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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历史资源的争夺，表象上是为了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实质上反映了政府官员在政绩和GDP的双重压力下，既缺乏创新能力又渴望一蹴而就的偷懒心态
5月29日，河南南阳30名小学生在卧龙岗前齐诵《出师表》，“示威”抗议新版电视剧《三国》将‘诸葛亮躬耕地’设计为襄阳，现场还有人砸毁电视机并征集游客签名，以示拒看新《三国》的决心。
一部电视剧引发故里之战“连锁反应”——河南永成、安阳和安徽毫州争曹操。重庆奉节和四川彭山全民动员找刘各墓。
“一线大牌”古人瓜分得差不多后。不少二三线城市和小县城纷纷争当起“二三线”古人的“经纪人”。于是上演河北正定、临城与四川元氏夺赵云，甘肃康乐、陕西米脂、山西忻市抢貂蝉，湖北嘉鱼、河南商丘、湖南岳阳、浙江义乌，以及安徽潜山、庐江、南陵三县争“二乔”的场场好戏。
东南大学旅游研究所所长喻学才曾遭遇一件尴尬事：湖北蒲圻和黄州几乎同时邀请他参加赤壁之战的学术研讨会。
黄州人在江边打地基盖房子，挖出几块烧焦的舢板，就兴奋地说自己是正宗的赤壁古战场。喻学才就问了：也可能是从上游漂下来的呢?
“真假美猴王”打到工商总局
最近的焦点名人是朱熹。
为贺朱熹880岁大寿，福建尤溪、建阳、武夷山和江西婺源四地合开了一份40亿元的“寿礼”：其中包括投资4.16亿元的尤溪朱熹故居景区二期工程等项目；投资11.2亿元的建阳朱熹墓道神碑、朱熹祠堂、朱熹广场、半亩方塘等；投资3亿元的武夷山“理学圣地”游览区、“邹鲁渊源”游览区、朱子生活体验区、宋朝风情一条街；而江西婺源婺女村旅游休闲度假区、朱子龙尾砚文化园、文公湖度假村等项目总投资达24.45亿元。
“周作人曾说，我的故乡不止一个。”文化学者陈勇不无戏谑地指出，“如果地下有知，很多古人都会对这句话感同身受。”
类似例子在全国不胜枚举，甚至连文学作品中的虚拟内容也被一些地方政府纳入文化“啃老”的资源目录。福建说发现孙悟空墓，山东说考证出了泰山就是“花果山”原型，而山西娄烦县则着手开发建设“花果山孙大圣故里风景区”。
正像真假美猴王厮打着去东海找观音辨真伪一样，一些城市的“名分”官司打到了国家工商总局。
去年8月，湖北安陆在央视4套投放城市宣传片“李白故里银杏之乡，湖北安陆欢迎您”；此后不久，四川江油理直气壮地举起“尚方宝剑”——国家工商总局注册的39类(旅游类)商标“李白故里”，指称安陆“侵权”，安陆的宣传片因此遭央视停播。9月，安陆申请注册了商标类别中第41类的“李白故里银杏之乡”商标；10月，江油一口气申请注册了几十个类别的“李白故里”商标。
当江油听说国家工商总局批复安陆用“李白故里”做旅游宣传不构成侵权时，赌气称：“不排除将安陆和国家工商总局告上法庭的可能。”
“故里”商标抢注风似乎要刮起来了。湖北嘉鱼称当地乃“二乔”父亲的结婚之地，亦是“二乔”姥姥家所在。然而就在嘉鱼向工商总局商标局上报材料的同时，安徽潜山、浙江义乌均以最快速度分别向工商总局申请“二乔故里”商标。
