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 屋
　　深秋，带儿女还乡。扫墓毕，在远房侄儿家吃饭。饭后，儿女要回自己家看看。过一条新修的路，绕两座院落，一片疏林，就到了我们自己的家。家已空，算不上家，只能说是旧居。原有的盆盆罐罐、筐筐篓篓，父亲用过的农具，母亲用过的纺车儿、枣木的织布机，都没了。黑土和草根打成的院墙，早被二十年风雨侵蚀倾圮，只看见礓石砌就的墙基，上面积了蚯蚓拱出的土粒，蜗牛爬过留下的白印。老屋犹在，门落锁，锁已锈。十三格的木窗，木质已成铁灰色，蜘蛛密密结网，织成一层纱。门口的地上，无人的足迹，有干了的绿苔，枯了的野草。
　　兒女年轻，却也感伤。他们生在城里，满周岁，次第回来跟着爷爷奶奶，待上学，才返城。在这里，有他们早已消逝的童年。那时是娃娃妞妞，如今已长大成人。他们都没说话，只默默满院察看，似要寻觅当初的遗留。好像找不到，一切都被岁月消解遮掩。他们的爷爷奶奶，已先后魂归村外的黑土地；人去了，昔日的生活也去了。家只剩下外壳，凭回忆怎能把它填满？愈是回忆，家愈虚空，旧时的景象愈是遥远。一番回忆，只引出长长的叹惋。
　　我也无言，久久在老屋前后彳亍，步履蹒跚。儿女们或许不知道我心里更苍凉。我在这里落生，胞衣就埋在院里的石榴树下——石榴树早已不存。在这里，我度过虽贫寒却快乐的童年，步入虽苦涩却亢奋的青春。这旧屋，这小院，一直是我精神的归宿。多少次在文章里，我描绘过儿时的生活，笔端流下亲切的情感，倾吐对家的思念，那思念剪不断理还乱。到如今真正回家一看，却原来，那些都是想象，都是虚幻；万千思念并没有最终的着落，像漂泊的船，缆绳已无桩可拴。失去的，永远失去了，失去的不仅仅是飘入高空的炊烟、放了豇豆的小米饭的香味、鸡和狗、母亲的纺车声、父亲饲养的牛驴，是整个儿农家生活的温馨和艰辛，还是一种文化，还是我得以安身立命做人作文的原初依据。
　　最早，我家只三间草屋，茅檐低而豁，土坯墙挡不住钻进的北风。打20世纪50年代起，父亲就准备盖瓦房，一次又一次省下钱买砖买瓦，一次又一次碰上“合作化”“公社化”“大跃进”、大饥荒，砖瓦被拉去充公。直到60年代后期，才终于建成三间苫了蓝瓦的新房（为了省钱，仍是土坯垒墙，只用青砖包了墙皮，乡下人管那叫“里生外熟”）。那过程，艰难而漫长，一如李顺大造屋。如今，瓦垄已凌乱，墙也裂了缝，檐下有明显的雨漏痕。老屋真的老了，在周围一座座钢筋水泥建成的楼房的对比中，越发显得寒碜。
　　我家的宅基地超过半亩，原有杂树大大小小百余棵，组成一片林子，枝叶扶疏，绿荫如翠盖。我小时候，曾在林中摘构桃、捋榆钱、扫树叶。儿女小时候，曾在林中捉知了、扑蝴蝶、藏猫猫。每棵树都和我们两辈人的童年有关。如今，那么多的树大都不知去向，我数数，还剩九棵，南一棵北一棵，孤零零地不成林。树下拴着别人家的牛，跑着别人家的鸡鸭。可能是羊，啃掉了榆树的皮，可能是猪，拱出了楝树的根。没了主人，树也活得不自在。那棵构树，干更加弯曲，枝大半干枯，身上被虫子蛀出窟窿，浸殷红的津液，酷似行将死去的驼背老翁。那棵桑树，已经中空，而且皲裂，木缝里长了野生的木耳，还有一坨坨蕈类植物。屋角那棵椿树，女儿在家时，只有茶杯粗，曾猴儿似的爬上爬下玩；而今，已长成水桶粗，结一树带翅膀的椿谷谷。猛看见另一棵椿树上有鸟巢，像是斑鸠的窝。忽想起我小时候树上就有斑鸠窝，不知道这斑鸠是那斑鸠的几代子孙。主人离去，鸟儿还守着故园，替我看家。忙去那树下看，见有蚂蚁排着长队沿主干蜿蜒行进。它们一定是我儿时的蚂蚁的后裔。这卑微的小生灵永远不离故土。
　　我家世代务农，自列祖列宗到我父亲母亲，辈辈都是庄稼人。从我这一代起，居然离土离乡了。虽然住进城市，我总自认为仍是乡下人，常以草民百姓的视角，看茫茫尘世间的事事物物。其实，在乡下，我没一寸可耕的田地，也无须拼尽力气土里刨食，早已不是地道的乡下人。我和土地、庄稼、农事活动已无任何联系。我和故乡的牵连，只剩下一座老屋、九棵老树，还有一颗老迈的心。进而想到，我的儿女对老家或许还会留些印象，那印象将渐渐淡去；我儿女的儿女就不可能再承认这里曾是家了。
　　有乡亲劝我重新修葺老屋，我说，不必了。有乡亲劝我索性卖掉，我说，更不成。就让它这样存在下去，衰败下去，起码可以作为家的象征，作为早已破碎的旧梦的见证，总能为我的余生留下一个想头。
