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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一生辗转幕府，据说他在桂幕期间，曾短期代理昭州郡守。因此，李商隐在昭州的意义，不同寻常。
元好问诗云：“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意思是说，李商隐的诗优美动人，缠绵悱恻，喜欢的人不少，然而，由于其诗隐晦迷离，难以索解，或谓无人真正能够读懂。我们组织的这四篇文章，或精于文论解读，或长于文献索隐，或专于史料钩沉，希望能够为大家读懂李商隐而提供不无裨益的启迪。
——王志清（文学教授、唐诗学者、王维专家）
唐会昌六年（846）三月，武
宗薨，其叔李忱（即光王李怡，改名忱）即位，随即一反会昌之政，牛李党争出现大翻盘。次年改元，是为宣宗大中元年（847），李德裕及其党人被进一步贬逐。原在朝任给事中的郑亚因与李德裕关系密切，出为桂州刺史、桂管防御观察使。李商隐本与李党瓜葛不深，倒是牛党令狐楚为其骈体章奏之师，楚次子綯为其学友，然而此时李商隐却毅然应失势离朝的郑亚之聘，入其幕为掌书记，随其同赴桂州（今广西桂林）。这在人生路上，未必是个明智选择，但却表现出一种政治上的正义感——与趋炎附势相反，以行动对政争失败者表示同情。
到桂不久，桂管所辖之昭州平乐郡（今广西平乐）发生刺史擅离职守的事故。郑亚命商隐前去处理并暂留昭州署理郡务。据李商隐诗，大中初他曾负府主之命赴昭州公干，而冯浩以为是暂摄郡守，因其时昭州并无太守，故商隐暂负一郡公务也是可能的，只是为时很短而已。
这是商隐及第入仕以来第一次受命主持一郡之政，之前他曾任过秘书省校书郎和弘农县尉，时间都非常短。这一次，却是一個州，代理刺史或铨选官员。如果给他足够的时间，比如几年，他是否会做出一些政绩？这是一个未知数。
可惜，因为郑亚很快又遭贬，作为幕僚的李商隐只能随之去职并离开桂州，在昭州前后不过一二个月时间。李商隐是否具有治理郡政的才能，就此失去考核验证的机会。如今，只在他的诗集中留有三首与昭州有关的作品，使我们稍可了解、想象他当年在昭州的情景、见闻和心绪。
这三首诗是《昭郡》和《异俗二首》，诗体都是五律。诗如下：
桂水春犹早，昭川日正西。
虎当官路斗，猿上驿楼啼。
绳烂金沙井，松干乳洞梯。
乡音殊可骇，仍有醉如泥。
《昭郡》
鬼疟朝朝避，春寒夜夜添。
未惊雷破柱，不报水齐檐。
虎箭侵肤毒，鱼钩刺骨铦。
鸟言成谍诉，多是恨彤幨。
户尽悬秦网，家多事越巫。
未曾容獭祭，只是纵猪都。
点对连鳌饵，搜求缚虎符。
贾生兼事鬼，不信有洪炉。
（《异俗二首》，题下自注：时从事岭南，偶客昭州）
《昭郡》写的是商隐的旅程和初到此地的观感闻见，主要是自然风光，给他最强烈印象的，是地方的荒凉，这里似乎是野生动物的天堂。人文方面，突出了方言难懂，和接触到一些白日烂醉如泥的人——想来不大可能是生活贫困的百姓，而应以衙门中因主官离职而无所事事的吏员可能性较大。
《异俗二首》的纪实性更强。由《异俗二首》等诗可知，当时昭州还相当蛮荒，自然山水固然美丽，但生产开发显然不够。加上气候多变，灾害频仍，“雷破柱”“水齐檐”之类灾变恐怕是常见的事；而且野兽出没，虎豹巨兽竟敢据官路而斗殴，大胆的猿猴则更喜攀上驿楼嬉戏；疟疾流传，缺医少药，不懂病理，全靠巫术淫祀求神拜鬼以祈求平安。更糟糕的是官吏昏聩贪暴，法网（赋税徭役及各种惩戒性的规定）严酷，以致此地整体文化落后，民不聊生。初到的李商隐听当地方言虽然如听鸟语，却也基本了解到，百姓们多数是在控诉前任刺史。
