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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对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科学评价具有指导意义。本研究通过构建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与空间分析对山西省县级区域2017年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结果得出，山西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呈现组团式分布的态势，从区域核心区向外城乡融合发展水平逐次降低。通过对比发现，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与区域人均GDP、地形之间存在相互关系，笔者提出可通过交通突破地形的障碍，提升区域整体实力，实现区域高水平城乡融合发展的建议。
关键词：城乡融合;城乡关系;山西省;区域差异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DOI 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20.06.014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t is of guiding significance to evaluate the level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This paper， by constructing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evaluated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level of county-level regions in Shanxi province in 2017 by using entropy weight method and spatial analysi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level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Shanxi province presented a trend of cluster distribution， and the level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decreased gradually from the regional core area to the external area.By comparison， it was found that the level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was correlated with regional per capita GDP and topography.It is suggested that traffic can break through the obstacles of terrain， enhance the overall strength of the region， and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t a high level.
Key word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Shanxi province; regional differences
城鄉关系是自从城市产生后一直存在的问题，伴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规划、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如何正确处理城乡关系，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国外对城乡关系的研究开始较早，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研究成果也相对成熟，总体可归纳为“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和“城乡融合”三种经典理论[1]。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城乡关系发展要经历三个阶段，最终实现城乡融合[2]。我国对城乡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乡关系探讨与对城乡关系测度。对城乡关系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区域城乡关系历史演变。孔祥智[3]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城乡关系演变做了归纳。王建国和易雪琴[4]对河南省城乡关系70年的历史演变通过时间轴做了相应划分，并对未来发展趋势做出了预测。杨发萍[5]对中国城乡关系从人口、土地、产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生活形态七大基本要素所形成的六种结构性失调出发，研究了不同要素组合下的城乡关系与区域发展。对城乡关系的测度主要结合不同时间段中国国情与国家政策，从城乡一体化[6-7]、城乡协调发展[8-9]、城乡统筹[10]的视角出发，通过构建城乡关系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区域分析。研究层面多集中于全国[11-12]和经济发达地区[13]进行评价，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均处于我国中等水平的中部区域研究较少。大中尺度研究较多，微观研究较少。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14]。”在中国，对于城乡关系的理解不断加深，城乡关系的发展经历了城乡二元体制[15]、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最终走向了城乡融合发展[16]。城乡融合发展并不是要把城市与乡村形成同等作用，而是在兼顾城乡居民意愿基础上，使城市和乡村的发展形成功能互补、互相包容、基础设施完善、基础要素覆盖度广、辐射范围强的新型城乡格局。由于城市与乡村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城乡差别对待，城市成为经济、人口等聚集场所，而乡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迁移，出现一系列“乡村病”。为实现城市与乡村之间功能互补、要素流动，城乡融合发展成为未来的大势所趋。本研究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构建城乡融合评价指标体系，测算山西省城乡融合区域差异，并分析山西省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障碍，更好地促进山西省城乡融合高水平发展。 1 研究区概况
山西省地处我国中部，位于华北西部的黄土高原东翼、黄河中游东段，全省总面积15.67 km2。地貌类型复杂多样，其中山地、丘陵占80%，高原、盆地、台地等平川河谷占20%，大部分地区海拔在1 000 m以上。东西两侧为山地和丘陵隆起，中部位一列串珠式盆地沉陷，平原分布其间。截止2018年底，山西省GDP生产总量1.68万亿，在全国排名21位，处于中等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 035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 750元。