　　临别，起一阵风，枝头残留的黄叶纷纷飘落，簌簌有声，像是叹息，像是叮咛，像是切切嘱咐我，这里毕竟是根，是人生旅程的起点站，即便走到天涯，也不要断了一丝记挂。
　　说给狗儿爷
　　小时候，咱俩好。论年龄，你大我三岁；论辈分，你长我两辈。你生来就瘦，小名瘦狗儿，我就叫你狗儿爷。那“爷”字，分量并不重，你也从不以爷自居，倒像个哥哥。打柴割草之余，常在一块儿玩。打柴割草也是半干半玩。玩土，玩泥，玩水，做那些乡野娃娃都会的游戏。也粘知了，罩蝈蝈，捉鱼虾。弄到这些玩物儿、吃物儿，你总是说：“娃，给你啦。”也许在这时，你才想起你是爷，应该有爷的慷慨；可那架势，又不像爷。我接着，你就笑，笑得嘴角快咧到耳根儿上。你好玩鸟，也会养鸟。上树掏只小斑鸠，笸箩儿里养着，养到会飞，它也不飞走，你到哪儿，它到哪儿，空中飞一会儿，就落你肩上，亲亲地啄你耳后那个瘊儿。我也爱玩鸟，可养几天，它就病蔫蔫的。你总拿去替我养，养几天就健康了，又蹦又叫的，再送给我。一到我手，鸟就不自在，时间一长，就死了。你就把一只养大的斑鸠送我。我只能把它关在笼里，不敢撒，一撒，就飞你家去了。池塘边，有棵黄楝树，树上，有老鸹窝。我想弄个小老鸹养，就拿竹竿戳老鸹窝，吓得老鸟哇哇乱叫。正戳，你去了：“娃，老鸹正孵蛋儿，戳下来蛋儿就碎了。小老鸹不能养，养不活。娃，老鸹是神鸟儿，吃豆虫，不能伤，伤了要害眼哩。”怕我不听，你有意显出爷的严肃。我不戳了，你才笑了，两眼笑成初二三的月牙儿。
　　狗儿爷，你是我童年最亲的朋友。
　　最难忘，村东那条河，河里那个潭。六月里，一阵猛雨过后，潭里水变浑。那么多鱼，或许呛得难受，都浮上来，把嘴凑到水面，一张一合。咱俩去潭边捉鱼，两手一捧，就能捧出一条，好得意。我看见一条大鱼，嘴一张，像能吞下一个饺子，黑色的脊梁，像有一尺长。伸手去抓它，哧溜一下，跑了，它身上太光。一会儿，又在近处拱出水面，朝我吐气泡儿，引逗我。我忙去捉。鱼扭头向潭当中游去。我身子向前一倾，脚下一滑，像有东西吸着，把我吸进潭里。眼前一片昏黄。我想喊，一张嘴，光喝水……我醒来，已躺在家里床上。却原来，你回头发现不见了我，只看见水下一绺头发，忙去拉我，硬把我拽上岸。你个子比我小，又瘦，那当儿里，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勇气，那么大的力量？爹妈感激你，夸你。你光笑，腼腆地笑，笑得口水滴到肚皮上。你说，那潭里，淹死过一个小媳妇，成了淹死鬼。淹死鬼要拉人，拉了替身，才能托生。我说：“好险，往后，我不敢去摸鱼了。”你说：“娃，你想吃鱼，我下去摸。我命硬，不怕淹死鬼……” 　　狗儿爷，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后来，我出外上学，在外工作。你一直在家，扶犁站耙，春种秋收，一天挣十个工分。我们很少见面。我常常忘了你，没给你捎回过一句问候话。你老是记住我，每逢家乡来人，总说：“狗儿爷念叨你呢。”
　　你一直没结婚。不是不想结婚，而是没钱说媳妇。你苦干一年，只能吃半年馍，连买盐、买煤油，还得靠刨茅根担街上换钱。
　　那年，你进城找我，给我的孩子带两只蝈蝈，高粱篾儿编的笼儿装着。笼里还有两朵南瓜花，那是蝈蝈的食儿。你说，要是喂辣椒皮，就叫得更欢。又送我一只鹌鹑，已养到半大。还有一袋儿能碾小米的谷子，那是鹌鹑的食儿。你说：“这谷子够它吃半年。等等，再托人捎来；城里买不来谷子。”我对妻说：“小时候，狗儿爷对我忒好，救过我的命。”妻问是怎么回事。你忙说：“别提啦，小时候知道个啥。”说着，笑了，仍是腼腆的笑。那年，你才四十几岁，可已是一副老相，真像一位爷了，只你的笑还和当年一样。人老了，笑不老。你是找我借钱的。你说，媒婆给你介绍一个对象，年龄合适，人也不赖，可就是得花三百元钱。已经弄够二百元，剩下的，指望我添上。唉，我那时，月工资四十多元，妻三十多元，手里是没余钱。可我再向别人借，是能凑够一百元的。但是，我没去转借。向你叫了一番穷，竟忍心拒绝了你。你听后，不仅没生气，反而说：“城里住，日子也不好过，啥都得买，开门就得花钱，哪像咱乡下，掐把红薯叶就是菜……”你显出很抱歉的样子，看着我，不好意思地笑着，像不是我对不起了你，而是你对不起了我。我想留你住下，看场戏；那阵儿，老戏刚开禁，正热。你说：“城里地方窄，住下添麻烦。”执意要走，急急去车站，赶末班车。临别，交代我，鹌鹑笼要挂墙上，别放桌上；那鸟儿，怕老鼠。你去了，只带着我送你的一包值二角钱的纸烟，还有一沓儿卷烟叶吸的废纸。你当时心里想的啥，我不知道。你怀着希望找我，我却使你失望。我真该借一百元给你。我没借，我怕你归还不起。我小看了你。我辜负了你的信任，背叛了童年的友谊，愧对你的救命之恩。听到蝈蝈叫，我就想到你；想到你，心里就难受。看到笼里的鸟儿，我就想到你；想到你，心里就沉重。我欠你一笔良心债。你对我，并不怨恨，四个月后，又托人捎来一袋儿谷子。
