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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以色列人对中国人感叹：“你们的墙(长城)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中国人开玩笑道：“你们的墙(隔离墙)也很有名”
在以色列，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他们的总理奥尔默特与中国有着一段特殊情结一作为原居哈尔滨犹太人的后裔，中国被他视为第二故乡，他的祖父至今仍长眠在哈尔滨的皇山犹太人公墓。
这些天正在北京访问的奥尔默特，在奶牛场亲手挤奶，踏访奥运场馆工地，还要求把奶牛场的白大褂作为纪念品。而在成为总理之前的2004年，他曾专程到哈尔滨拜谒祖父和其他3位亲人的墓。
有相当一部分以色列人和奥尔默特一样，因为历史的渊源，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
19世纪末和二战期间，当犹太人在欧洲被迫害、排挤、遭到纳粹屠杀时，大批犹太人在中国的哈尔滨和上海建起了他们的避风港。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虽然在中国的犹太人纷纷迁居到《圣经》中记载的“应许之地”，但中国仍在他们心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留在中国的青春岁月
今年已86岁高龄的考夫曼在哈尔滨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他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当年那座80万人口的“老式的城市”一隆隆驶过街道的马车，市立公园、跨线桥和教堂广场，对于当年与犹太人有联系的企业、糖果店和饭店，他至今还能如数家珍。
1949年离开哈尔滨到以色列定居后，考夫曼仍割合不下与中国的这份情意，1992年中以建交后，他联合曾旅居中国的数千名犹太人推动成立了以中友好协会。
曾经在上海居住多年的高丽雅也是其中的一位。这位俄罗斯后裔的犹太老太太，说中文，用中国名字，甚至还会做中国的“咕咾肉”。每次见到中国记者，总是热情地邀请去家里做客。在她特拉维夫的家中，琳琅满目地摆满中国的屏风、盆景、水墨画……
《耶路撒冷邮报》不久前刊登过一篇文章，该报正在做环球旅行的专栏作者来到上海的犹太人社区，在参观了犹太人二战期间留在上海的种种生活遗迹之后，作者回忆道：日军曾把上海的犹太人封锁在一个社区里，试图让他们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自然消失”，但墙里的这些犹太人最终活了下来，因为在他们被围困时，总是有食物从墙外“飞”进来，而至今也没人知道这些当年帮助过犹太人的中国人的名字。
据不完全统计，二战时期，上海接纳了3万多名犹太难民，使他们逃脱了纳粹屠杀的魔掌。虽然大多数中国人所认定的“犹太人对中国感恩戴德”的观点不一定准确，但说犹太人尤其是老一代犹太人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还是恰当的。
然而，以色列对中国的认同并不局限于中国在历史上对其提供的帮助。历史上思想家辈出的犹太民族，对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历史有着一种“英雄相惜”的感情。这也是为什么在各种涉及中国的场合，以色列人总免不了有“中以两国都是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伟大国度”、“犹太人和中国人有太多的相似之处”这样的评论。
本刊记者一次路遇一位以色列人，得知记者是中国人之后，他立即感叹：“你们的墙(长城)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记者于是开玩笑道：“你们的墙(隔离墙)也很有名。”对方则报以狡黠的一笑。
学习中国的“人脉”
与不少西方人类似，提起中国，以色列人往往第一个脱口而出的名字就是“李小龙”，随即开始边模仿李小龙打斗时独特的叫声、边表演电影中看来的“中国功夫”。“中国功夫”已经成了他们心目中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元素”之一。
在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街头，随处可见“武馆”的招生广告，“拳道”、“太极”等汉字夹在希伯来文中格外醒目。事实上，“太极”已经作为外来语进入了希伯来文。
一位以色列老太太曾告诉记者，她每天要花两个小时练习“太极”，因为在当地人看来．穿着宽大的练功服，跟着东方面孔的师父挥拳踢腿，是件很“酷”的事。
除了中国功夫之外，学习中文在以色列也是一件越来越“流行”的事。目前在以色列，已经有希伯来大学、特拉维夫大学和海法大学设立了东亚系，其中希伯来大学的东亚系已有38年的历史。每年都有几百名学生选择进入这几所大学的东亚系，而中文和中国研究是最重要的专业。
以色列人葛云是希伯来大学东亚系的毕业生，曾在海法大学教过中文，并在北京留学一年。她说，她小时候的愿望是学习世上所有的语言，但学了中文后，别的都不想学了，因为“中文实在太有趣了”。
现在，她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在听说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举行听证时，她甚至特意赶到北京参加，打算撰写文章向西方介绍。
她说：“我想让中国以外的读者知道中国现在的民主进程，因为很多以色列人不太了解中国的现代化程度。”
当然，在以色列，有相当一部分人学习中文是为了经商的需要。记者的一位以色列朋友阿米尔在特拉维夫开了一家有关中国事务的咨询公司。现在，他每天抽出一个小时自学中文。阿米尔打算明年到中国的大学学习MBA，虽然凭他的背景到美国读MBA很容易，但他相信，通过在中国的学习，他能掌握中国商界最重要的东西——人脉。
并不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像阿米尔那样了解中国特殊的商业文化。都说全世界的钱装在犹太人的钱袋里，但是许多以色列人在中国经商并不得志。
曾多次到过中国的以色列商人西门，对中以两国的商业文化差异感受很深。他说：“以色列人很难理解‘人脉’在中国的重要性，正像中国人难以理解以色列人做生意对事不对人一样。”
但是，中国巨大的市场让精明的犹太人难以合弃。因此，专门教授以色列人如何在中国做生意的中介公司应运而生。阿米尔、西门都在从事这个行当。
依然遥远而陌生
不过，对于相当多的以色列人来说，中国还是个遥远而陌生的国度。
本刊记者认识的一位德裔犹太人虽然对中国很感兴趣，但他对中国人婚姻的印象仍然停留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时代。
以色列的很多旅行社开办了到中国旅游的项目，而习惯于举家出游的以色列人往往会对在中国生活是否方便十分关心。一位准备带着孩子前往中国的以色列母亲就曾经询问记者：“你们那里能买到孩子的纸尿裤吗?”