2 山西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18年《山西省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山西省第三次农业普查、山西省统计公报以及百度地图。受数据可得性限制，对于山西省2018年发生行政区划变化的大同市与长治市，仍以原行政区作为研究对象，共采用山西省119个县级行政单元2017年数据计算山西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针对极少部分的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填补。
2.2 城乡融合指标体系构建
城乡融合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前提[17]。乡村与城市在加快自身发展的同时，要做到有效沟通，要素自由流动，差距逐渐缩小。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城乡融合发展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城乡之间的联系渠道是否畅通，城乡之间各要素是否可以自由流动。城乡融合的2个主体分别是城市与乡村，城乡融合之间要素流动的主体是人，载体是空间，通过城乡之间的有效沟通工具实现要素自由流动。
本文通过构建城乡融合评价指标体系（表1），测度城乡发展与城乡联系来测度城乡融合发展综合水平。城乡发展分别测度城市发展与乡村发展，城乡联系从人口融合与空间融合2个方面来测度。乡村发展通过乡村人均用电量、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占比、人均种植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农村化肥施用量5个指标进行测度;城市发展通过固定资产投资、工业主营业收入、一般预算公共收入3个指标进行测度。城乡联系主要通过人口与空间两个方面来促进城乡要素流动与区域互补发展，故本研究通过测度人口融合与空间融合状况测度城乡之间联系水平，人口融合通过人口之间的收入、消费、就业等方面使人口在区域之间自由流动，选取人均收入比、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比、产业差距、固定电话户数、千人床位数5个指标，其中产业差距通过第一产业总产值与三产总产值之比进行计算;空间融合是与人口融合同时而进行的，通过交通联系的方便程度可以有效表示区域间城乡空间融合的优劣程度，本研究选取行政区面积、时间成本、货币成本3个指标进行测度。本文构建城乡发展、城乡联系二个一级指标，乡村发展、城市發展、人口融合、空间融合四个二级指标，17个三级指标来共同测度城乡融合情况。
2.3 空间融合测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简单使用距离的概念无法准确地体现出两地间的空间相互作用，距离已经异化为一个货币成本与时间成本相组合的概念[18]。因此本研究采用行政区面积、交通时间成本与货币成本综合测度城乡空间融合状况，因为山西省城乡之间多通过汽车进行联系，故而本文只计算汽车一种交通方式的货币成本与时间成本，通过百度地图获取最短时间表示公路通行的时间成本，通过交通距离计算城乡间公路通行的货币成本。
2.4 城乡融合评价方法
有关城乡融合评价的文献基本采用专家打分法、AHP层次分析法、熵权法等等方法对指标进行赋值。其中客观权重赋值法能够有效避免专家打分的主观性因素对评价结果的影响，本研究采用熵值法根据不同指标的变异程度对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
s为各县级行政单元最终得分，为使评价结果便于分析比较，将计算结果进行了最大值为100的数字转换。
3 山西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分析
3.1 城乡融合分解要素分析
为直观反映城乡融合分解要素空间差异，运用自然断点法将其分为四类并制成专题地图（图1）。山西省各县域城乡发展水平呈现出中部、南部高，东西低的空间格局。其中49个县域城乡发展综合得分处于平均水平之上，占41%，处于均分之下县域占59%，万柏林区、孝义市、尖草坪区为城乡发展水平排名前3位区域，而汾西县、方山县、石楼县城乡发展水平处于末位，首位与末位县域城乡发展水平综合得分相差80%，区域两级分化明显。山西省城乡联系水平普遍不高，受地形制约，中部城乡联系水平大多处于低水平，而东西两侧多处于较低水平，多数区域未能与城市之间建立良好的联系。其中盐湖区、忻府区、榆次区城乡联系水平较高，综合得分分别为26.2，24.6和23.5，大宁县、兴县和永和县城乡联系水平处于末位，综合得分分别为4.2，4.1和3.8，相差6倍。
3.2 城乡融合水平空间分异
为直观反映2017年山西省城乡融合区域差异与发展水平，运用ArcGIS自然断点法将山西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划分为4个等级（表2），并制成专题地图（图2），将研究与以往研究相对比[19]，总体来看，山西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整体偏低，并呈现出明显的组团式特征，以区域核心区为中心，城乡融合发展水平逐渐降低。
在山西，盐湖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得分最高，石楼县最低，二者相差5倍。有14个区域处于Ⅰ等级，其中大多是市辖区及距离市辖区较近的区域，例如怀仁县、永济市等。或者具有独特优势的县市，例如河津市、孝义市，这类县域在山西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最高。有 38个区域处于Ⅱ等级，占31.93%，有34个区域处于Ⅲ等级，占28.57%，这2个等级区域所占比例最高，共占60%，这部分区域城乡发展与联系均属于中等水平，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在山西省也处于中等水平。大多数县域均属于这部分区域，其中还包括少数存在某些缺陷的市辖区，例如由于区域规模过小虽然城乡联系便捷但却限制区域整体发展的大同市城区与长治市城区。这类区域城乡融合呈现出明显的集聚性，并呈现出Ⅲ等级区域Ⅱ等级区域在外围。有 33 个区域处于第Ⅳ等级，占总体的27.73%，该阶段区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在山西省处于末端，多为一些贫困地区或位于吕梁山和太行山的一些山区，例如国家级贫困县天镇县、广灵县、大宁县、兴县、壶关县等和武乡县、榆社县、静乐县、娄烦县等。该类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处于落后阶段，具体特征表现为县域整体发展落后，城乡之间沟通不畅。 3.3 空间相关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分析山西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在空间上的集聚性，对山西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值进行全局自相关分析，结果显示Moran’s Index值为0.551 288，其值大于0，Z Score为5.927 093，通过了90%置信区间双侧检验值2.58，表明山西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相似性与集聚特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高的县市相邻，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低的县市相邻。
