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阪釜崎 禁止出现在地图上的“西城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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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4年3月的大阪亚洲电影节上,日本导演太田信吾的新片《脆弱》遭到政府封杀,原因是剧情涉及日本最大的贫民窟——釜崎。
  在釜崎,如果一个流浪汉拥有某种称呼,那就说明他已经算得上“贵族”,至少代表他在这里待的日子足够长,他的特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对流浪汉的各种努力救助收效甚微,这大概是因为日本社会以洁癖闻名,人们往往将“野宿者”视作“异类”,表现出排斥和反感。
  “叮铃铃”……一辆生锈的小推车,装满破旧铺盖,贴着美女广告,拖着一大串变了形的塑料瓶子,在大阪流光溢彩的都市霓虹灯下穿过。推车人衣着破烂,臭气熏天,在夜色中难辨他那黝黑的面孔,仿佛是从另一个时空穿越而来……那声音由远及近,小推车慢悠悠地在黑夜里挪动,消失在一片破败的巷弄中。
  这片巷弄和大阪最热门的观光区“新世界”仅隔几个街区,但却见不到任何游客——事实上,即使是当地人也不敢随意闯入,因为百年来,这里一直是大阪城内家喻户晓的“西城死地”。
  “西城死地”由几条窄街组合而成,其中涂鸦满布,垃圾遍地,黑帮多达60个。在摩天大楼的包围之中,这个充满危险的社区与现代都市并无明显的地理界限,但如果你是外来客,在抵达大阪的第一天便会收到当地人好心的警告:“当心,请避开西城死地!”人们很少提及它的名字,似乎不经意的呼唤就会招来噩运。
  日本最大的贫民窟
  地图上禁止出现的流浪王国
  这块大阪政府极力想除掉、人们避之不谈的“西城死地”,名唤釜崎。
  在2014年3月刚闭幕的大阪亚洲电影节上,日本导演太田信吾的新片《脆弱》遭到政府封杀,原因是剧情涉及日本最大的贫民窟——釜崎。对此,太田信吾毫不保留地表达着自己的不满:“政府把这些内容全部删掉,甚至连形容廉价旅馆和吸毒者的釜崎俚语也不得出现,完全是为了掩盖釜崎的存在!”
  很多时候,越是人们想极力掩盖的东西,往往越是引人注意。
  这片在日本地图上根本找不到的区域,聚集了数万贫民。他们以老人和青壮年男性为主,其中很多是临时工、失业者、流浪汉、诈骗犯、妓女、黑帮、欠下债务被家人抛弃的破产者,还有在战争中失去家庭或身患残疾的军人……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要追溯到20世纪初期,那时由于大阪没有采取像东京那样严厉驱赶流浪汉的措施,致使各地的流浪汉渐渐聚集釜崎,定居此处,慢慢形成了“流浪王国”。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座“流浪王国”的规模越来越大,一座从外到内都十分破旧,但却每天人头攒动的政府救济中心应运而生,成为了“釜崎王国”最为核心的“王宫”。
  清晨5点整,釜崎的一天与政府救济中心的上班时间一同开始。成百上千名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会准时来到“中心”门口排队,队伍活似一条灰黑色饥肠辘辘的大龙。排队的人一个个面无表情,一双双黑黢黢的眼睛里,充满不安的神情。
  救济中心内部很暗,尽管有许多排风扇和少数空调转动,一股腐朽的味道依然常年挥之不去,在对“异味”很敏感的日本社会,这样的情形简直是惊人的存在。
  如果侥幸在救济中心得到活干,就意味着至少眼前吃饭和住宿的问题暂时有了着落,能宽松地混些天日。然而所谓的“有活干”,其实也不过是临时工,干一天赚一天的钱,收入极不稳定。当然,还有些短期工作,比如到建筑工地、码头、仓库干些粗笨的体力劳动。
  除了救济中心提供的机会之外,釜崎社区中也不时会出现招收短期劳工的小货车,招聘广告就直接贴在挡风玻璃上,标着极为廉价的工钱,招摇过市。
  负责招工的工头,各霸一方,不少与暴力社团勾结,成为操纵失业者命运的地头蛇。有些失业者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只好求助于工头,但如果没有结实的身体,是根本不会被理睬的。身体好的一旦被看中,虽然有了活干,赚来的钱却有三分之一落入工头的腰包。在极端的不公平面前,这里发生过多次暴动,但都无法改变整体现状。
  对于年轻人或中年人来说,这种临时找活路的流浪生活,还能勉强对付一段时间,但对体弱多病或年纪大的人来说,则只能整天漫无目的地在釜崎及周边的小街小巷里闲游浪荡,或者干脆躺到公园椅子上,打着呼噜睡过几天。到了傍晚,救济中心门口又会排起长龙,流浪汉们期待领到免费食物,或者希望获得在避难所里免费过上一夜的机会。他们靠低价低质的小酒来慰藉和麻痹自己,饥肠辘辘的时候,还到垃圾箱里捡拾残羹剩饭。对于这些流浪汉来说,稍有盼头的一件事是,根据政府规定,如果有人当日没找到工作,便可到救济中心窗口排队领取贴纸,等贴纸累积到一定数量,福利部门便会给予一定的救济。
