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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为进一步为侵华战争服务，决定在中国建立专门的特务情报机构，由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后升任总领事）岩井英一统领，称“岩井公馆”。岩井英一不可能对“岩井公馆”事必躬亲，便把主持“岩井公馆”的任务交给了“值得信赖的好朋友”袁殊。日本人绝对没有想到，袁殊竟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于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利用“岩井公馆”这个戏台，上演了一幕幕有声有色的“好戏”。
共产党人钻进敌人的“心脏”
七七事变后不到一年的时间，日军就迅速占领了中国的半壁江山。这时，日本外务部门迫切需要有一个针对重庆国民政府的情报机关从事情报的搜集，更重要的是进行分析，写出秘密调查报告，分送日本外务省及各有关机构，以便为下一步的侵华战争作决策参考。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日本外务系统的日特机关“特别调查所”，于1938年4月在上海宝山路应运而生。
“特别调查所”亦名“岩井公馆”，是因为该机关创建以来的负责人一直是岩井英一。岩井英一是一名“中国通”，汉语流利，曾数次被派任驻渝蓉日本领事机构的外交官，时任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岩井英一虽然职位不是很高，权柄却很大，上海的日本和汪伪特务组织的活动经费全由他掌握核发，取得了操纵、干预日伪特务组织的权力，而且他还有强烈的政治野心，图谋在中国建立和扩张他自己的势力，以此作为资本，在日本官场中攀升，爬上日本外务相的宝座。因此，岩井英一对成立和运作这一特务机关非常卖力，成立之初也确实小有斩获，受到日本外务省的夸奖，这让他对这一机构更加寄予厚望。
但岩井英一毕竟还有领事馆的其他事情要做，不可能整天围着“岩井公馆”转，便想寻找一名得力助手代他具体管理和运作“岩井公馆”。这名“中国通”深知“以华制华”的重要性，他认为，在侵华战争中一名忠实的中国人要比10名日本人起到的作用都要大，特别是在收集中国的情报方面，中国人更有比日本人得天独厚的优势。于是，他把选择助手的目光投向了中国人，几经筛选，“能干可靠”的袁殊便进入了他的视线。
袁殊，1911年出生于湖北省蕲春县蕲州镇东长街一个没落的官宦人家，幼年随母迁来上海浦东。1929年袁殊留学日本，专攻新闻学，接触了一些进步思想，回国后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参加上海左翼文艺活动，创办《文艺新闻》。其间，袁殊以读者来信询问的形式率先在《文艺新闻》披露了“左联五君子”遇害的消息，震惊了全国。1931年10月，年仅20岁的袁殊经潘汉年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情报组织“中央特科”的一员。
1933年，在情报工作中表现出杰出才能的袁殊，奉派打入国民党上海社会局长、中统头子吴醒亚主持的特务组织“干社”，担任了新声通讯社、《华美晚报》记者和外论编译社的负责人，用合法身份为中共收集情报。1935年的一天，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代局长华而托在上海活动时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从他的笔记本中发现了袁殊的名字和电话号码，袁殊随之被捕。幸好华而托没有出卖他，袁殊也坚决不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再加上组织的多方营救，军统特务最后不得不放了他。袁殊出狱后再次赴日留学，1936年西安事变后回国。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知道他是“日本通”，想利用他和日本人拉关系，请他加入军统。袁殊请示潘汉年，潘表示同意，于是他又成为国民党军统国际情报组组长。