　　后来听说，正因为少一百元钱，那婚事，终于吹了。你仍是独自一人，住村头那间山墙开门的屋。没人做饭，没人补衣。没人心疼你，日子过得凄惶。狗儿爷，是我，是你从淹死鬼手中救出的人，坏了你的婚事啊。
　　后来，再没人给你说媳妇。即使你能拿出更多的钱，再也找不来对象。一年又一年，你越发见老了。没奔头，再也没心过日子。干什么都没精神。想吃饭，不想做；想睡觉，睡不着。生活好像白开水。只有那两只鸟儿，陪你度过长长的白昼、漫漫的黑夜。你仍没忘记我，一再捎來鹌鹑，捎来谷子。捎来的是一颗真诚的心。你看重孩提时的情谊。我对你，毫无回报。你情绪不好的时候，我该回去，找你说说宽心话。我没有。你活得无味的时候，我该接你到城里来，住几天，变变环境。我没有。比起你，我太卑劣。
　　你病了，病时我不知道。你死了，死时我不知道。直到几个月后，鹌鹑吃完了那袋儿谷子，我才想起你，才向家乡的来客打听你，才得知你的死讯。病时，我没到床前慰问。葬时，我没去坟前致哀。算一算时间，你是在给我捎来了最后一袋儿谷子后不久死的。我大哭一场，眼泪也刷不掉我心上的愧疚。你那次来，曾对我说：“没女人，家不像家；有女人，家才是家。”你一直没个真正的家。你带着多大的遗憾去了。如果那次我给你一百元钱，你就会有家。有了家，就会好好生活下去，决不会早早离开人世。你死时，才五十二岁。我恨自己，恨也晚了……
　　前不久，我还乡。踏上故土，天已黄昏。没进村，径直去你墓地。坟上长满荠荠菜，开细碎的小花。坟前插的柳木棍，活了，已长成树。树上一个斑鸠窝。你是好人，死后鸟还恋着你。我有很多话，想对你说，可不知从哪儿说好，也不知如何说好。苍茫暮色里，好像看见了你。你仍带着昔日的笑。你原谅我了？哦，你是爷，爷总是宽怀大度的。狗儿爷，即使你原谅我，我也不能原谅自己。我欠你的良心债，终生也偿还不了啊。
　　从《农政全书》回到过去
　　一
　　《农政全书》，古人传下的一部科学著作。书中的知识，早已普及，早已老化，失去了实际价值。今天，除了史学家，怕没几个人再去读。我倒是从头至尾看了一遍。虽然这不是文学作品，语言也缺少文采，我却读出了滋味。品咂这种滋味，有甜美，有辛酸，有历史感，有现实感，有一种复杂的不好言说的亲切和凄怆。
　　这书，为明代上海人徐光启所编纂。徐原是儒生，一步步考中进士，一步步升为宰相，却始终心系农桑。这就比儒家的鼻祖孔夫子强多了。孔子只关心礼乐，只注意当朝执政的君王，不关心稼穑，农业生产知识几近于无。他做梦，只能梦见周公，决乎梦不见匍匐垄亩的农夫。“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看来，他老人家还有自知之明。然而，樊迟一离开，却骂道：“小人哉，樊须也！”就露出了本来面目。在乡间的土路上，背着除草工具的老农曾对孔子的弟子子路斥责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这话，并不冤枉圣人师徒。书的前几卷，辑录诸子百家有关“农本”的论述，唯独没有儒家的。国人的吃饭穿衣问题，并不在孔子的思考范围之内，虽然他“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缁衣，羔裘；素衣，麑裘”，十分讲究吃穿。儒家不管农业。千百年来以儒术治国，千百年来以农业立国，岂不别扭？并不别扭，礼乐并不关乎庶民，仁政并不惠及苍生。“农本”并不是以农民为本，而是让农民提供赋税徭役，支撑封建王朝的大厦。徐光启关注农业，也并不只为百姓，主要是为了朝廷。无农不稳，主要是万岁爷的江山不稳啊。
