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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南档案盘点：
周南，原名庆琏、庆琮，山东曲阜人，著名外交家，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中方代表团团长与中葡关于澳门问题谈判中方代表团团长，有“诗人外交家”之誉。他1927年11月出生于吉林长春，1948年肄业于燕京大学文学院；历任中央外事学校教员，北京外语学院英文部班主任、法文部级主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政治部俘管团内勤组长，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三等秘书、二等秘书，外交部办公厅一科副科长、科长，西亚非洲司科长，驻坦桑尼亚大使馆二等秘书、一等秘书，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一等秘书、参赞，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大使衔），外交部部长助理、副部长，外交学院院长（兼），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等职;系第七、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委员。
两个多小时后，败下阵来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出来，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几乎摔了一个跟头，旁人看得出她有点精神恍惚。周南说：“中国是礼仪之邦，我们对她客气，留了一点面子，大陆的新闻片里没有这个镜头。我在香港看片子，片子里老出现这个镜头。”
当天晚上，回到钓鱼台的撒切尔夫人跟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说，邓小平“这个人谈话实在太厉害了，太不讲情面了。她用的英文是说Cruel，就是‘残酷无情’的意思”。迟缓了一下，周南接着说：“但要说这次谈判一点成果没有，也是不对的。两国领导人会谈的历史意义，在于开启了中英香港谈判的大门。”
采访当中，提及的一些陈年往事，常常叫叙事者感慨不已，回味无穷。香港1997回归中国的事情，最早主动提起的其实不是中国方面，而是英国人。早在1979年，港督麦理浩就到北京，从侧面试探1997年6月新界租约到期后，北京对香港前途要作如何打算。英国方面提出建议，要求北京同意港英当局批出年限超出1997年6月的新界土地契约，此刻北京就不能不提前考虑香港的前途，并给英方明确回应：不行。
此后，邓小平就交付长期负责港澳事务的廖承志会同外交部的相关部门，成立了专门的小组来研究香港问题。周南说，那时公布的叶剑英对台湾的9条主张，也就成了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原则。“1982年1月，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第一次正式使用了‘一国两制’这个名词。他说：解决台湾问题的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义提出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到1982年撒切尔夫人专程到北京，来同邓小平商谈香港前途时，中方已拿定了收回香港的主意。
中方要求英方首先承认中国对香港整个地区的主权，然后进入同中方磋商如何保持香港稳定繁荣与移交主权等技术性问题。英方认为，谈判不应有任何先决条件，主权问题只能作为更广泛、更具体的一揽子交易的一部分，来加以讨论。这样经过第一阶段的5轮、6轮商谈，一直就在这个问题上兜圈子。
“小平同志是1982年9月和撒切尔夫人讲的，两年为期。到了1983年春天，过了六七个月，议程问题还没有解决。”周南说，此后，撒切尔夫人终于在柯利达等人的劝说下召开紧急会议。
1983年3月，撒切尔夫人致函中国总理赵紫阳说：“如果中英两国能够就香港的行政管理达成协议，而这协议既能保证香港今后的繁荣和稳定，又能为中国、为英国议会和港人所接受，我就准备向议会建议，使香港主权回归中国。”比过去的态度总算是有所变化了。中方立即提出了实质性谈判的三项议程：主权的移交，1997年之后的安排和1997年以前的安排。但是英方还是不同意，只同意先讨论1997年前后的安排问题，不同意在议程中出现“交还香港”或“主权移交”一类的字样。这样一来，议程还是僵持在那里。
一天中午，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专门约时任中国外交部主管西欧工作的部长助理周南，到他的官邸共进午餐。周南心想：英国佬可能找我有事谈。果然，吃过饭喝咖啡的时候，柯利达就讲：“我非常着急，正式会谈的议程到现在还没有定下来。你们中方提出的有关‘香港主权的移交’议程，英方是the transfer of sovereignty，我们不能接受。如果用这种表达方式，就等于说我们英方还没有谈判就已经承认了主权必须移交，但实际上移交不移交只能是谈判的结果而不能是谈判的开始。我建议把冠词‘the’改为‘a’，就是a transfer ofsovereignty。”周南一听，便感觉不行，用“a”就很不确定了。
怎么办？周南想了想，说：“英文名词前面可以加冠词，也可以不加冠词，是不是既不要‘the’，也不要‘a’，就叫transfer of sovereignty？”柯利达停顿了一下，说：“文法上是可以的。”随即他与助手商量了一下，说:“可以考虑。”周南果断地说：“那好，就这样吧，反正中文根本没有冠词的问题。”
接受采访时，周南顺手抚摸着小宠物狗的皮毛，又向记者打开了话匣子：“我们开始的说法是‘主权的移交’。我记得第2轮谈判以后，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的邵天任提出意见，说法律上用这字眼不太好，主权本来是属于中国的，英国侵占了香港，不能说主权就归它了。因此他建议改成‘恢复行使主权’，这样更科学。从那以后，我们的说法就改了。开始，小平同志讲话还是‘主权的回归’或‘主权的移交’，后来都改成‘恢复行使主权’。”
之后，周南和柯利达就第二阶段谈判的议程达成了一致意见，决定先谈1997年后的安排，再谈1997年前的安排，最后谈“关于主权移交事宜”。议程问题解决之后，双方商定于7月12日开始，正式举行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第二阶段会谈的第1轮谈判。“谈判在北京台基厂头条3号举行。
会谈的时间和地点本来是保密的，但是来北京采访中英会谈的大批香港记者，一早就守候在英驻华的使馆门口，一看到使馆的车队开出大门，就搭乘出租车穷追不舍。他们为了不被甩掉，不惜出高价要司机闯红灯。会谈地点就这样被记者发现了。中方由姚广任团长，英方由柯利达大使任团长。当时，大致每月举行一轮会谈，每轮会谈时间为两天。姚广在前台，我在后台，我参与了谈判策略的研究和同柯利达进行私下接触和磋商，但是没有正式参加代表团。”
二、“舌战”有时不分台上或台下
1984年的春天似乎来得特别早。1月25日至26日，中英举行了第二阶段的第8轮会谈。此时，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中英双方代表团团长同时易人，中方由外交部部长助理周南接替姚广出任代表团团长；英方由4个月前新任驻华大使伊文思接替柯利达出任代表团团长。
周南回忆说，争取1997年后香港的“最大程度的自治”，是英国深谋远虑的一招，旨在尽可能保持英国对香港的长远影响，只不过借助最大程度的自治，即借助特区政府最大程度地摆脱中央政府的控制和影响这个间接形式，以削弱乃至割断中央与香港的联系，使回归后的香港实际上变成某种独立的政治实体。“这些招数，都被小平同志识破，并一一加以批驳。小平同志指示我们：在主权问题上一分一毫也不能让步，更不要说是一寸。”于是，中方代表坚决地拒绝了“最大程度自治”之类的要求。英方无奈，只得退缩回去。
在谈判中，中国代表提出各国政府可以在未来的香港设领事馆，甚至总领事馆。然而英方代表在一次会议上竟然提出，别国在香港设领事馆，我们英国在香港可以设高级专员公署。对此，周南问伊文思：“英国在英联邦成员国才派这种公署，你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要求，难道要把1997年后的香港变成英联邦成员国或准成员国吗？你能找到任何例子,说明在任何非英联邦国家里英国设高级专员公署吗？”伊文思回答说：“也有，比如在某些国家设商务专员公署。”周南针锋相对地戳穿英方底细：“你这又胡扯了！商务专员是商务处商务专员，商务处是大使馆下面的一个单位，跟高级专员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你这样糊弄我们不行！”最后，伊文思讲不出能说服人的道理，只好理亏地放弃了这个要求。
接受采访时，周南解释说：“他们要求，英国在港不设总领馆，要设高级专员公署，就是High Commission。巴基斯坦是英联邦国家，坦桑尼亚也是英联邦国家，我在这些英联邦国家工作过，知道这个情况。别的国家都叫大使馆，英国在英联邦成员国却设高级专员公署，表示他的特殊地位。实际上他是个大使，但是他不叫大使而叫高级专员。我反驳后，看到当时伊文思跟他旁边的几个代表团成员交头接耳。当时他没料到我们会这样质问他，一下答不出来，只好同意设总领事馆。他们真是只要有空子就想钻。”
1984年4月27日、28日，中英进行第13轮会谈；5月9日、10日，进行第14轮会谈。主要议程是解决前一段正式会谈遗留的问题，讨论香港过渡时期的安排和政权交接问题等。这时中英代表都感到了时间紧迫。
“最后,还有一个大一点的问题，就是在实行‘高度自治’的同时，中央要保留必要的权力。当时首先就提出国防、外交必须由中央直接管理，不包含在‘高度自治’里。既然国防、外交由我们中央掌握，我们就有权驻军。”周南说，对此，英方又是百般抗拒。
在邓小平看来，香港回归后，将在这颗“东方明珠”上空飘扬的不仅是鲜艳的五星红旗，而且也有雄伟的八一军旗。这两面旗帜是中国在香港行使主权的象征，缺一不可。周南回忆说：“我们在会场上跟英方斗争的时候，当中出了一个纰漏。香港一些传媒派了一些女孩子来当记者。这些女孩子很难缠，有的是奉命来摸底的。有的领导没有参加香港问题的谈判，不太熟悉情况，在接受一个记者采访时不经意地回答说：也可以不驻军吧！大概说了这个意思的话。第二天，香港各大报纸头版头条报道：中国的某某领导人讲香港不必驻军，是中国政府的意见。”
这下邓小平火了，他也清楚英国政府企图借此反对中国未来在香港驻军。于是，邓小平利用接见香港记者的机会说：“有人讲,中国在香港可以不驻军，这不能代表中国政府。我们不驻军，怎么能体现主权？为什么中国不能在香港驻军？英国可以驻军，我们恢复了主权反而不能在自己的领土上驻军，天下有这个道理吗？驻军起码是主权的象征吧，连这点权力都没有，那还叫什么恢复行使主权哪？必须要驻军！”邓小平震怒了！
第二天，英国驻华大使伊文思跑到中国外交部，紧急约见周南。他当时神经很紧张地说：“听说，昨天邓小平先生在人民大会堂为驻军问题发了脾气，我们很惊讶。香港人也很不安，我们英国人在港驻军是因为离香港远，你们离得近，就不要驻军了……”周南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对英大使进行了驳斥说：“你有什么惊讶的！我们在谈判中一直在讲要驻军，这是恢复行使主权。国防要中央管，就必须在香港驻军。你回去后就说，中国这个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没有谈判的余地，不要另打算盘！”伊文思讨个没趣，灰溜溜地走了。
接受采访时，周南说：“在小平同志公开发火之后，英方态度才暂时有了收敛。”周南感叹，真可谓是“文王一怒而安天下”！
“我说，这是最后的方案，如果你们还不接受，那我们就撤回方案。由此产生的后果，就由你们来承担了——我们给他施加点压力。据他们记载，他回去马上向杰弗里·豪外长汇报，杰弗里·豪就带上尤德港督，和柯利达几个到钓鱼台。7月份，就是比现在还热的时候，在一个树底下去密商。为什么呢？他们害怕钓鱼台里面安了窃听器。后来请示，他们多数意见认为，这是最后底牌，不能再拖了。但是尤德不同意，但是他是少数。”
随即，柯利达回到英国驻华大使馆，起草发给撒切尔夫人的电报，说明了周南的提议，建议她授权杰弗里·豪外长以此为基础，与中国领导人会谈。傍晚，当吴学谦在钓鱼台为杰弗里·豪举行宴会时，首相复电到达，同意按柯利达的意见办，让杰弗里·豪外长全权处理,以取得最好的结果。
7月29日上午，吴学谦与杰弗里·豪继续会谈。在联合委员会问题上，吴学谦采纳了英方提出的多数意见，将其易名为“中英联合联络小组”；明确规定它是“一个联络机构，并不是一个权力机构，完全不参与香港或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管理，也不对其进行监督。它不会成为特区政府的前身”。
当天下午，伊文思和周南及其他谈判代表团成员举行会议，磋商协议文本，商定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事宜等。魏德巍和弗雷德·布柔斯与周南讨论协议主体部分的措词，一直到晚饭时才结束。
7月31日上午近10时，刚从北戴河休养返回北京的邓小平来到人民大会堂，陪同他接见英国客人的有姬鹏飞、周南和中国新任驻英大使陈肇源。在中英香港问题谈判中脱颖而出的优秀译员张幼云( 前驻英国大使馆的政务参赞、劳动部国际合作司司长、日内瓦国际劳工总部女工顾问) 担任主翻译。周南今天还记得，当时邓小平当着中外记者的面，向杰弗里·豪展示自己晒黑了的皮肤，风趣地说:“你看我都变成非洲人了。大臣阁下，他也辛苦了！这次双方谈得很好，我很高兴。感谢你在解决香港问题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也感谢撒切尔夫人的关切。”
杰弗里·豪向邓小平表示，英国政府愿意与中方合作，以保证香港在今后13年里继续繁荣和稳定。邓小平与杰弗里·豪的会谈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期间，邓小平还对陪同杰弗里.豪参加会见的英方阵容颇感兴感，并开玩笑说，我被王国的这么多爵士包围了。杰弗里·豪回应,英中会谈如果没有周南,就会像“没有茅台酒的宴会”。
会见结束后，杰弗里.豪稍事休息，就前往首都机场。周南和外交部部长助理齐怀远为他送行。在机场，周南等人被记者团团围住，询问中英会谈进展。齐怀远回答：“主要问题已经解决，但还有一些工作要做。”胜券在握的周南则脱口吟出一句陆游《游山西村》中的名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个中详情均在此中，再不需备述矣! 他含蓄地点明了中英谈判业已取得的重大进展。
8月8日、9日，中英进行第20轮会谈。这轮会谈结束，周南对众多的港澳、大陆记者发表谈话时，满怀喜悦地引用李白《早发白帝城》的名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来形容当时的谈判形势。随后，中英谈判代表团各自抽调人马，以中方鲁平、英方麦若彬牵头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工作小组，专门研究土地出售、民航着陆权等尚待解决的问题。
随后，邓小平、李先念笑容满面地走到撒切尔夫人身前，举起香槟酒向她表示祝贺。周南注意到，撒切尔夫人也举杯共祝，并与邓小平相约1997年届时到香港出席交接庆典。
紧接着，周南马不停蹄，又率团参加了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香港问题的解决为澳门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良好范例。有了与英国人谈判的成功经验，周南与鲁伊·梅迪纳大使的谈判，就如“三月轻舟下扬州”，一帆风顺了。
1989年春夏之交，国内发生的“政治风波”和其后发生的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使英国政府的态度又发生了变化。他们错误地判断中国形势，认为“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政府支持不到1997年”，企图推翻中英协议。1992年，英国政府派彭定康出任香港总督。早在两年前，周南被派驻香港，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的前身)社长。
周南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彭定康上任伊始就单方面抛出了违反中英协议的所谓“政改方案”，把双方已同意的未来“立法会”的间接选举议席，都改为变相的直选议席，把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改为立法为主的政治体制，其目的就是要通过控制立法会来操纵未来的香港政局，在1997年后搞“没有英国人的英国统治”。一旦有机会，还可以实现其搞“香港独立”的梦想。英国还策动其他西方反华势力及其在港代理人不断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他们还企图与台湾和西藏反华势力拉关系来分裂中国。
这种图谋被邓小平一眼看破，及时指出英国是以搞“政治民主化”入手，妄图在回归后延续其对香港的管制。他告诫周南等人：对英国人一点都软不得，对他们背信弃义的做法，必须坚决顶住，决不能让步。“如果他们一意孤行，我们就另起炉灶。我过去讲的必要时在另外的时间，采取另外的方式收回香港的话，今天仍然有效。”邓小平又一次在关键时刻做出了关键性指示。
面对逆流，以周南为首的新华分社，坚决贯彻邓小平和中央的指示，进行了大量艰苦的工作，白天要开展对外斗争，处理各种事务，夜间经常被紧急电报和突发事件“打扰”，工作的紧张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但周南说，那时大家在一起工作很愉快，很团结，因为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为香港顺利回归而奋斗是大家的共同目标。
惯于“留辫子”的英国人，没有一天不在找麻烦。但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周南的背后是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是早已站起来的伟大人民，他对香港前景充满乐观与信心。周南不止一次地向香港同胞表示：不管有多大风浪，我们完全有决心、有能力最终排除一切干扰，实现香港的平稳过渡。他用最明确的语言告诉那些心存侥幸的英国人:“基本法和中英已达成的协议必须严格执行，一个字都不能改! ”周南曾发自肺腑地告诉香港传媒界：“我们和香港居民一样，都不愿看到未来几年香港在中英对抗中渡过。大家都希望能够安居乐业，维护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实现平稳过渡。”“但是人家要选择对抗，我们不得不作出坚定的回应。这叫做实逼如此，有什么办法呢? ”“英方蛮干到底，中方只好奉陪到底，除了‘另起炉灶’，别无他法……”
针对某些英国人的无耻狡辩，鼓噪什么中英两国外长交换信件不是外交协议，没有约束力时，周南不禁大怒：“这简直是不顾起码的外交常识，完全不讲信义。如果你们外长签署的协议都可推翻，那么两国政府首脑签署的联合声明还算数不算数呢? 还有没有‘约束力’呢?”