1939年，投靠日本的汉奸特务李士群、丁默村在主子的指使下，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成立特工总部，在租界内掀起白色恐怖。袁殊决心消灭“76号”这个特务魔窟，就组织了一批工人，准备挖地道安放炸药，将之炸毁。不料，已经秘密投靠汪精卫的军统上海组组长王天木将袁殊出卖，袁殊随后被“76号”逮捕，并准备将他处决。
危急时刻，潘汉年叫袁殊的妻子马景星立刻去向岩井英一求救。原来，袁殊利用记者身份早就结识了岩井英一，并成功打入了日方情报机构。通过交往，岩井英一很钦佩袁殊的才干，称他是“值得信赖的好朋友”，早想拉为己用，当即答应了马景星的要求，亲自赶到“76号”要人，李士群、丁默村见了岩井连个屁也不敢放，只得把袁殊交给他带走。
岩井英一亲自给袁殊设宴压惊，并透漏了准备请他帮助主持“岩井公馆”的想法。袁殊回答说：“兹事体大，容我想一下。”袁殊随即请示潘汉年，潘汉年权衡全局后同意了。于是，袁殊发表亲日的《兴亚建国论》，同时根据潘汉年的指令，在“岩井公馆”内成立了“兴亚建国运动”本部，并担任总干事，公开当起了“汉奸”。
日本人对“岩井公馆”很满意
钻进敌人的“心脏”进行抗日活动，这是件十分危险的事，必须有一批绝对可靠的共产党员作帮手。潘汉年随即向远在国统区的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求援，要求组织派两位可靠又干练的同志来帮助袁殊。李克农当即安排桂林《救亡日报》经理、共产党员翁从六和《救亡日报》电台台长彭克平一块来上海。
不久，著名记者、国新社香港分社社长、共产党员挥逸群，在香港被日军攻占后由中共派来上海，也被组织安排在“岩井公馆”工作。挥逸群到任的第二天，袁殊、翁从六就在南京路上一家高级饭店为其接风。谈到今后的工作，袁殊说：“‘岩井公馆’对内、对外由我总负责，老翁负责人事和经理部门，就请老挥你负责文化、教育事业。总之，我们3个人是一辆‘三驾马车’，一定要紧密团结。我们对外都是‘汉奸’，但我们都是在潘汉年的领导下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岩井公馆”的活动可概括为4个方面：政治、情报、文化、武装。4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分别在“岩井公馆”的4幢楼房内工作，又互相交叉沟通。
政治活动由“兴亚建国运动”本部负责，主要是针对汪精卫，它“亲善”、“共存共荣”的调子比汪精卫唱得更高，从而形成分庭抗礼之势，对汪精卫构成威胁。汪伪政府是日本人一手扶植的，为什么日本人又容许“岩井公馆”和汪精卫并立抗争呢？原来，日本人一向采用“分而治之”的策略，既要扶植汪精卫，又担心汪精卫势力壮大后会“奴大欺主”，不听指挥，因此需要有另外一股力量来进行牵制，在他们相互争宠中坐收其利。同时又因为汪精卫是日本陆军扶植的，日本陆军获得了操纵支配的最大利益，而岩井英一等外务省的一派，因在中国沦陷区没有获得多少权益而不满，就想扶植一股汉奸势力来为他们争得权益。正是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袁殊的“兴亚建国运动”得以开展。这个组织下设文化、劳动、青年、特种等多个委员会，除了进行宣传外，还在社会上组织开展活动，声势越来越大。
情报活动主要由袁殊负责，他几乎每周都将自己和手下收集到的真真假假的各种情报，经过仔细筛选后提供给岩井英一。另外，每当“76号”刚刚侦知中共地下抗日组织的某些活动时，中共地下党便迅速通知袁殊，让他立即上报岩井英一。有时，中共地下党有意在租界内外布置一些假机关，或者放上几册“文件”，让袁殊他们“侦悉”，以作为夸耀和报功的资本。这样，在中共地下党的配合下，袁殊轻而易举地成为日特机关中效率高、能力强的实力人物，从而取得了岩井英一和日本外务省高层的信任。