前人读此诗，看到诗中描写的蛮荒景象，体察商隐的切身感受，各自以个人的心识度量商隐的心态意向，考虑到商隐临时受委来到昭州，时间很短便又离去，商隐自己也说是“偶客昭州”，既是“偶客”当然就不会有什么久远打算，不会采取什么大的长期的治理举措。因此，此诗只是平淡纪实而已，虽“骨法俱老”而“不为佳作”，至多对前任刺史和当地儒士略有讽刺而已。倒是近代史家张采田在《玉溪生年谱会笺》中指出《异俗二首》是“叹异俗难治，是刺史语”，从诗里敏感到李商隐似动了一点认真治理昭州的念头，诗所说的是合乎刺史身份而不仅仅是客居者的旁观话。
我在读此诗时，也感到诗中除了描写当时当地实际景况外，还有浓重的比兴成分，表达了一度曾在李商隐心中燃起的政治热情。
如果说“虎当官路斗，猿上驿楼啼”和“虎箭侵肤毒，鱼钩刺骨铦”是情景和器物的实写，那么与之相关而又相类的“点对连鳌饵，搜求缚虎符”，似乎含义就要复杂些了。加上首句“户尽悬秦网”的“秦网”，就会令人产生更多联想——可以形容渔网的词很多，可以与“越巫”为对的词，也不少，何以要用“秦网”？“秦网”有没有暗含一点感情倾向？《晋书·殷仲堪传》：“秦网虽虐，游之而不惧。”元刘因《四皓》诗：“计脱暴秦网，义动英主颜。”“秦网”实际上总是与“暴”“虐”联系在一起，给人以残暴凶虐之感。“户尽悬秦网”便很自然地有了喻指昭州百姓家家户户被笼罩于严酷的统治压迫之下的含义。诗人采取这种修辞方式，其效果是可以预期的。前篇以“鸟言成谍诉，多是恨彤幨”作结，下一篇即以“户尽悬秦网”开首，将可恶可恨的官吏与严苛沉重的赋税徭役刑法制度，紧紧联系在一起，难道真会是无意之举吗？
接下去两句：“未曾容獭祭，只是纵猪都”，所指说的又究竟是谁？究竟是什么事儿？窃以为，“未曾容”“只是纵”的主词是一个，还是与旧日的“彤幨”有关。二句所用也还是比兴手法。而所指说的事儿，则是上下句对举，一面是欺压百姓，不许他们正常生产生活，另一面则是放纵地方恶势力，听任他们随意残害百姓。《礼记·月令》：“（孟春之月）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王制》：“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獭祭”在诗中实喻指民人生产生活之事，而这种日常之事却为官吏政府所不“容”，而且是从来“未曾容”。可想而知，昭州老百姓的日子是多么难过。“猪都”者何？乃极凶残可怕的巨兽或鬼怪。“彤幨”对百姓日常生产生活是“未曾容”，而对另一些人，如猪都般的恶霸土豪却“只是纵”。一放纵，一不容，态度何等鲜明，何等截然对立，加上“秦网”的威压，昭州百姓还能有生路吗？李商隐如此从实道来，我们不能不作这样的理解。 前四句看似平平道来，作者的感情倾向其实已很明显。比兴讽喻是古诗的常用手法，李商隐对此深有领悟，运用娴熟。这几句诗抓住了昭州官吏的要害，突出了百姓苦难的根源，但不是直说，而是做了高度凝练而形象的艺术概括，其意义若不从比兴角度理解而仅视为实写，把诗歌的比兴误认为赋体，那么诗意就成了原地踏步，是否有点委屈了诗人的良苦用心呢？
如果我的解说可以考虑，如果相信诗人李商隐做诗不至于那么低能地原地踏步，那么，此诗的后半，就更值得重视了。
“点对连鳌饵，搜求缚虎符”，表面的意思不难理解，好像还是在写昭州百姓的生产生活，无非是钓鳌捕鱼，或者是猎虎擒豹。这层意思在前首“虎箭侵肤毒，鱼钩刺骨铦”中已有所透露。李商隐写诗，竟会在诗意上如此叠床架屋、同义反复吗？