1993年2月上旬，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和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周南,在广州先后分10批会见并听取37位港事顾问关于香港政制及过渡期其他事务的意见。一些港事顾问建议，中方一旦确定无法与英方合作，便应尽快成立一个组织，为特别行政区首届政府作筹谋。这个组织除了处理政制问题外，还应同时处理涉及过渡期的其他问题，包括审批公约和专营权在1997年后是否继续有效，审核香港现有法律哪一些违反基本法等。这个组织只具有咨询性质。香港工商专业联会主席罗康瑞称这个组织为“负责政权移交的计划委员会”，希望这个委员会制定工作报告，在1996年交给届时已成立的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中规定，1996 年全国人大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决定及执行。
2月7日，新香港联盟创会会员罗德丞说，他也赞成尽快成立该委员会，地点最好在香港，若英方不合作，可改在深圳。他认为，这个组织必须要有中方人士参与，因为处理过渡期工作是中方的“责任”，而并非干预。在会见过程中，鲁平和周南要求罗德丞返回香港后更详细地研究该组织的具体组成及功能。
3月中旬，全国“两会”召开。香港地区全国人大代表李伟庭进一步建议，为了保证1997年平稳过渡，中央政府应考虑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工作咨询委员会。在会议中，广东省代表团提出了建议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的预备工作委员会的议案。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审议了这个议案。
经过3个多月的酝酿，7月2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的决定。决定说，该委员会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机构，其职责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前，为1997年我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实现平稳过渡，进行各项有关准备工作。钱其琛担任预委会主任，安子介、霍英东、鲁平、周南等任副主任。
1995年12月28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经过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筹委会共150名成员。预委会成员基本上都加入了筹委会，保证了工作的连续性。周南是筹委会副主任委员之一。周南说：筹委会比预委会中的香港代表几乎增加了10个百分点，反映了在最后进入具体筹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阶段时，贯彻了面向港人、依靠港人和吸引更多港人参与特区具体筹备工作的既定方针，为1997年后“港人治港”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且代表的广泛性远远超过了预委会，照顾到了香港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阶层和各个界别。
筹委会的成立，宣告预委会的使命圆满完成，标志着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工作进入具体落实阶段。筹委会在筹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的同时，也加紧制订香港特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的产生办法。周南说，与预委会不同，筹委会不仅是一个工作机构，而且是一个权力机构。它肩负着筹组第一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及筹备其他有关事宜的重大历史使命。
董建华当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临时立法会成立、首届特区政府的主要官员产生……周南都一一见证。
五、一天两度泪洒灵堂的内情
周南说:“在那些年代中，小平同志最关注并一直亲自领导解决的问题，一个是改革开放，另一个就是香港问题。应该说解决香港问题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是在他的亲自领导下解决的。小平多次讲，香港回归后我哪怕坐轮椅也要到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
1992年初春，邓小平南巡到深圳，周南特地从香港赶去拜见他，并向他表示：“香港同胞都热切期待着你老人家在1997年到香港走走看看，和大家一同庆祝回归。”听罢，邓小平连连说：“好，好，还要继续奋斗呀！”
“没想到在距离香港回归只有几个月的时候，他老人家突然与世长辞了。如果能多活一两年，亲眼目睹香港回归的盛况，那就更圆满了。”说到这里，周南声音低沉了下去，满脸的哀伤和遗憾……
“之前,我们听说小平同志病重了，估计他未必能来香港参加回归庆典，”周南说。1997年2月19日晚上，突然接到邓小平去世的噩耗，大家都泣不成声。紧接着，新华社香港分社召开会议，布置设灵堂，安排吊唁活动。2月20日清晨起,新华社香港分社下半旗志哀，所设灵堂开始接待前来吊唁的香港各界人士和在港外国友人。
来吊唁的市民均显得非常哀痛，令在场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在灵堂开放的当天两度当场洒泪：第一次是上午，一位身材魁梧的男子在邓小平遗像前非常激动，又跪又拜，周南已受其感染，忍不住落泪，需要进内堂休息。而下午，又有一位行动不便的老伯，撑着拐杖，一拐一拐地走到灵堂，并跪下向邓的遗像叩首，周南受其诚所感，再度双目含泪，趋前安慰这位老人家。
周南回忆说，那些天大家天天守灵，亲眼看到香港同胞扶老携幼，从早到晚一连几天排着长队，到新华社香港分社来吊唁小平同志。许多人一进门就跪倒在地，嚎啕大哭，表达他们对小平同志的衷心爱戴。那种震撼人心的场景在香港历史上十分罕见，真是刻骨铭心，令人难以忘怀。“所幸的是，小平同志的‘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终于在1997年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1997年6月30日17时28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乘坐的两架国航波音747专机徐徐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江泽民满面笑容地走出机舱，频频挥手向前来欢迎的人们致意。周南与先期到达香港的代表团成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及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等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和香港各界代表数百人，冒雨热烈欢迎代表团的到来。那情景历历在目，周南说：“香港群众手持鲜花,不断地欢呼着。江泽民等同志也不断地向人们招手致意,这更激发人们的欢呼声。气氛很热烈的！”
当日午夜，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晶莹亮丽，5楼大会堂灯火辉煌——政权交接仪式在这里隆重举行。眼前，鲜艳的旗帜在升起；耳畔，雄壮的国歌在回荡。嘉宾席上的周南仰视着五星红旗，聆听着国歌，心情十分激动……是呀，为了这一刻，炎黄子孙整整等待了一个半世纪；为了这一刻，中华民族梦牵魂萦，把双眼望穿。
全场沸腾了，周南和许多人一样眼睛里噙满激动的泪花，雷鸣般的掌声在大会堂久久激荡……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谈判任首席，折冲供趋走”，前后十余载，那段难忘岁月让周南与邓小平有过比较多的接触，也使他对这位伟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小平同志对一切复杂事物都能看得深、看得准、看得透、看得远，观察事物的高度洞察力和高度预见性，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在谈判的每一个关键问题上，小平同志都非常精辟、明确、简单、扼要地给予指示，一下子就抓到了要点。香港的顺利回归，一是由于我国国力强大，二是由于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英明构想的指导。”
1974年4月10日下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表完一番气势恢弘的讲话后，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各国代表纷纷来到中国代表团席位前，对邓小平表示祝贺，并热情地与他握手拥抱。邓小平敏锐的思想、果断的作风、犀利的言辞，给在场每一个人都留下难忘的印象。
周南回忆说：“正是这次在联大的发言，让我和小平同志有了第一次直接接触。”1974年，邓小平刚刚复出，毛泽东主席决定派他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联大特别会议。当时周南正在联合国工作。邓小平让时任外长乔冠华准备讲话稿，乔冠华就叫上周南和外交部一个主管部门的同志，一起去见刚从江西回来的邓小平。
在北京阜成门外一间不大的小楼里，周南见到了面容慈祥、衣着朴素的邓小平。他穿双旧布鞋，叼着烟卷，踱着方步，一边走一边说：“这次我去不光要讲经济问题，还要讲一讲主席‘三个世界’的思想。核心的问题还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要把这个思想讲透。”
当天晚上，乔冠华和周南就“一边抽着烟，一边喝着茅台，还吃着花生”，研究邓的发言稿到凌晨，并理出一个思路。第二天，乔冠华找外交部的有关人员按照这个思路写成稿子送到邓小平办公室。
过了一两天，邓小平就召集乔冠华和周南等几个有关人员，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讨论稿子。“小平同志穿了双布鞋，抽着烟，抽的烟是普通熊猫牌。乔冠华也抽烟，555牌的，那是好烟。小平同志看了他几眼，后来憋不住了，说：‘老乔你抽的是什么烟？好烟啊，拿出来大家共一共嘛。’大家都笑了。”周南回忆说：“小平同志拿起稿子对我们讲：‘这稿子我看了，大体还是可以用的，但是还有个缺点。就是缺少一段话，缺少一个思想。’要讲什么呢？他一面抽着烟，站起来缓缓地踱着步子说，‘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什么叫超级大国？超级大国就是到处对别国进行侵略、干涉、控制、颠覆和掠夺，谋求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这段话很精彩，充分表现了我们的决心和诚意。我们把小平同志的这段话记录下来，几乎没动，就作为讲话的结束语。”
这个讲话稿，按照邓小平的指示修改后，送给毛泽东主席审阅，被批上了“好，赞同”几个大字。“小平同志做了近30分钟的发言。他的讲话，字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当时，我在会场。小平同志讲到最后那一段话时，会场响起非常热烈的掌声。小平同志讲完回到座位上，很多国家代表排着队去和他握手，表示赞扬和祝贺，就象当年恢复合法席位后中国第一次进入联合国时的那种情景。”
六、扑朔迷离与柳暗花明之间的交锋
1986年6月30日至7月1日，中国和葡萄牙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关于澳门问题的第1轮外交谈判。在会谈刚开始的时候，中国代表团团长周南就引用了唐诗佳句“潮落江平未有风，兰舟共济与君同”，来作为谈判的开场白，比喻中葡双方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将在和平友好的平静气氛中进行，谈判双方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同舟共济的友好协商关系。当双方的代表团成员步出谈判大厅时，等候已久的中外记者们停止了相互之间打发时间式的谈论，纷纷将目光聚焦到代表们的面部，想从中窥视出谈判结果。令人欣喜的是，葡萄牙代表团团长鲁伊·梅迪纳脸上堆满笑容，不断地向面前的记者频频招手，给人的感觉仿佛他并不是在进行一场严肃谈判，而是在进行一次友好访问。
根据双方事先商定的时间，9月9日至9月10日，第2轮会谈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有趣的是:因为在第一轮谈判中，中国代表团团长周南借用了唐人的诗句来比喻谈判，而当时有不少外国记者都无法理解其中的准确含义，所以前来进行第二轮会谈采访的记者们都将《唐诗三百首》带在身上，准备随时查阅，以便能够搞懂周南说话的真正含义。但出乎记者们预料的是，周南此次会谈并没有引用唐诗，而是会谈开始之前，在谈判席上借用了晋代画家顾恺之喜欢倒啖甘蔗的典故，来形象地概括中葡会谈的进展和形势，意思是会谈仿佛从头部到根部倒吃甘蔗那样，越吃越甜，在这个阶段已经“渐入佳境”了。
周南借用这个典故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双方团长第一天见面时非常热情，两位团长一见面相互热烈拥抱，比起第一轮谈判时仅以热烈握手来表示礼节，感情上则更进了一步，显示出双方关系的融洽以及谈判确实有了明显进展。与此同时，葡萄牙代表团又接受了中国代表团的邀请，到山东进行游览和参观。
其实，周南的祖籍是山东曲阜。“我们家，是在祖父那一辈，因为闹饥荒才逃到东北去的，最先落脚是在辽宁，时间大概是在清末。就象《红旗谱》里的朱老忠一样。”周南说，以前那么多年，他其实很早就想回老家看一看的，但年轻的时候上学、闹革命，工作后又长期在国外工作，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时间。“我们与葡萄牙政府进行澳门问题谈判时，为了缓解谈判的紧张情绪，每谈一轮,我尽可能领着葡萄牙人到中国的一个地方转一转，一边旅游,一边顺便通过私下接触就一些问题进行磋商。”借这个机会，周南才第一次踏上了祖籍的土地。
“当时，我领着葡萄牙人上了泰山，看了曲阜。对于故乡深厚的文化底蕴，我虽然早就知晓，但在亲眼目睹之后，依然颇感震撼。”周南说，中国最早的史书《春秋》，写的就是鲁史；中国最早的外交家晏子，则是齐国人——因此，自古以来，齐鲁大地就是文化之邦、礼仪之乡，外国人应该品味品味。
第二轮谈判结果仍然如人们事前预料的那样顺利，尽管双方的会谈是以“保密”方式进行的，然而会谈之后的新闻公报却对此作了愉快的报道:“双方在友好融洽的气氛中,就各项议程的实质性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取得了进展。”
天高云淡，秋风送爽。10月21日至22日，中葡双方继续在北京举行了第3轮会谈。周南在会谈进行之前，又引用了唐代刘禹锡“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来暗喻会谈将会有突破性的进展。同时，周南还极力赞赏北京的秋天是“黄金季节”、“成熟的季节”，暗示这轮会谈将会有丰富的收获。
第3轮会谈不仅气氛是友好融洽的，而且在实质性的问题上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取得了广泛的一致。到此为止，中葡双方关于解决澳门问题的谈判算是告一段落，谈判的第一阶段顺利结束。从第一阶段的3轮会谈所发表的新闻公报来看，中葡双方都强调了会谈的气氛是友好和融洽的，双方对会谈的结果均表示满意，中葡双方的谈判代表在会谈前前后后也时常表现出合拍和契合的迹象，还流露出轻松愉快的神色。这一切，似乎让人感觉到:中葡关于解决澳门问题的谈判是风平浪静、波澜不惊。然而，后来的情况并非完全如此！