另一幢房屋是“上海编译社”的所在，它是新闻、文化、教育、出版事业的总汇，由编译社社长挥逸群主持。他率领多名编辑、翻译人员，并组织社外的作家，为“岩井公馆”所属的《新中国报》等报刊提供各种著译稿件。此外还成立了“自修大学”，为社会失学青年提供受教育的机会，由挥逸群任教务长。
还有一幢房子是“自强学院”的所在，它实际是一个军事组织，专门培养特工人员。几十名学员都是从青帮、洪帮等黑社会组织中挑选而来，一个个魁梧粗壮，身佩德国马牌手枪，除保卫“岩井公馆”外，还组成一支由袁殊率领的武装队伍，执行“特种”任务，使神秘的“岩井公馆”又增添了一份肃杀之气。
看到“岩井公馆”的文武事业日益兴旺壮大，野心勃勃的岩井英一满怀高兴，就更加信任和依赖袁殊，每月拨给大量“军票”(日本侵略者专门在沦陷区发行的一种没有准备金的纸币，以搜刮中国人民的血汗，供应日本部队和机关的开支)。因此“岩井公馆”经费充足，一切开支实报实销，翁从六就每月拨出一笔钱送交潘汉年，供中共地下党组织作活动经费。日本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岩井公馆”竟完全掌握在中共手中，它的各部门负责人几乎都是共产党员，是他们支持了中共地下党的活动。更有趣的是，“岩井公馆”的各个办公室里，都悬挂着袁殊手书的“忠诚”二字，日本特务满以为他们忠诚于“大日本帝国”，实际上，他们忠诚的却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事业。
“岩井公馆”的“好戏连台”
中共上海地下党安排袁殊等人打进“岩井公馆”，其中一个原因是为了掩护地下党的电台。“岩井公馆”为了方便收集情报，设有多个秘密电台。袁殊等共产党人主持“岩井公馆”后，每天抄收延安、重庆的广播，除抄送一份给日本人外，还提供给潘汉年和中共地下党；上海地下党有什么重要情报要发往延安，也经常由“岩井公馆”的秘密电台在深夜偷偷拍发。因此，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延安党中央和上海地下党的电波联系从未中断过。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出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大局的考虑。中共中央当时地处偏僻的延安，远离上海、南京、重庆等情报中心，正急待掌握日、汪、蒋等各方面的情报。上海当时处在日伪与顽固派的夹攻下，中共隐蔽战线的任务也更为艰巨，必须以更灵活的方式深入敌人内部。在这之前，潘汉年已派关露打进“76号”，再有袁殊等人进入日本人的活动圈子，对获取情报也就更加有利。
在“岩井公馆”及“汉奸”外衣的掩护下，袁殊、挥逸群、翁从六等共产党员冒着极大危险，为抗战事业进行着神不知鬼不觉的秘密情报活动，将一份份重要的战略情报从敌人的“心脏”发送到了延安。这期间，他们完成的情报工作可谓数不胜数：1939年英法企图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远东慕尼黑”活动；1941年6月13日苏德战争一触即发的报告，（后来苏共中央为此曾向中共中央表示感谢）；及时向中共中央提供了日伪内部的人事更迭；苏南日军的兵力部署、“清乡”行动；建立通往根据地秘密交通路线；救援被俘的我方人士，其中包括袁殊亲自救出的鲁迅夫人许广平，掩护潘汉年、范长江、邹韬奋等进入革命根据地；由于情报及时，粟裕部队迅速跳出了日伪合围的“篱笆墙”……
1942年初，由日本外务省安排，袁殊等人作为“兴亚建国运动”的代表，应邀到日本访问，外务省头子野春吉三郎是组织这一访问的主角。野春吉三郎向袁透露，当前的政策，是准备诱降蒋介石，建立一个以日本国为主体的“大东亚共荣圈”，日军已确定了南进的战略部署。这一消息，让袁殊为之震惊。来自各方面的情报表明，日军南进已是确定不移的战略决策了，潘汉年即电告延安。在欧战全面爆发之后，苏联始终担心腹背受敌，有了确定日军南进的情报后，才放心大胆地从远东调出了几十万兵力到西线。