  三角公园的蓝色帐篷屋
  流浪汉中的有范儿一族
  三角公园是釜崎正中一块三角形的空地,是流浪汉们“下班”后最爱前往的去处。这里完全不像普通的日本城市公园,没有秀美的植物和池塘——这里不过是一片有围栏的土坯地,布满了不规则搭建的蓝色帐篷屋,看上去全属于临时住所。而能在这个社区黄金地段拥有一间半间平板房的人,已算得上这个“流浪王国”里的“贵族”了。
  公园一角,柱子上铁箱里面放着一台20寸的晶体管电视机,画面已模糊不清,声音无处可寻,显得又老又旧,几位老人正仰头专心地看着棒球赛,场景好像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釜崎社区这台极其稀有的老电视,无疑是流浪者们公认的价值最高的奢侈品,电视管理员被大家称为“电管”,负责每天不定时地打开电视,并在每晚11点准时关机。
  从三角公园一路向外,有不少人仰面朝天,露宿街头。釜崎社区里有个绰号叫“露天地主”的人,他家的“豪宅”虽然没顶,却也算是“五脏俱全”。他用两米多高的蓝色塑料板搭建屋子,私密性极好。一旦有空,这位热爱家装的“露天地主”会到城市各处闲逛,搜集富人家丢弃的旧物,一会儿搬回一个单人沙发,一会儿又挂起“招财猫”的门帘。虽说流浪是他默认的生活方式,但他似乎总是不甘心,常常更换墙纸,将简陋的“家”时不时地粉饰一新。   “猫组头”却完全相反,准确地说他喜欢住在“窝”里。这个爱猫如命的流浪汉,在釜崎生活的短短几年间,已经收养了9只猫,他也因此而得名。白天,“猫组头”会带着猫儿满街游行,夜晚,这9只猫就与他相互依偎,扎推取暖。如果有好奇的小孩以为那是一个猫窝,悄悄上前探寻,“猫组头”便会“噌”地一下突然站起来,吓得孩子们一溜烟逃得没了踪影。
  对于流浪汉,每日就餐的绝佳地点除了政府救济中心,就是社区周边的垃圾桶,而对于经验丰富的“食狩”,收集这样的食材往往信手拈来。他知道,这个地区最棒的垃圾桶就在超市后门口。因为日本超市每天都有当日必须售完的食物,如面包、肉类、蔬菜和水果等,如果到超市关门时还卖不完,便会定时被丢入垃圾桶,成为流浪汉们久久期盼的大餐。得益于日本严格的垃圾分类制度,“食狩”对各色废物的收集都驾轻就熟——在绿色桶内找食材,黄色桶内找饮料,蓝色桶内找纸巾,红色桶内找电池……准不会错。
  救济中心附近提供有一片宽敞的室内空间,这里由大块绿色瓷砖铺就,可容纳上百人。每块瓷砖间的缝隙划定了每个流浪者的“领土”范围。这里常住着一位“文化人”——这位老汉的“学究”绰号,源于他一边流浪,一边保持每日读书写字的习惯,在他每日盘腿而坐的垫子的四个角上,整齐地堆放着分类的日常物品:左上角为报纸堆,右上角为笔记本堆,左下角为文具区,右下角为背包、水壶和毛巾,很有讲究。有时,他还会到大阪市立中央图书馆里午睡,门口保卫见到流浪的长辈,也会谦虚地使用尊称。
  在釜崎,如果一个流浪汉拥有某种称呼,那就说明他已经算得上“贵族”了,至少代表他在这里待的日子足够长,他的特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于他们的真名和身世,哪怕被历史冲刷得无影无踪,也不会有人关心。
  釜崎生存潜规则
  “异类”人群艰难的生活现状
  自20世纪初以来,为了清除贫民区,政府将劳工聚居的廉价宾馆统统从重工业聚集的北部迁到了南部,即如今的釜崎一带。1945年,盟军对大阪实施了轰炸,釜崎在轰炸中遭受重创。在50年代的重建中,不少因二战失去家庭或无法维生的人便汇聚到了釜崎,藏身于那些私搭乱建的简易住所中,令廉价宾馆再度复兴。
  政府为解决釜崎的问题,先后出台了不少针对性的政策,并于1966年将釜崎和周边地区定名为“爱邻”,即“可爱的社区”之意。不无讽刺的是,目前社区许多的失业者对这个名字流露出强烈的反感。他们觉得“爱邻”之名承载的是一段不甚愉快的历史,任何与此有关的名头,都代表着被歧视和不自由。
  不同于东京,在大阪,若有人要得到政府救助和福利,必须提供一个有效的地址,即固定住所的地址。所以在釜崎一带,分布着很多便宜得惊人的简易房屋,被称作“宿泊所”。宿泊所房间狭窄,设备简陋,有的是双层床,有的是“榻榻米”,房钱按占地和用了几个“榻榻米”来计算。常常在6个“榻榻米”的小房间里,躺着八九个人,十分拥挤。住在宿泊所里,要每天付租金,因为住宿者流动性很大:可能某个人今天住在这里,明天他就花光了钱,只好流浪街头。对于那些实在无法找到固定住所的人们来说,他们不得不“借用”地址——据说不止一次,政府发现部分住所的登记人数高达数千,远远超过了它们实际的承载能力……为了生存,集体作假在釜崎已经成为常态。
  尽管政府和各种非政府组织竭尽全力,给予釜崎的流浪者物质上的帮助,然而这些努力收效甚微,这大概还是因为日本社会以洁癖闻名,人们往往将“野宿者”视作“异类”,表现出排斥和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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