同样，除了中东地区持续几十年的战争冲突和以巴之间频仍的流血事件外，以色列对于大多数普通中国人来说，似乎也不代表更多的东西。
在死海以色列一边的一个著名景点，本刊记者偶遇几名操着标准北京话的中国“游客”。一番交流之后，才得知原来这批同胞并不是游客，而是从国内到以色列来接受培训的。也难怪，当时正是以黎冲突刚刚结束，其中一名年轻女孩直言：“要不是培训谁来这儿啊，不要命了!”
中国驻以色列使馆的朋友还向记者讲述过这样的故事：使馆刚刚从机场接回的一个国内团队中，有两名小伙子一下车就几个健步冲到远处“隐蔽”起来，弄得其他人不知所措。后来才知道，这两名小伙子出国之前好好地接受了一番朋友的“安全教育”——以色列的公共汽车经常发生自杀式爆炸，而当时停车的地方正好有一辆大巴在近旁。
由于以色列有些被夸大的安全状况，目前在以色列的中国人，除中国各驻外机构、留学生以外，大部分是奔着高工资而来的中国工人。而短期“到此一游”的则多半不是为了拓展生意就是有公务在身。
但尽管如此，中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贸易额去年已经达到了35亿美元，以色列世界闻名的高科技产业、节水技术、农业技术和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也都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远道而来。
在以色列，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他们的总理奥尔默特与中国有着一段特殊情结一作为原居哈尔滨犹太人的后裔，中国被他视为第二故乡，他的祖父至今仍长眠在哈尔滨的皇山犹太人公墓。
这些天正在北京访问的奥尔默特，在奶牛场亲手挤奶，踏访奥运场馆工地，还要求把奶牛场的白大褂作为纪念品。而在成为总理之前的2004年，他曾专程到哈尔滨拜谒祖父和其他3位亲人的墓。
有相当一部分以色列人和奥尔默特一样，因为历史的渊源，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
19世纪末和二战期间，当犹太人在欧洲被迫害、排挤、遭到纳粹屠杀时，大批犹太人在中国的哈尔滨和上海建起了他们的避风港。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虽然在中国的犹太人纷纷迁居到《圣经》中记载的“应许之地”，但中国仍在他们心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留在中国的青春岁月
今年已86岁高龄的考夫曼在哈尔滨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他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当年那座80万人口的“老式的城市”一隆隆驶过街道的马车，市立公园、跨线桥和教堂广场，对于当年与犹太人有联系的企业、糖果店和饭店，他至今还能如数家珍。
1949年离开哈尔滨到以色列定居后，考夫曼仍割合不下与中国的这份情意，1992年中以建交后，他联合曾旅居中国的数千名犹太人推动成立了以中友好协会。
曾经在上海居住多年的高丽雅也是其中的一位。这位俄罗斯后裔的犹太老太太，说中文，用中国名字，甚至还会做中国的“咕咾肉”。每次见到中国记者，总是热情地邀请去家里做客。在她特拉维夫的家中，琳琅满目地摆满中国的屏风、盆景、水墨画……
《耶路撒冷邮报》不久前刊登过一篇文章，该报正在做环球旅行的专栏作者来到上海的犹太人社区，在参观了犹太人二战期间留在上海的种种生活遗迹之后，作者回忆道：日军曾把上海的犹太人封锁在一个社区里，试图让他们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自然消失”，但墙里的这些犹太人最终活了下来，因为在他们被围困时，总是有食物从墙外“飞”进来，而至今也没人知道这些当年帮助过犹太人的中国人的名字。
据不完全统计，二战时期，上海接纳了3万多名犹太难民，使他们逃脱了纳粹屠杀的魔掌。虽然大多数中国人所认定的“犹太人对中国感恩戴德”的观点不一定准确，但说犹太人尤其是老一代犹太人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还是恰当的。
然而，以色列对中国的认同并不局限于中国在历史上对其提供的帮助。历史上思想家辈出的犹太民族，对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历史有着一种“英雄相惜”的感情。这也是为什么在各种涉及中国的场合，以色列人总免不了有“中以两国都是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伟大国度”、“犹太人和中国人有太多的相似之处”这样的评论。