但若是从比兴角度，则可将钓鳌猎虎比喻为向强大的恶势力宣战，其主词也从旧日“彤幨”转换为今日或今后的执政者。后四句便成了诗人心志的宣泄坦陈。其实从“连鳌”的出典来看，正有此一解。《列子·汤问》：
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为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汉之流，莫不注之，而无增无减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而五山之根，无所连着，常随潮波上下往还，不得暂峙焉。仙圣毒之，诉之于帝。帝恐流于西极，失群仙圣之居，乃命禺强使巨鳌十五举首而戴之，迭为三番，六万岁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动。而龙伯之国有大人，举足不盈数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钓而连六鳌，合负而趣归其国，灼其骨以数焉。于是岱舆、员峤二山流于北极，沉于大海，仙圣之播迁者巨亿计。
这大概就是钓鳌、连鳌的出典。
“点对”和“搜求”都是主动而有力的行为。“点对”有整饬查清以备用之义，其重心在“点”字上。商隐诗中用例甚多，如“黄昏封印点刑徒”（《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山东今岁点行频”（《灞岸》）、“少壮尽点行”（《行次西郊作一百韵》）、“点窜尧典舜典字”（《韩碑》），都是以“点”为主的复合词例。“搜求”古今义近同，其主动和积极进取意味比“点对”更强。“连鳌”，是一钓数鳌之义，“连”者，谓连获、兼得也，在古诗文中，有“连鸟”“连驾鹅”“连双兔”“连五豝”等例。鳌是海中大龟，常比喻顽嚚强固的对象或巍峨壮观的大目标。故钓鳌、连鳌具有制服强固顽嚚的对象和实现壮观巍峨目标的双重涵义，可用于比喻伟大的志向，二者的内在联系则在于：若想实现伟大的理想，就必须克服巨大的困难，也就必须拥有克服巨大困难的勇气和能力。
宋赵令畤《侯鲭录》卷六：
李白开元中谒宰相，封一板，上题曰：“海上钓鳌客李白”。宰相问曰：“先生临沧海，钓巨鳌，以何物为钩线？”白曰：“风波逸其情，乾坤纵其志。以虹霓为线，明月为钩。”又曰：“何物为饵？”白曰：“以天下无义气丈夫为饵。”宰相悚然。
这个故事就很能体现李白扫清顽恶势力为李唐谋万世太平的决心和气魄。连鳌、缚虎，喻指降伏凶残势大、不可一世的对手，在这首诗中，当是指鱼肉乡民的土豪恶霸，即被昔日“彤幨”所纵容的“猪都”们。“点对连鳌饵，搜求缚虎符”透露李商隐对昭州地方恶势力的强大有着充分的估计，这两句就是喻指要做好充分准备，布置严密计划，动手猎捕与制服鳌虎一般欺压乡民的恶势力。倘若这样解释，那么这两句诗的潜在主体，应该是谁呢？那就只能是此时或今后掌理昭州的主要地方官，即新的昭州刺史了。我们不妨把这两句看作是李商隐对昭州后任的期望，而此时他正奉命攝理刺史，应该也可以视为他的自许和心志。这样便不妨把此两句看作李商隐内心的誓言和准备采取的切实措施，诗的意义和诗人李商隐此时的形象就都与前此通常的理解有所不同了。
顺势而下，结句“贾生兼事鬼，不信有洪炉”也就有了新的解释。旧说这里的“贾生”指昭州当地的儒生文士，“（昭州）王化所不及，故巫风甚炽，文士亦多事鬼而不信天地造化也。”这两句仍是实写，流露了李商隐对昭州文士的不满。