3.4 山西省市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分析
为了便于比较各个区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差异，将各个县域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市域换算，并进行排名，见表3。
人均GDP在一定程度上综合反映了市域发展的综合水平，利用SPSS软件分析城乡融合市域发展水平与人均GDP之间相关关系，结果显示二者相关系数为0.942，通过了0.01水平上（双侧）的显著性检验。从排名也可以看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与综合实力基本相符，说明区域综合实力的发展是城乡融合高水平发展的基础，而运城由于其庞大的人口压力导致人均GDP产值过低，城乡融合水平与区域综合实力不相符。在此基础上，提高整体综合实力，是进行高水平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
4 山西省城乡融合发展建议
4.1 利用交通突破地形限制
山西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对比分析山西省地形与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二者呈现出极大的关联性，一条主轴线从北到南贯穿山西，从北部的大同盆地、忻定盆地，到中部的太原盆地，再到南部的临汾盆地，运城盆地，基本形成了山西省城乡融合的主轴线，以区域核心为中心，向外围扩散。除此之外，在山西省东南部的上党盆地及太行山脉东侧的盆地地区，也存在城乡融合发展水平高的组团区域，在山西省北部、吕梁山脉的西侧盆地地区存在部分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由此可以看出，山西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地形的限制，两大山脉，吕梁山与太行山将山西省划分为3大区域。针对这种情况，为了突破地形的限制，将区域之间有效贯通，将山西东部、中部、西部区域通过交通要道联系起来，更好地促进区域之间沟通与联系，促进区域城乡融合发展。
4.2 提升区域整体经济状况
经济整体发展水平影响着一个区域的总体状况，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区域，实现的是高水平城乡融合发展，针对部分偏远贫困山区与落后地区，要从深层次提高经济整体发展水平，激发城乡融合的内生活力。
4.3 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现有城乡关系的矛盾点集中在如何发展好乡村，在现有经济发展水平下，人们对生活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而除城市为获取规模效应与集体效应所有的经济活动、文化活动点之外，基础设施作为城乡居民都不可少的生活基础，乡村地区存在很大的基础设施缺陷。据山西省第三次农业普查公报，从2006年到2016年，山西省农村基础设施水平明显提高，但与城市之间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例如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的村占比从2006年的18.0%提高到2016年的63.9%，虽然有明显提高，但仍存在极大缺陷，山西省存在很大一部分乡村基础设施不完善，例如农村居民供气与供热，卫生厕所的修建还相当不完善，加强乡村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改善，提高乡村居民生活水平，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5 结论与讨论
县域作为区域发展的基本单元，通过对山西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测度，得出山西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整体偏低，且存在空间集聚性，呈现组团式的空间结构特征，以盆地所在的区域为核心，依次向外城乡融合发展水平逐次降低。山脉的走向、位置影响山西省区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区域整体实力提升才能够实现高水平城乡融合。
由于数据的可得性，特别是许多基础性指标未区分城乡，乡村指标不完善，研究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在区域内部，乡村也存在多种类型，由于城市间距离、与城市要素流动频繁程度等的不同，城乡融合水平也存在差异，这也是为今后更好促进城乡融合所需研究的方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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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乡融合;城乡关系;山西省;区域差异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DOI 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20.06.014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t is of guiding significance to evaluate the level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This paper， by constructing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evaluated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level of county-level regions in Shanxi province in 2017 by using entropy weight method and spatial analysi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level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Shanxi province presented a trend of cluster distribution， and the level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decreased gradually from the regional core area to the external area.By comparison， it was found that the level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was correlated with regional per capita GDP and topography.It is suggested that traffic can break through the obstacles of terrain， enhance the overall strength of the region， and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t a high level.
