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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岁时愤而当众撕碎侵略者的旗子
安徽省怀宁县白麟坂镇的铁砚山房是邓稼先出生的地方。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邓稼先出生后不久，母亲就带着他来到当时在北大任教的父亲身边。在父亲的熏陶和影响下，邓稼先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读四书五经，此外，他还对世界名著感兴趣，并且早早地接触了英文、数学等科目。可以说，邓稼先的童年生活，充满着书本香气。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枪声响起。22天后，北平沦陷了。占领北平的日军强迫市民游行，庆祝他们所谓的“胜利”。邓稼先无法忍受这种屈辱，时年13岁的他当众把一面日本国旗撕得粉碎，并扔在地上踩了几脚。这件事发生后，邓以蛰的一个好友劝他说，此事早晚会被人告发，你还是尽早让孩子离开北平吧。无奈之下，邓以蛰让邓稼先的大姐带着他南下昆明，那里有南迁的清华和北大教授，还有众多的老朋友。临走前，父亲对他说：“稼儿，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学文，科学对国家有用。”其实邓以蛰并不是什么科学救国论者，他只是凭自己的经验寄希望于邓稼先，但这句话在邓稼先的脑海里却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我学成后一定回来！”
1941年秋天，邓稼先考上了西南联大物理系。西南联大是原来的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在南迁后合并的一所学校。这里的名师严教让好学的邓稼先如鱼得水，他读书的劲头比中学时期更胜一筹，各个科目均成绩优异。
1946年的夏天，毕业后的邓稼先受聘担任北大物理系助教，回到阔别了六年的北平。这期间他一面当助教，一面积极准备留学美国的考试，并在1947年顺利地通过了考试，到美国普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48年秋天，邓稼先从上海启航，向大洋彼岸驶去。临行前，他的一位好友对他说：“中国天快要亮了。”邓稼先听了笑了笑，说了这样一句话：“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我学成后一定回来。”
在西南联大打下的坚实基础让他在美国的学习变得轻松，邓稼先各门功课优异，还拿到了奖学金。这段时间，邓稼先集中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钻研他所喜爱的物理学。三年的博士课程，邓稼先仅仅用了一年零十一个月便读满学分，并完成博士论文，顺利通过了答辩，获得了学位。
1950年8月29日，邓稼先收拾行李登船回国，这位取得学位刚9天的博士放弃了在美国可以有的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到了当时一穷二白的祖国。邓稼先实现了他两年前离开中国时的诺言。
罗布泊升起了蘑菇云
学成归国的邓稼先成为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一名助理研究员。他扎实的学科基础、高水准的专业水平和科研能力、流利的英文和俄文让负责筹备组建核武器研究队伍的钱三强选中了他。
1958年8月的一天，一个年轻人走进了时任我国核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办公室。钱三强对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中国要放一个‘大炮仗’，要调你去参加这项工作，你看怎么样？”
这个“大炮仗”，指的是原子弹，而这个青年就是邓稼先。
接受钱三强交与的任务后，邓稼先开始消失在亲戚朋友的视线里，甚至连他的妻子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在忙什么。
我国自主设计开发核武器的工作正式启动，年仅34岁的邓稼先成了领头羊，其他的小组成员都是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当时，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从零开始，这群年轻人面对的挑战可想而知。要知道，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科研队伍仅诺贝尔奖得主就有14人。