本刊记者在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商标查询系统中输入“故里”二字进行近似查询，查到115个以故里命名的第39类旅游类商标，其中有黄帝、轩辕、仓颉，有老子、孟子、孙子、墨子，还有荷仙、哪吒、唐僧，四大美女的名号也已被抢注完毕。
而即便是观音也有故里之争——四川遂宁、河南平顶山和新疆昌吉市，均自称“观音故里”。
向古人要GDP
喻学才把名人故里之争比作三国里的刘备必须攀祖宗当皇叔，否则名不正，言不顺。
他认为，目前中国70％的县市失去了通过工业致富的机遇，而城市之间交通格局的改善使越来越多的城市将旅游休闲作为本地的支柱产业，在“国民休闲”概念的支配下，靠文化营销城市成为一种必然。而争抢名人资源，建景点是各地政府对“旅游”的最初级冲动，也是最容易操作的营销之道。对喻学才70％的县市失去工业致富机遇之说，无法验证，但其所说的一些现象是客观存在的。
盘点一段时间内卷入故里之争的地点，可以归纳出“大省小城”的特点——屡屡参与竞争、乐于曝光的多是地处文化大省但缺少知名度的小城市，如选秀一样，它们要的就是借此“出位”。通过争赵云故里的激烈对抗，河北临城和正定果然5成名。
然而无论是提高知名度还是优化环境，最终动力都来自于经济利益驱使。天津历史学学会理事裴钰就认为，故里之争是区域经济竞争的必然结果。他习惯用数据说话：“黄帝故里”之一的陕西黄陵县在“十一五”期间，旅游业年均递增27.2％，远超过当地其他产业(工业年增7.7％，农业年增9.3％)。
山西临汾市尧都区靠着“帝尧故里”，其旅游门票收入已由开发前的每年7万元提高到现在的千万元。
天互论坛曾发起调查：“你认为名人故里争议事件层出不穷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答案中，“巨大的商业利益”位列第一。
各城市的旅游规划真的“看上去很美”。
根据《南阳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纲要》，该市计划打造“卧龙岗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区”，预计2012年，集聚区文化旅游综合收入将达到4.15亿元；2015年，将达到14.35亿元。规划期末，集聚区文化旅游产业从业人员将达到两万人，带动社会就业8万人。
但靠古人营销城市并非没有代价。湖北随州“炎帝神农故里名胜风景区”、湖南株洲“全球华人炎帝文化景观中心”项目，计划分别投资4.4亿元和100亿元，而这两个地级市2009年的财政收入分别是17.5亿元和100.33亿元，上述项目就要占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甚至全部。两个项目分别占地3000亩和2970亩，对于人均耕地只有0.87、0.85亩的湖北、湖南省来说，这3000亩地，相当于3500多人的耕地面积。
“争了故里，才好圈地砸钱。如此大的投入，占用这么多原本稀缺的土地资源，经过了哪些环节的论证，经过了哪些部门的审批，不得而知。”陈勇质疑。
从2003年到2008年，河北巩义为了打造“杜甫故里”，强迫当地村民四次搬迁。有人慨叹“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杜甫精神与这样的城市如何匹配?