但是，此诗批判的矛头本很集中地指向在昭州主政的“彤幨”和受其庇护的地方恶势力，怎么在诗的结尾却又把矛头指向当地的儒生文士，因而分散了注意力呢？李商隐会这样来构思吗？何况贾生在李商隐诗中从来是作为才识俱高而命舛运蹇者的代名词，而并非讽刺对象。难道这里是个例外？我看不是。相反，这里的贾生更像是商隐自比或对新刺史的期待。这里还可举出些旁证。同是在桂州所写的诗，《城上》的开头说“有客虚投笔，无憀独上城”，这个“客”就是诗人自己。末句云：“贾生游刃极，作赋又论兵”，则以贾生自比，故注家程梦星指出，“结用贾生，自负之词耳。”冯浩注更指出“桂州近长沙，故屡以贾生为比”，纪昀则责之以“尖佻”，意谓李商隐自许太高，不自量力，太轻薄了。同时期所作的《自桂林奉使江陵途中感怀寄献尚书》也有“固惭非贾谊，唯恐后陈琳”之句。看来，这个时期，贾谊的形象常在李商隐脑中盘旋萦绕，无论是自信自夸，还是自谦自抑，他都喜欢以贾生作为比照拟喻的对象。《异俗二首》中的“贾生”与此相同，也是个正面形象——当初汉文帝尚且向他请教鬼神之事，故李商隐说他“兼事鬼”实乃借典说事，并无贬意。“不信有洪炉”就更显示了坚决抗恶行事的决心。
也许商隐到达昭州后，曾对现状和措置方案有所议论，流露了对前任刺史和恶势力的不满，于是有人警告他不可造次，不要去碰盘根错节的黑恶势力。而商隐心中却不以为然，乃于此诗有所表示：本人（贾生）对鬼神之事也并非不知，并且，本人不怕，既不怕鬼神，也不怕比鬼神更厉害的天地洪炉，哪怕因惩治黑恶势力得罪上苍而惹祸，被投入洪炉大受煎熬，本人也不在乎！“不信有洪炉”的“不信”，理解为不相信，可；理解为不顾、不在乎、不考虑、不管他之意，与《无题二首》之二的“风波不信菱枝弱”的“不信”略似，亦可。
《异俗二首》就是这样，从描写现实始，以表达志向终，既叙事亦言志，是赋比兴三种手法的灵活运用与巧妙结合，称得上是中国诗歌兴发感动、言志述怀的典型作品。
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样解释拔高了李商隐的精神世界，不符合李商隐的实际。
其实不然。李商隐只是没有机会长期在昭州主政，倘若让他做下去，焉知几年之后，他不会成为阳城、元结、柳宗元一流的人物？
李商隐有儒家仁政思想，有爱民的情怀，勇于任事，也敢于负责，年轻时还颇有骨气。例如开成四年（839），他担任弘农县尉小官，就曾违背上司的意旨把关押在狱中的犯人放掉或减轻了罪名，以致黄昏清点刑徒时闹出了问题。这就是史书上记载的所谓李商隐“活狱”而“忤”上司之事。商隐因此遭到官大好几级的陕虢观察使孙简的斥骂。但他根本不认错不服气，一怒之下，竟立马辞职不干，还写了一首“陶令弃官后，仰眠书屋中。谁将五斗米，拟换北窗风”的诗傲然示威。再看他于甘露之变后写《有感二首》不畏宦官的淫威，写《行次西郊一百韵》直揭猛批朝廷弊政，对百姓苦难则深表同情，都可知他是一个有良心的读书人。有良心，有抱负，又有激情，就很可能在现实的激发下，拍案而起，说出慷慨激昂的话来。其实，我们也不必把“点对连鳌饵，搜求缚虎符。贾生兼事鬼，不信有洪炉”这样的豪言壮语看得过于顶真，以致于觉得它们与李商隐其人的性格遭际不太相符，与他的《无题》诸诗风格也相去颇远。唐朝哪个富有激情的诗人，没有说过几句慷慨激昂、不知天高地厚的话？从李白杜甫到李贺杜牧，不是都有这一类话吗？李商隐也说一次，而且是在他刚到昭州尚不知自己只是个“五日京兆”时，偶发了这样一次豪语，又有何不可呢。这毕竟是写诗啊，写诗有不同的背景环境，有不同的灵感动机，李商隐也并不是只会写柔美一种风格的诗。只要诗写得好，能够充分抒发心中积愫，痛快淋漓，一浇块垒，又能多方面多层次地展示作者的心灵世界，让我们看到一个立体的人，就都值得欢迎。
