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有关知情人透露和档案史料记载,戴季陶曾护送班禅回藏,后因班禅圆寂,他又毛遂自荐,抢到一个赴甘孜祭奠班禅的美差。这其中发生了什么?话得从头说起。
　　
　　班禅回藏却于玉树圆寂
　　
　　1934年,国民政府任命九世班禅为“西陲宣化使”,同时成立了宣化使公署。并按前朝旧例,册封九世班禅为“护国宣化圆觉大师”。长期居于内地的班禅,获封大喜,归心似箭,希望早日回到西藏。九世班禅按照国民党正规军的编制和装备,组建了一支200多人的警卫大队,做好了返藏的准备工作。后由于战乱,暂时推迟了返藏时间。1937年,九世班禅终于组成了返藏“班禅行辕”,国民党中央特派了“护送专使”,并从宪兵部队挑选了100多名官兵组成了武装护送仪仗队。班禅一行随即离京,取道青海回拉萨。
　　然而这一消息传到达赖耳中,立即电告国民政府,提出“只允许班禅及少数几个随从入藏”的条件。国民党中央一方面回电达赖,要达赖不要多虑,仪仗队仅是出于班禅路上安全的需要,别无他意,只要班禅一回到日喀则,仪仗队就马上返回;另一方面致电班禅和专使,武装护送班禅回藏的原则不变,继续西进。
　　可班禅一行刚至青海囊谦时,就受到达赖势力阻拦,不得已,只好返回玉树。不料班禅一行在玉树时,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已迁都重庆的国民党中央基于多种顾虑,电令“班禅行辕”在玉树待命,这一待就是半年,班禅不幸在此期间因病而圆寂了。
　　其时青海是匪军马步芳的天下,玉树驻扎着马步芳弟弟马步青的一个旅。这个马步青以贪婪成性、心狠手辣而著称。班禅堪布会议厅怕所携带的上万条枪支和大量弹药会引起马步青的注意,决定火速离开玉树。可又往哪里去呢?正在“班禅行辕”进退两难之时,刘文辉派人到玉树迎接班禅一行到康定居住,这样进可以继续返藏,退则能撤回重庆。班禅堪布会议厅将这一决定电告重庆,获得同意。不久,班禅的遗体从玉树转移到了甘孜县城。
　　
　　毛遂自荐实为疯狂敛财
　　
　　九世班禅圆寂的消息传出,朝野震惊。每个着眼民族利益的人对此都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为顺应民心与稳定班禅集团,国民党中央决定派一位中央大员,作为特使前往甘孜,祭奠九世班禅。
　　经过挑选,蒋介石亲自圈定,其特使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孰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时任考试院院长的戴季陶跳了出来,说他是佛门弟子,曾送班禅归藏,并拜班禅为师,因此非他莫属、义不容辞。人们都知道戴季陶是国民党元老、中央常委,又主持边务决策工作多年,加之又是蒋介石的谋士,他有此意谁敢公开持异议呢?吴忠信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戴季陶把这个有名有利的肥差抢走了,是敢怒而不敢言呀。但吴的手下对此非常不满,四处大骂戴季陶倚老卖老,说他是个“活鬼”,平时自称是孔孟的弟子,在老蒋面前又说是基督的信徒,现在竟说是佛门之人,说白了就是要趁机大捞一把。果然戴季陶出手不凡,令手下人打了一个50万开支的预算呈报财政部。财政部接到这个预算甚感为难,不好照批,遂呈报给蒋介石。蒋介石一看,也觉得戴的手伸得太长了,心也未免太黑了。便在上面批了“国库空虚,一切从简”8个字,让财政部只批了30万。按说这30万也是绰绰有余,但戴季陶却嫌批少了,向政府发难,拖着迟迟不去领。最后还是宋子文给了他一个台阶,对他说:“如若不敷,再行追加。”戴季陶这才给个笑脸。
