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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子打假十几年，赢来粉丝无数。很长时间里，我和一些朋友都想当然地以为，方舟子是一个天真无邪的人，是一个不谙世故的赤子，就像《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小孩一样。这样的天性加上理工科出身，长期的象牙塔生活，以及留美生涯受西方文化熏陶，造成了后来那个“有事实洁癖”、锱铢必较、毫不妥协的打假斗士。
可是近来一系列的事，却前所未有地动摇了我对方舟子的这个印象。这勾起了我的兴趣，去仔细了解方舟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把他的一些讲述自己成长过程、阅读经历、人生观等方面的文章找来仔细阅读，果然发现，这么多年，我们对方舟子其实并不了解，方舟子内心复杂、深沉，远非上述人们所想象的那样。
方舟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我看来，他是一个风格鲜明、甚至相当激进的左翼人士。方舟子与司马南结盟，力反宗教等等鲜明特色，皆来自于他的相当激进的左翼立场，而与他的科学背景并无必然关系。
“左翼”是指这样一种思想倾向，即在政治、道德、文艺等方面强调自由、解放、革命、反传统等，在经济上强调政府干预、计划等；反之就是“右翼”。被指为“左翼”或“右翼”的人，很少全面符合上述定义，往往仅是符合其中的某一方面。
说一个人属于“左翼”或“右翼”，仅仅是贴了个笼统的标签，了解他这些思想倾向的具体表现、前因后果，更加重要。
左翼文学的母乳
鉴于方舟子典型的理工科出身，又长期以科学打假知名，所以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他是个“科学怪人”，好像与文科、文学等不沾边。其实方不断强调自己曾是福建省的高考语文状元，也经常在网上晒自己的诗文。
当我们把那些文章拿来细读，就会发现，他的文科素养确实是很不错的。他的品位、视野确实比当今很多滥竽充数的大学教授强。方舟子最喜欢的作家、经典是哪些呢？首先是鲁迅。方舟子熟读鲁迅，对鲁迅极为崇拜。大家看看方的文风、作派，确实是在模仿鲁迅，是有点鲁迅的味道的。
2004年，方舟子写过一篇文章《我的偶像》谈鲁迅，对当今“捧胡适，贬鲁迅”的风气颇为忿忿，宣称对那些借骂鲁迅抬高自己的“青年导师”，要狠狠剥下其画皮，并撂下一句狠话：“捧胡多为伪君子，骂鲁必是真小人”。
除了鲁迅，在写于1999年的《我的经典》一文中，方舟子还讲到了自己特别喜欢的两本书：《西西弗的神话》与《约翰·克利斯朵夫》。尤其后者，是他“书中的爱人”：“那是我在书的世界所发生的刻骨铭心的初恋，事实上也是唯一的一次爱情。……一个十六岁的少年从此带着‘以不断的创造征服不断的磨难’的信念，无悔地越过成年的门坎，去追求不息的扩张、更新的生命”。
这种话在如今的80后、90后看来，很矫情、肉麻。但在上世纪80年代，这可是文青们挂在嘴边的时髦句式。而这两本书，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文青、读书人中间普遍流行的。这两本书风格很相近，方舟子对之非常认同。通过这两本书，我们可以大体看清左翼方舟子的精神底色。
说到底，方舟子念念不忘的“书中的爱人”、“书中的朋友”，塑造他的思想个性的那些作品、导师，带有明显的左翼色彩，就是严肃紧张，大义凛然，要冲决、要解放、要革新、要创造，要拯救世界，拯救人类。这些东西距革命话语不远。
与右翼为敌
读方舟子的相关文章，我的感受就是他的阅读偏好、审美趣味、文学观念等都带有相当浓厚的上世纪80年代色彩、左翼励志文化色彩。