当时苏联支援我们的专家事实上实行技术封锁，邓稼先等人并没有获得多少帮助，后来，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干脆全部撤走。
邓稼先等人别无选择，只能自力更生。他领衔的理论小组面临的问题很现实，首先要在迷宫中找到方向。很快，他将目光锁定在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理性质这三个方面。方向确立了，邓稼先迅速把理论部的人员组成三个组，分别攻关。邓稼先晚上备课，白天给年轻人补习专业知识，有时上完课，邓稼先站在黑板前竟睡着了。这是一支年轻的队伍，每个人专长不同，性格迥异，相同的只有“争气”的劲儿和工作的热情，他们为讨论技术问题，经常通宵熬夜。就这样，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在两年中获得了很大的进步，朝着邓稼先确定的方向迈出了大步。不久，他们就走到了一个关键之处，要寻找制造原子弹的一个关键参数。当年苏联专家曾给过一个参数，严谨的理论小组没有轻易使用这个数值，上万次的方程式推算的结果与苏联专家的爆炸参数相差一倍，计算用的纸装进麻袋，堆满了几个仓库。
经过理论小组反复的计算核查，邓稼先意识到，苏联专家给出的参数只是他们的随口一说。为了演算这个数据，邓稼先带着研究员一日三班倒。算一次，要一个多月，算9次，要花费一年多时间，又请物理学家从出发概念进行估计，确定正确，常常是工作到天亮。每当过度疲劳，思维中断时，邓稼先都着急地说：“唉，一个太阳不够用呀！”
终于，关键性的参数被确定，整个核武器研制的“龙头”昂起来了。数学家华罗庚说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制造第一颗原子弹时，科学家们用的竟都是最原始的工具，炼制炸药时用的是铝锅，精确计算时用的是手摇计算机、计算尺和算盘，这里有邓稼先和那一代科学家天才般的创造和他们义无反顾的热情。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1967年6月17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氢弹。从原子弹到氢弹，法国用了8年、美国用了7年、苏联用了4年，中国仅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这些日子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的重要日子，是中华民族完全摆脱任人宰割危机的新生日子！
1967年以后邓稼先继续他的工作，至死不懈，对国防武器做出了许多新的巨大贡献。
释放生命的全部光辉
邓稼先曾说过：“在我们这里没有小问题，任何一件小事都是大事。小问题解决不好就会酿成大祸。”
1979年某一天，在某试验基地，新型核弹实验开始——飞机携带核弹直飞爆心。时间分秒过去了，核弹却没有爆炸。事后查明，原因是降落伞没有打开，飞机扔出来这个核弹从高空一直掉下来，直接摔到地面，就给摔碎了。 作为物理学家，邓稼先不是不知道辐射核心区有多危险，但是为了弄清楚原因，为了人民的安全和国家的荣耀，他决定自己亲自去找，陪他一块去的是当时（二机部）的副部长赵敬璞。这时候基地的一位领导陈彬说：“老邓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值钱。”邓稼先听后心中激动不已。他此时被一群生死与共的同志的真挚情感所打动，但他已不可能听这位将军的劝告了。吉普车在满是石头块的戈壁滩上到处跑，慢慢向戈壁深处驶去。在车上，他们没有说什么话，这并不是没话可说，而是在不停地思索。究竟是什么事故？有几种可能性？最坏的结果是什么？邓稼先什么都想到了，却唯独没顾得想想钚239对于人体的伤害。
到发生事故地区的边缘时，邓稼先立即感到了此地对于身体的危险性，这是核科学家的直觉。他坚决阻拦赵副部长和司机等人与他同行。
摔碎的弹片散落在荒垣上，他捧起弹片看了一下，随即松开。但在捧起碎弹体的那一刹那，生命的倒计时也启动了，他已经受过多次辐射伤害，但这一次是致命的。随后邓稼先被送进医院，检查结果显示白血球内染色体呈粉末状，尿液有极强的放射性。医院的医生不解地问，“这是吃了什么毒药了？毒性这么大，身体竟被破坏到这样？”邓稼先什么都没有说，短暂的休息后又回到了戈壁滩。
1984年，距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整整20年，邓稼先指挥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次核试验，这次试验的成功将标志着中国第二代核武的重大突破，然而这时邓稼先的身体已被癌细胞严重侵蚀，没有人知道。