　　戴季陶组成了一个“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行辕赴甘孜致祭机构”。人员组成包括总参赞1名(原二十四军副军长向传义),秘书长1名(考试院秘书长许崇灏),卫队长1名(考试院警卫队队长韩树森)。另外,又从国民党中央各部门抽调了30名作为行辕办事机构的人员。1938年6月,戴季陶率“院长行辕”全体人马,加上专程到重庆迎接“班禅行辕”的秘书长刘家驹,从重庆启程,乘着多辆小车,一路浩浩荡荡,到了成都。
　　西康省建省委员会委员长、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专程赶到成都款待戴季陶。刘还派了一个连的兵力沿途护送、办理食宿诸事,还电令雅安至康定沿途城镇的文武官员,尽力做好欢迎、接待、保卫工作。
　　早想摆摆架子、耍耍威风的戴季陶,在刘文辉这样的安排下更是锦上添花。
　　西康属贫瘠之地,山高坡陡,交通不便,境内没有一条公路,往来行走全靠人畜代步,基本处于与外世隔绝的封闭或半封闭状态。进入西康地界即将抵达雅安时,车辆无法前行。戴季陶就改乘四人大轿,其后是总参赞和秘书长大轿,中级官员坐滑竿,一般官员骑马。最前面一人举一面“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行辕”的大旗,熠熠生辉,接下来是骑高头大马、全副武装的50名宪兵仪仗队开路。3顶大轿之后,则是50名穿青呢制服、腰挂手枪长剑的警卫队,真比昔日的皇帝还要威风。
　　戴季陶还是那个怪习惯,只要一坐轿,就穿着天蓝色团花绫缎长袍,外面罩黑色团花对襟领架,头戴童子军船型帽,在轿子里正襟危坐,神气十足。这对沿途城镇那些组织来欢迎他的机关职员、各界人士、中小学生来说,根本不知轿中所坐何许人。那些从未见过世面的老百姓,更是一个稀奇。见了这帮人马和坐轿子里那个身穿奇装异服、古里古怪的人,还以为是哪个地方在办神会,一个个都双手合起做喇叭样,大声惊呼:“快来看,菩萨来啦!”戴季陶听在耳中自觉洋洋得意。
　　队伍离开雅安向康定行进的途中,有些深受压迫和剥削、含不白之冤的老百姓以为是清朝的钦差大臣来了,机不可失,有人学着戏台上的做法,双手高举状子,跪在路正中拦轿,喊冤:“钦差大人,冤枉啊!”而戴却仍稳坐轿中,半闭双目,令随员把状子接了,当晚上状子转给他时,他却冷笑道:“一律转西康建委会处理吧。”老百姓哪曾知道戴季陶这是玩猴把戏。
　　这次出行一共雇了100多个劳力,他们多数是鸦片患者,一日三餐饭可以不吃,烟少不得一顿。早上要过足瘾才上路,中午要先进烟馆才进饭馆,晚上更是要大肆吞云吐雾,否则无法上路。
　　那时,西康尚未正式建省,刘文辉的军费开支有很大一部分要靠烟税解决,西康的烟祸如洪水猛兽,遍地烟花,处处烟馆。国民党中央三令五申禁烟,但西康天高皇帝远,刘文辉不禁,谁管得了?刘知道戴季陶也是主张坚决禁烟的,为了免碍观瞻,早已电令沿途城镇各烟馆暂停营业。没想到这一举动,可给戴出了难题,因为力夫们走遍街都找不到烟馆过瘾。烟瘾发了,呵欠连天、一身冷汗、脚瘫手软,自己都站不起来,哪还有力气抬轿子和滑竿。本来威风八面的“院长行辕”,每天走不了多远就变成溃不成军的垮杆队伍了。秘书长许崇灏一打听,才知其内情。为不误行程,赶快请示戴季陶,问他怎么办?戴只好找刘文辉商量,要他通融一下。刘文辉说,院长看着办吧。乘着这个东风,将所有烟馆一律开门,以满足力夫们的需求。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当“院长行辕”一行来到时,老远就听见有人沿街打锣叫喊:“院长有令,各烟馆照旧开门!”