后来，袁殊又兼任了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江苏省教育厅长、清乡专员以及伪保安司令等一系列伪职，他的情报工作日益老辣。自1939年主持“岩井公馆”到1945年抗战胜利，袁殊从来没有发生任何意外，这无疑是与他出色的智谋及中共地下党的密切配合分不开的。
抗战胜利后，上海出现了大批“从天上飞来的”、“地下钻出的”国民党官员，像饿虎扑食般争抢敌产，把日本人和汉奸留下的汽车、洋房、金钞、妻妾、货物攫为己有，顷刻间成为发“胜利财”的暴发户，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五子登科”丑剧。袁殊目睹这一切，意识到必须赶紧把“岩井公馆”的大量财产处理掉，以免落入贪官污吏之手，随即和挥、翁一起着手清理、遣散人员，把所属10多个单位的财产集中起来。
一天，袁殊和挥逸群二人乘小汽车来到西藏路上的联华银行，把沉甸甸的3只大皮箱寄存在这家银行的仓库里。3天后，他们避过了国民党接收人员的侦查，前来把3只皮箱取走，全部交给了中共地下党。3只皮箱中装满了黄金、外币和房地契、银行单据等，当时价值近千万元，中共地下党用这笔财富开了一家小银行。
除此以外，当时中共派人来上海筹划出版《新华日报》，袁殊、挥逸群就把“岩井公馆”的一幢房屋交该报作为社址，又把“岩井公馆”所属新昌印刷厂的厂房、机器和器材交给该报社使用。不久，夏衍受中共指派来上海创办《建国日报》，缺少经费，袁殊、挥逸群又把“岩井公馆”的新闻纸100筒、油墨20大桶，装满3大卡车，送给了建国日报社。
袁殊等人出生入死，胜利完成了党给予的“钻进敌人心脏”的艰巨任务。但国民党罪恶的魔手又向他们伸来了，国民党图谋用“汉奸”的罪名来加害这些抗日勇士，中共地下党立即安排他们到解放区去。袁殊随即把敌伪留下的枪械、弹药装上了几只木船，和翁从六等人一起奔往苏北解放区，挥逸群随后也离开了上海。自此，“岩井公馆”走进了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袁殊在北京《世界知识》杂志社任撰稿人，1955年因“潘杨事件”含冤入狱，1982年获正式平反，1987年11月26日在北京逝世。挥逸群在1952年3月被错误开除党籍，1955年因潘汉年冤案而入狱，1978年12月10日因病去世，1980年4月获得平反，10月恢复党籍。翁从六到解放区后主要担任财经工作，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后，他和同志们乘一辆运输车去石家庄时，因中途车翻而牺牲。
共产党人钻进敌人的“心脏”
七七事变后不到一年的时间，日军就迅速占领了中国的半壁江山。这时，日本外务部门迫切需要有一个针对重庆国民政府的情报机关从事情报的搜集，更重要的是进行分析，写出秘密调查报告，分送日本外务省及各有关机构，以便为下一步的侵华战争作决策参考。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日本外务系统的日特机关“特别调查所”，于1938年4月在上海宝山路应运而生。
“特别调查所”亦名“岩井公馆”，是因为该机关创建以来的负责人一直是岩井英一。岩井英一是一名“中国通”，汉语流利，曾数次被派任驻渝蓉日本领事机构的外交官，时任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岩井英一虽然职位不是很高，权柄却很大，上海的日本和汪伪特务组织的活动经费全由他掌握核发，取得了操纵、干预日伪特务组织的权力，而且他还有强烈的政治野心，图谋在中国建立和扩张他自己的势力，以此作为资本，在日本官场中攀升，爬上日本外务相的宝座。因此，岩井英一对成立和运作这一特务机关非常卖力，成立之初也确实小有斩获，受到日本外务省的夸奖，这让他对这一机构更加寄予厚望。
但岩井英一毕竟还有领事馆的其他事情要做，不可能整天围着“岩井公馆”转，便想寻找一名得力助手代他具体管理和运作“岩井公馆”。这名“中国通”深知“以华制华”的重要性，他认为，在侵华战争中一名忠实的中国人要比10名日本人起到的作用都要大，特别是在收集中国的情报方面，中国人更有比日本人得天独厚的优势。于是，他把选择助手的目光投向了中国人，几经筛选，“能干可靠”的袁殊便进入了他的视线。