（作者系上海大学终身教授，中国李商隐研究会原会长。）
元好问诗云：“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意思是说，李商隐的诗优美动人，缠绵悱恻，喜欢的人不少，然而，由于其诗隐晦迷离，难以索解，或谓无人真正能够读懂。我们组织的这四篇文章，或精于文论解读，或长于文献索隐，或专于史料钩沉，希望能够为大家读懂李商隐而提供不无裨益的启迪。
——王志清（文学教授、唐诗学者、王维专家）
唐会昌六年（846）三月，武
宗薨，其叔李忱（即光王李怡，改名忱）即位，随即一反会昌之政，牛李党争出现大翻盘。次年改元，是为宣宗大中元年（847），李德裕及其党人被进一步贬逐。原在朝任给事中的郑亚因与李德裕关系密切，出为桂州刺史、桂管防御观察使。李商隐本与李党瓜葛不深，倒是牛党令狐楚为其骈体章奏之师，楚次子綯为其学友，然而此时李商隐却毅然应失势离朝的郑亚之聘，入其幕为掌书记，随其同赴桂州（今广西桂林）。这在人生路上，未必是个明智选择，但却表现出一种政治上的正义感——与趋炎附势相反，以行动对政争失败者表示同情。
壹
到桂不久，桂管所辖之昭州平乐郡（今广西平乐）发生刺史擅离职守的事故。郑亚命商隐前去处理并暂留昭州署理郡务。据李商隐诗，大中初他曾负府主之命赴昭州公干，而冯浩以为是暂摄郡守，因其时昭州并无太守，故商隐暂负一郡公务也是可能的，只是为时很短而已。
这是商隐及第入仕以来第一次受命主持一郡之政，之前他曾任过秘书省校书郎和弘农县尉，时间都非常短。这一次，却是一個州，代理刺史或铨选官员。如果给他足够的时间，比如几年，他是否会做出一些政绩？这是一个未知数。
可惜，因为郑亚很快又遭贬，作为幕僚的李商隐只能随之去职并离开桂州，在昭州前后不过一二个月时间。李商隐是否具有治理郡政的才能，就此失去考核验证的机会。如今，只在他的诗集中留有三首与昭州有关的作品，使我们稍可了解、想象他当年在昭州的情景、见闻和心绪。
这三首诗是《昭郡》和《异俗二首》，诗体都是五律。诗如下：
桂水春犹早，昭川日正西。
虎当官路斗，猿上驿楼啼。
绳烂金沙井，松干乳洞梯。
乡音殊可骇，仍有醉如泥。
《昭郡》
鬼疟朝朝避，春寒夜夜添。
未惊雷破柱，不报水齐檐。
虎箭侵肤毒，鱼钩刺骨铦。
鸟言成谍诉，多是恨彤幨。
户尽悬秦网，家多事越巫。
未曾容獭祭，只是纵猪都。
点对连鳌饵，搜求缚虎符。
贾生兼事鬼，不信有洪炉。
（《异俗二首》，题下自注：时从事岭南，偶客昭州）
《昭郡》写的是商隐的旅程和初到此地的观感闻见，主要是自然风光，给他最强烈印象的，是地方的荒凉，这里似乎是野生动物的天堂。人文方面，突出了方言难懂，和接触到一些白日烂醉如泥的人——想来不大可能是生活贫困的百姓，而应以衙门中因主官离职而无所事事的吏员可能性较大。
《异俗二首》的纪实性更强。由《异俗二首》等诗可知，当时昭州还相当蛮荒，自然山水固然美丽，但生产开发显然不够。加上气候多变，灾害频仍，“雷破柱”“水齐檐”之类灾变恐怕是常见的事；而且野兽出没，虎豹巨兽竟敢据官路而斗殴，大胆的猿猴则更喜攀上驿楼嬉戏；疟疾流传，缺医少药，不懂病理，全靠巫术淫祀求神拜鬼以祈求平安。更糟糕的是官吏昏聩贪暴，法网（赋税徭役及各种惩戒性的规定）严酷，以致此地整体文化落后，民不聊生。初到的李商隐听当地方言虽然如听鸟语，却也基本了解到，百姓们多数是在控诉前任刺史。
贰