　　过了泸定,进入藏区,人烟稀少,力夫们吃烟又成问题了。“行辕”当机立断,先由总务部垫上一笔钱买几百两大烟供轿夫们路上抽用。
　　在禁烟问题上一向大唱高调的戴季陶院长,曾说过鸦片“伤国害民”,应“坚决禁绝”,“敢于违反中央禁令,种、售、运、吸者必须严惩”等言语,此时面对眼前具体的现实问题,也只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聋作哑了。
　　“院长行辕”一行离开康定,所过村落、山寨都用欢迎活佛的仪式欢迎戴季陶,举着松柏火把,弯腰恭迎。戴季陶摆出一副体察黎民的样子,叫随员发“赏钱”,以示中央德政,土司、头人、喇嘛发金银锭不等,老年人和小孩每人2元,年轻人每人1元。经办人明白,发“赏钱”没有名册,随抓随发,大有油水可捞。卫队长韩树森眼珠子一转,自告奋勇做起了发“赏钱”的差事,“行辕”到达甘孜时,韩虚报了1万多元,私下买了黄金、药材、鸦片,装箱后一律贴上“院长行辕”的封条,顺利运回重庆,借戴院长之威发了一笔横财。真是院长捞大钱,随员捞小钱。
　　“乌拉”是清政府在藏族地区推行的一种奴役、压榨穷苦人的制度,根据这种制度南来北往的汉人、政府的大小官吏都可以通知土司、头人派遣人畜无偿地为其驮运人员和行李。到了民国,藏、汉许多人都呼吁废除这种制度。戴季陶主持边务决策多年,也是赞成取消这种制度的人之一。这次甘孜之行,为了取大财,他一反常态,在上面大书道:“支派乌拉,沿袭旧制,不得变动。”
　　6月30日,戴季陶一行到达甘孜。刘文辉二十四军驻甘孜的团长、甘孜县县长、护送班禅的专使以及社会各界名流、驻军、群众等大老远赶到距县城15公里的地方迎接“院长行辕”。戴季陶一行在鞭炮声和喇嘛大号声中威风凛凛地入城了,遂将致祭班禅的仪式定在7月2日。这天,上午9时许,戴季陶身佩金花勋带,率全体致祭官员来到香根寺大经堂。“行辕”参加致祭的人一律身着青缎团花马褂、蓝花缎长袍。戴季陶为主祭,向传义、许崇灏、刘家驹等为陪祭,甘孜的军政要员及香根寺喇嘛等均参与祭礼,共计400多人。按戴季陶事先的安排,祭礼一律按清朝的礼仪进行,庄重肃穆。国民政府的致祭礼品有镀金的青狮白象一对、紫黄二色花缎20匹、边茶200包等。致祭毕,戴季陶给土司、头人各发金银锭不等的赏赐,寺外民众约2000多人也予以藏洋1元的赏赐,以笼络民心。
　　
　　得意而归不料惹怒老蒋
　　
　　在致祭班禅仪式之后,戴季陶又代表蒋介石对班禅堪布会议厅的主要官员作了“垂训”,并单独接见了“班禅行辕”的几个上层官员和活佛。在会见中,“班禅行辕”的官员和活佛向戴季陶提出了请求国民政府把康北几县划归“班禅行辕”管辖的要求,要他决断。
　　原来,“班禅行辕”一入西康就与刘文辉失去了宾主之欢。当初刘文辉派人到玉树迎接“班禅行辕”入康,是想通过“班禅行辕”体现“维护佛教”,进而达到他稳定西康、筹划藏事的政治目的。没想到派去的人在路上妄言“班禅行辕”一到康定就要交出全部武器。“班禅行辕”一行人到了甘孜后,见甘孜是交通要道和商贸中心,喇嘛寺也金碧辉煌、富丽堂皇,便驻跸不前,乐不思藏了。更因他们在西康受到了百姓崇敬,而西康政局一直不稳,即产生了要在甘孜建立特殊区域,割据一方的念头。戴季陶身为国民党中央要员,在蒋介石面前又有特殊地位,听了“班禅行辕”上层人物的这番话,态度模棱两可,答复含含糊糊。因为他知道蒋介石与刘文辉长期不合,更加坚定了“班禅行辕”割据的决心。致使次年就发生了“班禅行辕”联通当地土司、头人的武装与刘文辉的二十四军兵戎相见的“甘孜事变”,这是戴季陶此次西行铸成的一个大错。
　　戴季陶一行回到重庆,受到众多中央大员的欢迎和慰劳。在任何场合,他都吹嘘他的甘孜之行,此行意义是多么重大,一路上又是多么艰辛,收获又是多么大。当然,有一种收获他是绝对不会向外人透露的,那就是此行的30万国家资金仅用了17万左右,剩下的全部进了他的腰包。加上班禅的官员、活佛、藏族土司等奉献的礼品,大约也有三四万。知情者无不愤慨,更令戴的随员气愤的是,列入预算的随员差旅费他竟一分未支,全部被他一人独吞了。戴季陶倒振振有词:“大家的食宿都有人招待,为啥还要给出差费,这不是有意给我发难吗?”