Key word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Shanxi province; regional differences
城鄉关系是自从城市产生后一直存在的问题，伴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规划、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如何正确处理城乡关系，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国外对城乡关系的研究开始较早，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研究成果也相对成熟，总体可归纳为“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和“城乡融合”三种经典理论[1]。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城乡关系发展要经历三个阶段，最终实现城乡融合[2]。我国对城乡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乡关系探讨与对城乡关系测度。对城乡关系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区域城乡关系历史演变。孔祥智[3]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城乡关系演变做了归纳。王建国和易雪琴[4]对河南省城乡关系70年的历史演变通过时间轴做了相应划分，并对未来发展趋势做出了预测。杨发萍[5]对中国城乡关系从人口、土地、产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生活形态七大基本要素所形成的六种结构性失调出发，研究了不同要素组合下的城乡关系与区域发展。对城乡关系的测度主要结合不同时间段中国国情与国家政策，从城乡一体化[6-7]、城乡协调发展[8-9]、城乡统筹[10]的视角出发，通过构建城乡关系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区域分析。研究层面多集中于全国[11-12]和经济发达地区[13]进行评价，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均处于我国中等水平的中部区域研究较少。大中尺度研究较多，微观研究较少。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14]。”在中国，对于城乡关系的理解不断加深，城乡关系的发展经历了城乡二元体制[15]、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最终走向了城乡融合发展[16]。城乡融合发展并不是要把城市与乡村形成同等作用，而是在兼顾城乡居民意愿基础上，使城市和乡村的发展形成功能互补、互相包容、基础设施完善、基础要素覆盖度广、辐射范围强的新型城乡格局。由于城市与乡村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城乡差别对待，城市成为经济、人口等聚集场所，而乡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迁移，出现一系列“乡村病”。为实现城市与乡村之间功能互补、要素流动，城乡融合发展成为未来的大势所趋。本研究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构建城乡融合评价指标体系，测算山西省城乡融合区域差异，并分析山西省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障碍，更好地促进山西省城乡融合高水平发展。 1 研究区概况
山西省地处我国中部，位于华北西部的黄土高原东翼、黄河中游东段，全省总面积15.67 km2。地貌类型复杂多样，其中山地、丘陵占80%，高原、盆地、台地等平川河谷占20%，大部分地区海拔在1 000 m以上。东西两侧为山地和丘陵隆起，中部位一列串珠式盆地沉陷，平原分布其间。截止2018年底，山西省GDP生产总量1.68万亿，在全国排名21位，处于中等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 035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 750元。
2 山西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18年《山西省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山西省第三次农业普查、山西省统计公报以及百度地图。受数据可得性限制，对于山西省2018年发生行政区划变化的大同市与长治市，仍以原行政区作为研究对象，共采用山西省119个县级行政单元2017年数据计算山西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针对极少部分的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填补。
2.2 城乡融合指标体系构建
城乡融合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前提[17]。乡村与城市在加快自身发展的同时，要做到有效沟通，要素自由流动，差距逐渐缩小。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城乡融合发展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城乡之间的联系渠道是否畅通，城乡之间各要素是否可以自由流动。城乡融合的2个主体分别是城市与乡村，城乡融合之间要素流动的主体是人，载体是空间，通过城乡之间的有效沟通工具实现要素自由流动。