河南中牟的“官渡古战场”景区，于1993年投资1680万元建成，1999年景区收入为38981元，2000年跌到10616元，2004年后，门票收入每天不足30元，游客不到两人。
2008年山东说要投资300亿元在济宁建“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遭108位全国政协委员签名反对，甚至被公众批判为“宁可300亿拜鬼，不肯拔一毛利民”。
“文化铺张的场面美学”
一个寂静的山谷，一间始建时间相当于元代的修道院。登上油漆斑驳的楼梯，游客会发现一台电视机孤零零地播着flash，讲述13位修女饥荒年代在这里收容逃荒者的故事。这是一处英国“景点”。
“中国游客觉得不可思议。”刚探访过该景点的喻学才说，因为中国人看多了“大投入生产出的大文化”。动辄数个亿投入旅游文化项目，即使在一些贫困地区也不鲜见。河南鹿邑花2亿为老子修明道宫和太清宫，安徽涡阳建一个老子骑青牛铜像就花了120万。
对此，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吴祚来下定义为“文化铺张的场面美学”：当代人有时想动用自己的财富与实力，来打造场面宏大的古代文化价值。但人们看到的只是铺张的建筑样式，绝非古老而永恒的核心价值理念。
喻学才也有类似体会：就像京剧只有“一桌二椅”，舞台上东西越多，戏剧精神就越少，艺术也就越少。“何必要把真牛赶上舞台呢?”他认为，重视传统文化并不一定要把汉唐建筑都恢复起来，大兴土木往往是最笨、最假、最劳民伤财的做法。
陕西作家陈忠实在谈到西安时曾说：历史不应该是这座城市发展的资本——有点可疑的资本。
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王石表示，大家一拥而上争夺名人故里，充分说明我们的文化创造力严重不足。表面上看是民族自豪感的体现，实质上是文化自卑感的阴影。
跟中国文化铺张的“场面美学”形成最直接对比的，是刚刚游到上海世博会的丹麦“小美人鱼”，个头儿不到1.8米，却被丹麦乃至全世界视作瑰宝。
官员在政绩压力下的“偷懒心态”
喻学才曾经为浙江某个国家级风景区做规划，并根据景区特色作了宣传主题曲。送给当地政府审阅时，正赶上主管官员从美国拉斯维加斯考察回来。“可以用拉斯维加斯的曲调嘛!”一句话搞得喻学才哭笑不得。根据他的观察，照着西方的葫芦在中国画个瓢，似乎是不少地方官员在规划和设计城市形象时普遍选取的“捷径”。
所以他乐观地相信，一轮轮名人故里争夺战或多或少会有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但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争名分、攀祖宗的古人经济和文化铺张背后，不可或缺的仍然是领导意志。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殷墟考古队队长唐际根认为，地方政府参与名人故里之争，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有可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二是借此提升本地知名度，三是通过对遗址和名人故里的修整，优化当地环境。而这三个方面都是可被列入政绩考核的指标。
对于历史资源的争夺，表象上是为了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但实质上反映了政月狺员在政绩和GDP的双重压力下，既缺乏创新能力又渴望一蹴而就的偷懒心态。裴钰认为，破除“懒政思维”迫在眉睫。
那么，城市旅游规划到底要向传统学什么?
“首先是多读书，现在的不少地方官员学历不低而文化不高。”一位参与多个城市旅游规划的文化学者如此评价。白居易营造庐山草堂，苏东坡经营杭州西湖，柳宗元设计万石亭，这些“开发者”本身就有着极高的文化素养和鉴赏水平。
当然，古人做这些设计开发，只图风雅美名，并不关心投资效益，现在搞历史资源开发必须充分考虑市场需求。喻学才说，正因如此，才要求政府领导者更精准地确定城市形象和城市定位。
旅游开发的同时不能忽视遗产保护。瑞典历史学教授巴克特曼说，欧洲争名人故里的风气也很严重。瑞典有38个地方挂着“诺贝尔故居”、“诺贝尔小屋”、“诺贝尔学堂’等招牌，法国巴黎有三处巴黎公社社员墙；在德国，歌德有两个故乡，马克思有三个。
同样是为了吸引游客，但与中国不同的是，他们争的不是这些大师的故里何在，而是竞争谁对他们的遗迹保存得多、保护得好。而且，他们也不会动用纳税人的巨额款项率意而为，修建一些莫名其妙的仿古建筑。
清代，襄阳和南阳就为诸葛亮出生地争得面红耳赤。时任南阳知府的顾嘉衡以一副对联劝勉双方：“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
“面对古代官员的如此襟怀，今天那些为政绩搞故里之争，为此不惜拿小学生当道具的领导难道不感羞愧?”陈勇说。
江油执拗地喊出“绝不分享李白故里”，让喻学才感到无奈。他说，“黄州赤壁”特色在苏轼的二赋一词，即“文”。而“蒲圻赤壁”则以《三国演义》中传说故事为特色，即“武”。“一文一武，联网推销，来个双赢不是很好?”