　　戴季陶认钱不认人,还有许多例证。他们一行到乾宁时,有个“八美农牧场”的场长骑马走了几十里路来拜谒他。此人自称与戴是同乡(戴的老家在浙江吴兴),到美国留过学,人很年轻。他先递了张名片给戴的随员,上面写着:美国某大学毕业、西康建委会农牧技术员、八美实验农牧场场长,另外还有一行字:浙江湖州。随员一看是戴院长的浙江老乡,即通报进去。哪知戴根本不买账。原来这位年轻的场长显然不谙官场的应酬之道,他一见戴季陶的面便汇报起他的工作来。他说到他的成绩,说他制造了一种能提高牛奶中撮黄油的“黄油分离器”,深受藏民欢迎,并希望戴季陶帮助他引进荷兰牛来代替黄牛改良西康奶牛,提高产乳能力,引进澳洲羊以改良西康绵羊……说者是满腔热情,津津有味,陶醉于自己的蓝图之中,听者却早已是越听越不耐烦了。戴季陶突然打断对方的话:“你读过美国某某博士的论文吗?”年轻场长老老实实回答:“没有。”戴又问:“日本某某写了一本书,说西康绵羊是世界上最好的,你看过吗?”年轻场长没料到戴在故意挑剔,又如实回答:“也没有。”戴顿时勃然大怒,猛的拍了一下桌子,起身大骂:“你说你是学畜牧的,连这些书都没看过,还跟我谈什么改良!中国的事就坏在你们这些专家的手里!”骂毕,叫人来把这位天真的年轻场长轰走了。事后被蒋介石知道了,大骂戴季陶不是东西。
　　身边总备有文房四宝,这是戴季陶的习惯,因为他极喜随处写字题词,以沽名钓誉。此次,又为炫耀他的书法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在雅安、康定、甘孜,机关团体、寺庙、学校,处处都留下了他的墨迹。但所写的内容都是些老一套,不外是些“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政治全康”之类的陈词滥调。甚至连他的随员及奉命接待他的人,只要恭维他的字写得好,他也要用上好宣纸写上一幅相赠。
　　“院长行辕”离开康定继续西行,一过折多山就进入了高山草地。到甘孜还有10多天的行程,因人烟稀少,有时宿喇嘛寺,有时扎篷露宿。戴季陶的露宿是很讲排场的。营地中央是戴的“访康经过大元帅”的大营帐,大营帐四周是几十个尖顶帐篷。每当帐篷一搭好,就把那面“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行辕”的大旗竖在营门口,营门两边挂着他亲手写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大布幅,门里、门外两边排列着全副武装的宪兵。在荒凉的草原上,凸现这个场面,真是壮观无比。难怪初次露宿时,戴季陶对自己精心设计的杰作很是满意,他特地叫韩树森在营门口给他拍了许多不同角度的照片,准备带回重庆向蒋介石炫耀一番。
　　可他做梦也未想到,他的西藏之行早被重庆安插的耳目将他的一言一行,全部提供给老蒋了。自此后,蒋介石对他失去了信任,为他后来自杀埋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