1985年邓稼先回到了北京，回到了妻子的身边，给自己的夫人许鹿希留下了最后的回忆：
这时，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他进了医院，再也没能走出来。
他住了363天，动了3次手术。363天里，他一直疼痛不止，止痛的杜冷丁从每天一针发展到一小时一针，全身大面积溶血性出血。远在美国的杨振宁得知邓稼先病重的消息后，迅速来到北京。他来到医院，在好友的病床前放上一大束盛开的鲜花。邓稼先看看那花说：“振宁知道我不行了。”
我为这两位有着半个世纪友谊的老朋友照了最后一张合影，由于全身大面积出血，邓稼先的嘴角还残留着来不及擦去的血迹。
自知时日不多的邓稼先，从进医院的那天后，就考虑今后我国核武器的发展问题。
他跟于敏同志一起做了一个分析，美国当时核工业发展水平远远高于他国，为了维持核垄断，提出停止核试验。对中国来讲，那个时候中国是爬坡阶段，非常重要，如果当时我们也停止核试验的话，就是功亏一篑。
邓稼先开始着手草拟向中央提交的未来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他一边点滴化疗的药水，一边修改。
这份凝聚着众多人的心血，内容涉及未来中国核武器发展方向及途径的建议书，在绵阳和北京之间来回传递着，修改着。
去世前三个月他把这个建议书最后完成了，让我送去。我拿着这个出病房门的时候，他说：“希希，这个比你的命还重要啊。”
1986年7月17日，邓稼先留下了生前最后一段录像资料。他在人们的帮助下穿戴整齐，他要在病房里接受国家授予他的“全国劳动模范”称号。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邓稼先留下了最后的笔迹，也留下了最后一段录音：
“核武器事业是在成千上万人的努力下才成功的，我只不过做了一小部分我应该做的工作……”
在最后的日子里，邓稼先让司机带着他来到天安门广场，最后看了一眼五星红旗。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走完了他62年的生命旅程。
邓稼先敏锐的眼光使中国的核武器发展继续快步推进了十年。
十年后同一个日子，中国在成功地进行了最后一次地下核试验之后，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将暂停核试验。
（根据有关资料整理）
安徽省怀宁县白麟坂镇的铁砚山房是邓稼先出生的地方。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邓稼先出生后不久，母亲就带着他来到当时在北大任教的父亲身边。在父亲的熏陶和影响下，邓稼先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读四书五经，此外，他还对世界名著感兴趣，并且早早地接触了英文、数学等科目。可以说，邓稼先的童年生活，充满着书本香气。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枪声响起。22天后，北平沦陷了。占领北平的日军强迫市民游行，庆祝他们所谓的“胜利”。邓稼先无法忍受这种屈辱，时年13岁的他当众把一面日本国旗撕得粉碎，并扔在地上踩了几脚。这件事发生后，邓以蛰的一个好友劝他说，此事早晚会被人告发，你还是尽早让孩子离开北平吧。无奈之下，邓以蛰让邓稼先的大姐带着他南下昆明，那里有南迁的清华和北大教授，还有众多的老朋友。临走前，父亲对他说：“稼儿，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学文，科学对国家有用。”其实邓以蛰并不是什么科学救国论者，他只是凭自己的经验寄希望于邓稼先，但这句话在邓稼先的脑海里却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我学成后一定回来！”
1941年秋天，邓稼先考上了西南联大物理系。西南联大是原来的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在南迁后合并的一所学校。这里的名师严教让好学的邓稼先如鱼得水，他读书的劲头比中学时期更胜一筹，各个科目均成绩优异。
1946年的夏天，毕业后的邓稼先受聘担任北大物理系助教，回到阔别了六年的北平。这期间他一面当助教，一面积极准备留学美国的考试，并在1947年顺利地通过了考试，到美国普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48年秋天，邓稼先从上海启航，向大洋彼岸驶去。临行前，他的一位好友对他说：“中国天快要亮了。”邓稼先听了笑了笑，说了这样一句话：“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我学成后一定回来。”