前人读此诗，看到诗中描写的蛮荒景象，体察商隐的切身感受，各自以个人的心识度量商隐的心态意向，考虑到商隐临时受委来到昭州，时间很短便又离去，商隐自己也说是“偶客昭州”，既是“偶客”当然就不会有什么久远打算，不会采取什么大的长期的治理举措。因此，此诗只是平淡纪实而已，虽“骨法俱老”而“不为佳作”，至多对前任刺史和当地儒士略有讽刺而已。倒是近代史家张采田在《玉溪生年谱会笺》中指出《异俗二首》是“叹异俗难治，是刺史语”，从诗里敏感到李商隐似动了一点认真治理昭州的念头，诗所说的是合乎刺史身份而不仅仅是客居者的旁观话。
我在读此诗时，也感到诗中除了描写当时当地实际景况外，还有浓重的比兴成分，表达了一度曾在李商隐心中燃起的政治热情。
如果说“虎当官路斗，猿上驿楼啼”和“虎箭侵肤毒，鱼钩刺骨铦”是情景和器物的实写，那么与之相关而又相类的“点对连鳌饵，搜求缚虎符”，似乎含义就要复杂些了。加上首句“户尽悬秦网”的“秦网”，就会令人产生更多联想——可以形容渔网的词很多，可以与“越巫”为对的词，也不少，何以要用“秦网”？“秦网”有没有暗含一点感情倾向？《晋书·殷仲堪传》：“秦网虽虐，游之而不惧。”元刘因《四皓》诗：“计脱暴秦网，义动英主颜。”“秦网”实际上总是与“暴”“虐”联系在一起，给人以残暴凶虐之感。“户尽悬秦网”便很自然地有了喻指昭州百姓家家户户被笼罩于严酷的统治压迫之下的含义。诗人采取这种修辞方式，其效果是可以预期的。前篇以“鸟言成谍诉，多是恨彤幨”作结，下一篇即以“户尽悬秦网”开首，将可恶可恨的官吏与严苛沉重的赋税徭役刑法制度，紧紧联系在一起，难道真会是无意之举吗？
接下去两句：“未曾容獭祭，只是纵猪都”，所指说的又究竟是谁？究竟是什么事儿？窃以为，“未曾容”“只是纵”的主词是一个，还是与旧日的“彤幨”有关。二句所用也还是比兴手法。而所指说的事儿，则是上下句对举，一面是欺压百姓，不许他们正常生产生活，另一面则是放纵地方恶势力，听任他们随意残害百姓。《礼记·月令》：“（孟春之月）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王制》：“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獭祭”在诗中实喻指民人生产生活之事，而这种日常之事却为官吏政府所不“容”，而且是从来“未曾容”。可想而知，昭州老百姓的日子是多么难过。“猪都”者何？乃极凶残可怕的巨兽或鬼怪。“彤幨”对百姓日常生产生活是“未曾容”，而对另一些人，如猪都般的恶霸土豪却“只是纵”。一放纵，一不容，态度何等鲜明，何等截然对立，加上“秦网”的威压，昭州百姓还能有生路吗？李商隐如此从实道来，我们不能不作这样的理解。 前四句看似平平道来，作者的感情倾向其实已很明显。比兴讽喻是古诗的常用手法，李商隐对此深有领悟，运用娴熟。这几句诗抓住了昭州官吏的要害，突出了百姓苦难的根源，但不是直说，而是做了高度凝练而形象的艺术概括，其意义若不从比兴角度理解而仅视为实写，把诗歌的比兴误认为赋体，那么诗意就成了原地踏步，是否有点委屈了诗人的良苦用心呢？
如果我的解说可以考虑，如果相信诗人李商隐做诗不至于那么低能地原地踏步，那么，此诗的后半，就更值得重视了。
“点对连鳌饵，搜求缚虎符”，表面的意思不难理解，好像还是在写昭州百姓的生产生活，无非是钓鳌捕鱼，或者是猎虎擒豹。这层意思在前首“虎箭侵肤毒，鱼钩刺骨铦”中已有所透露。李商隐写诗，竟会在诗意上如此叠床架屋、同义反复吗？
但若是从比兴角度，则可将钓鳌猎虎比喻为向强大的恶势力宣战，其主词也从旧日“彤幨”转换为今日或今后的执政者。后四句便成了诗人心志的宣泄坦陈。其实从“连鳌”的出典来看，正有此一解。《列子·汤问》：