5月29日，河南南阳30名小学生在卧龙岗前齐诵《出师表》，“示威”抗议新版电视剧《三国》将‘诸葛亮躬耕地’设计为襄阳，现场还有人砸毁电视机并征集游客签名，以示拒看新《三国》的决心。
一部电视剧引发故里之战“连锁反应”——河南永成、安阳和安徽毫州争曹操。重庆奉节和四川彭山全民动员找刘各墓。
“一线大牌”古人瓜分得差不多后。不少二三线城市和小县城纷纷争当起“二三线”古人的“经纪人”。于是上演河北正定、临城与四川元氏夺赵云，甘肃康乐、陕西米脂、山西忻市抢貂蝉，湖北嘉鱼、河南商丘、湖南岳阳、浙江义乌，以及安徽潜山、庐江、南陵三县争“二乔”的场场好戏。
东南大学旅游研究所所长喻学才曾遭遇一件尴尬事：湖北蒲圻和黄州几乎同时邀请他参加赤壁之战的学术研讨会。
黄州人在江边打地基盖房子，挖出几块烧焦的舢板，就兴奋地说自己是正宗的赤壁古战场。喻学才就问了：也可能是从上游漂下来的呢?
“真假美猴王”打到工商总局
最近的焦点名人是朱熹。
为贺朱熹880岁大寿，福建尤溪、建阳、武夷山和江西婺源四地合开了一份40亿元的“寿礼”：其中包括投资4.16亿元的尤溪朱熹故居景区二期工程等项目；投资11.2亿元的建阳朱熹墓道神碑、朱熹祠堂、朱熹广场、半亩方塘等；投资3亿元的武夷山“理学圣地”游览区、“邹鲁渊源”游览区、朱子生活体验区、宋朝风情一条街；而江西婺源婺女村旅游休闲度假区、朱子龙尾砚文化园、文公湖度假村等项目总投资达24.45亿元。
“周作人曾说，我的故乡不止一个。”文化学者陈勇不无戏谑地指出，“如果地下有知，很多古人都会对这句话感同身受。”
类似例子在全国不胜枚举，甚至连文学作品中的虚拟内容也被一些地方政府纳入文化“啃老”的资源目录。福建说发现孙悟空墓，山东说考证出了泰山就是“花果山”原型，而山西娄烦县则着手开发建设“花果山孙大圣故里风景区”。
正像真假美猴王厮打着去东海找观音辨真伪一样，一些城市的“名分”官司打到了国家工商总局。
去年8月，湖北安陆在央视4套投放城市宣传片“李白故里银杏之乡，湖北安陆欢迎您”；此后不久，四川江油理直气壮地举起“尚方宝剑”——国家工商总局注册的39类(旅游类)商标“李白故里”，指称安陆“侵权”，安陆的宣传片因此遭央视停播。9月，安陆申请注册了商标类别中第41类的“李白故里银杏之乡”商标；10月，江油一口气申请注册了几十个类别的“李白故里”商标。
当江油听说国家工商总局批复安陆用“李白故里”做旅游宣传不构成侵权时，赌气称：“不排除将安陆和国家工商总局告上法庭的可能。”
“故里”商标抢注风似乎要刮起来了。湖北嘉鱼称当地乃“二乔”父亲的结婚之地，亦是“二乔”姥姥家所在。然而就在嘉鱼向工商总局商标局上报材料的同时，安徽潜山、浙江义乌均以最快速度分别向工商总局申请“二乔故里”商标。
本刊记者在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商标查询系统中输入“故里”二字进行近似查询，查到115个以故里命名的第39类旅游类商标，其中有黄帝、轩辕、仓颉，有老子、孟子、孙子、墨子，还有荷仙、哪吒、唐僧，四大美女的名号也已被抢注完毕。