在西南联大打下的坚实基础让他在美国的学习变得轻松，邓稼先各门功课优异，还拿到了奖学金。这段时间，邓稼先集中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钻研他所喜爱的物理学。三年的博士课程，邓稼先仅仅用了一年零十一个月便读满学分，并完成博士论文，顺利通过了答辩，获得了学位。
1950年8月29日，邓稼先收拾行李登船回国，这位取得学位刚9天的博士放弃了在美国可以有的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到了当时一穷二白的祖国。邓稼先实现了他两年前离开中国时的诺言。
罗布泊升起了蘑菇云
学成归国的邓稼先成为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一名助理研究员。他扎实的学科基础、高水准的专业水平和科研能力、流利的英文和俄文让负责筹备组建核武器研究队伍的钱三强选中了他。
1958年8月的一天，一个年轻人走进了时任我国核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办公室。钱三强对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中国要放一个‘大炮仗’，要调你去参加这项工作，你看怎么样？”
这个“大炮仗”，指的是原子弹，而这个青年就是邓稼先。
接受钱三强交与的任务后，邓稼先开始消失在亲戚朋友的视线里，甚至连他的妻子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在忙什么。
我国自主设计开发核武器的工作正式启动，年仅34岁的邓稼先成了领头羊，其他的小组成员都是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当时，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从零开始，这群年轻人面对的挑战可想而知。要知道，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科研队伍仅诺贝尔奖得主就有14人。
当时苏联支援我们的专家事实上实行技术封锁，邓稼先等人并没有获得多少帮助，后来，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干脆全部撤走。
邓稼先等人别无选择，只能自力更生。他领衔的理论小组面临的问题很现实，首先要在迷宫中找到方向。很快，他将目光锁定在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理性质这三个方面。方向确立了，邓稼先迅速把理论部的人员组成三个组，分别攻关。邓稼先晚上备课，白天给年轻人补习专业知识，有时上完课，邓稼先站在黑板前竟睡着了。这是一支年轻的队伍，每个人专长不同，性格迥异，相同的只有“争气”的劲儿和工作的热情，他们为讨论技术问题，经常通宵熬夜。就这样，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在两年中获得了很大的进步，朝着邓稼先确定的方向迈出了大步。不久，他们就走到了一个关键之处，要寻找制造原子弹的一个关键参数。当年苏联专家曾给过一个参数，严谨的理论小组没有轻易使用这个数值，上万次的方程式推算的结果与苏联专家的爆炸参数相差一倍，计算用的纸装进麻袋，堆满了几个仓库。
经过理论小组反复的计算核查，邓稼先意识到，苏联专家给出的参数只是他们的随口一说。为了演算这个数据，邓稼先带着研究员一日三班倒。算一次，要一个多月，算9次，要花费一年多时间，又请物理学家从出发概念进行估计，确定正确，常常是工作到天亮。每当过度疲劳，思维中断时，邓稼先都着急地说：“唉，一个太阳不够用呀！”
终于，关键性的参数被确定，整个核武器研制的“龙头”昂起来了。数学家华罗庚说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制造第一颗原子弹时，科学家们用的竟都是最原始的工具，炼制炸药时用的是铝锅，精确计算时用的是手摇计算机、计算尺和算盘，这里有邓稼先和那一代科学家天才般的创造和他们义无反顾的热情。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1967年6月17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氢弹。从原子弹到氢弹，法国用了8年、美国用了7年、苏联用了4年，中国仅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这些日子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的重要日子，是中华民族完全摆脱任人宰割危机的新生日子！