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为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汉之流，莫不注之，而无增无减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而五山之根，无所连着，常随潮波上下往还，不得暂峙焉。仙圣毒之，诉之于帝。帝恐流于西极，失群仙圣之居，乃命禺强使巨鳌十五举首而戴之，迭为三番，六万岁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动。而龙伯之国有大人，举足不盈数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钓而连六鳌，合负而趣归其国，灼其骨以数焉。于是岱舆、员峤二山流于北极，沉于大海，仙圣之播迁者巨亿计。
这大概就是钓鳌、连鳌的出典。
“点对”和“搜求”都是主动而有力的行为。“点对”有整饬查清以备用之义，其重心在“点”字上。商隐诗中用例甚多，如“黄昏封印点刑徒”（《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山东今岁点行频”（《灞岸》）、“少壮尽点行”（《行次西郊作一百韵》）、“点窜尧典舜典字”（《韩碑》），都是以“点”为主的复合词例。“搜求”古今义近同，其主动和积极进取意味比“点对”更强。“连鳌”，是一钓数鳌之义，“连”者，谓连获、兼得也，在古诗文中，有“连鸟”“连驾鹅”“连双兔”“连五豝”等例。鳌是海中大龟，常比喻顽嚚强固的对象或巍峨壮观的大目标。故钓鳌、连鳌具有制服强固顽嚚的对象和实现壮观巍峨目标的双重涵义，可用于比喻伟大的志向，二者的内在联系则在于：若想实现伟大的理想，就必须克服巨大的困难，也就必须拥有克服巨大困难的勇气和能力。
宋赵令畤《侯鲭录》卷六：
李白开元中谒宰相，封一板，上题曰：“海上钓鳌客李白”。宰相问曰：“先生临沧海，钓巨鳌，以何物为钩线？”白曰：“风波逸其情，乾坤纵其志。以虹霓为线，明月为钩。”又曰：“何物为饵？”白曰：“以天下无义气丈夫为饵。”宰相悚然。
这个故事就很能体现李白扫清顽恶势力为李唐谋万世太平的决心和气魄。连鳌、缚虎，喻指降伏凶残势大、不可一世的对手，在这首诗中，当是指鱼肉乡民的土豪恶霸，即被昔日“彤幨”所纵容的“猪都”们。“点对连鳌饵，搜求缚虎符”透露李商隐对昭州地方恶势力的强大有着充分的估计，这两句就是喻指要做好充分准备，布置严密计划，动手猎捕与制服鳌虎一般欺压乡民的恶势力。倘若这样解释，那么这两句诗的潜在主体，应该是谁呢？那就只能是此时或今后掌理昭州的主要地方官，即新的昭州刺史了。我们不妨把这两句看作是李商隐对昭州后任的期望，而此时他正奉命攝理刺史，应该也可以视为他的自许和心志。这样便不妨把此两句看作李商隐内心的誓言和准备采取的切实措施，诗的意义和诗人李商隐此时的形象就都与前此通常的理解有所不同了。
顺势而下，结句“贾生兼事鬼，不信有洪炉”也就有了新的解释。旧说这里的“贾生”指昭州当地的儒生文士，“（昭州）王化所不及，故巫风甚炽，文士亦多事鬼而不信天地造化也。”这两句仍是实写，流露了李商隐对昭州文士的不满。