本文通过构建城乡融合评价指标体系（表1），测度城乡发展与城乡联系来测度城乡融合发展综合水平。城乡发展分别测度城市发展与乡村发展，城乡联系从人口融合与空间融合2个方面来测度。乡村发展通过乡村人均用电量、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占比、人均种植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农村化肥施用量5个指标进行测度;城市发展通过固定资产投资、工业主营业收入、一般预算公共收入3个指标进行测度。城乡联系主要通过人口与空间两个方面来促进城乡要素流动与区域互补发展，故本研究通过测度人口融合与空间融合状况测度城乡之间联系水平，人口融合通过人口之间的收入、消费、就业等方面使人口在区域之间自由流动，选取人均收入比、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比、产业差距、固定电话户数、千人床位数5个指标，其中产业差距通过第一产业总产值与三产总产值之比进行计算;空间融合是与人口融合同时而进行的，通过交通联系的方便程度可以有效表示区域间城乡空间融合的优劣程度，本研究选取行政区面积、时间成本、货币成本3个指标进行测度。本文构建城乡发展、城乡联系二个一级指标，乡村发展、城市發展、人口融合、空间融合四个二级指标，17个三级指标来共同测度城乡融合情况。
2.3 空间融合测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简单使用距离的概念无法准确地体现出两地间的空间相互作用，距离已经异化为一个货币成本与时间成本相组合的概念[18]。因此本研究采用行政区面积、交通时间成本与货币成本综合测度城乡空间融合状况，因为山西省城乡之间多通过汽车进行联系，故而本文只计算汽车一种交通方式的货币成本与时间成本，通过百度地图获取最短时间表示公路通行的时间成本，通过交通距离计算城乡间公路通行的货币成本。
2.4 城乡融合评价方法
有关城乡融合评价的文献基本采用专家打分法、AHP层次分析法、熵权法等等方法对指标进行赋值。其中客观权重赋值法能够有效避免专家打分的主观性因素对评价结果的影响，本研究采用熵值法根据不同指标的变异程度对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
s为各县级行政单元最终得分，为使评价结果便于分析比较，将计算结果进行了最大值为100的数字转换。
3 山西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分析
3.1 城乡融合分解要素分析
为直观反映城乡融合分解要素空间差异，运用自然断点法将其分为四类并制成专题地图（图1）。山西省各县域城乡发展水平呈现出中部、南部高，东西低的空间格局。其中49个县域城乡发展综合得分处于平均水平之上，占41%，处于均分之下县域占59%，万柏林区、孝义市、尖草坪区为城乡发展水平排名前3位区域，而汾西县、方山县、石楼县城乡发展水平处于末位，首位与末位县域城乡发展水平综合得分相差80%，区域两级分化明显。山西省城乡联系水平普遍不高，受地形制约，中部城乡联系水平大多处于低水平，而东西两侧多处于较低水平，多数区域未能与城市之间建立良好的联系。其中盐湖区、忻府区、榆次区城乡联系水平较高，综合得分分别为26.2，24.6和23.5，大宁县、兴县和永和县城乡联系水平处于末位，综合得分分别为4.2，4.1和3.8，相差6倍。
3.2 城乡融合水平空间分异
为直观反映2017年山西省城乡融合区域差异与发展水平，运用ArcGIS自然断点法将山西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划分为4个等级（表2），并制成专题地图（图2），将研究与以往研究相对比[19]，总体来看，山西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整体偏低，并呈现出明显的组团式特征，以区域核心区为中心，城乡融合发展水平逐渐降低。
在山西，盐湖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得分最高，石楼县最低，二者相差5倍。有14个区域处于Ⅰ等级，其中大多是市辖区及距离市辖区较近的区域，例如怀仁县、永济市等。或者具有独特优势的县市，例如河津市、孝义市，这类县域在山西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最高。有 38个区域处于Ⅱ等级，占31.93%，有34个区域处于Ⅲ等级，占28.57%，这2个等级区域所占比例最高，共占60%，这部分区域城乡发展与联系均属于中等水平，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在山西省也处于中等水平。大多数县域均属于这部分区域，其中还包括少数存在某些缺陷的市辖区，例如由于区域规模过小虽然城乡联系便捷但却限制区域整体发展的大同市城区与长治市城区。这类区域城乡融合呈现出明显的集聚性，并呈现出Ⅲ等级区域Ⅱ等级区域在外围。有 33 个区域处于第Ⅳ等级，占总体的27.73%，该阶段区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在山西省处于末端，多为一些贫困地区或位于吕梁山和太行山的一些山区，例如国家级贫困县天镇县、广灵县、大宁县、兴县、壶关县等和武乡县、榆社县、静乐县、娄烦县等。该类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处于落后阶段，具体特征表现为县域整体发展落后，城乡之间沟通不畅。 3.3 空间相关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分析山西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在空间上的集聚性，对山西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值进行全局自相关分析，结果显示Moran’s Index值为0.551 288，其值大于0，Z Score为5.927 093，通过了90%置信区间双侧检验值2.58，表明山西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相似性与集聚特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高的县市相邻，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低的县市相邻。