这年11月17日，周南应邀访问葡萄牙。虽然葡萄牙外交部通过新闻媒体一再向外界强调这次访问是属于礼节性的，不过由于周南既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同时又身兼了中葡澳门问题谈判代表团的中方团长，所以他在谈判期间出访葡萄牙，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外界的广泛注意和重视。从形式上看，周南在出访葡萄牙期间，确实受到葡萄牙方面隆重的礼遇和热情欢迎。比如葡萄牙总统、总理和外交部长先后都与周南进行了会晤。
然而，不久，葡萄牙周刊《快报》就发表文章披露说，葡国外交部长认为葡中双方在关于移交澳门的日期问题和居住在澳门居民的国籍问题上出现了分歧。紧接着，在葡萄牙处于执政地位的社会民主党对移交的日期问题表示了态度，该党的发言人公开向新闻界说，葡萄牙难以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00年之前收回澳门管治权的立场，并且提出了葡萄牙的要求——在2017年将澳门移交给中国最为合适。与此同时，葡萄牙国内也出现了将澳门的管治权移交日期拖到21世纪的种种言论，有人主张2003年移交，也有人赞成2007年移交。一时间，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狂言四起。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1986年12月31日,对此表示了明确态度：“在2000年前收回澳门是中国政府和包括澳门同胞在内的10亿中国人民不可动摇的坚定立场和强烈愿望，任何超越2000年后交回澳门的主张都是不能接受的。”
由于中国政府表明了坚决的态度和立场，1987年1月6日，葡萄牙国务会议经过长达四个半小时的讨论之后，原则上同意中国于1999年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葡国方面于1987年1月20日正式向中国方面转达了葡萄牙国务会议的意见。
3月18日，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第4轮会谈第1次会议仍然是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会议刚刚开始时，周南恢复了他原有的风趣和幽默。周南以相当轻松的语调，用天气为话题，妙趣横生地做了开场白。他说道：北京的天气现在已经是春回大地了，他家门口的两棵桃树，一棵含苞待放，另一棵已经开花了，接踵而至的便会是万紫千红，春色满园。周南的这番风趣而又意味深长的话语，巧妙地预示了目前中葡会谈时的转机。
那么，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会谈,是不是就真的会如同周南家门前的那棵“含苞待放”的桃树？而且会谈的前景是不是就真的象另一棵桃树那样开花并在不久的将来出现万紫千红的局面？周南接下去的比喻显然对此抱有信心，他以自己的戒烟来说明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周南引用了中国古代大哲学家老子的一句名言“不见可欲则心不乱”，又将这句话改作“常见可欲则心不乱”，以此来表示他本人对眼下谈判是有毅力和耐心的。
相对前3轮会谈来说，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第4轮会谈,可以称得上是既柳暗花明又扑朔迷离。会谈的气氛并不是十分轻松的。当时，外界人士纷纷进行了种种揣度和推测，认为问题可能是出在“国籍”上，因为第3轮会谈最为复杂而且也是中葡双方要解决的最后问题,便是有关国籍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中国方面早已表示出明确态度：不允许澳门居民有双重国籍。但是，葡萄牙方面却以维护葡国“尊严”和维护葡国护照持有人的利益为理由，三番五次地强调要容许澳门居民有权获得双重国籍。
正因为双方在这个国际问题上立场相距甚远，难以在一时达到共识，所以这个问题导致了会谈呈现出比较复杂的局面，因而会谈被迫在3月21日和3月22日停顿了整整两天。正当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国籍问题有了一些转机。在两天的停顿时间里，周南和葡萄牙代表团团长梅迪纳曾私下里进行了磋商，于是3月23日上午9点会谈又重新举行。在恢复会谈后，中国方面并没有在国籍问题上作出让步，实际上葡国方面在某些问题上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态度，比葡方原先的设想退了一步。
另外，中葡在会谈中还遇到了另一问题：葡萄牙方面极力希望澳门能够加入“联合国文物保护组织”，这样可以使葡萄牙在澳门的文物今后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保护；葡方还在保护澳门的文化传统、语言、文字、宗教活动等方面，表示出了十分强烈的愿望。中国方面对于葡萄牙方面提出的这些要求，本着既尊重历史又尊重现实的态度，在这一点上作出适当和合理的让步。
由于中葡双方谈判代表的共同努力和求同存异，在重新举行的会谈中，经过反复磋商，双方终于取得了共识，并最后达成了协议。1987年3月26日上午11时整，中国代表团团长周南和葡萄牙代表团团长梅迪纳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草签了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
4日13日上午11时30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隆重举行正式签字仪式。在庄严而又融洽的气氛中，两国政府总理在《联合声明》上签了字，相互交换了《联合声明》的文本，并且热情地握手。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灯火交相辉映的大厅里瞬间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周南说：“1988年1月15日，中葡两国在北京相互交换了《联合声明》的批准书，中葡联合声明正式生效,澳门从此进入了回归中国的过渡期。”
1999年12月20日，离别祖国446年之后的澳门如期回归祖国。在这一天，已经离休一年半的周南喜不自禁，提笔以诗寄情……
七、自战火纷飞的朝鲜前线到没有硝烟的外交战线
1959年2月21日晚，周南被召至中南海颐年堂，因毛泽东马上要会见喀麦隆人民联盟代表让·保罗·桑德以及几内亚、肯尼亚、马达加斯加的青年代表。周南以外交部西亚非洲司科长的身份，与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团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一起陪见。毛泽东在非洲客人到达之前从颐年堂里间慢步踱出，陈毅、胡耀邦等纷纷起立。毛泽东挨个问大家姓甚名谁，何方人氏。轮到周南自报家门时，陈毅插话说：“周南，召（Shào）南，诗唱周南第一章么！”（采访时，周南解释说：《召南》是《诗经》第二章的题目）
此时，毛泽东心致颇高，随口念出一句古诗，然后问周南：“那你是河南洛阳那一带的人氏罗？”待周南作出否定的回答之后,毛泽东一笑释然:“噢，那就不相干了。”
1927年，周南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自幼聪明好学。采访中，记者才得知周南其实并不姓周，而是姓高，原名叫庆琏，因为“琏”与“琳”读音相近，初中时家里人又给他改名庆琮。
1944年，17岁的周南考入著名的北大文学院，1945年又转入燕京大学主修西洋文学，1946年加入北平地下党，是该校的3人小组成员之一，并担任地下团组织民主青年协会执委会主席。他先后参加了“抗议美军暴行(沈崇事件)”和“反饥饿、反内战”等学运的组织工作。那时入党必须有一个假名，当时非常痴迷古诗的高庆琮，就把《诗经》第一章的题目名字《周南》改作了自己的名字，从此沿用至今。而今他的两个子女，也都一直沿用了周姓。
1948年暑期，组织上派周南到沧县泊头的华北局城工部参加学习班汇报工作，研究下一步如何开展学运和怎样迎接解放的问题。一个月后，学习班结束，吃过送行饭，次日准备回北平。这时，党组织获得内线情报，周南已被列入国民党拟定的“职业学生”黑名单，准备逮捕。不久，他被派往新设在河北省获鹿县的华北军政大学附属中央外事学校。当时，没有任何交通工具，20岁出头的周南怀揣组织上开的路条，从沧县泊头步行来到叶剑英担任校长的华北军政大学。他被安排到中央外事学校，与著名的国际友人马海德、柯鲁克、伊莎白等共事。北平和平解放时，周南参加了入城式，并参加了开国大典。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9月28日，美军部队逼近三八线。10月7日，美军大举越过三八线，向平壤推进。10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介入朝鲜战争。10月19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率先从安东（今丹东）、河口（即宽甸县长甸镇河口）、辑安（今集安）等多处地点，秘密渡过鸭绿江入朝作战。
“风掣红旗过绿江，高歌彻夜月苍黄。”（《初渡鸭绿江》）1950年秋，新婚之夜，时任北京外国语学校法文部级主任的周南匆匆告别新婚娘子黄过，随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管理团政委韩念龙将军北上，去了战火纷飞的朝鲜。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坐了好一阵子闷罐火车的周南跨过冰天雪地的鸭绿江。周南这样写道：“50年援朝军兴，时婚后甫一日，投笔振袂，慷慨就道，夤夜渡江，冰坚三尺，积雪没胫。”
在志愿军俘虏管理团，周南是内勤组组长，任务就是用英语给当了俘虏的美国大兵上政治课。
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后，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管理团政委的韩念龙接到电报，令他近期回北京。原来，时值中国与巴基斯坦建交，确定韩念龙任驻巴基斯坦大使。这时，韩念龙考虑到俘管团内勤组组长周南各方面表现不错，便决定周南随他去巴基斯坦负责秘书和交际工作。“我们去了以后，巴基斯坦要派第一任驻华大使。派出之前的一天，巴基斯坦的礼宾司司长坐在汽车里跟韩念龙聊天，他不知从哪儿得来的消息，说印度潘尼迦大使是向毛泽东主席呈递国书的，我们这位大使，有人说是要安排向朱德副主席呈递国书。这个不合适，还是换毛泽东主席吧。韩念龙不知原委，当场就答复了一句：根据我们法律上规定，主席不在的时候，副主席照样可以代表国家接受外国驻华大使呈递的国书。这没什么差别。随后，他发了封电报，告诉国内。隔了一两天，一封电报来了，严厉地批评韩念龙，说这么大的问题，不请示，不报告，随便回答，应该作深刻检讨，而且要在全馆随员以上的外交官面前检讨。署名是周恩来。这次给大家的震动很大。因为印巴正在闹矛盾，从政治上考虑，我们应该平等对待。后来，巴基斯坦第一任驻华大使罗查来了，果然不是朱老总，而是毛主席接受他递交的国书。随着中巴友谊进一步发展，说明周总理是很有远见的。”周南笑言，在巴基斯坦那几年，应该算作我的“外交学徒”生涯——因为大家都是第一次接触外交，外交到底怎么干，一开始大家都很茫然。“在巴基斯坦，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外交授权有限’，要提高纪律性，不能随便讲话，要多请示，多报告。”
1955年，周南因病从巴基斯坦回国，被分配到外交部办公厅工作。“刚去的时候我担任秘书处翻译科副科长，负责编辑外交部内部业务交流刊物和管理口、笔译译员的工作。后来，我在西亚科当科长。那时西亚事务不多，我记得只有一个叙利亚是建交国，就管这一个使馆。所以，我在西亚科里主要就搞些研究。这段时间受到锻炼的是一些领导人出访要我随访，从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1957年3月，中央派聂荣臻元帅当特使出访加纳，要我去，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聂帅——我帮他读报，做一些翻译工作。”
1958年2月11日，毛泽东免去周恩来兼任的外交部长职务，任命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兼任外交部长。周南记得陈毅上任那天，科级以上干部到外交部礼堂开会。在会上，陈毅对大家说：“毛主席让我当外交部长，我这个人讲话容易走火，我说不搞，但还是一定要我干，那我就搞吧。这是党对我的莫大信任。但是，同志哥哟！你们可要记住，巴黎和会上克里蒙梭逼着顾维钧签字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是代表站起来的伟大的中国人民的，谁想再欺侮我们，都要坚决顶回去！莫要学李鸿章，也莫要学法门寺里的那个贾桂，在洋大人面前奴颜婢膝,总象是矮了一截，挺不起腰杆子。”“我们继承的烂摊子,是100多年内忧外患造成的。我们这一代人要树立个雄心壮志，使伟大的中华民族重新富强起来！叫做人穷志不短。古人说,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么！”周南回忆说，陈毅挥洒自如地讲了一些话，鼓励了大家一通。
“那次代表团成员召集会开得很晚，一直开到凌晨3时。快12点了，每人吃了碗热气腾腾的肉丝面，吃完继续开会。那次，周总理从头到尾一件事一件事地问：多少人啊，住什么房子啊，什么飞机啊，沿途情况怎么样啊，问得很细。”在周南印象中，周总理在外交上挥洒自如，对国际问题了如指掌，“五项原则也是他提出来的。在重大方针的掌握上很有分寸，在待人接物上又十分细致周到。有一次在北京饭店举行一个招待会，宴会还没有开始，中国方面一位相当级别的干部在走廊上让周总理碰见了。这位干部当时穿的是中山装，风纪扣敞着。周总理见着他就训了一通：你这是个什么样子！客人看到你，觉得你蔑视人家，不尊重人家。后来大家在这方面也都很注意”。
“那时候‘文革’还没完，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去联合国的时候，都穿着中山装而不是西装。”中国代表团初次进入联大那一整天，大会正常议程被打断了——不少国家的代表团上台致辞欢迎，“有的讲得很热情，说中国早就应该进来了；有的讲没有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进来，联合国不成其为联合国。这一天，后来成为联合国的‘中国日’”。
刚到联合国，中国代表团连议事规则都不熟，而在联合国打程序战又很重要，往往实质问题就是从程序上反映出来的。因此，中国代表团开始打的是遭遇战，有点“打乱仗”的味道，难免出点差错。“有个关于中东问题的决议案要唱名表决，专门委员会主席按照国家英文首字母的顺序一个一个地叫。我们出席会议的代表当时比较紧张，叫到乍得(Chad)的时候，他没听清楚，以为是叫China，就答了一声Yes。结果出了差错，只得去解释、纠正。结果第二天，纽约亲国民党的报刊登出大标题报道，说中共代表‘大摆乌龙’。‘大摆乌龙’是广东话，就是闹笑话、搞错了的意思。但我始终闹不清楚这个词的来源。后来在香港，我问霍英东，你们广东人老讲‘摆乌龙’，黑色的龙跟闹笑话、做错事有什么关系？他想了半天，说‘乌龙’恐怕是从英文Wrong来的，是‘错误’嘛！”