而即便是观音也有故里之争——四川遂宁、河南平顶山和新疆昌吉市，均自称“观音故里”。
向古人要GDP
喻学才把名人故里之争比作三国里的刘备必须攀祖宗当皇叔，否则名不正，言不顺。
他认为，目前中国70％的县市失去了通过工业致富的机遇，而城市之间交通格局的改善使越来越多的城市将旅游休闲作为本地的支柱产业，在“国民休闲”概念的支配下，靠文化营销城市成为一种必然。而争抢名人资源，建景点是各地政府对“旅游”的最初级冲动，也是最容易操作的营销之道。对喻学才70％的县市失去工业致富机遇之说，无法验证，但其所说的一些现象是客观存在的。
盘点一段时间内卷入故里之争的地点，可以归纳出“大省小城”的特点——屡屡参与竞争、乐于曝光的多是地处文化大省但缺少知名度的小城市，如选秀一样，它们要的就是借此“出位”。通过争赵云故里的激烈对抗，河北临城和正定果然5成名。
然而无论是提高知名度还是优化环境，最终动力都来自于经济利益驱使。天津历史学学会理事裴钰就认为，故里之争是区域经济竞争的必然结果。他习惯用数据说话：“黄帝故里”之一的陕西黄陵县在“十一五”期间，旅游业年均递增27.2％，远超过当地其他产业(工业年增7.7％，农业年增9.3％)。
山西临汾市尧都区靠着“帝尧故里”，其旅游门票收入已由开发前的每年7万元提高到现在的千万元。
天互论坛曾发起调查：“你认为名人故里争议事件层出不穷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答案中，“巨大的商业利益”位列第一。
各城市的旅游规划真的“看上去很美”。
根据《南阳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纲要》，该市计划打造“卧龙岗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区”，预计2012年，集聚区文化旅游综合收入将达到4.15亿元；2015年，将达到14.35亿元。规划期末，集聚区文化旅游产业从业人员将达到两万人，带动社会就业8万人。
但靠古人营销城市并非没有代价。湖北随州“炎帝神农故里名胜风景区”、湖南株洲“全球华人炎帝文化景观中心”项目，计划分别投资4.4亿元和100亿元，而这两个地级市2009年的财政收入分别是17.5亿元和100.33亿元，上述项目就要占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甚至全部。两个项目分别占地3000亩和2970亩，对于人均耕地只有0.87、0.85亩的湖北、湖南省来说，这3000亩地，相当于3500多人的耕地面积。
“争了故里，才好圈地砸钱。如此大的投入，占用这么多原本稀缺的土地资源，经过了哪些环节的论证，经过了哪些部门的审批，不得而知。”陈勇质疑。
从2003年到2008年，河北巩义为了打造“杜甫故里”，强迫当地村民四次搬迁。有人慨叹“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杜甫精神与这样的城市如何匹配?