袁殊，1911年出生于湖北省蕲春县蕲州镇东长街一个没落的官宦人家，幼年随母迁来上海浦东。1929年袁殊留学日本，专攻新闻学，接触了一些进步思想，回国后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参加上海左翼文艺活动，创办《文艺新闻》。其间，袁殊以读者来信询问的形式率先在《文艺新闻》披露了“左联五君子”遇害的消息，震惊了全国。1931年10月，年仅20岁的袁殊经潘汉年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情报组织“中央特科”的一员。
1933年，在情报工作中表现出杰出才能的袁殊，奉派打入国民党上海社会局长、中统头子吴醒亚主持的特务组织“干社”，担任了新声通讯社、《华美晚报》记者和外论编译社的负责人，用合法身份为中共收集情报。1935年的一天，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代局长华而托在上海活动时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从他的笔记本中发现了袁殊的名字和电话号码，袁殊随之被捕。幸好华而托没有出卖他，袁殊也坚决不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再加上组织的多方营救，军统特务最后不得不放了他。袁殊出狱后再次赴日留学，1936年西安事变后回国。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知道他是“日本通”，想利用他和日本人拉关系，请他加入军统。袁殊请示潘汉年，潘表示同意，于是他又成为国民党军统国际情报组组长。
1939年，投靠日本的汉奸特务李士群、丁默村在主子的指使下，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成立特工总部，在租界内掀起白色恐怖。袁殊决心消灭“76号”这个特务魔窟，就组织了一批工人，准备挖地道安放炸药，将之炸毁。不料，已经秘密投靠汪精卫的军统上海组组长王天木将袁殊出卖，袁殊随后被“76号”逮捕，并准备将他处决。
危急时刻，潘汉年叫袁殊的妻子马景星立刻去向岩井英一求救。原来，袁殊利用记者身份早就结识了岩井英一，并成功打入了日方情报机构。通过交往，岩井英一很钦佩袁殊的才干，称他是“值得信赖的好朋友”，早想拉为己用，当即答应了马景星的要求，亲自赶到“76号”要人，李士群、丁默村见了岩井连个屁也不敢放，只得把袁殊交给他带走。
岩井英一亲自给袁殊设宴压惊，并透漏了准备请他帮助主持“岩井公馆”的想法。袁殊回答说：“兹事体大，容我想一下。”袁殊随即请示潘汉年，潘汉年权衡全局后同意了。于是，袁殊发表亲日的《兴亚建国论》，同时根据潘汉年的指令，在“岩井公馆”内成立了“兴亚建国运动”本部，并担任总干事，公开当起了“汉奸”。
日本人对“岩井公馆”很满意
钻进敌人的“心脏”进行抗日活动，这是件十分危险的事，必须有一批绝对可靠的共产党员作帮手。潘汉年随即向远在国统区的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求援，要求组织派两位可靠又干练的同志来帮助袁殊。李克农当即安排桂林《救亡日报》经理、共产党员翁从六和《救亡日报》电台台长彭克平一块来上海。
不久，著名记者、国新社香港分社社长、共产党员挥逸群，在香港被日军攻占后由中共派来上海，也被组织安排在“岩井公馆”工作。挥逸群到任的第二天，袁殊、翁从六就在南京路上一家高级饭店为其接风。谈到今后的工作，袁殊说：“‘岩井公馆’对内、对外由我总负责，老翁负责人事和经理部门，就请老挥你负责文化、教育事业。总之，我们3个人是一辆‘三驾马车’，一定要紧密团结。我们对外都是‘汉奸’，但我们都是在潘汉年的领导下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岩井公馆”的活动可概括为4个方面：政治、情报、文化、武装。4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分别在“岩井公馆”的4幢楼房内工作，又互相交叉沟通。