“我们参加联合国以后，外交局面打开了，不少国家纷纷要同我们发展关系。我在那个时期，除日常会务外，大量的工作就是参与建交谈判。因此，参加联合国是中国外交局面开拓的一个分水岭。那一段时期，联合国的斗争还是很有成效的。我们联合第三世界国家，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对遏制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起了一些作用，对促进一些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也起了一些作用。1981年联合国选举秘书长，我们支持非洲坦桑尼亚人萨利姆。但美国拼命否决，一定要一个西方人当秘书长。我们也针锋相对，美国提的人要表决，也一样否决。这样来来回回搞了十来次。有一次安理会开会，坐在旁边席位上的一位美国参赞捅了我一下，说你们要否决到什么时候为止啊？我说你们否决我们提的人到什么时候，我们也否决你们到什么时候。就这样，双方长期相持不下。最后，有人从中调停，说是不是可以妥协一下，既不要西方的，也不要非洲的，找个拉美的，拉美也是第三世界嘛。就这样，德奎利亚尔才出来，当上了联合国秘书长。”周南说，那一个时期，美国已经失去了对联合国的控制和操纵能力，中国加入联合国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标志。
周南和他的同事们，把当年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话铭记在心。周南在自己所处理的复杂的国际问题上，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为贯彻党的外交路线，加强国际合作；为维护第三世界国家利益、促进世界和平进行了不懈努力和斗争。在联合国这个国际大家庭的讲坛上，他主持公道，伸张正义。中国代表团推进联合国通过了支持朝鲜和平统一、支持南非人民反对种族歧视、支持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的反对侵略和收复失地的斗争、支持巴拿马收回运河等一系列维护第三世界利益的决议，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正义做出了应有贡献。
对于搞外交的人来说，联合国提供了一个多边外交的大舞台，又是一个锻炼外交官的大学校。“国际上的重大事件、各个地区的热点问题，只要一发生，都要反映到联合国里来。这就要求你逐渐熟悉国际问题的各个方面、国际形势的全局和所有的重点问题。情况逼迫着外交官不能不这样。另外，一个问题出现了，不是说按照不同社会制度来决定一个国家态度，往往是每个代表根据自己的国家利害的不同，来决定自己的态度。社会主义阵营不尽一致，资本主义阵营同样也不一致。我们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去摸清楚各个不同国家，特别是主要国家的态度。然后根据问题的是非曲直，结合我们的政策，决定我们的态度。这就要做大量的会外工作，争取我们认为最好的结果。往往是会场外重于会场内，不是说带个讲话稿，到时候会上那么一讲就完了。”周南发自肺腑地说，经过联合国锻炼和没经过联合国锻炼的干部，是不一样的。他坦言，经过这一时期的磨练，自己对外交业务，包括政策和策略，比过去认识更深刻了，运用上也更加娴熟了。
1981年，周南从联合国调回国内，先后出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副部长，主管西欧工作，并开始参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筹备工作，进而成为谈判主攻手……
九、“诗人外交家”的诗意离休生活
1997年7月1日，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伴随着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一起徐徐升起，香港顺利回归。沉浸在欢乐中的人们，也许并不知道解决香港问题的中国政府谈判代表团为此付出的艰辛劳动。此前一个月，周南得知自己患了胃部恶性肿瘤，需要手术治疗，但为了祖国和人民，为了党的事业，他硬是推迟了手术，每天坚持超负荷工作，直到香港顺利回归后的第6天，才离开香港皇后大道东387号——新华社香港分社，回京手术。那一年，他已满70周岁。
“我刚去香港工作的时候，够累的了，过渡期有那么事，另外还不定有什么难以预料的事情发生，再加上那个彭定康铁了心要捣乱。干工作，最怕的就是内耗。如果自己人成天斗来斗去，还怎么会有精力用在工作上？不用别人来搞你，你自己就会先倒下了。”做了大手术后，参与了解决香港问题全过程长达15年之久的周南，真正过起了离休后闲居的生活。 随着身体的康复，这几年的活动量渐渐增加。在采访时，看得出他身体硬朗，精神矍铄。
“有人说，我在香港那几年的工作，是在‘风口浪尖’上过日子。此话不假。但‘搏浪方知沧海阔’，我们终于排除了各种干扰，保证了香港顺利回归。今天，香港良好的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而今，已步入耄耋之年的周南说，香港回归这些年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不但可行，而且是行之有效的。他还感慨地说：“我搞了一辈子外交，深深地感到办外交必须有强大的实力作后盾，现在我们国家强大了，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中国人受欺负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
出身书香门第的周南好读书，凡古今中外文史哲地无不涉猎。周南年轻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当外交官，他最大的愿望是想成为一名文学青年。其后，虽然现实与理想产生了很大偏差，但好读书的习惯却一直未曾改变。他的爱书成癖，在外交部出了名，哪怕只有半小时的空隙，他也要拿起书读上一会。他在外交部图书馆借的那些古书如《嘉业堂善本书景》、《越缦堂日记补》、《明本东坡居士集》，一般官员很少问津。到了国外，只要时间允许，他也必去图书馆、博物馆走一走。在北京，最让其留连忘返的是璃琉厂和故宫博物院。 “每天睡觉前，我都要拿上一本线装书看一看，现在都养成习惯，要不看会儿书，就睡不着觉了。”周南现在已不大看洋书，倒是常读线装书。他说：线装书不但是精美的艺术品，而且托在手上轻若无物，可以躺在床上翻看。在明清小说中，周南尤其是对曹雪芹的《红楼梦》情有独钟，读过几十遍， 堪称中国外交界的“业余”红学家。他自小就喜好京韵大鼓《黛玉葬花》，差不多每隔两年重读一遍，故对书中掌故细末毫节烂熟于心。不为人知的是，周南还是蜚声中外的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的燕京大学同窗，“在大学的时候，与他并没有什么接触，只记得他年纪好象要大一些”。
“退下来后，电视除了新闻之外，其它的看得都很少。”他说，如有好的历史剧也看看，不过总是找些史书比照着看。“最近播出的《贞观长歌》这部电视剧中的好多情节，有些是有根据的；但有些则只是史上有一点影子，剧中给夸大了；另外还有一些，根本就没影的事，纯粹是扯出来的。像有关岑文本的那些事，在《旧唐书·岑文本列传》中没有记载；侯君集的事情，倒是有点影子，但也不象剧中说的那样；至于这个公主那个公主的恋爱，从正史里是根本就找不出来。这样翻翻书，它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就会很清楚了。”
半个世纪以来，他已将读书写诗作为自己主要的休闲方式。青少年时代的周南，接触的大多是一些西方现代派诗歌，也尝试写过一些类似朦胧的现代色彩较强的诗。后来通过比较，觉得还是中国的古体诗更有韵味，“渐悟华夏文化自具根系源流，他山之石，固可攻玉，然未须弃己之田而耘人之田也”(《周南诗词选·自序》)，遂弃“新”从“旧”。
如今，他的旧体诗词很见功力。香港学界大师饶宗颐称“吐句清警，波澜壮阔”。所出版的《周南诗词选》中不少以香港回归为题材，字里行间跳跃着他那炎黄赤子的真诚。
掌印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中国代表团时，周南就多次以诗隐喻时局，风花雪月，田园山水，看似信手拈来，每每天然浑成，皆成佳喻，吟诗笑谈，屡有深意。1989年初，在时任港督卫奕信爵士举行的宴会上，周南曾吟诵《次北固山下》次联“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巧妙用来比喻香港的前景。
周南是一位既充满激情又温文尔雅，幽默诙谐而不失稳重的“诗人外交家”。接受采访时，他谈到自己与彭定康的一次正面交锋。那是在1993年香港大屿山天坛大佛开光典礼活动中，彭定康先是面对在场记者肆意攻击中国政府，并为他所推行的“三违反”政改方案进行诡辩。尔后,又在见到周南的时候，主动伸出手来表示“友好”。周南却没领彭定康的情，以佛家的双手合十来代替握手。记者穷追猛究，要求周南对彭定康的讲话作出评论时，周南就结合当时情景说：“谁搞‘三违反’定会‘苦海无边’，罪过，罪过；谁搞‘三符合’自是‘功德无量’，善哉善哉。”末了还添上了句:“阿弥陀佛。”令人忍俊不禁。
佛教之地，自然不宜展开外交争论，以佛家常用语宣传政治，锋芒藏而不露，达到了应时应景，不失分寸的效果，委实妙不可言。
有一次，周南在香港总商会发表演讲，有人当场发问：港人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一称谓有些抵触，将来的驻港部队能否换个名字？周南莞尔一笑，随即用英语吟诵了一段莎士比亚戏剧中的道白作答，中文大意是：名字本身有什么意义？我们称之为玫瑰的花朵，换一个别的名字，它的香味还是同样芬芳。周南的机敏睿智和儒雅风度博得在场者的一片喝彩。有人把香港回归的历程形容为“一波三折”，过渡期是在动荡中度过的，其中充满了尖锐复杂的斗争。也有人说，周南在人称“险地”的香港这几年的工作，身处第一线，是在“风口浪尖”上过日子啊。周南坦言：“此话不假。那些年，香港反华报刊攻击和辱骂我们的文章几乎天天都有。还有些国际势力想以此影响国内‘舆情’，把我‘排挤’走。而除了来自外部的压力，还有来自国内的。无非是有人指责前方是‘左’或是‘右’。但我们任凭风浪起，坚决按照小平同志的指示和中央的政策方针办，绝不屈服于各种压力。公余之暇，我还是照样与文化界的几个朋友诗酒唱和，吟咏自若。”
周南坦言，刚去香港的时候，自身的压力也是很大的。“但我们那个班子很团结，所有工作人员也都有着非常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你想呀，鸦片战争之后，我们国家遭受了多少耻辱，又是割地，又是赔款。收回香港，是我们第一次把别人抢去的东西又拿回来。能参与这样一件事，那是很大的光荣。大家就是一个心思，怎么才能不辱使命，把自己担负的工作干好。”
从外交战线退下来后，周南应邀在多个民间文化团体担任名誉职务，对此，他谦逊地解释，那只是挂个名，一般只参加几次重要活动。离休之后，周南的空余时间很多，他告诉记者，他是这样分配时间的：一部分用来读书，阅读一些过去想读而没有时间读的书，主要都是文史哲方面的。再有时间,就到祖国各地走一走。说到这里，周南扳起了指头计算道：“因为自从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国外或境外的工作经历占去了三分之二的时间，加在一起近30年，国内很多地方却没去过。祖国的大好河山很多都没时间光顾，总感觉是个缺憾。现在有时间了，每年在春、秋两季选择一、两个省份去看一看，把这个缺憾弥补上。”
在周南的寓所，记者看到，书架上除了有很多的线装古籍书刊之外，还摆设有古代的陶俑和青铜器。周南说这些都是复制品，是从各处的地摊上“淘”来的。全国各地，每到一处，他都要去当地的博物馆看一看，有时还到各地的考古现场去看实地挖掘的情况。然后，回到北京就到潘家园之类的地摊上，去买上一两件古文物的仿制品回家仔细观察摩挲。他说，从认真学习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更能够深切感受到中华民族，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
周南参观过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三星堆的古蜀文化和辽西的红山文化等。他说，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多元一体”发展起来的，并逐渐凝聚成华夏民族——这足以说明中华古文化是源于中华大地，而不是什么“外来的”。
谈到考古，周南兴趣盎然。他说，通过一些考古新发现，我们已经知道中国是一个具有50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通过断代工程，我们也确定了不只商、周两朝，而且关于夏朝的记载也是“信史”，而不再是传说了。“过去郭沫若曾认为中国的青铜器时代是商朝，通过考证，现在我们已经知道青铜器早在夏朝，就已经出现了。”
曾游遍世界各地大洋大海的周南，算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赋闲在京，周南仍手不释卷，除了大量看文史方面的书籍、写诗、会客之外，还保持着一项主要运动：游泳。每星期游两至三次。“每天早晨，到公园散散步、打打太极拳，这些运动很适合我们老同志。回来，看看‘人民’和‘参考’，听听古典音乐，欣赏京剧昆曲。”周南说，他偏喜程派，尤好其传人李世济的《锁麟囊》。
周南，原名庆琏、庆琮，山东曲阜人，著名外交家，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中方代表团团长与中葡关于澳门问题谈判中方代表团团长，有“诗人外交家”之誉。他1927年11月出生于吉林长春，1948年肄业于燕京大学文学院；历任中央外事学校教员，北京外语学院英文部班主任、法文部级主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政治部俘管团内勤组长，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三等秘书、二等秘书，外交部办公厅一科副科长、科长，西亚非洲司科长，驻坦桑尼亚大使馆二等秘书、一等秘书，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一等秘书、参赞，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大使衔），外交部部长助理、副部长，外交学院院长（兼），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等职;系第七、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委员。
两个多小时后，败下阵来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出来，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几乎摔了一个跟头，旁人看得出她有点精神恍惚。周南说：“中国是礼仪之邦，我们对她客气，留了一点面子，大陆的新闻片里没有这个镜头。我在香港看片子，片子里老出现这个镜头。”
当天晚上，回到钓鱼台的撒切尔夫人跟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说，邓小平“这个人谈话实在太厉害了，太不讲情面了。她用的英文是说Cruel，就是‘残酷无情’的意思”。迟缓了一下，周南接着说：“但要说这次谈判一点成果没有，也是不对的。两国领导人会谈的历史意义，在于开启了中英香港谈判的大门。”
采访当中，提及的一些陈年往事，常常叫叙事者感慨不已，回味无穷。香港1997回归中国的事情，最早主动提起的其实不是中国方面，而是英国人。早在1979年，港督麦理浩就到北京，从侧面试探1997年6月新界租约到期后，北京对香港前途要作如何打算。英国方面提出建议，要求北京同意港英当局批出年限超出1997年6月的新界土地契约，此刻北京就不能不提前考虑香港的前途，并给英方明确回应：不行。
此后，邓小平就交付长期负责港澳事务的廖承志会同外交部的相关部门，成立了专门的小组来研究香港问题。周南说，那时公布的叶剑英对台湾的9条主张，也就成了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原则。“1982年1月，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第一次正式使用了‘一国两制’这个名词。他说：解决台湾问题的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义提出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到1982年撒切尔夫人专程到北京，来同邓小平商谈香港前途时，中方已拿定了收回香港的主意。