3.4 山西省市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分析
为了便于比较各个区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差异，将各个县域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市域换算，并进行排名，见表3。
人均GDP在一定程度上综合反映了市域发展的综合水平，利用SPSS软件分析城乡融合市域发展水平与人均GDP之间相关关系，结果显示二者相关系数为0.942，通过了0.01水平上（双侧）的显著性检验。从排名也可以看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与综合实力基本相符，说明区域综合实力的发展是城乡融合高水平发展的基础，而运城由于其庞大的人口压力导致人均GDP产值过低，城乡融合水平与区域综合实力不相符。在此基础上，提高整体综合实力，是进行高水平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
4 山西省城乡融合发展建议
4.1 利用交通突破地形限制
山西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对比分析山西省地形与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二者呈现出极大的关联性，一条主轴线从北到南贯穿山西，从北部的大同盆地、忻定盆地，到中部的太原盆地，再到南部的临汾盆地，运城盆地，基本形成了山西省城乡融合的主轴线，以区域核心为中心，向外围扩散。除此之外，在山西省东南部的上党盆地及太行山脉东侧的盆地地区，也存在城乡融合发展水平高的组团区域，在山西省北部、吕梁山脉的西侧盆地地区存在部分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由此可以看出，山西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地形的限制，两大山脉，吕梁山与太行山将山西省划分为3大区域。针对这种情况，为了突破地形的限制，将区域之间有效贯通，将山西东部、中部、西部区域通过交通要道联系起来，更好地促进区域之间沟通与联系，促进区域城乡融合发展。
4.2 提升区域整体经济状况
经济整体发展水平影响着一个区域的总体状况，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区域，实现的是高水平城乡融合发展，针对部分偏远贫困山区与落后地区，要从深层次提高经济整体发展水平，激发城乡融合的内生活力。
4.3 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现有城乡关系的矛盾点集中在如何发展好乡村，在现有经济发展水平下，人们对生活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而除城市为获取规模效应与集体效应所有的经济活动、文化活动点之外，基础设施作为城乡居民都不可少的生活基础，乡村地区存在很大的基础设施缺陷。据山西省第三次农业普查公报，从2006年到2016年，山西省农村基础设施水平明显提高，但与城市之间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例如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的村占比从2006年的18.0%提高到2016年的63.9%，虽然有明显提高，但仍存在极大缺陷，山西省存在很大一部分乡村基础设施不完善，例如农村居民供气与供热，卫生厕所的修建还相当不完善，加强乡村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改善，提高乡村居民生活水平，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5 结论与讨论
县域作为区域发展的基本单元，通过对山西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测度，得出山西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整体偏低，且存在空间集聚性，呈现组团式的空间结构特征，以盆地所在的区域为核心，依次向外城乡融合发展水平逐次降低。山脉的走向、位置影响山西省区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区域整体实力提升才能够实现高水平城乡融合。
由于数据的可得性，特别是许多基础性指标未区分城乡，乡村指标不完善，研究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在区域内部，乡村也存在多种类型，由于城市间距离、与城市要素流动频繁程度等的不同，城乡融合水平也存在差异，这也是为今后更好促进城乡融合所需研究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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