　　先秦诸子百家中，曾有农家。农家的著作已经失传。西汉以后，儒家定于一尊，儒学成为显学，成为做官仕进的敲门砖。沉溺于孔孟之道的知识分子多如牛毛，留意于农业科技的知识分子寥若晨星，真正的农学家几近于无。农民一直沿用祖传古法种庄稼、养牛驴。因此，农业生产就一直停滞不前，收获多寡，只听凭老天爷安排。其实，徐光启从事的工作，算不上科学研究。《农政全书》只是一部资料汇编，只是一部粗浅的科普读物而已。 　　读《农政全书》，我常常想起我百里外的老家，祖宗的埋骨地。那里仍然贫穷。我时时觉着，我的父老乡亲如今似乎仍生活在 《农政全书》的时代。
　　二
　　到底是哪位老前辈最先意识到，播种前应当翻地，使其松软，才宜于禾苗生长，史籍无载。但翻土工具的发明者却有说法，《易·系辞》说：“神农氏作，断木为耜，揉木为耒。”耜就是掘土的木橛子，耒是上端手握的横木。王祯说：“佃作之具虽多，皆以耒耜为祖。”耒耜是中国农耕史上的第一件工具，虽简陋，也是一大进步。据说，炎帝神农氏生活在公元前26世纪初叶。先民用耒耜翻土，翻了两千年，才有了犁。犁是牛拉的。先民养牛甚早，只是用于运输，服务战争。所以，武王伐纣成功以后，天下太平，偃武修文，就“放牛于桃林之野”，并不是把牛送回乡村，服务农事。用牛拉犁耕地，又是一大进步。这个伟大变革，发生在春秋时。《论语》中第一次出现“犁牛”一词，杨伯峻先生注释犁牛为耕牛。孔子的学生冉耕字伯牛，司马耕字子牛，可见当时已经实行牛耕，可能当时尚属新生事物，为赶时髦，才做名字，如后世人叫“抗美”“文革”一样。
　　老牛拉动木犁，喘着粗气，迈着沉重的步子，在华夏的原野上迟迟行进，拉着中国的农耕史缓缓向前，一路风尘，一路艰辛，从公元前五六世纪，一直拉到公元20世纪，把岁月拉得苍老，岁月塑造了赶牛扶犁的农民，使他们固定了牛的性格、犁的精神。《农政全书》中附有犁图，并一一介绍组成犁的十一个部件。我细审视，发现这犁和我父亲用过的犁一模一样，丝毫不差。写到这里，想起两幅《牛耕图》，就找出来看，一幅是陕西绥德出土的西汉墓画像石拓本，一幅是河南南阳出土的东汉墓画像石拓本，画中的犁也都如我父亲用过的犁。那两位耕地的农夫，虽面目模糊，却神情生动，前汉那位显得急迫，正挥鞭打牛，后汉那位显得沉稳，正躬身狠压犁把。从两人身上都依稀可以看出積蓄已久的悲苦艰辛。再看，隐隐觉着两位都像我的土里刨食的家乡父老。
　　牛作动力，犁作工具，一次次翻土成垡，翻了两千多年。两千多年，一仍其旧，毫无变化。
　　已经有了拖拉机，大马力的拖拉机带动成排钢铁的犁铧，犁得又深又快，确能把古老的土地犁出新生。但在我的故乡，只有少数人家有手扶拖拉机。用它耕地，拉的仍是前朝古代的犁；那情景，看似滑稽，也是进步。没人用大拖拉机。一家家侍弄一片片小块土地，用不上大物件。多数人家仍是牛耕，一个好把式，一犋壮牛，从五更，到黄昏，可犁地一亩半。看来，老祖宗驯化的牛，拉着老祖宗发明的犁，要一直拉下去了。
　　三
　　书中以四卷篇幅，记载农器百余种，除了喂牛用的拌草棍，縻驴用的枣木橛，凡农家必备之物，无一遗漏。每件器具的构成、用法，都一一详尽说明。内容早已陈旧，文字却堪玩味，读起来颇似质朴的咏物诗，古拙的小品文。
　　锄这种农具，大概自铁器时代开始，就出现在田间（我查阅几种青铜器图录，皆不见铜锄），除草松土，功莫大焉。我记起，在楚辞《卜居》一文中，屈大夫曾想到，既不见容于朝廷，就锄草茅以力耕。诗人陶潜归园田居后，曾晨起赶往南山下，收拾豆田的荒草，直到日落，才带月荷锄回村。在唐诗宋词里，也一再写到锄；得意或失意的文人，看见一把锄头，一再勾起对农民之苦的同情，对田园之乐的向往。但庄稼汉握锄锄地，却是毫无诗意的，有的只是疲累、闷热、顺头下滴的点点汗水。我父亲是锄地的好手，不惜力气，肯下功夫。他说，旱天锄地，锄头有水，涝后锄地，锄头有火。无论小麦或高粱，他总要锄四遍。他不知古书上说的镞、布、拥、复，但他的锄法绝对符合古制。锄地必须低头俯身，若直腰挺胸，锄决不能插进土里。所以，父亲早早地驼了背。驼了背的父亲，背负着沉重的生活、沉重的命运，终生没得轻松，终生都在沉重的压力下默默劳作……