中方要求英方首先承认中国对香港整个地区的主权，然后进入同中方磋商如何保持香港稳定繁荣与移交主权等技术性问题。英方认为，谈判不应有任何先决条件，主权问题只能作为更广泛、更具体的一揽子交易的一部分，来加以讨论。这样经过第一阶段的5轮、6轮商谈，一直就在这个问题上兜圈子。
“小平同志是1982年9月和撒切尔夫人讲的，两年为期。到了1983年春天，过了六七个月，议程问题还没有解决。”周南说，此后，撒切尔夫人终于在柯利达等人的劝说下召开紧急会议。
1983年3月，撒切尔夫人致函中国总理赵紫阳说：“如果中英两国能够就香港的行政管理达成协议，而这协议既能保证香港今后的繁荣和稳定，又能为中国、为英国议会和港人所接受，我就准备向议会建议，使香港主权回归中国。”比过去的态度总算是有所变化了。中方立即提出了实质性谈判的三项议程：主权的移交，1997年之后的安排和1997年以前的安排。但是英方还是不同意，只同意先讨论1997年前后的安排问题，不同意在议程中出现“交还香港”或“主权移交”一类的字样。这样一来，议程还是僵持在那里。
一天中午，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专门约时任中国外交部主管西欧工作的部长助理周南，到他的官邸共进午餐。周南心想：英国佬可能找我有事谈。果然，吃过饭喝咖啡的时候，柯利达就讲：“我非常着急，正式会谈的议程到现在还没有定下来。你们中方提出的有关‘香港主权的移交’议程，英方是the transfer of sovereignty，我们不能接受。如果用这种表达方式，就等于说我们英方还没有谈判就已经承认了主权必须移交，但实际上移交不移交只能是谈判的结果而不能是谈判的开始。我建议把冠词‘the’改为‘a’，就是a transfer ofsovereignty。”周南一听，便感觉不行，用“a”就很不确定了。
怎么办？周南想了想，说：“英文名词前面可以加冠词，也可以不加冠词，是不是既不要‘the’，也不要‘a’，就叫transfer of sovereignty？”柯利达停顿了一下，说：“文法上是可以的。”随即他与助手商量了一下，说:“可以考虑。”周南果断地说：“那好，就这样吧，反正中文根本没有冠词的问题。”
接受采访时，周南顺手抚摸着小宠物狗的皮毛，又向记者打开了话匣子：“我们开始的说法是‘主权的移交’。我记得第2轮谈判以后，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的邵天任提出意见，说法律上用这字眼不太好，主权本来是属于中国的，英国侵占了香港，不能说主权就归它了。因此他建议改成‘恢复行使主权’，这样更科学。从那以后，我们的说法就改了。开始，小平同志讲话还是‘主权的回归’或‘主权的移交’，后来都改成‘恢复行使主权’。”
之后，周南和柯利达就第二阶段谈判的议程达成了一致意见，决定先谈1997年后的安排，再谈1997年前的安排，最后谈“关于主权移交事宜”。议程问题解决之后，双方商定于7月12日开始，正式举行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第二阶段会谈的第1轮谈判。“谈判在北京台基厂头条3号举行。
会谈的时间和地点本来是保密的，但是来北京采访中英会谈的大批香港记者，一早就守候在英驻华的使馆门口，一看到使馆的车队开出大门，就搭乘出租车穷追不舍。他们为了不被甩掉，不惜出高价要司机闯红灯。会谈地点就这样被记者发现了。中方由姚广任团长，英方由柯利达大使任团长。当时，大致每月举行一轮会谈，每轮会谈时间为两天。姚广在前台，我在后台，我参与了谈判策略的研究和同柯利达进行私下接触和磋商，但是没有正式参加代表团。”
二、“舌战”有时不分台上或台下
1984年的春天似乎来得特别早。1月25日至26日，中英举行了第二阶段的第8轮会谈。此时，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中英双方代表团团长同时易人，中方由外交部部长助理周南接替姚广出任代表团团长；英方由4个月前新任驻华大使伊文思接替柯利达出任代表团团长。
周南回忆说，争取1997年后香港的“最大程度的自治”，是英国深谋远虑的一招，旨在尽可能保持英国对香港的长远影响，只不过借助最大程度的自治，即借助特区政府最大程度地摆脱中央政府的控制和影响这个间接形式，以削弱乃至割断中央与香港的联系，使回归后的香港实际上变成某种独立的政治实体。“这些招数，都被小平同志识破，并一一加以批驳。小平同志指示我们：在主权问题上一分一毫也不能让步，更不要说是一寸。”于是，中方代表坚决地拒绝了“最大程度自治”之类的要求。英方无奈，只得退缩回去。
在谈判中，中国代表提出各国政府可以在未来的香港设领事馆，甚至总领事馆。然而英方代表在一次会议上竟然提出，别国在香港设领事馆，我们英国在香港可以设高级专员公署。对此，周南问伊文思：“英国在英联邦成员国才派这种公署，你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要求，难道要把1997年后的香港变成英联邦成员国或准成员国吗？你能找到任何例子,说明在任何非英联邦国家里英国设高级专员公署吗？”伊文思回答说：“也有，比如在某些国家设商务专员公署。”周南针锋相对地戳穿英方底细：“你这又胡扯了！商务专员是商务处商务专员，商务处是大使馆下面的一个单位，跟高级专员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你这样糊弄我们不行！”最后，伊文思讲不出能说服人的道理，只好理亏地放弃了这个要求。
接受采访时，周南解释说：“他们要求，英国在港不设总领馆，要设高级专员公署，就是High Commission。巴基斯坦是英联邦国家，坦桑尼亚也是英联邦国家，我在这些英联邦国家工作过，知道这个情况。别的国家都叫大使馆，英国在英联邦成员国却设高级专员公署，表示他的特殊地位。实际上他是个大使，但是他不叫大使而叫高级专员。我反驳后，看到当时伊文思跟他旁边的几个代表团成员交头接耳。当时他没料到我们会这样质问他，一下答不出来，只好同意设总领事馆。他们真是只要有空子就想钻。”
1984年4月27日、28日，中英进行第13轮会谈；5月9日、10日，进行第14轮会谈。主要议程是解决前一段正式会谈遗留的问题，讨论香港过渡时期的安排和政权交接问题等。这时中英代表都感到了时间紧迫。
“最后,还有一个大一点的问题，就是在实行‘高度自治’的同时，中央要保留必要的权力。当时首先就提出国防、外交必须由中央直接管理，不包含在‘高度自治’里。既然国防、外交由我们中央掌握，我们就有权驻军。”周南说，对此，英方又是百般抗拒。
在邓小平看来，香港回归后，将在这颗“东方明珠”上空飘扬的不仅是鲜艳的五星红旗，而且也有雄伟的八一军旗。这两面旗帜是中国在香港行使主权的象征，缺一不可。周南回忆说：“我们在会场上跟英方斗争的时候，当中出了一个纰漏。香港一些传媒派了一些女孩子来当记者。这些女孩子很难缠，有的是奉命来摸底的。有的领导没有参加香港问题的谈判，不太熟悉情况，在接受一个记者采访时不经意地回答说：也可以不驻军吧！大概说了这个意思的话。第二天，香港各大报纸头版头条报道：中国的某某领导人讲香港不必驻军，是中国政府的意见。”
这下邓小平火了，他也清楚英国政府企图借此反对中国未来在香港驻军。于是，邓小平利用接见香港记者的机会说：“有人讲,中国在香港可以不驻军，这不能代表中国政府。我们不驻军，怎么能体现主权？为什么中国不能在香港驻军？英国可以驻军，我们恢复了主权反而不能在自己的领土上驻军，天下有这个道理吗？驻军起码是主权的象征吧，连这点权力都没有，那还叫什么恢复行使主权哪？必须要驻军！”邓小平震怒了！
第二天，英国驻华大使伊文思跑到中国外交部，紧急约见周南。他当时神经很紧张地说：“听说，昨天邓小平先生在人民大会堂为驻军问题发了脾气，我们很惊讶。香港人也很不安，我们英国人在港驻军是因为离香港远，你们离得近，就不要驻军了……”周南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对英大使进行了驳斥说：“你有什么惊讶的！我们在谈判中一直在讲要驻军，这是恢复行使主权。国防要中央管，就必须在香港驻军。你回去后就说，中国这个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没有谈判的余地，不要另打算盘！”伊文思讨个没趣，灰溜溜地走了。
接受采访时，周南说：“在小平同志公开发火之后，英方态度才暂时有了收敛。”周南感叹，真可谓是“文王一怒而安天下”！
“我说，这是最后的方案，如果你们还不接受，那我们就撤回方案。由此产生的后果，就由你们来承担了——我们给他施加点压力。据他们记载，他回去马上向杰弗里·豪外长汇报，杰弗里·豪就带上尤德港督，和柯利达几个到钓鱼台。7月份，就是比现在还热的时候，在一个树底下去密商。为什么呢？他们害怕钓鱼台里面安了窃听器。后来请示，他们多数意见认为，这是最后底牌，不能再拖了。但是尤德不同意，但是他是少数。”
随即，柯利达回到英国驻华大使馆，起草发给撒切尔夫人的电报，说明了周南的提议，建议她授权杰弗里·豪外长以此为基础，与中国领导人会谈。傍晚，当吴学谦在钓鱼台为杰弗里·豪举行宴会时，首相复电到达，同意按柯利达的意见办，让杰弗里·豪外长全权处理,以取得最好的结果。
7月29日上午，吴学谦与杰弗里·豪继续会谈。在联合委员会问题上，吴学谦采纳了英方提出的多数意见，将其易名为“中英联合联络小组”；明确规定它是“一个联络机构，并不是一个权力机构，完全不参与香港或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管理，也不对其进行监督。它不会成为特区政府的前身”。
当天下午，伊文思和周南及其他谈判代表团成员举行会议，磋商协议文本，商定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事宜等。魏德巍和弗雷德·布柔斯与周南讨论协议主体部分的措词，一直到晚饭时才结束。
7月31日上午近10时，刚从北戴河休养返回北京的邓小平来到人民大会堂，陪同他接见英国客人的有姬鹏飞、周南和中国新任驻英大使陈肇源。在中英香港问题谈判中脱颖而出的优秀译员张幼云( 前驻英国大使馆的政务参赞、劳动部国际合作司司长、日内瓦国际劳工总部女工顾问) 担任主翻译。周南今天还记得，当时邓小平当着中外记者的面，向杰弗里·豪展示自己晒黑了的皮肤，风趣地说:“你看我都变成非洲人了。大臣阁下，他也辛苦了！这次双方谈得很好，我很高兴。感谢你在解决香港问题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也感谢撒切尔夫人的关切。”
杰弗里·豪向邓小平表示，英国政府愿意与中方合作，以保证香港在今后13年里继续繁荣和稳定。邓小平与杰弗里·豪的会谈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期间，邓小平还对陪同杰弗里.豪参加会见的英方阵容颇感兴感，并开玩笑说，我被王国的这么多爵士包围了。杰弗里·豪回应,英中会谈如果没有周南,就会像“没有茅台酒的宴会”。
会见结束后，杰弗里.豪稍事休息，就前往首都机场。周南和外交部部长助理齐怀远为他送行。在机场，周南等人被记者团团围住，询问中英会谈进展。齐怀远回答：“主要问题已经解决，但还有一些工作要做。”胜券在握的周南则脱口吟出一句陆游《游山西村》中的名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个中详情均在此中，再不需备述矣! 他含蓄地点明了中英谈判业已取得的重大进展。
8月8日、9日，中英进行第20轮会谈。这轮会谈结束，周南对众多的港澳、大陆记者发表谈话时，满怀喜悦地引用李白《早发白帝城》的名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来形容当时的谈判形势。随后，中英谈判代表团各自抽调人马，以中方鲁平、英方麦若彬牵头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工作小组，专门研究土地出售、民航着陆权等尚待解决的问题。
随后，邓小平、李先念笑容满面地走到撒切尔夫人身前，举起香槟酒向她表示祝贺。周南注意到，撒切尔夫人也举杯共祝，并与邓小平相约1997年届时到香港出席交接庆典。
紧接着，周南马不停蹄，又率团参加了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香港问题的解决为澳门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良好范例。有了与英国人谈判的成功经验，周南与鲁伊·梅迪纳大使的谈判，就如“三月轻舟下扬州”，一帆风顺了。
1989年春夏之交，国内发生的“政治风波”和其后发生的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使英国政府的态度又发生了变化。他们错误地判断中国形势，认为“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政府支持不到1997年”，企图推翻中英协议。1992年，英国政府派彭定康出任香港总督。早在两年前，周南被派驻香港，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的前身)社长。
周南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彭定康上任伊始就单方面抛出了违反中英协议的所谓“政改方案”，把双方已同意的未来“立法会”的间接选举议席，都改为变相的直选议席，把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改为立法为主的政治体制，其目的就是要通过控制立法会来操纵未来的香港政局，在1997年后搞“没有英国人的英国统治”。一旦有机会，还可以实现其搞“香港独立”的梦想。英国还策动其他西方反华势力及其在港代理人不断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他们还企图与台湾和西藏反华势力拉关系来分裂中国。
这种图谋被邓小平一眼看破，及时指出英国是以搞“政治民主化”入手，妄图在回归后延续其对香港的管制。他告诫周南等人：对英国人一点都软不得，对他们背信弃义的做法，必须坚决顶住，决不能让步。“如果他们一意孤行，我们就另起炉灶。我过去讲的必要时在另外的时间，采取另外的方式收回香港的话，今天仍然有效。”邓小平又一次在关键时刻做出了关键性指示。
面对逆流，以周南为首的新华分社，坚决贯彻邓小平和中央的指示，进行了大量艰苦的工作，白天要开展对外斗争，处理各种事务，夜间经常被紧急电报和突发事件“打扰”，工作的紧张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但周南说，那时大家在一起工作很愉快，很团结，因为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为香港顺利回归而奋斗是大家的共同目标。
惯于“留辫子”的英国人，没有一天不在找麻烦。但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周南的背后是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是早已站起来的伟大人民，他对香港前景充满乐观与信心。周南不止一次地向香港同胞表示：不管有多大风浪，我们完全有决心、有能力最终排除一切干扰，实现香港的平稳过渡。他用最明确的语言告诉那些心存侥幸的英国人:“基本法和中英已达成的协议必须严格执行，一个字都不能改! ”周南曾发自肺腑地告诉香港传媒界：“我们和香港居民一样，都不愿看到未来几年香港在中英对抗中渡过。大家都希望能够安居乐业，维护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实现平稳过渡。”“但是人家要选择对抗，我们不得不作出坚定的回应。这叫做实逼如此，有什么办法呢? ”“英方蛮干到底，中方只好奉陪到底，除了‘另起炉灶’，别无他法……”
针对某些英国人的无耻狡辩，鼓噪什么中英两国外长交换信件不是外交协议，没有约束力时，周南不禁大怒：“这简直是不顾起码的外交常识，完全不讲信义。如果你们外长签署的协议都可推翻，那么两国政府首脑签署的联合声明还算数不算数呢? 还有没有‘约束力’呢?”