但是，此诗批判的矛头本很集中地指向在昭州主政的“彤幨”和受其庇护的地方恶势力，怎么在诗的结尾却又把矛头指向当地的儒生文士，因而分散了注意力呢？李商隐会这样来构思吗？何况贾生在李商隐诗中从来是作为才识俱高而命舛运蹇者的代名词，而并非讽刺对象。难道这里是个例外？我看不是。相反，这里的贾生更像是商隐自比或对新刺史的期待。这里还可举出些旁证。同是在桂州所写的诗，《城上》的开头说“有客虚投笔，无憀独上城”，这个“客”就是诗人自己。末句云：“贾生游刃极，作赋又论兵”，则以贾生自比，故注家程梦星指出，“结用贾生，自负之词耳。”冯浩注更指出“桂州近长沙，故屡以贾生为比”，纪昀则责之以“尖佻”，意谓李商隐自许太高，不自量力，太轻薄了。同时期所作的《自桂林奉使江陵途中感怀寄献尚书》也有“固惭非贾谊，唯恐后陈琳”之句。看来，这个时期，贾谊的形象常在李商隐脑中盘旋萦绕，无论是自信自夸，还是自谦自抑，他都喜欢以贾生作为比照拟喻的对象。《异俗二首》中的“贾生”与此相同，也是个正面形象——当初汉文帝尚且向他请教鬼神之事，故李商隐说他“兼事鬼”实乃借典说事，并无贬意。“不信有洪炉”就更显示了坚决抗恶行事的决心。
叁
也许商隐到达昭州后，曾对现状和措置方案有所议论，流露了对前任刺史和恶势力的不满，于是有人警告他不可造次，不要去碰盘根错节的黑恶势力。而商隐心中却不以为然，乃于此诗有所表示：本人（贾生）对鬼神之事也并非不知，并且，本人不怕，既不怕鬼神，也不怕比鬼神更厉害的天地洪炉，哪怕因惩治黑恶势力得罪上苍而惹祸，被投入洪炉大受煎熬，本人也不在乎！“不信有洪炉”的“不信”，理解为不相信，可；理解为不顾、不在乎、不考虑、不管他之意，与《无题二首》之二的“风波不信菱枝弱”的“不信”略似，亦可。
《异俗二首》就是这样，从描写现实始，以表达志向终，既叙事亦言志，是赋比兴三种手法的灵活运用与巧妙结合，称得上是中国诗歌兴发感动、言志述怀的典型作品。
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样解释拔高了李商隐的精神世界，不符合李商隐的实际。
其实不然。李商隐只是没有机会长期在昭州主政，倘若让他做下去，焉知几年之后，他不会成为阳城、元结、柳宗元一流的人物？
李商隐有儒家仁政思想，有爱民的情怀，勇于任事，也敢于负责，年轻时还颇有骨气。例如开成四年（839），他担任弘农县尉小官，就曾违背上司的意旨把关押在狱中的犯人放掉或减轻了罪名，以致黄昏清点刑徒时闹出了问题。这就是史书上记载的所谓李商隐“活狱”而“忤”上司之事。商隐因此遭到官大好几级的陕虢观察使孙简的斥骂。但他根本不认错不服气，一怒之下，竟立马辞职不干，还写了一首“陶令弃官后，仰眠书屋中。谁将五斗米，拟换北窗风”的诗傲然示威。再看他于甘露之变后写《有感二首》不畏宦官的淫威，写《行次西郊一百韵》直揭猛批朝廷弊政，对百姓苦难则深表同情，都可知他是一个有良心的读书人。有良心，有抱负，又有激情，就很可能在现实的激发下，拍案而起，说出慷慨激昂的话来。其实，我们也不必把“点对连鳌饵，搜求缚虎符。贾生兼事鬼，不信有洪炉”这样的豪言壮语看得过于顶真，以致于觉得它们与李商隐其人的性格遭际不太相符，与他的《无题》诸诗风格也相去颇远。唐朝哪个富有激情的诗人，没有说过几句慷慨激昂、不知天高地厚的话？从李白杜甫到李贺杜牧，不是都有这一类话吗？李商隐也说一次，而且是在他刚到昭州尚不知自己只是个“五日京兆”时，偶发了这样一次豪语，又有何不可呢。这毕竟是写诗啊，写诗有不同的背景环境，有不同的灵感动机，李商隐也并不是只会写柔美一种风格的诗。只要诗写得好，能够充分抒发心中积愫，痛快淋漓，一浇块垒，又能多方面多层次地展示作者的心灵世界，让我们看到一个立体的人，就都值得欢迎。
（作者系上海大学终身教授，中国李商隐研究会原会长。）