政治活动由“兴亚建国运动”本部负责，主要是针对汪精卫，它“亲善”、“共存共荣”的调子比汪精卫唱得更高，从而形成分庭抗礼之势，对汪精卫构成威胁。汪伪政府是日本人一手扶植的，为什么日本人又容许“岩井公馆”和汪精卫并立抗争呢？原来，日本人一向采用“分而治之”的策略，既要扶植汪精卫，又担心汪精卫势力壮大后会“奴大欺主”，不听指挥，因此需要有另外一股力量来进行牵制，在他们相互争宠中坐收其利。同时又因为汪精卫是日本陆军扶植的，日本陆军获得了操纵支配的最大利益，而岩井英一等外务省的一派，因在中国沦陷区没有获得多少权益而不满，就想扶植一股汉奸势力来为他们争得权益。正是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袁殊的“兴亚建国运动”得以开展。这个组织下设文化、劳动、青年、特种等多个委员会，除了进行宣传外，还在社会上组织开展活动，声势越来越大。
情报活动主要由袁殊负责，他几乎每周都将自己和手下收集到的真真假假的各种情报，经过仔细筛选后提供给岩井英一。另外，每当“76号”刚刚侦知中共地下抗日组织的某些活动时，中共地下党便迅速通知袁殊，让他立即上报岩井英一。有时，中共地下党有意在租界内外布置一些假机关，或者放上几册“文件”，让袁殊他们“侦悉”，以作为夸耀和报功的资本。这样，在中共地下党的配合下，袁殊轻而易举地成为日特机关中效率高、能力强的实力人物，从而取得了岩井英一和日本外务省高层的信任。
另一幢房屋是“上海编译社”的所在，它是新闻、文化、教育、出版事业的总汇，由编译社社长挥逸群主持。他率领多名编辑、翻译人员，并组织社外的作家，为“岩井公馆”所属的《新中国报》等报刊提供各种著译稿件。此外还成立了“自修大学”，为社会失学青年提供受教育的机会，由挥逸群任教务长。
还有一幢房子是“自强学院”的所在，它实际是一个军事组织，专门培养特工人员。几十名学员都是从青帮、洪帮等黑社会组织中挑选而来，一个个魁梧粗壮，身佩德国马牌手枪，除保卫“岩井公馆”外，还组成一支由袁殊率领的武装队伍，执行“特种”任务，使神秘的“岩井公馆”又增添了一份肃杀之气。
看到“岩井公馆”的文武事业日益兴旺壮大，野心勃勃的岩井英一满怀高兴，就更加信任和依赖袁殊，每月拨给大量“军票”(日本侵略者专门在沦陷区发行的一种没有准备金的纸币，以搜刮中国人民的血汗，供应日本部队和机关的开支)。因此“岩井公馆”经费充足，一切开支实报实销，翁从六就每月拨出一笔钱送交潘汉年，供中共地下党组织作活动经费。日本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岩井公馆”竟完全掌握在中共手中，它的各部门负责人几乎都是共产党员，是他们支持了中共地下党的活动。更有趣的是，“岩井公馆”的各个办公室里，都悬挂着袁殊手书的“忠诚”二字，日本特务满以为他们忠诚于“大日本帝国”，实际上，他们忠诚的却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事业。
“岩井公馆”的“好戏连台”
中共上海地下党安排袁殊等人打进“岩井公馆”，其中一个原因是为了掩护地下党的电台。“岩井公馆”为了方便收集情报，设有多个秘密电台。袁殊等共产党人主持“岩井公馆”后，每天抄收延安、重庆的广播，除抄送一份给日本人外，还提供给潘汉年和中共地下党；上海地下党有什么重要情报要发往延安，也经常由“岩井公馆”的秘密电台在深夜偷偷拍发。因此，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延安党中央和上海地下党的电波联系从未中断过。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出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大局的考虑。中共中央当时地处偏僻的延安，远离上海、南京、重庆等情报中心，正急待掌握日、汪、蒋等各方面的情报。上海当时处在日伪与顽固派的夹攻下，中共隐蔽战线的任务也更为艰巨，必须以更灵活的方式深入敌人内部。在这之前，潘汉年已派关露打进“76号”，再有袁殊等人进入日本人的活动圈子，对获取情报也就更加有利。