1993年2月上旬，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和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周南,在广州先后分10批会见并听取37位港事顾问关于香港政制及过渡期其他事务的意见。一些港事顾问建议，中方一旦确定无法与英方合作，便应尽快成立一个组织，为特别行政区首届政府作筹谋。这个组织除了处理政制问题外，还应同时处理涉及过渡期的其他问题，包括审批公约和专营权在1997年后是否继续有效，审核香港现有法律哪一些违反基本法等。这个组织只具有咨询性质。香港工商专业联会主席罗康瑞称这个组织为“负责政权移交的计划委员会”，希望这个委员会制定工作报告，在1996年交给届时已成立的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中规定，1996 年全国人大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决定及执行。
2月7日，新香港联盟创会会员罗德丞说，他也赞成尽快成立该委员会，地点最好在香港，若英方不合作，可改在深圳。他认为，这个组织必须要有中方人士参与，因为处理过渡期工作是中方的“责任”，而并非干预。在会见过程中，鲁平和周南要求罗德丞返回香港后更详细地研究该组织的具体组成及功能。
3月中旬，全国“两会”召开。香港地区全国人大代表李伟庭进一步建议，为了保证1997年平稳过渡，中央政府应考虑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工作咨询委员会。在会议中，广东省代表团提出了建议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的预备工作委员会的议案。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审议了这个议案。
经过3个多月的酝酿，7月2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的决定。决定说，该委员会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机构，其职责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前，为1997年我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实现平稳过渡，进行各项有关准备工作。钱其琛担任预委会主任，安子介、霍英东、鲁平、周南等任副主任。
1995年12月28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经过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筹委会共150名成员。预委会成员基本上都加入了筹委会，保证了工作的连续性。周南是筹委会副主任委员之一。周南说：筹委会比预委会中的香港代表几乎增加了10个百分点，反映了在最后进入具体筹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阶段时，贯彻了面向港人、依靠港人和吸引更多港人参与特区具体筹备工作的既定方针，为1997年后“港人治港”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且代表的广泛性远远超过了预委会，照顾到了香港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阶层和各个界别。
筹委会的成立，宣告预委会的使命圆满完成，标志着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工作进入具体落实阶段。筹委会在筹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的同时，也加紧制订香港特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的产生办法。周南说，与预委会不同，筹委会不仅是一个工作机构，而且是一个权力机构。它肩负着筹组第一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及筹备其他有关事宜的重大历史使命。
董建华当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临时立法会成立、首届特区政府的主要官员产生……周南都一一见证。
五、一天两度泪洒灵堂的内情
周南说:“在那些年代中，小平同志最关注并一直亲自领导解决的问题，一个是改革开放，另一个就是香港问题。应该说解决香港问题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是在他的亲自领导下解决的。小平多次讲，香港回归后我哪怕坐轮椅也要到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
1992年初春，邓小平南巡到深圳，周南特地从香港赶去拜见他，并向他表示：“香港同胞都热切期待着你老人家在1997年到香港走走看看，和大家一同庆祝回归。”听罢，邓小平连连说：“好，好，还要继续奋斗呀！”
“没想到在距离香港回归只有几个月的时候，他老人家突然与世长辞了。如果能多活一两年，亲眼目睹香港回归的盛况，那就更圆满了。”说到这里，周南声音低沉了下去，满脸的哀伤和遗憾……
“之前,我们听说小平同志病重了，估计他未必能来香港参加回归庆典，”周南说。1997年2月19日晚上，突然接到邓小平去世的噩耗，大家都泣不成声。紧接着，新华社香港分社召开会议，布置设灵堂，安排吊唁活动。2月20日清晨起,新华社香港分社下半旗志哀，所设灵堂开始接待前来吊唁的香港各界人士和在港外国友人。
来吊唁的市民均显得非常哀痛，令在场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在灵堂开放的当天两度当场洒泪：第一次是上午，一位身材魁梧的男子在邓小平遗像前非常激动，又跪又拜，周南已受其感染，忍不住落泪，需要进内堂休息。而下午，又有一位行动不便的老伯，撑着拐杖，一拐一拐地走到灵堂，并跪下向邓的遗像叩首，周南受其诚所感，再度双目含泪，趋前安慰这位老人家。
周南回忆说，那些天大家天天守灵，亲眼看到香港同胞扶老携幼，从早到晚一连几天排着长队，到新华社香港分社来吊唁小平同志。许多人一进门就跪倒在地，嚎啕大哭，表达他们对小平同志的衷心爱戴。那种震撼人心的场景在香港历史上十分罕见，真是刻骨铭心，令人难以忘怀。“所幸的是，小平同志的‘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终于在1997年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1997年6月30日17时28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乘坐的两架国航波音747专机徐徐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江泽民满面笑容地走出机舱，频频挥手向前来欢迎的人们致意。周南与先期到达香港的代表团成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及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等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和香港各界代表数百人，冒雨热烈欢迎代表团的到来。那情景历历在目，周南说：“香港群众手持鲜花,不断地欢呼着。江泽民等同志也不断地向人们招手致意,这更激发人们的欢呼声。气氛很热烈的！”
当日午夜，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晶莹亮丽，5楼大会堂灯火辉煌——政权交接仪式在这里隆重举行。眼前，鲜艳的旗帜在升起；耳畔，雄壮的国歌在回荡。嘉宾席上的周南仰视着五星红旗，聆听着国歌，心情十分激动……是呀，为了这一刻，炎黄子孙整整等待了一个半世纪；为了这一刻，中华民族梦牵魂萦，把双眼望穿。
全场沸腾了，周南和许多人一样眼睛里噙满激动的泪花，雷鸣般的掌声在大会堂久久激荡……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谈判任首席，折冲供趋走”，前后十余载，那段难忘岁月让周南与邓小平有过比较多的接触，也使他对这位伟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小平同志对一切复杂事物都能看得深、看得准、看得透、看得远，观察事物的高度洞察力和高度预见性，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在谈判的每一个关键问题上，小平同志都非常精辟、明确、简单、扼要地给予指示，一下子就抓到了要点。香港的顺利回归，一是由于我国国力强大，二是由于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英明构想的指导。”
1974年4月10日下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表完一番气势恢弘的讲话后，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各国代表纷纷来到中国代表团席位前，对邓小平表示祝贺，并热情地与他握手拥抱。邓小平敏锐的思想、果断的作风、犀利的言辞，给在场每一个人都留下难忘的印象。
周南回忆说：“正是这次在联大的发言，让我和小平同志有了第一次直接接触。”1974年，邓小平刚刚复出，毛泽东主席决定派他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联大特别会议。当时周南正在联合国工作。邓小平让时任外长乔冠华准备讲话稿，乔冠华就叫上周南和外交部一个主管部门的同志，一起去见刚从江西回来的邓小平。
在北京阜成门外一间不大的小楼里，周南见到了面容慈祥、衣着朴素的邓小平。他穿双旧布鞋，叼着烟卷，踱着方步，一边走一边说：“这次我去不光要讲经济问题，还要讲一讲主席‘三个世界’的思想。核心的问题还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要把这个思想讲透。”
当天晚上，乔冠华和周南就“一边抽着烟，一边喝着茅台，还吃着花生”，研究邓的发言稿到凌晨，并理出一个思路。第二天，乔冠华找外交部的有关人员按照这个思路写成稿子送到邓小平办公室。
过了一两天，邓小平就召集乔冠华和周南等几个有关人员，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讨论稿子。“小平同志穿了双布鞋，抽着烟，抽的烟是普通熊猫牌。乔冠华也抽烟，555牌的，那是好烟。小平同志看了他几眼，后来憋不住了，说：‘老乔你抽的是什么烟？好烟啊，拿出来大家共一共嘛。’大家都笑了。”周南回忆说：“小平同志拿起稿子对我们讲：‘这稿子我看了，大体还是可以用的，但是还有个缺点。就是缺少一段话，缺少一个思想。’要讲什么呢？他一面抽着烟，站起来缓缓地踱着步子说，‘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什么叫超级大国？超级大国就是到处对别国进行侵略、干涉、控制、颠覆和掠夺，谋求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这段话很精彩，充分表现了我们的决心和诚意。我们把小平同志的这段话记录下来，几乎没动，就作为讲话的结束语。”
这个讲话稿，按照邓小平的指示修改后，送给毛泽东主席审阅，被批上了“好，赞同”几个大字。“小平同志做了近30分钟的发言。他的讲话，字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当时，我在会场。小平同志讲到最后那一段话时，会场响起非常热烈的掌声。小平同志讲完回到座位上，很多国家代表排着队去和他握手，表示赞扬和祝贺，就象当年恢复合法席位后中国第一次进入联合国时的那种情景。”
六、扑朔迷离与柳暗花明之间的交锋
1986年6月30日至7月1日，中国和葡萄牙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关于澳门问题的第1轮外交谈判。在会谈刚开始的时候，中国代表团团长周南就引用了唐诗佳句“潮落江平未有风，兰舟共济与君同”，来作为谈判的开场白，比喻中葡双方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将在和平友好的平静气氛中进行，谈判双方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同舟共济的友好协商关系。当双方的代表团成员步出谈判大厅时，等候已久的中外记者们停止了相互之间打发时间式的谈论，纷纷将目光聚焦到代表们的面部，想从中窥视出谈判结果。令人欣喜的是，葡萄牙代表团团长鲁伊·梅迪纳脸上堆满笑容，不断地向面前的记者频频招手，给人的感觉仿佛他并不是在进行一场严肃谈判，而是在进行一次友好访问。
根据双方事先商定的时间，9月9日至9月10日，第2轮会谈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有趣的是:因为在第一轮谈判中，中国代表团团长周南借用了唐人的诗句来比喻谈判，而当时有不少外国记者都无法理解其中的准确含义，所以前来进行第二轮会谈采访的记者们都将《唐诗三百首》带在身上，准备随时查阅，以便能够搞懂周南说话的真正含义。但出乎记者们预料的是，周南此次会谈并没有引用唐诗，而是会谈开始之前，在谈判席上借用了晋代画家顾恺之喜欢倒啖甘蔗的典故，来形象地概括中葡会谈的进展和形势，意思是会谈仿佛从头部到根部倒吃甘蔗那样，越吃越甜，在这个阶段已经“渐入佳境”了。
周南借用这个典故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双方团长第一天见面时非常热情，两位团长一见面相互热烈拥抱，比起第一轮谈判时仅以热烈握手来表示礼节，感情上则更进了一步，显示出双方关系的融洽以及谈判确实有了明显进展。与此同时，葡萄牙代表团又接受了中国代表团的邀请，到山东进行游览和参观。
其实，周南的祖籍是山东曲阜。“我们家，是在祖父那一辈，因为闹饥荒才逃到东北去的，最先落脚是在辽宁，时间大概是在清末。就象《红旗谱》里的朱老忠一样。”周南说，以前那么多年，他其实很早就想回老家看一看的，但年轻的时候上学、闹革命，工作后又长期在国外工作，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时间。“我们与葡萄牙政府进行澳门问题谈判时，为了缓解谈判的紧张情绪，每谈一轮,我尽可能领着葡萄牙人到中国的一个地方转一转，一边旅游,一边顺便通过私下接触就一些问题进行磋商。”借这个机会，周南才第一次踏上了祖籍的土地。
“当时，我领着葡萄牙人上了泰山，看了曲阜。对于故乡深厚的文化底蕴，我虽然早就知晓，但在亲眼目睹之后，依然颇感震撼。”周南说，中国最早的史书《春秋》，写的就是鲁史；中国最早的外交家晏子，则是齐国人——因此，自古以来，齐鲁大地就是文化之邦、礼仪之乡，外国人应该品味品味。