方舟子少年老成，如他自己所说：“在我上大学之前，早已把整个人生设计完毕，思想也已成熟，所以，那时候读书，已不是要找引路的导师，而是在找知心的朋友。”《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他找到的朋友，《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他“书中的爱人”，而鲁迅则是他“书中的先生”，是他的导师。他还经常听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来陶冶情操，也曾听“执着”、“深刻”、“悲壮”的崔健而“潸然泪下”。一个早熟而又执着的人，他的阅读偏好、审美趣味、文学观念等长期带有少年时代的鲜明印记，不足为奇。
以方舟子严肃认真的审美趣味，他自然反感王朔，他说王朔“轻松”、“油滑”。他也反感王小波，王小波去世时他曾撰一文《人之既死，其名也盛》来讥讽王小波。他也曾指责钱钟书“玩世不恭”，不像鲁迅那样“饱含着无限的救世热情，读之只让人觉得沉重而奋发”。对他来说，唱“靡靡之音”的邓丽君也远不如“以歌为旗”的崔健那样富有吸引力。至于韩寒，他同方舟子气质之不合就不用说了。
而且，王小波、韩寒可能都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同方舟子发生过争战。这还要从鲁迅先生说起。读方舟子的文章，尤其是文化批评方面的文章，细心的读者会感觉到，他是在模仿鲁迅的文风。方先生是以鲁迅的当代传人自况的，可是如今的中国人只知道方舟子是打伪科学的，甚至觉得他是科学怪人，却并不知道他和鲁迅先生这种“薪火相传”的关系。倒是王小波、韩寒这种为方舟子所不齿的人，屡屡被媒体冠以“当代鲁迅”的称呼。
方舟子与他反对的这些人气质、趣味相当不同。事实上，气质、趣味往往决定立场。鲁迅同胡适的气质就大不相同，左联文人同胡适派文人的气质也大不相同。方舟子的立场多年来隐晦不明，让很多人迷惑。现在，我已不再迷惑。
我和一些朋友很长时间里一直很惋惜方舟子与当代中国标榜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群体交恶，也为他与司马南这样的标签性左翼人士结盟而迷惑不解。方舟子这人看不透，很矛盾啊！现在我明白，方舟子不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他是一以贯之的。方舟子与司马南，是有根本观念的一致性的，是真正的情投意合，并不是乱点鸳鸯谱。
方舟子也绝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科学书的人，不是一个安于科普领域的专业人士，他的抱负看来很大。科学打假？或许是暂时的。鲁迅先生不是也弃医从文了吗？方被一些人戏称为“教主”，其实，他确有做“教主”的潜质。
方舟子不是极力反对宗教吗？很多人以为是他的科学教育背景所致。其实不然，信不信宗教与科学知识的多少并无必然关系，不论东西方，知名科学家信教的不计其数。方舟子反对宗教，应该更主要的是基于他的激进左翼立场。
知名科学家信教的不计其数，但知名左翼人士信教的则非常罕见。左翼向来就是反宗教的。近代以来的左翼思潮与启蒙时代形成的理性的乐观主义、进步观念密切相关，打倒一切外在权威包括宗教权威，依靠人自身的力量征服世界，不断进步，建成人间天堂，是激进左翼思潮的一条思想基线。
激进左翼认为，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是人们逃避自身软弱的避难所，目前人民群众的世界观还没改造好，所以暂时允许宗教存在，等人民群众的素质提高到一定程度，就可以把他们全部铲除掉了。而像方舟子这样的人，现在就可以不要宗教了。方舟子反宗教的思路，其实还是来自中学政治课本。
2001年，方舟子去上海拜谒鲁迅墓，他写道：
“经常有人问我：看到了中国学术界这么多黑暗，我的揭露又收效甚微，感不感到绝望呢？我的回答是：我从来不抱有希望，所以也不感到绝望。想想鲁迅已如此深刻地看透了中国社会，却又在绝望中作战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那么我不抱希望的战斗却又轻松得多了。这种力量，并不仅仅来自于鲁迅的文章。如果在中国有哪个地方能称得上我的圣地的话，那就是上海的鲁迅墓。从1986年初夏到今年晚春，我去拜谒过五次，每次去时自身的处境不同，内心则一。在寂寥之中与先生相对，能最强烈地感受到什么叫薪尽火传，精神不死。2001年第四次去拜谒时，诌了一首诗，就拿来做为结尾吧：魔怪千年吞赤子，先生至死舞青锋。遗言一个无饶恕，扼腕坟前誓叩钟！”