　　书中附有农器图谱，般般件件，琳琅满目。细端详，像观赏画自吾乡的静物写生。那些物件，我都熟悉，用过，摸过，见过，几乎每一件都联系着远方的故土、远去的童年，每一件都引我回想，般般往事次第浮上心头。比如那把镰刀，弯弯的，好似初二三的月儿，我曾用它割草，喂那头养了十年的老驴。那天午后，村里唱戏，戏里那个小丑忒逗人，为了早早回去看戏，割得急，不小心，镰刀下一个圆圆的礓石一滚，刀刃割了手指，鲜血把勾勾秧扇形的叶片染红。疼得想哭，却没哭。那刀痕，留在左手食指上，长了五十年，至今仍清晰可见。比如那把竹筢，我曾用它搂树叶，搂成堆，弄回家当柴烧。筢齿断了三根，搂得太慢。西邻二蛋，刚买把新筢，几下子就把那么多树叶搂光了。我气得在心里骂，真想把他的筢子踹个稀巴烂。那二蛋，长我三岁，我升入初中那年，他就娶了媳妇。我的儿子没出世时，他就当了爷爷，发白齿落，满脸皱纹似桃核，确像一位爷爷。四十六岁，他就死了，死在村南古路沟里，死时铁筢还在身边，他在那儿刨茅根，为了当柴烧。村人说，他是累死的。他一辈子没坐过汽车。
　　农器中，有一件叫镵，古色古香的名字。《说文》中就有它。杜甫逃难到同谷，饥寒交迫中，曾用它挖黄独（一种根茎可食的野草）充饥，把命托给了它，同时如泣如诉地把它写进诗里。再看图，似曾相识，猛想起，我儿时的朋友柱儿家就有一把，土名叫挖镢。谁家挖树根，挖粪池，挖红薯窖，甚至挖墓坑，都去借。柱儿曾约我去东坡挖田鼠洞，不是要捉田鼠，而是想把洞里藏的黄豆挖出来炒吃。洞又深又长，还没挖到黄豆，就把余老五家的祖坟挖了个豁子。余老五正好去犁豆地，一看，气极，扇柱儿一耳巴，在我屁股上拍下五条鲜红的指头印儿。他那把镵，祖上传下的，背面镌有“罗记”二字，乃铁匠罗麻子的作品。罗家世代打铁，锻造的一直是名牌货。我小时候的罗铁匠，据说是罗麻子的六世传人。如今，那件可算文物的工具还在，可能已经磨损了许多。柱儿的儿子就用它翻土种庄稼。他家没牛，雇人犁，没钱。他有四个儿女，都傻……
　　农业，农民，农具，仿佛互有关联。
　　四
　　不只讲述生产工具，还要论说生活用具，凡庄户人家过日子离不了的物件儿，书中都一一介绍，不厌其周到，不嫌其琐碎，而且引经据典，表明古已有之。筐、篮、篓、箩、畚、囤、箪、瓮、盆、罐、碓、臼、笸箩、簸箕、扫帚、筛子、蓑衣、斗笠、水桶、扁担、石磨、石碾……一一读来，像参观一座民俗博物馆，像又回到养育我长大成人的荒村，种种都在眼前，不禁乡思绵绵，几多温馨，几多辛酸。那些器物，竹制的，木制的，草制的，石制的，陶制的，泥制的，都来于自然，常常是就地取材制成，和农村的自然经济，农民的自给自足，十分合榫；使用了千百年，千百年模样未变，用途未变，农家生活延续着悠远的平常和平淡。我故乡有一首童谣说道： 　　瓦盆瓦罐，
　　盛米盛面，
　　爹担水，妈做饭，
　　小孩没事干，
　　搬来石臼捣蒜。
　　质朴的农民，用质朴的器皿，过质朴的日子。质朴的米面做出了质朴的农家饭，农家饭一直散发着古典的味道，既醇厚，又清苦，吃了千百年，千百年滋味依旧。我故乡还有一首民歌唱道：
　　高粱一升谷一合（读ge，量器，十合为一升），
　　再兑半筐荞麦壳。
　　爷推磨，奶筛箩，
　　筛了面，熬汤喝，
　　剩下麸皮烙饼馍，
　　——孙娃饿得没法活。
　　这是令人心酸的一幕。我似乎听到了沉沉的石磨声，缓缓的筛面声，老人的叹息，孩子的哭闹。就这么一点点可吃的东西，能熬几次汤？能烙几次饼？简陋的器具，总经久耐用，粗糙的饭食，常难以为继，知足的庄稼人老是得不到起码的满足。
　　簸箕，原本寻常之物，想不到那么古老，内中还有那么多学问。
　　大概是先有簸箕，而后才为那四颗星命名。箕星属苍龙座，为二十八宿之一，好高贵的，却有一个土里吧唧的名字，可见古人对这件普通农器的重视。在我故乡，管簸箕两边被手握的部分仍叫踵儿，前边镶的宽短的薄板仍叫舌头，几千年后，古意犹在。并不是家家都有簸箕，买个簸箕得卖几升粮食呢。村头狗剩家，有一个簸箕，是他爹妈的几乎唯一的遗产，用了多年，原来洁白的柳条已成灰褐色，舌头也磨薄了。村人磨面前簸粮食，碾了米簸谷糠，都去借；鸡蹬破了盛盐的瓦罐，盐撒一地，猪拱翻了盛豆的笸箩，豆沾了土，需要簸，也去借。狗剩一家在村里的地位就高了许多，邻里见了狗剩或他媳妇，都主动笑着打招呼。狗剩会劁猪，常去外村串，挣钱不少，可娶亲八年，女人仍空怀。村人就说，劁猪伤害生灵，该绝后。一日，从外村来了魏家哥儿俩，给财主做佃户。哥儿俩都是光棍儿，住场房里，老二下地，老大做饭。老大常去狗剩家借簸箕，场房和狗剩家，只隔一条长满苦苦菜的泥沟。不多久，就和那女人混上了，没事也去借簸箕。终于，那女人生了。狗剩看儿子，越看越像魏老大，那眉眼，特别那塌塌的鼻子，简直是活脱壳。并不声张，半晌里突然从外村折回家，进屋见魏老大正躺在床上，蹿上去硬用劁猪刀割掉了他的鸡巴。魏老大一直疼死。魏老二越想越气，半夜溜进狗剩家，用切菜刀宰了狗剩。魏老二也去借簸箕，头一次去，就上了床。后来，干脆和那女人合户了。自那以后，再没人去借簸箕，怕借出麻烦 。如今，魏老大留下的塌鼻儿子仍然健在。他或许不知道当初一切。村人一直传说，成了民间故事。据说，那簸箕还在，早破朽，却没扔。一个寒碜的簸箕，竟牵扯出那么多恩怨情仇。每件普通的器物，都参与生活，也参与历史。