第二轮谈判结果仍然如人们事前预料的那样顺利，尽管双方的会谈是以“保密”方式进行的，然而会谈之后的新闻公报却对此作了愉快的报道:“双方在友好融洽的气氛中,就各项议程的实质性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取得了进展。”
天高云淡，秋风送爽。10月21日至22日，中葡双方继续在北京举行了第3轮会谈。周南在会谈进行之前，又引用了唐代刘禹锡“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来暗喻会谈将会有突破性的进展。同时，周南还极力赞赏北京的秋天是“黄金季节”、“成熟的季节”，暗示这轮会谈将会有丰富的收获。
第3轮会谈不仅气氛是友好融洽的，而且在实质性的问题上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取得了广泛的一致。到此为止，中葡双方关于解决澳门问题的谈判算是告一段落，谈判的第一阶段顺利结束。从第一阶段的3轮会谈所发表的新闻公报来看，中葡双方都强调了会谈的气氛是友好和融洽的，双方对会谈的结果均表示满意，中葡双方的谈判代表在会谈前前后后也时常表现出合拍和契合的迹象，还流露出轻松愉快的神色。这一切，似乎让人感觉到:中葡关于解决澳门问题的谈判是风平浪静、波澜不惊。然而，后来的情况并非完全如此！
这年11月17日，周南应邀访问葡萄牙。虽然葡萄牙外交部通过新闻媒体一再向外界强调这次访问是属于礼节性的，不过由于周南既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同时又身兼了中葡澳门问题谈判代表团的中方团长，所以他在谈判期间出访葡萄牙，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外界的广泛注意和重视。从形式上看，周南在出访葡萄牙期间，确实受到葡萄牙方面隆重的礼遇和热情欢迎。比如葡萄牙总统、总理和外交部长先后都与周南进行了会晤。
然而，不久，葡萄牙周刊《快报》就发表文章披露说，葡国外交部长认为葡中双方在关于移交澳门的日期问题和居住在澳门居民的国籍问题上出现了分歧。紧接着，在葡萄牙处于执政地位的社会民主党对移交的日期问题表示了态度，该党的发言人公开向新闻界说，葡萄牙难以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00年之前收回澳门管治权的立场，并且提出了葡萄牙的要求——在2017年将澳门移交给中国最为合适。与此同时，葡萄牙国内也出现了将澳门的管治权移交日期拖到21世纪的种种言论，有人主张2003年移交，也有人赞成2007年移交。一时间，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狂言四起。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1986年12月31日,对此表示了明确态度：“在2000年前收回澳门是中国政府和包括澳门同胞在内的10亿中国人民不可动摇的坚定立场和强烈愿望，任何超越2000年后交回澳门的主张都是不能接受的。”
由于中国政府表明了坚决的态度和立场，1987年1月6日，葡萄牙国务会议经过长达四个半小时的讨论之后，原则上同意中国于1999年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葡国方面于1987年1月20日正式向中国方面转达了葡萄牙国务会议的意见。
3月18日，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第4轮会谈第1次会议仍然是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会议刚刚开始时，周南恢复了他原有的风趣和幽默。周南以相当轻松的语调，用天气为话题，妙趣横生地做了开场白。他说道：北京的天气现在已经是春回大地了，他家门口的两棵桃树，一棵含苞待放，另一棵已经开花了，接踵而至的便会是万紫千红，春色满园。周南的这番风趣而又意味深长的话语，巧妙地预示了目前中葡会谈时的转机。
那么，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会谈,是不是就真的会如同周南家门前的那棵“含苞待放”的桃树？而且会谈的前景是不是就真的象另一棵桃树那样开花并在不久的将来出现万紫千红的局面？周南接下去的比喻显然对此抱有信心，他以自己的戒烟来说明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周南引用了中国古代大哲学家老子的一句名言“不见可欲则心不乱”，又将这句话改作“常见可欲则心不乱”，以此来表示他本人对眼下谈判是有毅力和耐心的。
相对前3轮会谈来说，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第4轮会谈,可以称得上是既柳暗花明又扑朔迷离。会谈的气氛并不是十分轻松的。当时，外界人士纷纷进行了种种揣度和推测，认为问题可能是出在“国籍”上，因为第3轮会谈最为复杂而且也是中葡双方要解决的最后问题,便是有关国籍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中国方面早已表示出明确态度：不允许澳门居民有双重国籍。但是，葡萄牙方面却以维护葡国“尊严”和维护葡国护照持有人的利益为理由，三番五次地强调要容许澳门居民有权获得双重国籍。
正因为双方在这个国际问题上立场相距甚远，难以在一时达到共识，所以这个问题导致了会谈呈现出比较复杂的局面，因而会谈被迫在3月21日和3月22日停顿了整整两天。正当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国籍问题有了一些转机。在两天的停顿时间里，周南和葡萄牙代表团团长梅迪纳曾私下里进行了磋商，于是3月23日上午9点会谈又重新举行。在恢复会谈后，中国方面并没有在国籍问题上作出让步，实际上葡国方面在某些问题上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态度，比葡方原先的设想退了一步。
另外，中葡在会谈中还遇到了另一问题：葡萄牙方面极力希望澳门能够加入“联合国文物保护组织”，这样可以使葡萄牙在澳门的文物今后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保护；葡方还在保护澳门的文化传统、语言、文字、宗教活动等方面，表示出了十分强烈的愿望。中国方面对于葡萄牙方面提出的这些要求，本着既尊重历史又尊重现实的态度，在这一点上作出适当和合理的让步。
由于中葡双方谈判代表的共同努力和求同存异，在重新举行的会谈中，经过反复磋商，双方终于取得了共识，并最后达成了协议。1987年3月26日上午11时整，中国代表团团长周南和葡萄牙代表团团长梅迪纳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草签了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
4日13日上午11时30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隆重举行正式签字仪式。在庄严而又融洽的气氛中，两国政府总理在《联合声明》上签了字，相互交换了《联合声明》的文本，并且热情地握手。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灯火交相辉映的大厅里瞬间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周南说：“1988年1月15日，中葡两国在北京相互交换了《联合声明》的批准书，中葡联合声明正式生效,澳门从此进入了回归中国的过渡期。”
1999年12月20日，离别祖国446年之后的澳门如期回归祖国。在这一天，已经离休一年半的周南喜不自禁，提笔以诗寄情……
七、自战火纷飞的朝鲜前线到没有硝烟的外交战线
1959年2月21日晚，周南被召至中南海颐年堂，因毛泽东马上要会见喀麦隆人民联盟代表让·保罗·桑德以及几内亚、肯尼亚、马达加斯加的青年代表。周南以外交部西亚非洲司科长的身份，与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团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一起陪见。毛泽东在非洲客人到达之前从颐年堂里间慢步踱出，陈毅、胡耀邦等纷纷起立。毛泽东挨个问大家姓甚名谁，何方人氏。轮到周南自报家门时，陈毅插话说：“周南，召（Shào）南，诗唱周南第一章么！”（采访时，周南解释说：《召南》是《诗经》第二章的题目）
此时，毛泽东心致颇高，随口念出一句古诗，然后问周南：“那你是河南洛阳那一带的人氏罗？”待周南作出否定的回答之后,毛泽东一笑释然:“噢，那就不相干了。”
1927年，周南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自幼聪明好学。采访中，记者才得知周南其实并不姓周，而是姓高，原名叫庆琏，因为“琏”与“琳”读音相近，初中时家里人又给他改名庆琮。
1944年，17岁的周南考入著名的北大文学院，1945年又转入燕京大学主修西洋文学，1946年加入北平地下党，是该校的3人小组成员之一，并担任地下团组织民主青年协会执委会主席。他先后参加了“抗议美军暴行(沈崇事件)”和“反饥饿、反内战”等学运的组织工作。那时入党必须有一个假名，当时非常痴迷古诗的高庆琮，就把《诗经》第一章的题目名字《周南》改作了自己的名字，从此沿用至今。而今他的两个子女，也都一直沿用了周姓。
1948年暑期，组织上派周南到沧县泊头的华北局城工部参加学习班汇报工作，研究下一步如何开展学运和怎样迎接解放的问题。一个月后，学习班结束，吃过送行饭，次日准备回北平。这时，党组织获得内线情报，周南已被列入国民党拟定的“职业学生”黑名单，准备逮捕。不久，他被派往新设在河北省获鹿县的华北军政大学附属中央外事学校。当时，没有任何交通工具，20岁出头的周南怀揣组织上开的路条，从沧县泊头步行来到叶剑英担任校长的华北军政大学。他被安排到中央外事学校，与著名的国际友人马海德、柯鲁克、伊莎白等共事。北平和平解放时，周南参加了入城式，并参加了开国大典。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9月28日，美军部队逼近三八线。10月7日，美军大举越过三八线，向平壤推进。10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介入朝鲜战争。10月19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率先从安东（今丹东）、河口（即宽甸县长甸镇河口）、辑安（今集安）等多处地点，秘密渡过鸭绿江入朝作战。
“风掣红旗过绿江，高歌彻夜月苍黄。”（《初渡鸭绿江》）1950年秋，新婚之夜，时任北京外国语学校法文部级主任的周南匆匆告别新婚娘子黄过，随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管理团政委韩念龙将军北上，去了战火纷飞的朝鲜。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坐了好一阵子闷罐火车的周南跨过冰天雪地的鸭绿江。周南这样写道：“50年援朝军兴，时婚后甫一日，投笔振袂，慷慨就道，夤夜渡江，冰坚三尺，积雪没胫。”
在志愿军俘虏管理团，周南是内勤组组长，任务就是用英语给当了俘虏的美国大兵上政治课。
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后，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管理团政委的韩念龙接到电报，令他近期回北京。原来，时值中国与巴基斯坦建交，确定韩念龙任驻巴基斯坦大使。这时，韩念龙考虑到俘管团内勤组组长周南各方面表现不错，便决定周南随他去巴基斯坦负责秘书和交际工作。“我们去了以后，巴基斯坦要派第一任驻华大使。派出之前的一天，巴基斯坦的礼宾司司长坐在汽车里跟韩念龙聊天，他不知从哪儿得来的消息，说印度潘尼迦大使是向毛泽东主席呈递国书的，我们这位大使，有人说是要安排向朱德副主席呈递国书。这个不合适，还是换毛泽东主席吧。韩念龙不知原委，当场就答复了一句：根据我们法律上规定，主席不在的时候，副主席照样可以代表国家接受外国驻华大使呈递的国书。这没什么差别。随后，他发了封电报，告诉国内。隔了一两天，一封电报来了，严厉地批评韩念龙，说这么大的问题，不请示，不报告，随便回答，应该作深刻检讨，而且要在全馆随员以上的外交官面前检讨。署名是周恩来。这次给大家的震动很大。因为印巴正在闹矛盾，从政治上考虑，我们应该平等对待。后来，巴基斯坦第一任驻华大使罗查来了，果然不是朱老总，而是毛主席接受他递交的国书。随着中巴友谊进一步发展，说明周总理是很有远见的。”周南笑言，在巴基斯坦那几年，应该算作我的“外交学徒”生涯——因为大家都是第一次接触外交，外交到底怎么干，一开始大家都很茫然。“在巴基斯坦，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外交授权有限’，要提高纪律性，不能随便讲话，要多请示，多报告。”
1955年，周南因病从巴基斯坦回国，被分配到外交部办公厅工作。“刚去的时候我担任秘书处翻译科副科长，负责编辑外交部内部业务交流刊物和管理口、笔译译员的工作。后来，我在西亚科当科长。那时西亚事务不多，我记得只有一个叙利亚是建交国，就管这一个使馆。所以，我在西亚科里主要就搞些研究。这段时间受到锻炼的是一些领导人出访要我随访，从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1957年3月，中央派聂荣臻元帅当特使出访加纳，要我去，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聂帅——我帮他读报，做一些翻译工作。”
1958年2月11日，毛泽东免去周恩来兼任的外交部长职务，任命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兼任外交部长。周南记得陈毅上任那天，科级以上干部到外交部礼堂开会。在会上，陈毅对大家说：“毛主席让我当外交部长，我这个人讲话容易走火，我说不搞，但还是一定要我干，那我就搞吧。这是党对我的莫大信任。但是，同志哥哟！你们可要记住，巴黎和会上克里蒙梭逼着顾维钧签字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是代表站起来的伟大的中国人民的，谁想再欺侮我们，都要坚决顶回去！莫要学李鸿章，也莫要学法门寺里的那个贾桂，在洋大人面前奴颜婢膝,总象是矮了一截，挺不起腰杆子。”“我们继承的烂摊子,是100多年内忧外患造成的。我们这一代人要树立个雄心壮志，使伟大的中华民族重新富强起来！叫做人穷志不短。古人说,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么！”周南回忆说，陈毅挥洒自如地讲了一些话，鼓励了大家一通。
“那次代表团成员召集会开得很晚，一直开到凌晨3时。快12点了，每人吃了碗热气腾腾的肉丝面，吃完继续开会。那次，周总理从头到尾一件事一件事地问：多少人啊，住什么房子啊，什么飞机啊，沿途情况怎么样啊，问得很细。”在周南印象中，周总理在外交上挥洒自如，对国际问题了如指掌，“五项原则也是他提出来的。在重大方针的掌握上很有分寸，在待人接物上又十分细致周到。有一次在北京饭店举行一个招待会，宴会还没有开始，中国方面一位相当级别的干部在走廊上让周总理碰见了。这位干部当时穿的是中山装，风纪扣敞着。周总理见着他就训了一通：你这是个什么样子！客人看到你，觉得你蔑视人家，不尊重人家。后来大家在这方面也都很注意”。