本刊记者一次路遇一位以色列人，得知记者是中国人之后，他立即感叹：“你们的墙(长城)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记者于是开玩笑道：“你们的墙(隔离墙)也很有名。”对方则报以狡黠的一笑。
学习中国的“人脉”
与不少西方人类似，提起中国，以色列人往往第一个脱口而出的名字就是“李小龙”，随即开始边模仿李小龙打斗时独特的叫声、边表演电影中看来的“中国功夫”。“中国功夫”已经成了他们心目中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元素”之一。
在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街头，随处可见“武馆”的招生广告，“拳道”、“太极”等汉字夹在希伯来文中格外醒目。事实上，“太极”已经作为外来语进入了希伯来文。
一位以色列老太太曾告诉记者，她每天要花两个小时练习“太极”，因为在当地人看来．穿着宽大的练功服，跟着东方面孔的师父挥拳踢腿，是件很“酷”的事。
除了中国功夫之外，学习中文在以色列也是一件越来越“流行”的事。目前在以色列，已经有希伯来大学、特拉维夫大学和海法大学设立了东亚系，其中希伯来大学的东亚系已有38年的历史。每年都有几百名学生选择进入这几所大学的东亚系，而中文和中国研究是最重要的专业。
以色列人葛云是希伯来大学东亚系的毕业生，曾在海法大学教过中文，并在北京留学一年。她说，她小时候的愿望是学习世上所有的语言，但学了中文后，别的都不想学了，因为“中文实在太有趣了”。
现在，她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在听说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举行听证时，她甚至特意赶到北京参加，打算撰写文章向西方介绍。
她说：“我想让中国以外的读者知道中国现在的民主进程，因为很多以色列人不太了解中国的现代化程度。”
当然，在以色列，有相当一部分人学习中文是为了经商的需要。记者的一位以色列朋友阿米尔在特拉维夫开了一家有关中国事务的咨询公司。现在，他每天抽出一个小时自学中文。阿米尔打算明年到中国的大学学习MBA，虽然凭他的背景到美国读MBA很容易，但他相信，通过在中国的学习，他能掌握中国商界最重要的东西——人脉。
并不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像阿米尔那样了解中国特殊的商业文化。都说全世界的钱装在犹太人的钱袋里，但是许多以色列人在中国经商并不得志。
曾多次到过中国的以色列商人西门，对中以两国的商业文化差异感受很深。他说：“以色列人很难理解‘人脉’在中国的重要性，正像中国人难以理解以色列人做生意对事不对人一样。”
但是，中国巨大的市场让精明的犹太人难以合弃。因此，专门教授以色列人如何在中国做生意的中介公司应运而生。阿米尔、西门都在从事这个行当。
依然遥远而陌生
不过，对于相当多的以色列人来说，中国还是个遥远而陌生的国度。
本刊记者认识的一位德裔犹太人虽然对中国很感兴趣，但他对中国人婚姻的印象仍然停留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时代。
以色列的很多旅行社开办了到中国旅游的项目，而习惯于举家出游的以色列人往往会对在中国生活是否方便十分关心。一位准备带着孩子前往中国的以色列母亲就曾经询问记者：“你们那里能买到孩子的纸尿裤吗?”
同样，除了中东地区持续几十年的战争冲突和以巴之间频仍的流血事件外，以色列对于大多数普通中国人来说，似乎也不代表更多的东西。
在死海以色列一边的一个著名景点，本刊记者偶遇几名操着标准北京话的中国“游客”。一番交流之后，才得知原来这批同胞并不是游客，而是从国内到以色列来接受培训的。也难怪，当时正是以黎冲突刚刚结束，其中一名年轻女孩直言：“要不是培训谁来这儿啊，不要命了!”
中国驻以色列使馆的朋友还向记者讲述过这样的故事：使馆刚刚从机场接回的一个国内团队中，有两名小伙子一下车就几个健步冲到远处“隐蔽”起来，弄得其他人不知所措。后来才知道，这两名小伙子出国之前好好地接受了一番朋友的“安全教育”——以色列的公共汽车经常发生自杀式爆炸，而当时停车的地方正好有一辆大巴在近旁。
由于以色列有些被夸大的安全状况，目前在以色列的中国人，除中国各驻外机构、留学生以外，大部分是奔着高工资而来的中国工人。而短期“到此一游”的则多半不是为了拓展生意就是有公务在身。
但尽管如此，中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贸易额去年已经达到了35亿美元，以色列世界闻名的高科技产业、节水技术、农业技术和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也都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远道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