　　在时下的城市家庭，那些古老的器物几乎都已绝迹，偶有一只筐或篮，也做成了工艺品。在我的故乡，那些祖传的东西仍是生活必需品，少了一件都不方便。东邻大贵二贵弟兄俩，请来老舅分家，就把那些盆罐锅碗、草编的篓、竹编的筐、荆条编的篮、高粱莛编的笸箩、紫穗槐条编的撮箕，分别掂成大体相等两份；只一个麦秸和泥糊成的盛粮食的缸没法分，给了二贵，大贵就说老舅偏心。三年前，我去伏牛山采访，暮投三家村。见三家共用一个石碓、一盘石磨，共有一座石板搭成的山神庙。在三家各吃一顿饭，待我都热情，都是栗木火熬的山玉米糊汤，粗瓷大碗盛了，喝得身心俱受用。三家用的器具，除了一只竹壳热水瓶，竟都能在《农政全书》中找到。只有一件，书中未载，就是挎在背后背柴的柴架。用这东西一次能背一百斤柴，翻四道岭，过三条河，走五十里路，背到街上卖，能卖五元钱。
　　只要过苦日子，就离不了那么多古老的器具。
　　五
　　书中以好大篇幅介绍农作物栽培方法。原以为，应当首先说到小麦，却不料，把黍、稷、稻、粱、秫、稗及豆类一一介绍后，才轮到麦，说罢大麦，才说小麦。《周礼》中列九谷，小麦居其末。如今，小麦是北方大部分地区的主粮，白面是北方大部分农民的主食。在古代，却不是。“苏颂曰：小麦，秋种，冬长，春秀，夏熟，具四时之气，为五谷之贵。”既然贵，就不是普通草民所能享受的了。所以，卫八处士款待久别的朋友杜甫，饭食只是黄粱；韩愈造访寺庙，和尚供奉给他的只是疏粝，都不能以白面馍饷客。《晋书》记载，当时的富豪何曾，吃的正是白面馒头，而且蒸出的馒头上“不坼作十字不食”，只吃发酵得很暄，暄得開裂成了十字的。在很长历史时期里，小麦因为产量低，价值昂，白面就一直是奢侈品，在卑贱者的生活中不占位置。所以，庄稼里不能让它领头。
　　我父亲年年种小麦，上粪多，活儿做得周详，每亩只收一百多斤。只在麦收后，高粱登场前那一段时间，蒸白馍吃，白面里往往掺了麸皮。平时，只吃高粱面窝头。高粱面粗，涩，拉嗓子，不是很饿，很难下咽。我家是中农，贫农们连窝头也不能经常吃。不多的小麦，一部分交公粮，一部分卖钱，剩下的贮藏瓦缸里，为防老鼠偷吃，盖得十分严实。磨二升三升白面，只为了待客，为了病人，年节时，为了敬神。那时候，谁家老爷子每天早晨能喝一碗白面汤，别人都羡慕呢。白面是稀罕物，走亲戚吃了一次白面烙的饼馍卷小葱，老是久久回味不尽。留成的童养媳，偷偷抓几把白面，和一和，拍成饼，塞灶膛里烧，烧熟后正吃，留成妈看见了，边骂没出息不要脸，边扒下裤子打屁股。骂罢打罢，那花枝儿似的女子竟含羞投井自尽了。长坑岸住的八奶奶一病不起，到奄奄一息时，儿子问她想吃啥，她说，想喝白面条儿。儿子跑半个村子，才借来半瓢白面，面条儿还没擀好，老人就死了，死时大张着嘴。我奶奶在世时常说，穷人本来就是吃黑窝头的命；想吃白馍，你托生到财主家，当老太爷去。我们村那财主，两顷地，收小麦一定不少，可只有老太爷一人吃白馍，教家馆的先生吃黑白相间的花卷，其他人都吃高粱面窝头，黑面中仅有一成白面。
　　合作化后，每人每年只分七十斤小麦，白面就更稀罕了，连敬神、祭祖的馍里，也兑了玉米面。高粱也越来越少，高粱面窝头也难吃上。那年月，主要指望红薯充饥。徐光启编书时，红薯刚刚传入中国，仅在闽、广一带种植，还没传到中原。编书人绝对不会想到，三百多年后，老祖宗从未种过的一种作物竟成了中原农民的主食。红薯、红薯干、红薯面，是三顿饭的永恒内容。当时曾有民谣道 ：“红薯饭，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顿顿红薯，天天红薯，人人吐酸水，个个肚里胀。红薯救了农民的命，也坏了农民的身体。我正是吃那种饭食长大的，当时的滋味至今记忆犹新。