1967年以后邓稼先继续他的工作，至死不懈，对国防武器做出了许多新的巨大贡献。
释放生命的全部光辉
邓稼先曾说过：“在我们这里没有小问题，任何一件小事都是大事。小问题解决不好就会酿成大祸。”
1979年某一天，在某试验基地，新型核弹实验开始——飞机携带核弹直飞爆心。时间分秒过去了，核弹却没有爆炸。事后查明，原因是降落伞没有打开，飞机扔出来这个核弹从高空一直掉下来，直接摔到地面，就给摔碎了。 作为物理学家，邓稼先不是不知道辐射核心区有多危险，但是为了弄清楚原因，为了人民的安全和国家的荣耀，他决定自己亲自去找，陪他一块去的是当时（二机部）的副部长赵敬璞。这时候基地的一位领导陈彬说：“老邓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值钱。”邓稼先听后心中激动不已。他此时被一群生死与共的同志的真挚情感所打动，但他已不可能听这位将军的劝告了。吉普车在满是石头块的戈壁滩上到处跑，慢慢向戈壁深处驶去。在车上，他们没有说什么话，这并不是没话可说，而是在不停地思索。究竟是什么事故？有几种可能性？最坏的结果是什么？邓稼先什么都想到了，却唯独没顾得想想钚239对于人体的伤害。
到发生事故地区的边缘时，邓稼先立即感到了此地对于身体的危险性，这是核科学家的直觉。他坚决阻拦赵副部长和司机等人与他同行。
摔碎的弹片散落在荒垣上，他捧起弹片看了一下，随即松开。但在捧起碎弹体的那一刹那，生命的倒计时也启动了，他已经受过多次辐射伤害，但这一次是致命的。随后邓稼先被送进医院，检查结果显示白血球内染色体呈粉末状，尿液有极强的放射性。医院的医生不解地问，“这是吃了什么毒药了？毒性这么大，身体竟被破坏到这样？”邓稼先什么都没有说，短暂的休息后又回到了戈壁滩。
1984年，距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整整20年，邓稼先指挥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次核试验，这次试验的成功将标志着中国第二代核武的重大突破，然而这时邓稼先的身体已被癌细胞严重侵蚀，没有人知道。
1985年邓稼先回到了北京，回到了妻子的身边，给自己的夫人许鹿希留下了最后的回忆：
这时，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他进了医院，再也没能走出来。
他住了363天，动了3次手术。363天里，他一直疼痛不止，止痛的杜冷丁从每天一针发展到一小时一针，全身大面积溶血性出血。远在美国的杨振宁得知邓稼先病重的消息后，迅速来到北京。他来到医院，在好友的病床前放上一大束盛开的鲜花。邓稼先看看那花说：“振宁知道我不行了。”
我为这两位有着半个世纪友谊的老朋友照了最后一张合影，由于全身大面积出血，邓稼先的嘴角还残留着来不及擦去的血迹。
自知时日不多的邓稼先，从进医院的那天后，就考虑今后我国核武器的发展问题。
他跟于敏同志一起做了一个分析，美国当时核工业发展水平远远高于他国，为了维持核垄断，提出停止核试验。对中国来讲，那个时候中国是爬坡阶段，非常重要，如果当时我们也停止核试验的话，就是功亏一篑。
邓稼先开始着手草拟向中央提交的未来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他一边点滴化疗的药水，一边修改。
这份凝聚着众多人的心血，内容涉及未来中国核武器发展方向及途径的建议书，在绵阳和北京之间来回传递着，修改着。
去世前三个月他把这个建议书最后完成了，让我送去。我拿着这个出病房门的时候，他说：“希希，这个比你的命还重要啊。”
1986年7月17日，邓稼先留下了生前最后一段录像资料。他在人们的帮助下穿戴整齐，他要在病房里接受国家授予他的“全国劳动模范”称号。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邓稼先留下了最后的笔迹，也留下了最后一段录音：
“核武器事业是在成千上万人的努力下才成功的，我只不过做了一小部分我应该做的工作……”
在最后的日子里，邓稼先让司机带着他来到天安门广场，最后看了一眼五星红旗。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走完了他62年的生命旅程。
邓稼先敏锐的眼光使中国的核武器发展继续快步推进了十年。
十年后同一个日子，中国在成功地进行了最后一次地下核试验之后，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将暂停核试验。
（根据有关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