上大学的,他们十分珍惜上大学的机会,想学到更多的知识。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上课、自习。
突然多了这么多学生,学校硬件设施跟不上。首先是食堂,一到吃饭时间,食堂里只能用一个“挤”字来形容,没有位子的同学只能站着端着饭盒吃饭。这是“一抢”。宿舍里面倒是不用抢座位,一问宿舍住7个人,4张上下铺的床两两相对摆放,空一个床铺存放东西,床铺之问则是两张旧桌子,却根本没法学习。因此大家只能上图书馆学习,但图书馆的位置又极有限,去晚了就没有位子,所以也必须抢座位,此为“二抢”。
王彬说,那个年代,校园恋情也是凤毛麟角,即使有,也都非常隐蔽,同学之间的关系非常单纯。
当年的名师
大学教育刚刚从“文革”中复苏过来,一边是对知识的渴望,一边就是增派师资,这是自50年代院系调整以来新的一拨教师流动。王彬有幸见识过许多名师,他们或极具个人魅力、或者谦逊低调、或者阅历丰富。
洪晃之父洪君彦是著名的国家经济专家、美国问题研究学者。1980年,他远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和东亚研究所出任访问学者,此前,他曾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短暂授课。据王彬回忆,每次洪君彦来上课的时候都风度翩翩,有名流风范。除了课上所讲内容非常动人之外,学生们对他登上讲台的动作印象尤为深刻。他上身正直,脚下却非常轻盈地跨步登上讲台,正如学生所说。是“跳着舞步上讲台”的!
另一位名师是傅筑夫。傅筑夫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经济史,著有《中国经济通史》等著作。从50年代初开始,思想改造、肃反、反右,“文革”中他一直是个“运动员”。1978年起,他被调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经济史。王彬回忆起一件趣事。他在读《鲁迅日记》的时候,发现有“傅筑夫来访”的一个记载。一天,王彬看见正要出门的傅筑夫,就跟傅说起了《鲁迅日记》的事情,傅筑夫听后非常激动,立即返回家查阅《鲁迅日记》。后来王彬才知道,傅筑夫20年代在北师大求学期间,认识了鲁迅先生,从鲁迅先生那里得到宝贵的教诲。
还有一位老师,声音特别洪亮,王彬说“像小钢炮似的”,后来一问,才知道那位老师当过兵,这绝技是战争时期在战壕里对敌喊话练出来的。当年闻炮灰,现如今改吃粉笔灰了。
英语升温
现在,学英语、出国是很多大学生的选择,不过这在当年也不算是个时髦的事,这种情况从“老三届”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很多“老三届”80年代学生毕业后去国外留学。此前大学有学英语的、有学俄语的,从这一时期开始,英语升温、俄语降到冰点。出国也多选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
晨读现象在当时也很普遍。为了学好英语,同学们是白天学、晚上学,当时没有收音机,没有随身听,只有学英语的热情。有些人也许发音不标准,甚至是哑巴英语,但“学英语”从此成为中国大学生的必修课。
认识到了学英语的重要性,很多人张罗着出国,也有一些人开始报考研究生。事实上,很多工农兵学员毕业后选择考研究生,那时,考研究生录取率较之大学还要高些,这跟现在也不同。
不过也有因为学英语而耽误其他课程的。有的同学一心学英语,以致学期来考统计学时,由于不熟悉公式运算和概念,最终不及格。王彬说,其实大家的积极性还是很高的,能考5分的绝不愿意考4分,当时可能在学英语上花了太多不必要的时间,毕竟青春有限。
文学热
虽然专业是经济学,但王彬的兴趣逐渐转向文学。大学期间,他就曾多次发表文章。1982年春,王彬大学毕业,被分配至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当老师,后又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任职。酷爱文学的他,在1984年毅然提出调动申请,次年调入鲁迅文学院从事教学及研究工作。
王彬说,文学之于他是一个梦想。过了这么多年,他有时候也觉得当年挽留他的老师说得对——毕竟是经济学系毕业。可是如果再让他选择一次,他仍然会坚守自己的梦想。
1977年11月,北京已入初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迎来了“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王彬就是经济学系的一名大学新人。
对于29岁的王彬来说,这个学习机会来之不易,经过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考验,十几年来累积起来的人才爆发,王彬和他的同学成为了幸运的4.8%。同学之间的年龄差距很大,不少人都工作过,有的还结婚生了孩子;有的则是应届。不出二十。