看到这首诗，我很吃惊，这与三十多年前流行的那些革命诗抄的风格何其相似！
孙乐涛
湘潭大学讲师，学者。
可是近来一系列的事，却前所未有地动摇了我对方舟子的这个印象。这勾起了我的兴趣，去仔细了解方舟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把他的一些讲述自己成长过程、阅读经历、人生观等方面的文章找来仔细阅读，果然发现，这么多年，我们对方舟子其实并不了解，方舟子内心复杂、深沉，远非上述人们所想象的那样。
方舟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我看来，他是一个风格鲜明、甚至相当激进的左翼人士。方舟子与司马南结盟，力反宗教等等鲜明特色，皆来自于他的相当激进的左翼立场，而与他的科学背景并无必然关系。
“左翼”是指这样一种思想倾向，即在政治、道德、文艺等方面强调自由、解放、革命、反传统等，在经济上强调政府干预、计划等；反之就是“右翼”。被指为“左翼”或“右翼”的人，很少全面符合上述定义，往往仅是符合其中的某一方面。
说一个人属于“左翼”或“右翼”，仅仅是贴了个笼统的标签，了解他这些思想倾向的具体表现、前因后果，更加重要。
左翼文学的母乳
鉴于方舟子典型的理工科出身，又长期以科学打假知名，所以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他是个“科学怪人”，好像与文科、文学等不沾边。其实方不断强调自己曾是福建省的高考语文状元，也经常在网上晒自己的诗文。
当我们把那些文章拿来细读，就会发现，他的文科素养确实是很不错的。他的品位、视野确实比当今很多滥竽充数的大学教授强。方舟子最喜欢的作家、经典是哪些呢？首先是鲁迅。方舟子熟读鲁迅，对鲁迅极为崇拜。大家看看方的文风、作派，确实是在模仿鲁迅，是有点鲁迅的味道的。
2004年，方舟子写过一篇文章《我的偶像》谈鲁迅，对当今“捧胡适，贬鲁迅”的风气颇为忿忿，宣称对那些借骂鲁迅抬高自己的“青年导师”，要狠狠剥下其画皮，并撂下一句狠话：“捧胡多为伪君子，骂鲁必是真小人”。
除了鲁迅，在写于1999年的《我的经典》一文中，方舟子还讲到了自己特别喜欢的两本书：《西西弗的神话》与《约翰·克利斯朵夫》。尤其后者，是他“书中的爱人”：“那是我在书的世界所发生的刻骨铭心的初恋，事实上也是唯一的一次爱情。……一个十六岁的少年从此带着‘以不断的创造征服不断的磨难’的信念，无悔地越过成年的门坎，去追求不息的扩张、更新的生命”。
这种话在如今的80后、90后看来，很矫情、肉麻。但在上世纪80年代，这可是文青们挂在嘴边的时髦句式。而这两本书，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文青、读书人中间普遍流行的。这两本书风格很相近，方舟子对之非常认同。通过这两本书，我们可以大体看清左翼方舟子的精神底色。
说到底，方舟子念念不忘的“书中的爱人”、“书中的朋友”，塑造他的思想个性的那些作品、导师，带有明显的左翼色彩，就是严肃紧张，大义凛然，要冲决、要解放、要革新、要创造，要拯救世界，拯救人类。这些东西距革命话语不远。
与右翼为敌
读方舟子的相关文章，我的感受就是他的阅读偏好、审美趣味、文学观念等都带有相当浓厚的上世纪80年代色彩、左翼励志文化色彩。
方舟子少年老成，如他自己所说：“在我上大学之前，早已把整个人生设计完毕，思想也已成熟，所以，那时候读书，已不是要找引路的导师，而是在找知心的朋友。”《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他找到的朋友，《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他“书中的爱人”，而鲁迅则是他“书中的先生”，是他的导师。他还经常听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来陶冶情操，也曾听“执着”、“深刻”、“悲壮”的崔健而“潸然泪下”。一个早熟而又执着的人，他的阅读偏好、审美趣味、文学观念等长期带有少年时代的鲜明印记，不足为奇。