在“岩井公馆”及“汉奸”外衣的掩护下，袁殊、挥逸群、翁从六等共产党员冒着极大危险，为抗战事业进行着神不知鬼不觉的秘密情报活动，将一份份重要的战略情报从敌人的“心脏”发送到了延安。这期间，他们完成的情报工作可谓数不胜数：1939年英法企图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远东慕尼黑”活动；1941年6月13日苏德战争一触即发的报告，（后来苏共中央为此曾向中共中央表示感谢）；及时向中共中央提供了日伪内部的人事更迭；苏南日军的兵力部署、“清乡”行动；建立通往根据地秘密交通路线；救援被俘的我方人士，其中包括袁殊亲自救出的鲁迅夫人许广平，掩护潘汉年、范长江、邹韬奋等进入革命根据地；由于情报及时，粟裕部队迅速跳出了日伪合围的“篱笆墙”……
1942年初，由日本外务省安排，袁殊等人作为“兴亚建国运动”的代表，应邀到日本访问，外务省头子野春吉三郎是组织这一访问的主角。野春吉三郎向袁透露，当前的政策，是准备诱降蒋介石，建立一个以日本国为主体的“大东亚共荣圈”，日军已确定了南进的战略部署。这一消息，让袁殊为之震惊。来自各方面的情报表明，日军南进已是确定不移的战略决策了，潘汉年即电告延安。在欧战全面爆发之后，苏联始终担心腹背受敌，有了确定日军南进的情报后，才放心大胆地从远东调出了几十万兵力到西线。
后来，袁殊又兼任了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江苏省教育厅长、清乡专员以及伪保安司令等一系列伪职，他的情报工作日益老辣。自1939年主持“岩井公馆”到1945年抗战胜利，袁殊从来没有发生任何意外，这无疑是与他出色的智谋及中共地下党的密切配合分不开的。
抗战胜利后，上海出现了大批“从天上飞来的”、“地下钻出的”国民党官员，像饿虎扑食般争抢敌产，把日本人和汉奸留下的汽车、洋房、金钞、妻妾、货物攫为己有，顷刻间成为发“胜利财”的暴发户，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五子登科”丑剧。袁殊目睹这一切，意识到必须赶紧把“岩井公馆”的大量财产处理掉，以免落入贪官污吏之手，随即和挥、翁一起着手清理、遣散人员，把所属10多个单位的财产集中起来。
一天，袁殊和挥逸群二人乘小汽车来到西藏路上的联华银行，把沉甸甸的3只大皮箱寄存在这家银行的仓库里。3天后，他们避过了国民党接收人员的侦查，前来把3只皮箱取走，全部交给了中共地下党。3只皮箱中装满了黄金、外币和房地契、银行单据等，当时价值近千万元，中共地下党用这笔财富开了一家小银行。
除此以外，当时中共派人来上海筹划出版《新华日报》，袁殊、挥逸群就把“岩井公馆”的一幢房屋交该报作为社址，又把“岩井公馆”所属新昌印刷厂的厂房、机器和器材交给该报社使用。不久，夏衍受中共指派来上海创办《建国日报》，缺少经费，袁殊、挥逸群又把“岩井公馆”的新闻纸100筒、油墨20大桶，装满3大卡车，送给了建国日报社。
袁殊等人出生入死，胜利完成了党给予的“钻进敌人心脏”的艰巨任务。但国民党罪恶的魔手又向他们伸来了，国民党图谋用“汉奸”的罪名来加害这些抗日勇士，中共地下党立即安排他们到解放区去。袁殊随即把敌伪留下的枪械、弹药装上了几只木船，和翁从六等人一起奔往苏北解放区，挥逸群随后也离开了上海。自此，“岩井公馆”走进了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袁殊在北京《世界知识》杂志社任撰稿人，1955年因“潘杨事件”含冤入狱，1982年获正式平反，1987年11月26日在北京逝世。挥逸群在1952年3月被错误开除党籍，1955年因潘汉年冤案而入狱，1978年12月10日因病去世，1980年4月获得平反，10月恢复党籍。翁从六到解放区后主要担任财经工作，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后，他和同志们乘一辆运输车去石家庄时，因中途车翻而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