上中学时，吃大食堂。食堂的红薯面汤常有苦味霉味，红薯面窝头倒十分周正，比墨水瓶稍大，一个个溜儿圆，黑光瓷亮，同学们呼为“黑桃A”，且坚硬似铁，又名“砸死狗”。有一阵儿，时兴“吃饭不要钱”，有同学能吃十个……如今，红薯面倒成了稀罕物，价格贵于白面；偶尔买来蒸馍，儿女都说好吃。我只能感慨，抚今追昔，恍若隔世。 　　书中說到胡麻。胡麻即芝麻，因是张骞自西域带回，故名胡麻。“榨之得油，可燃点，可煎烹。”可见，自古以来，农民种芝麻首先为了点灯，其次才是食用。在我故乡，家家都种芝麻，却不多种，够点灯就行。只财主家种十多亩，为了每天中午给老太爷和教书先生炒菜。我家芝麻换了油，主要为点灯，再是为了给牛车车轴膏油，给奶奶纺线的铁锭子膏油。我记得最清的是，奶奶夜里纺线，油灯里只点一根灯草，灯焰没苍蝇翅膀大，只铁锭子上的线穗罩在昏黄的光晕里。我总在纺车缓缓的嗡嗡声中入睡。夜半醒来，纺车声仍如一阕绵绵的单调的歌，无休无歇。一灯油能点两夜，两夜里奶奶纺四两棉线。人很少吃油。做面条儿，只把筷子插油罐蘸一蘸，再插锅里搅一搅，算放了油。炒南瓜，调萝卜丝，只要不来客，几乎不放油。
　　庄稼人吃饭，只为楦饱肚子，营养如何，味道如何，从来不讲究。真正吃饱饭，是近二十年的事。这，应当归功于分田单干，还应当归功于良种、化肥，如今，小麦每亩地收五六百斤是很容易的。
　　六
　　《农政全书》三厚册，竟有一册专说“荒政”。所谓荒政，就是如何渡过灾荒。渡荒竟有这么重的分量。一部农业史，也是一部灾荒史。或者说，一部中国通史，就是一部灾荒史。古籍中说到的最早的灾荒，是“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后世的灾荒更普遍，简直是无年不灾，无处不荒。邓拓先生在所著《中国救荒史》中统计出，自商汤十八年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3703年间，共发生水、旱、蝗、雹等灾害5258次，平均六个多月就有一次。汉代以前的记载，可靠性不够，他又统计出，自汉立国，到1936年，其间2142年，灾害总计5150次，平均四个多月就有一次。灾害造成的饥荒连年不断，翻开二十四史，几乎每一页都有“大饥”“人相食”“饿殍载道”的记述。饥荒时，皇帝和各级官员当然不会挨饿，挨饿的是民。士、农、工、商“四民”中，唯有种粮食的农民常常挨饿，不得不饿死。农民养活了国人，却不能养活自己。这是几千年的现实，也是亘古以来的不公。
　　历来的史家，总把灾害的责任归于天，岂不知人为的灾害也厉害，有时更甚于天灾。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同样导致生灵涂炭。“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唐诗中早就透漏了个中信息。
　　怎样救荒，别无良策，只能让老百姓吃野生植物而已。这册书中差不多以全部篇幅编入《救荒本草》，并有不少补充。《救荒本草》是一部特殊的书，著作者是朱元璋的第五个儿子朱橚。这个皇子，颇有古仁人之心，自己衣食无忧，却不忘百姓死活。“因念林林总总之民，不幸罹于旱涝，五谷不熟，则可以疗饥者，恐不止荑稗而已也。”他从田夫野老那里，买来可食的野菜种苗，“植于一圃，躬自阅视。俟其滋长成熟，乃召画工绘之为图，疏其花实根干皮叶可食者，汇次为书一帙”，让人按图寻觅，聊以果腹。这是一本救命的书。但我想，这厚厚的书，当时能否在闾里村巷流传，能否每家都有一部？饿到头晕眼黑时候，再拿着书去野外，对照着采挖，还能来得及？其实，哪些野菜可以下肚，先辈早已告知后人，不必等到这位皇子教导。农民的命，原本就是吃糠咽菜的命；吃糠咽菜的菜，原本就是野菜，面有菜色，原本就是只吃野菜造成的面黄肌瘦。如今，农民不再靠野菜充饥，野菜倒上了高档筵席的菜单，食客们饫甘餍肥之后，夹一箸马齿菜、扫帚苗、野茼蒿尝尝，便作滋味无穷之态，返璞归真之状。这情景，若被农民看到，不知会有啥话。
　　《救荒本草》收野生植物凡414种，有文有图。文虽简约，却很精到，图用线描，形象逼真。我读文看图，发现大部分我都见过，一部分我曾吃过。一时间，像又回到我的故乡，像又走在故乡的黑土地上，走在沟岸、坟场、荒滩、庄稼的垄苗间。一棵棵野菜野草，争相唤起我儿时的记忆，勾起我不绝如缕的思绪，依稀又尝到了岁月深处的苦味涩味。其实，我吃野菜并不多，我童年没有碰上大饥荒，只是在春天缺粮时，才剜来毛妮菜、面条菜、荠荠菜下锅。