以方舟子严肃认真的审美趣味，他自然反感王朔，他说王朔“轻松”、“油滑”。他也反感王小波，王小波去世时他曾撰一文《人之既死，其名也盛》来讥讽王小波。他也曾指责钱钟书“玩世不恭”，不像鲁迅那样“饱含着无限的救世热情，读之只让人觉得沉重而奋发”。对他来说，唱“靡靡之音”的邓丽君也远不如“以歌为旗”的崔健那样富有吸引力。至于韩寒，他同方舟子气质之不合就不用说了。
而且，王小波、韩寒可能都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同方舟子发生过争战。这还要从鲁迅先生说起。读方舟子的文章，尤其是文化批评方面的文章，细心的读者会感觉到，他是在模仿鲁迅的文风。方先生是以鲁迅的当代传人自况的，可是如今的中国人只知道方舟子是打伪科学的，甚至觉得他是科学怪人，却并不知道他和鲁迅先生这种“薪火相传”的关系。倒是王小波、韩寒这种为方舟子所不齿的人，屡屡被媒体冠以“当代鲁迅”的称呼。
方舟子与他反对的这些人气质、趣味相当不同。事实上，气质、趣味往往决定立场。鲁迅同胡适的气质就大不相同，左联文人同胡适派文人的气质也大不相同。方舟子的立场多年来隐晦不明，让很多人迷惑。现在，我已不再迷惑。
我和一些朋友很长时间里一直很惋惜方舟子与当代中国标榜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群体交恶，也为他与司马南这样的标签性左翼人士结盟而迷惑不解。方舟子这人看不透，很矛盾啊！现在我明白，方舟子不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他是一以贯之的。方舟子与司马南，是有根本观念的一致性的，是真正的情投意合，并不是乱点鸳鸯谱。
方舟子也绝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科学书的人，不是一个安于科普领域的专业人士，他的抱负看来很大。科学打假？或许是暂时的。鲁迅先生不是也弃医从文了吗？方被一些人戏称为“教主”，其实，他确有做“教主”的潜质。
方舟子不是极力反对宗教吗？很多人以为是他的科学教育背景所致。其实不然，信不信宗教与科学知识的多少并无必然关系，不论东西方，知名科学家信教的不计其数。方舟子反对宗教，应该更主要的是基于他的激进左翼立场。
知名科学家信教的不计其数，但知名左翼人士信教的则非常罕见。左翼向来就是反宗教的。近代以来的左翼思潮与启蒙时代形成的理性的乐观主义、进步观念密切相关，打倒一切外在权威包括宗教权威，依靠人自身的力量征服世界，不断进步，建成人间天堂，是激进左翼思潮的一条思想基线。
激进左翼认为，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是人们逃避自身软弱的避难所，目前人民群众的世界观还没改造好，所以暂时允许宗教存在，等人民群众的素质提高到一定程度，就可以把他们全部铲除掉了。而像方舟子这样的人，现在就可以不要宗教了。方舟子反宗教的思路，其实还是来自中学政治课本。
2001年，方舟子去上海拜谒鲁迅墓，他写道：
“经常有人问我：看到了中国学术界这么多黑暗，我的揭露又收效甚微，感不感到绝望呢？我的回答是：我从来不抱有希望，所以也不感到绝望。想想鲁迅已如此深刻地看透了中国社会，却又在绝望中作战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那么我不抱希望的战斗却又轻松得多了。这种力量，并不仅仅来自于鲁迅的文章。如果在中国有哪个地方能称得上我的圣地的话，那就是上海的鲁迅墓。从1986年初夏到今年晚春，我去拜谒过五次，每次去时自身的处境不同，内心则一。在寂寥之中与先生相对，能最强烈地感受到什么叫薪尽火传，精神不死。2001年第四次去拜谒时，诌了一首诗，就拿来做为结尾吧：魔怪千年吞赤子，先生至死舞青锋。遗言一个无饶恕，扼腕坟前誓叩钟！”
看到这首诗，我很吃惊，这与三十多年前流行的那些革命诗抄的风格何其相似！
孙乐涛
湘潭大学讲师，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