河南中牟的“官渡古战场”景区，于1993年投资1680万元建成，1999年景区收入为38981元，2000年跌到10616元，2004年后，门票收入每天不足30元，游客不到两人。
2008年山东说要投资300亿元在济宁建“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遭108位全国政协委员签名反对，甚至被公众批判为“宁可300亿拜鬼，不肯拔一毛利民”。
“文化铺张的场面美学”
一个寂静的山谷，一间始建时间相当于元代的修道院。登上油漆斑驳的楼梯，游客会发现一台电视机孤零零地播着flash，讲述13位修女饥荒年代在这里收容逃荒者的故事。这是一处英国“景点”。
“中国游客觉得不可思议。”刚探访过该景点的喻学才说，因为中国人看多了“大投入生产出的大文化”。动辄数个亿投入旅游文化项目，即使在一些贫困地区也不鲜见。河南鹿邑花2亿为老子修明道宫和太清宫，安徽涡阳建一个老子骑青牛铜像就花了120万。
对此，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吴祚来下定义为“文化铺张的场面美学”：当代人有时想动用自己的财富与实力，来打造场面宏大的古代文化价值。但人们看到的只是铺张的建筑样式，绝非古老而永恒的核心价值理念。
喻学才也有类似体会：就像京剧只有“一桌二椅”，舞台上东西越多，戏剧精神就越少，艺术也就越少。“何必要把真牛赶上舞台呢?”他认为，重视传统文化并不一定要把汉唐建筑都恢复起来，大兴土木往往是最笨、最假、最劳民伤财的做法。
陕西作家陈忠实在谈到西安时曾说：历史不应该是这座城市发展的资本——有点可疑的资本。
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王石表示，大家一拥而上争夺名人故里，充分说明我们的文化创造力严重不足。表面上看是民族自豪感的体现，实质上是文化自卑感的阴影。
跟中国文化铺张的“场面美学”形成最直接对比的，是刚刚游到上海世博会的丹麦“小美人鱼”，个头儿不到1.8米，却被丹麦乃至全世界视作瑰宝。
官员在政绩压力下的“偷懒心态”
喻学才曾经为浙江某个国家级风景区做规划，并根据景区特色作了宣传主题曲。送给当地政府审阅时，正赶上主管官员从美国拉斯维加斯考察回来。“可以用拉斯维加斯的曲调嘛!”一句话搞得喻学才哭笑不得。根据他的观察，照着西方的葫芦在中国画个瓢，似乎是不少地方官员在规划和设计城市形象时普遍选取的“捷径”。
所以他乐观地相信，一轮轮名人故里争夺战或多或少会有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但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争名分、攀祖宗的古人经济和文化铺张背后，不可或缺的仍然是领导意志。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殷墟考古队队长唐际根认为，地方政府参与名人故里之争，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有可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二是借此提升本地知名度，三是通过对遗址和名人故里的修整，优化当地环境。而这三个方面都是可被列入政绩考核的指标。
对于历史资源的争夺，表象上是为了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但实质上反映了政月狺员在政绩和GDP的双重压力下，既缺乏创新能力又渴望一蹴而就的偷懒心态。裴钰认为，破除“懒政思维”迫在眉睫。
那么，城市旅游规划到底要向传统学什么?
“首先是多读书，现在的不少地方官员学历不低而文化不高。”一位参与多个城市旅游规划的文化学者如此评价。白居易营造庐山草堂，苏东坡经营杭州西湖，柳宗元设计万石亭，这些“开发者”本身就有着极高的文化素养和鉴赏水平。
当然，古人做这些设计开发，只图风雅美名，并不关心投资效益，现在搞历史资源开发必须充分考虑市场需求。喻学才说，正因如此，才要求政府领导者更精准地确定城市形象和城市定位。
旅游开发的同时不能忽视遗产保护。瑞典历史学教授巴克特曼说，欧洲争名人故里的风气也很严重。瑞典有38个地方挂着“诺贝尔故居”、“诺贝尔小屋”、“诺贝尔学堂’等招牌，法国巴黎有三处巴黎公社社员墙；在德国，歌德有两个故乡，马克思有三个。
同样是为了吸引游客，但与中国不同的是，他们争的不是这些大师的故里何在，而是竞争谁对他们的遗迹保存得多、保护得好。而且，他们也不会动用纳税人的巨额款项率意而为，修建一些莫名其妙的仿古建筑。
清代，襄阳和南阳就为诸葛亮出生地争得面红耳赤。时任南阳知府的顾嘉衡以一副对联劝勉双方：“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
“面对古代官员的如此襟怀，今天那些为政绩搞故里之争，为此不惜拿小学生当道具的领导难道不感羞愧?”陈勇说。
江油执拗地喊出“绝不分享李白故里”，让喻学才感到无奈。他说，“黄州赤壁”特色在苏轼的二赋一词，即“文”。而“蒲圻赤壁”则以《三国演义》中传说故事为特色，即“武”。“一文一武，联网推销，来个双赢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