　　四百余种野菜，最先介绍的是刺蓟菜：“出冀州，生平泽中，今处处有之。苗高尺余。茎叶俱有刺。性凉。无毒。”在我故乡，管刺蓟菜叫刺角芽，民谚说：“刺角芽的根，八尺深，犁地使死牛，锄地使死人。”野地里随处疯长，是很难根除的。我割草的时候，从不割刺角芽，一来太扎手，二来牛驴不爱吃。我奶奶说，民国十八年（1929年）大旱，庄稼旱死，野菜也都干枯，只有刺角芽，因为根深，还有绿色，只能吃刺角芽。每天都剜两大筐，煮熟当饭。她夜里纺线，把煮熟的刺角芽搦一疙瘩，揣在怀里，到半夜，饿了，也暖热了，就吃下，继续纺。那尖刺，煮熟后，仍很利，吃时扎嘴，咽下扎嗓子，进肚里，像吞了一只刺猬。正是靠刺角芽，奶奶维持着顽强的生命。那时奶奶年轻，一切苦难都能忍受。奶奶苦了一辈子，想不到晚年又遭逢一场饥荒，终于在饥荒中去世。去世前，连煮熟的刺角芽也吃不到，因为人民公社不许社员家里有锅。
　　又看见了车轮菜，图画得十分传神，好 似正在生长。它又叫车前子，我故乡的牛车路上最多。人踩车轧，牲畜践踏，它仍然活得茂盛。偎依大地，装点春色，是它生命的全部意义。它生来，不是让人当饭吃的。在《诗经》里，它的名字叫芣苢，一群妇人边采撷，边歌唱，采了满怀满抱，唱出了一首明快优美的诗篇。显然，她们采来并非为了救饥，而是相信能够多生娃娃。齐白石画过车前子，写意的笔墨，画出了剪不断的悠悠乡情。活在诗里画里的车前子，真不该在毫无诗情画意的饥馑中被吃掉。然而，书中明明写道：“采嫩苗叶焯熟，水浸去涎沫，可救饥。”灾荒时，确有大量车轮菜被吃掉。我奶奶说，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蝗灾，庄稼绝收，野草也被蝗虫咬光。人人饿得要死。烂眼二爷在坟场的一堆干草下，找到一片车轮菜，连忙剜回煮吃，不仅救了饥，还医好了眼疾。我查阅李时珍《本草纲目》，发现车前子确能治疗“毒风冲眼，赤痛障翳”。
　　《救荒本草》后面，编入《野菜谱》一卷。作者王磐因鉴于野菜繁多，形类相似，美恶不同，如果吃错，难免中毒，感于误注本草之害，甚于误注《周易》，于是，“田居朝夕，历览详询，得六十余种，取其象而图之，俾人人能识，不致误食而伤生。且因其名而为咏，庶几因是以流传”。用心可谓良苦 。图像可赏，题咏更可赏。比如地踏菜：
　　地踏菜，生雨中，
　　晴日一照郊原空。
　　庄前阿婆呼阿翁，
　　相携儿女去匆匆，
　　须臾采得青满笼，
　　还家饱食忘岁凶。
　　这诗，清新自然，有土滋味、泥气息，有画面感、动态感，寥寥几笔，画出了老两口带着儿女，踏着雨后的泥泞，迎着扑面的水气，急急去野地捡拾地踏菜，而后回家饱餐的全过程，为凄惨的凶年添几许亮色。我不禁为这家庆幸，今天总算没有挨饿。又不禁为他们担忧，明天、后天怎办？太阳一晒，地踏菜就没了，吃什么？地踏菜，我故乡叫地曲连儿，一种低等孢子植物。下雨三五日，村里村外地上，就长出黛青色的一片又一片。那东西，像木耳，很好吃，算得上味道最美的野菜。但是不能多吃，特别是久饿之后。母亲曾告诉我，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闹饥荒，村人饿死三成。想不到下了雨，三天细雨，淋出了满地地曲连儿。白胡子老三爷饿得慌，忙捡拾了两碗，清水一淘，狼吞虎咽，边吃，边感激老天爷不让他饿死。谁知，吃下就泻肚，半天就死了……
　　《农政全书》以论述农本始，以介绍野菜终。这样编排，很有意思。农本是说给皇帝和官府听的，让他们重视农业；野菜是要老百姓吃的，使他们不致饿死。农本思想落实到农民头上，就是吃糠咽菜。历史正是这样安排的。受苦最大，吃食最差，是农民的宿命。几千年里，传统的农民总在演出传统的悲剧，他们自己倒并不知道。
　　庆幸的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包产到户开始，父老乡亲再也不用发愁吃饭问题。
　　责任编辑 冯艳冰
　　特邀编辑 陆辉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