上大学发工资,这在现在看来很不可思议。不过对于“老三届”来说,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本来就有工作,当时的政策是:上大学的,原单位照常发放工资。以王彬为例,他月工资40块钱,吃穿用足够了。其他同学的工资多多少少,大家过得不算紧巴,也不至于“月光”。应届的同学也能拿到11～18块钱不等的补助,何况还有家里接济。大家基本上都衣食无忧,“好好学习”才是他们最重要的事。
整体来说,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活很美好,单纯、向上。正是从那个时代开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社会也更加开放。
抢座位
当年很多同学都是带着梦想来上大学的,他们十分珍惜上大学的机会,想学到更多的知识。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上课、自习。
突然多了这么多学生,学校硬件设施跟不上。首先是食堂,一到吃饭时间,食堂里只能用一个“挤”字来形容,没有位子的同学只能站着端着饭盒吃饭。这是“一抢”。宿舍里面倒是不用抢座位,一问宿舍住7个人,4张上下铺的床两两相对摆放,空一个床铺存放东西,床铺之问则是两张旧桌子,却根本没法学习。因此大家只能上图书馆学习,但图书馆的位置又极有限,去晚了就没有位子,所以也必须抢座位,此为“二抢”。
王彬说,那个年代,校园恋情也是凤毛麟角,即使有,也都非常隐蔽,同学之间的关系非常单纯。
当年的名师
大学教育刚刚从“文革”中复苏过来,一边是对知识的渴望,一边就是增派师资,这是自50年代院系调整以来新的一拨教师流动。王彬有幸见识过许多名师,他们或极具个人魅力、或者谦逊低调、或者阅历丰富。
洪晃之父洪君彦是著名的国家经济专家、美国问题研究学者。1980年,他远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和东亚研究所出任访问学者,此前,他曾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短暂授课。据王彬回忆,每次洪君彦来上课的时候都风度翩翩,有名流风范。除了课上所讲内容非常动人之外,学生们对他登上讲台的动作印象尤为深刻。他上身正直,脚下却非常轻盈地跨步登上讲台,正如学生所说。是“跳着舞步上讲台”的!
另一位名师是傅筑夫。傅筑夫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经济史,著有《中国经济通史》等著作。从50年代初开始,思想改造、肃反、反右,“文革”中他一直是个“运动员”。1978年起,他被调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经济史。王彬回忆起一件趣事。他在读《鲁迅日记》的时候,发现有“傅筑夫来访”的一个记载。一天,王彬看见正要出门的傅筑夫,就跟傅说起了《鲁迅日记》的事情,傅筑夫听后非常激动,立即返回家查阅《鲁迅日记》。后来王彬才知道,傅筑夫20年代在北师大求学期间,认识了鲁迅先生,从鲁迅先生那里得到宝贵的教诲。
还有一位老师,声音特别洪亮,王彬说“像小钢炮似的”,后来一问,才知道那位老师当过兵,这绝技是战争时期在战壕里对敌喊话练出来的。当年闻炮灰,现如今改吃粉笔灰了。
英语升温
现在,学英语、出国是很多大学生的选择,不过这在当年也不算是个时髦的事,这种情况从“老三届”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很多“老三届”80年代学生毕业后去国外留学。此前大学有学英语的、有学俄语的,从这一时期开始,英语升温、俄语降到冰点。出国也多选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
晨读现象在当时也很普遍。为了学好英语,同学们是白天学、晚上学,当时没有收音机,没有随身听,只有学英语的热情。有些人也许发音不标准,甚至是哑巴英语,但“学英语”从此成为中国大学生的必修课。
认识到了学英语的重要性,很多人张罗着出国,也有一些人开始报考研究生。事实上,很多工农兵学员毕业后选择考研究生,那时,考研究生录取率较之大学还要高些,这跟现在也不同。
不过也有因为学英语而耽误其他课程的。有的同学一心学英语,以致学期来考统计学时,由于不熟悉公式运算和概念,最终不及格。王彬说,其实大家的积极性还是很高的,能考5分的绝不愿意考4分,当时可能在学英语上花了太多不必要的时间,毕竟青春有限。
文学热
虽然专业是经济学,但王彬的兴趣逐渐转向文学。大学期间,他就曾多次发表文章。1982年春,王彬大学毕业,被分配至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当老师,后又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任职。酷爱文学的他,在1984年毅然提出调动申请,次年调入鲁迅文学院从事教学及研究工作。
王彬说,文学之于他是一个梦想。过了这么多年,他有时候也觉得当年挽留他的老师说得对——毕竟是经济学系毕业。可是如果再让他选择一次,他仍然会坚守自己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