“那时候‘文革’还没完，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去联合国的时候，都穿着中山装而不是西装。”中国代表团初次进入联大那一整天，大会正常议程被打断了——不少国家的代表团上台致辞欢迎，“有的讲得很热情，说中国早就应该进来了；有的讲没有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进来，联合国不成其为联合国。这一天，后来成为联合国的‘中国日’”。
刚到联合国，中国代表团连议事规则都不熟，而在联合国打程序战又很重要，往往实质问题就是从程序上反映出来的。因此，中国代表团开始打的是遭遇战，有点“打乱仗”的味道，难免出点差错。“有个关于中东问题的决议案要唱名表决，专门委员会主席按照国家英文首字母的顺序一个一个地叫。我们出席会议的代表当时比较紧张，叫到乍得(Chad)的时候，他没听清楚，以为是叫China，就答了一声Yes。结果出了差错，只得去解释、纠正。结果第二天，纽约亲国民党的报刊登出大标题报道，说中共代表‘大摆乌龙’。‘大摆乌龙’是广东话，就是闹笑话、搞错了的意思。但我始终闹不清楚这个词的来源。后来在香港，我问霍英东，你们广东人老讲‘摆乌龙’，黑色的龙跟闹笑话、做错事有什么关系？他想了半天，说‘乌龙’恐怕是从英文Wrong来的，是‘错误’嘛！”
“我们参加联合国以后，外交局面打开了，不少国家纷纷要同我们发展关系。我在那个时期，除日常会务外，大量的工作就是参与建交谈判。因此，参加联合国是中国外交局面开拓的一个分水岭。那一段时期，联合国的斗争还是很有成效的。我们联合第三世界国家，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对遏制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起了一些作用，对促进一些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也起了一些作用。1981年联合国选举秘书长，我们支持非洲坦桑尼亚人萨利姆。但美国拼命否决，一定要一个西方人当秘书长。我们也针锋相对，美国提的人要表决，也一样否决。这样来来回回搞了十来次。有一次安理会开会，坐在旁边席位上的一位美国参赞捅了我一下，说你们要否决到什么时候为止啊？我说你们否决我们提的人到什么时候，我们也否决你们到什么时候。就这样，双方长期相持不下。最后，有人从中调停，说是不是可以妥协一下，既不要西方的，也不要非洲的，找个拉美的，拉美也是第三世界嘛。就这样，德奎利亚尔才出来，当上了联合国秘书长。”周南说，那一个时期，美国已经失去了对联合国的控制和操纵能力，中国加入联合国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标志。
周南和他的同事们，把当年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话铭记在心。周南在自己所处理的复杂的国际问题上，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为贯彻党的外交路线，加强国际合作；为维护第三世界国家利益、促进世界和平进行了不懈努力和斗争。在联合国这个国际大家庭的讲坛上，他主持公道，伸张正义。中国代表团推进联合国通过了支持朝鲜和平统一、支持南非人民反对种族歧视、支持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的反对侵略和收复失地的斗争、支持巴拿马收回运河等一系列维护第三世界利益的决议，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正义做出了应有贡献。
对于搞外交的人来说，联合国提供了一个多边外交的大舞台，又是一个锻炼外交官的大学校。“国际上的重大事件、各个地区的热点问题，只要一发生，都要反映到联合国里来。这就要求你逐渐熟悉国际问题的各个方面、国际形势的全局和所有的重点问题。情况逼迫着外交官不能不这样。另外，一个问题出现了，不是说按照不同社会制度来决定一个国家态度，往往是每个代表根据自己的国家利害的不同，来决定自己的态度。社会主义阵营不尽一致，资本主义阵营同样也不一致。我们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去摸清楚各个不同国家，特别是主要国家的态度。然后根据问题的是非曲直，结合我们的政策，决定我们的态度。这就要做大量的会外工作，争取我们认为最好的结果。往往是会场外重于会场内，不是说带个讲话稿，到时候会上那么一讲就完了。”周南发自肺腑地说，经过联合国锻炼和没经过联合国锻炼的干部，是不一样的。他坦言，经过这一时期的磨练，自己对外交业务，包括政策和策略，比过去认识更深刻了，运用上也更加娴熟了。
1981年，周南从联合国调回国内，先后出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副部长，主管西欧工作，并开始参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筹备工作，进而成为谈判主攻手……
九、“诗人外交家”的诗意离休生活
1997年7月1日，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伴随着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一起徐徐升起，香港顺利回归。沉浸在欢乐中的人们，也许并不知道解决香港问题的中国政府谈判代表团为此付出的艰辛劳动。此前一个月，周南得知自己患了胃部恶性肿瘤，需要手术治疗，但为了祖国和人民，为了党的事业，他硬是推迟了手术，每天坚持超负荷工作，直到香港顺利回归后的第6天，才离开香港皇后大道东387号——新华社香港分社，回京手术。那一年，他已满70周岁。
“我刚去香港工作的时候，够累的了，过渡期有那么事，另外还不定有什么难以预料的事情发生，再加上那个彭定康铁了心要捣乱。干工作，最怕的就是内耗。如果自己人成天斗来斗去，还怎么会有精力用在工作上？不用别人来搞你，你自己就会先倒下了。”做了大手术后，参与了解决香港问题全过程长达15年之久的周南，真正过起了离休后闲居的生活。 随着身体的康复，这几年的活动量渐渐增加。在采访时，看得出他身体硬朗，精神矍铄。
“有人说，我在香港那几年的工作，是在‘风口浪尖’上过日子。此话不假。但‘搏浪方知沧海阔’，我们终于排除了各种干扰，保证了香港顺利回归。今天，香港良好的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而今，已步入耄耋之年的周南说，香港回归这些年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不但可行，而且是行之有效的。他还感慨地说：“我搞了一辈子外交，深深地感到办外交必须有强大的实力作后盾，现在我们国家强大了，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中国人受欺负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
出身书香门第的周南好读书，凡古今中外文史哲地无不涉猎。周南年轻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当外交官，他最大的愿望是想成为一名文学青年。其后，虽然现实与理想产生了很大偏差，但好读书的习惯却一直未曾改变。他的爱书成癖，在外交部出了名，哪怕只有半小时的空隙，他也要拿起书读上一会。他在外交部图书馆借的那些古书如《嘉业堂善本书景》、《越缦堂日记补》、《明本东坡居士集》，一般官员很少问津。到了国外，只要时间允许，他也必去图书馆、博物馆走一走。在北京，最让其留连忘返的是璃琉厂和故宫博物院。 “每天睡觉前，我都要拿上一本线装书看一看，现在都养成习惯，要不看会儿书，就睡不着觉了。”周南现在已不大看洋书，倒是常读线装书。他说：线装书不但是精美的艺术品，而且托在手上轻若无物，可以躺在床上翻看。在明清小说中，周南尤其是对曹雪芹的《红楼梦》情有独钟，读过几十遍， 堪称中国外交界的“业余”红学家。他自小就喜好京韵大鼓《黛玉葬花》，差不多每隔两年重读一遍，故对书中掌故细末毫节烂熟于心。不为人知的是，周南还是蜚声中外的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的燕京大学同窗，“在大学的时候，与他并没有什么接触，只记得他年纪好象要大一些”。
“退下来后，电视除了新闻之外，其它的看得都很少。”他说，如有好的历史剧也看看，不过总是找些史书比照着看。“最近播出的《贞观长歌》这部电视剧中的好多情节，有些是有根据的；但有些则只是史上有一点影子，剧中给夸大了；另外还有一些，根本就没影的事，纯粹是扯出来的。像有关岑文本的那些事，在《旧唐书·岑文本列传》中没有记载；侯君集的事情，倒是有点影子，但也不象剧中说的那样；至于这个公主那个公主的恋爱，从正史里是根本就找不出来。这样翻翻书，它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就会很清楚了。”
半个世纪以来，他已将读书写诗作为自己主要的休闲方式。青少年时代的周南，接触的大多是一些西方现代派诗歌，也尝试写过一些类似朦胧的现代色彩较强的诗。后来通过比较，觉得还是中国的古体诗更有韵味，“渐悟华夏文化自具根系源流，他山之石，固可攻玉，然未须弃己之田而耘人之田也”(《周南诗词选·自序》)，遂弃“新”从“旧”。
如今，他的旧体诗词很见功力。香港学界大师饶宗颐称“吐句清警，波澜壮阔”。所出版的《周南诗词选》中不少以香港回归为题材，字里行间跳跃着他那炎黄赤子的真诚。
掌印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中国代表团时，周南就多次以诗隐喻时局，风花雪月，田园山水，看似信手拈来，每每天然浑成，皆成佳喻，吟诗笑谈，屡有深意。1989年初，在时任港督卫奕信爵士举行的宴会上，周南曾吟诵《次北固山下》次联“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巧妙用来比喻香港的前景。
周南是一位既充满激情又温文尔雅，幽默诙谐而不失稳重的“诗人外交家”。接受采访时，他谈到自己与彭定康的一次正面交锋。那是在1993年香港大屿山天坛大佛开光典礼活动中，彭定康先是面对在场记者肆意攻击中国政府，并为他所推行的“三违反”政改方案进行诡辩。尔后,又在见到周南的时候，主动伸出手来表示“友好”。周南却没领彭定康的情，以佛家的双手合十来代替握手。记者穷追猛究，要求周南对彭定康的讲话作出评论时，周南就结合当时情景说：“谁搞‘三违反’定会‘苦海无边’，罪过，罪过；谁搞‘三符合’自是‘功德无量’，善哉善哉。”末了还添上了句:“阿弥陀佛。”令人忍俊不禁。
佛教之地，自然不宜展开外交争论，以佛家常用语宣传政治，锋芒藏而不露，达到了应时应景，不失分寸的效果，委实妙不可言。
有一次，周南在香港总商会发表演讲，有人当场发问：港人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一称谓有些抵触，将来的驻港部队能否换个名字？周南莞尔一笑，随即用英语吟诵了一段莎士比亚戏剧中的道白作答，中文大意是：名字本身有什么意义？我们称之为玫瑰的花朵，换一个别的名字，它的香味还是同样芬芳。周南的机敏睿智和儒雅风度博得在场者的一片喝彩。有人把香港回归的历程形容为“一波三折”，过渡期是在动荡中度过的，其中充满了尖锐复杂的斗争。也有人说，周南在人称“险地”的香港这几年的工作，身处第一线，是在“风口浪尖”上过日子啊。周南坦言：“此话不假。那些年，香港反华报刊攻击和辱骂我们的文章几乎天天都有。还有些国际势力想以此影响国内‘舆情’，把我‘排挤’走。而除了来自外部的压力，还有来自国内的。无非是有人指责前方是‘左’或是‘右’。但我们任凭风浪起，坚决按照小平同志的指示和中央的政策方针办，绝不屈服于各种压力。公余之暇，我还是照样与文化界的几个朋友诗酒唱和，吟咏自若。”
周南坦言，刚去香港的时候，自身的压力也是很大的。“但我们那个班子很团结，所有工作人员也都有着非常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你想呀，鸦片战争之后，我们国家遭受了多少耻辱，又是割地，又是赔款。收回香港，是我们第一次把别人抢去的东西又拿回来。能参与这样一件事，那是很大的光荣。大家就是一个心思，怎么才能不辱使命，把自己担负的工作干好。”
从外交战线退下来后，周南应邀在多个民间文化团体担任名誉职务，对此，他谦逊地解释，那只是挂个名，一般只参加几次重要活动。离休之后，周南的空余时间很多，他告诉记者，他是这样分配时间的：一部分用来读书，阅读一些过去想读而没有时间读的书，主要都是文史哲方面的。再有时间,就到祖国各地走一走。说到这里，周南扳起了指头计算道：“因为自从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国外或境外的工作经历占去了三分之二的时间，加在一起近30年，国内很多地方却没去过。祖国的大好河山很多都没时间光顾，总感觉是个缺憾。现在有时间了，每年在春、秋两季选择一、两个省份去看一看，把这个缺憾弥补上。”
在周南的寓所，记者看到，书架上除了有很多的线装古籍书刊之外，还摆设有古代的陶俑和青铜器。周南说这些都是复制品，是从各处的地摊上“淘”来的。全国各地，每到一处，他都要去当地的博物馆看一看，有时还到各地的考古现场去看实地挖掘的情况。然后，回到北京就到潘家园之类的地摊上，去买上一两件古文物的仿制品回家仔细观察摩挲。他说，从认真学习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更能够深切感受到中华民族，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
周南参观过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三星堆的古蜀文化和辽西的红山文化等。他说，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多元一体”发展起来的，并逐渐凝聚成华夏民族——这足以说明中华古文化是源于中华大地，而不是什么“外来的”。
谈到考古，周南兴趣盎然。他说，通过一些考古新发现，我们已经知道中国是一个具有50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通过断代工程，我们也确定了不只商、周两朝，而且关于夏朝的记载也是“信史”，而不再是传说了。“过去郭沫若曾认为中国的青铜器时代是商朝，通过考证，现在我们已经知道青铜器早在夏朝，就已经出现了。”
曾游遍世界各地大洋大海的周南，算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赋闲在京，周南仍手不释卷，除了大量看文史方面的书籍、写诗、会客之外，还保持着一项主要运动：游泳。每星期游两至三次。“每天早晨，到公园散散步、打打太极拳，这些运动很适合我们老同志。回来，看看‘人民’和‘参考’，听听古典音乐，欣赏京剧昆曲。”周南说，他偏喜程派，尤好其传人李世济的《锁麟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